我们说，这个所谓宪法仅仅是用来对付我们的，完全不是用来对付官老爷的，难道说得不对吗？
　　总之，用打耳光、关禁闭和体罚（因为这正是莫莱特先生留作后备的那种“更坏的待遇”）来威胁，——这就是向代表团许诺的对待政治犯“要有礼貌”！
　　顺便指出，根据法律，拘留狱一定要同徒刑狱分开，拘留狱的囚犯所遵守的制度应当同刑事犯所遵守的制度完全不同。但是杜塞尔多夫没有专门的拘留狱，于是未决犯在被非法关进徒刑狱以后，还必须遵守为已被判决的囚犯所规定的狱规，也可以被关进禁闭室和受到体罚！为了对拉萨尔达到这个值得赞扬的目的，莫莱特先生召集了一次纪律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应当使拉萨尔先生获得这些享受。但是看来侦查员和检察官先生还能冷静地对待这一切，或者是躲到权限争议问题的后面去了！
　　拉萨尔已经向总检察官发出呼吁。我们也把事情的全部真相公诸于世，希望舆论界支持在押人的申诉。
　　此外，我们听说，对拉萨尔的单独囚禁终于取消了，他现在至少是同康塔多尔关在一个牢房里。

二

　　科伦3月3日。大家都还记得这样一个轰动一时的案件：一个不幸的少女因被控杀害婴儿而被送交陪审法庭。陪审员判她无罪。接着她又因隐瞒怀孕而被送到违警法庭。在公众的哄笑声中，高等法院关于送交法庭审判的决定只好宣布无效。
　　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正在走着它的光荣的先驱者的老路。
　　由于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2月22日的决定，拉萨尔、康塔多尔和韦耶尔斯以发表叛逆性的言论的罪名被送交陪审法庭。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但是同一个高等法院却又作出决定，再次把拉萨尔交给违警法庭进行审判，理由是他在诺伊斯的演说[205]中号召“以暴力反抗官员”（构成第二○九、二一七条所指的罪行）。
　　我们先来核对一下事实。
　　在那些构成把拉萨尔送交陪审法庭审判的理由的情节中，同样也有这篇在诺伊斯发表的演说。高等法院指出，拉萨尔在这篇演说中“号召武装反对政府当局”（构成第八十七、九十一、一○二各条所指的罪行）。
　　可见，为了同一篇演说，拉萨尔既被送交陪审法庭审判，又被送交违警法庭审判。如果陪审员把他开释，他还要受到违警法庭的审判。如果违警法庭不审判他，那他无论如何还要受到审前羁押，直到违警法庭判他无罪为止。总之，不论陪审员如何判决，拉萨尔总是得不到自由的，而普鲁士国家也就得救了。
　　我们再说一遍，为了同一篇演说，拉萨尔既被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送交陪审法庭审判，又被送交违警法庭审判。事实原来是同一个。
　　但问题不仅仅在这里。
　　如果我在演说中“号召武装反对政府当局”，难道这不就是说我在号召“以暴力反抗官员”吗？要知道，政府当局的存在正是通过它的官员、军队、行政机关、法官表现出来的。如果撇开政府当局的这个肉体，它就只不过是一个影子，一个想像，一个虚名。不以暴力反抗它的官员，就不可能推翻政府。如果我在演说中号召革命，那末我用不着再加上一句：“你们要用暴力反抗官员”。如果照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的办法去做，那末凡是因为唆使推翻政府而根据第八十七、一○二条被送交陪审法庭审判的人，以后都必须一律根据第二○九、二一七条再送交违警法庭审判。
　　难道在Code d’instruction criminelle[206]中不是已经有一条作了下面的规定吗？
　　《Toute personne acquittée légalement ne pourra plus être reprise ni accusée à raison du même délit》？
　　翻译过来意思就是：
　　但是，不论是在陪审员宣判无罪之后因同一违法行为把我送交违警法庭审判，还是从一开始就宣布陪审员的判决无效，就是说，从一开始（1）就一方面把我送交陪审法庭审判，（2）同时又因同一违法行为把我送交违警法庭审判，——不管怎样，这丝毫也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
　　我们要问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是不是过分的爱国热忱使它的司法视觉迟钝了？我们要问法院侦查员艾贝迈尔，他对拉萨尔是不是完全不怀私仇？最后，我们要问杜塞尔多夫检察机关的某位官员，他是不是说过：“宣判康塔多尔和韦耶尔斯无罪对我们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拉萨尔我们无论如何要抓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