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五卷——柏林的辩论自由

柏林的辩论自由38b品论天涯网

　　科伦9月16日。危机一开始，反革命的报刊就不停地断言，说什么柏林议会没有讨论的自由。尤其是“科伦日报”的极为著名的、署名为Ｇ的记者（他也只是“在没有委任他的接替者以前暂时”[239]执行自己的职务），以毫不掩饰的恐惧情绪报道了“8000—10000个俱乐部的小娄罗”在“卡斯塔宁韦尔德兴”公园里给他们的左翼朋友以“精神”支持的消息。“福斯报”[240]、“施本纳报”[241]等也这样叫嚷，而赖辛施佩格先生甚至公然提议在7日把议会由柏林迁到别的地方（莫非是沙洛顿堡？）去。
　　“柏林阅报室”登载了一篇很长的论文，企图驳斥这种非难。它声明说，大多数人站在左翼方面这件事，虽然和议会过去的摇摆不定的行动不同，却决不能证明他们的行动前后不一致。我们可以证明
　　“阅报室”就是这样用这些议员的想象和误解来“解释”这么多的议员突然改变方向这件惊人的事的。要把这件事说得更无罪，那是很困难的。
　　但是，报纸承认曾发生过威胁的事。可是它认为
　　“阅报室”之所以这样在公众面前从精神上为摇摆不定的中间派两翼议员辩护，其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为公众写的，不如说是为中间派两翼的这些先生们本身写的。对于我们这些有权坦率直言以及只是在某一党派的代表发表革命的演说时才支持他们的人来说，这些原因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不对我们讲这些话呢？当然，中间派两翼的议员在7日害怕人民群众；他们的害怕是否有根据，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谈。
　　民主的人民群众的这种权利——出席制宪议会，从而在精神上影响制宪议会的立场——是人民旧时的革命权利，这种权利自从英法革命以来，就被运用于一切暴风雨的时代。历史几乎把这些议会的所有坚决的措施都归功于这个权利。如果死抓住“法律根据”的人们，如果怯懦的、具有庸俗情绪的“辩论自由”的朋友们发出号叫来反对这个权利，那只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想要任何坚决的决议。
　　“辩论自由”！没有比这更空洞的口号了。从一方面说，“辩论自由”不过是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人民武装的权利。从另一方面说，它不过是掌握在国王及其大臣们手中的现存的国家权力：军队、警察和所谓独立的、但是事实上要依职务的升降和政治的变革为转移的法官。
　　辩论自由这句话向来只有一个意思：不依法律所不承认的一切影响为转移，而公认的影响——贿赂，职务的升降，私人的利益，解散议会的恐惧等——却使讨论成为真正“自由的”讨论。但是在革命时期，这句话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在两种力量、两个党派陈兵对峙的地方，在随时都可能爆发斗争的地方，议员们只能作这样的抉择：
　　或者他们接受人民的保护，那末，他们就得同意随时