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六卷——“科伦日报”的分工

“科伦日报”的分工PEH品论天涯网

　　科伦2月10日。上星期我们甚至未能关心一下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最近的邻居，虽然我们很愿意这样做。别的事情——谁都知道是什么事情[201]——占去了我们的全部时间。现在我们就来赶快弥补这个损失，首先看一下同我们毗邻的政论家。
　　“科伦日报”分工之协调是罕见的。在该报的后一部分，即第三版和第四版，高贵的沃尔弗斯为比利时大肆吹嘘，尽一切可能使亨利五世能重新登上祖宗的宝座并钦定一个“比利时式”的宪法。这一部分我们暂且不谈，现在来看看该报的正面，即第一版。在这一版上，我们的朋友许金占居一个地下室。在这个地下室里，他以散文和诗歌形式把自己的空谈的幻想或幻想的空谈方面的新作提供给爱好者。有趣的“政治对话”是大家都知道的，在这里，天才的作者，像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企图从德国教授的猪皮里引出一个麦菲斯托费尔，但是他只引出了瓦格纳[202]。在地下室上面的第一层楼上，杜蒙先生开设了宽敞的政治沙龙，由勃律盖曼和施万贝克（不要同魏斯勃劳特混淆起来）这两位大人物招待宾客。勃律盖曼负责哲学部分，负责在各种灾难中拯救原则，负责在一切地震中保护法制基础，负责哀歌体即辞世词和安魂曲。施万贝克负责的是吟诵部分，是高尚的抒情诗、精神的愤慨、颂歌和风暴。他的欣喜若狂的词句，达到了奥林帕斯山的最高峰，它的步伐虽然并不总是那么稳健，但节奏始终未乱。的确，“科伦日报”所富有的那种谨严的六脚韵，几乎全都出自施万贝克之手。
　　今天第一个投入我们眼帘的，正好是这个高尚的施万贝克。在一篇de dato〔标明的日期是〕科伦2月7日的论文中，他向我们描述了专制制度的惨痛后果和革命的惨痛后果。
　　伟大的施万贝克大发雷霆，他埋怨普鲁士人民不是根本没有参加选举，就是选得很糟。
　　请注意，这些经典词句的风格有多么强大的力量！每一个句子都简短而有力，每一个词都发出精神的愤慨。请你们尽可能生动地设想一下“被克服了的过去”同“遥远的、可能是不可达到的未来”之间的斗争。你们谁不会觉得，你们似乎亲眼看到“被克服了的过去”终于赶上了“可能是不可达到的未来”，它们像两个泼妇一样彼此揪住对方的头发，正是由于一方的不可达到性和另一方的被克服性，当狂风从对立的两极吹来的时候，现在愈来愈多地丧失了！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这都是些小事。如果我们可以对这些大人物加以评论，那我们就要说：勃律盖曼通常是词不达意，而施万贝克正好相反，是因词害意。
　　的确，当发现这个不仅受普鲁士国王委托而且也受“科伦日报”委托来完成建立君主立宪国家这一工作的议会，是由不是太左就是太右的人组成，因而不能实现这个崇高目的的时候，谁能不在高尚的愤慨中因词害意呢？何况这件事发生在“狂风从对立的两极吹来”以及“科伦日报”在“丧失现在”的时候！
　　人民选举的代表并不喜欢“科伦日报”认为他们“应该喜欢”的东西，这对“科伦日报”说来已经够伤心了。但是，如果人民嘲笑扮演珈桑德拉[203]的施万贝克，并且不去从“民族的伟大中心”中选举君主立宪的典范人物，而去选举那些或者已经不再是君主派的人，或者尚未成为立宪派的人，那对于人民来说就更糟了。Tu l’as voulu，Georges Dandin！〔你想要的是这个吗？乔治·唐丹！〕［注：莫里哀“乔治·唐丹”。——编者注］——当被克服了的过去同可能是不可达到的未来之间的强烈冲突使现在濒于灭亡的时候，施万贝克痛苦地这样喊道！
　　在作出这一卓越的发现以后，珈桑德拉-施万贝克就把视线转到奥地利。施万贝克的视线是经常集中在奥地利的。奥地利是他的第二故乡。在这里，他以前曾因维也纳蛊惑宣传的暴戾而感到愤慨，在这里，他现在正在消灭马扎尔人，在这里，高尚颂歌的作者终于表现了一点温情，对那些曾被战地法庭赐予铅弹和火药的人们表现了一点良心上的责备。因此，这位充满预感的先知就在他的每一篇社论中投给奥地利一瞥温柔的目光。
　　革命的后果是多么可悲，由于人民永远不听那些没有得到公认的珈桑德拉的话而造成的结局又是多么令人痛心！“最后仍然是一切如故！”固然，梅特涅的传统政府同现在的反革命军事专政有很大的区别；但梅特涅时代的好心肠的奥地利人民的变化尤其大，他们现在已经成了充满革命狂热的人民；此外，从历史上可以看出，反革命总是只会导向更彻底的、流血更多的革命。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最后仍然是一切如故”，暴政依然是暴政。
　　那些坐在酒吧间空谈政治而照施万贝克的说法却构成“德意志民族伟大中心”的庸人，那些每逢革命遭到暂时的挫折就大喊大叫“起义有什么好处，我们还不是同从前一样”的笨蛋，那些只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尖的渊博的历史专家，——所有这些人如果知道伟大的施万贝克同他们的观点完全一致，那他们定会欣喜若狂。
　　珈桑德拉对奥地利作了这番必不可少的观察以后，便把视线重新转到普鲁士来，他准备展望一下未来。他按照应有的方式权衡了反动分子和革命分子的轻重。他依次仔细地审察了君主政体及其属僚、弗兰格尔、戒严（他怀着善良的愿望希望解除戒严）和“普鲁士同盟”[204]。接着他说：
　　“德意志人民的伟大中心”，你们不配有自己的施万贝克！
　　像下面所说明的，这个“懒得不愿参加自由的政治生活”的“人民的中心”，不是别人，正是资产阶级。这是多么痛心的自供啊！但是，这种痛心很快就因为对民族伟大中心的可耻的“淡漠”所表示的自满的精神愤慨而减轻了。
　　“中心”太懒，而外围、“贱民”、“轻率的群众”又太急。“狡猾的煽动家”同“大量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结合在一起，当然不能不在施万贝克的心灵中引起忧郁的预感，何况资产阶级又受着“懒”和“淡漠”的支配！
　　珈桑德拉在作出这一新的、伟大的、将来一定会成为几章动人的变奏曲的主题的哲学发现以后，就来结束自己的文章，并且作出了如下的结论：
　　这种哀泣表现出当代珈桑德拉对这个不愿按“科伦日报”指示前进的邪恶世界的堕落所产生的极大的精神愤慨。在“被克服了的过去”、“遥远的、可能是不可达到的未来”和可疑的“现在”这些方面，施万贝克研究的结果就是：真正的、决定性的斗争不是发生在封建官僚的君主制同资产阶级之间，也不是发生在资产阶级同人民之间，而是发生在君主制同人民之间，发生在君主派同共和派之间，而资产阶级，立宪派则退出了战场。
　　我们不想花很多时间去讨论，资产阶级是不是真的处在斗争之外，它这样做是因为懒呢还是因为弱，也不想去讨论普鲁士的选举说明什么。单是“科伦日报”承认如下一点就已经够了：在现在正在进行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站在最前列，引起斗争的利益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斗争的焦点在于要君主专制政体还是要共和制。
　　现在请大家翻一翻去年11月以来的“新莱茵报”，看看我们是不是在每一号上和在每一个场合，如在维也纳反革命胜利时，在柏林反革命胜利时以及在钦定宪法颁布时，都曾经写过，看看我们是不是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这一长篇论文和在初选以前写的其他一系列论文中曾经非常详细地说明过：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怯懦决定了反革命的可能，而反革命则把资产阶级推在一旁，使封建社会的残余同现代社会的一个极端之间，君主制同共和制之间的直接斗争成为不可避免的。我们在三个月以前认为是德国整个革命进程的历史必然结果的东西，“科伦日报”却以混乱、模糊的预言形式把它重新提出来，当做江湖术士对即将于3月5日举行的选举的结果之预测。这些混乱、模糊的预言竟被当做一种发现，立即作为标上△记号的浮夸傲慢的社论推荐给善意的读者。天真的“科伦女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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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01]指1849年2月7日和8日举行的对“新莱茵报”编辑和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讯。——第310页。
　　[202]指发表在1849年2月3、4、9和10日“科伦日报”第29、30、34和35号上的列·许金的“政治对话”。瓦格纳是对话人之一，他对乌里安教授说：“你总是有点佯装摩菲斯特斐勒司。”——第310页。
　　[203]珈桑德拉是古希腊英雄史诗中的女预言家。——第312页。
　　[204]关于“普鲁士同盟”见注169。——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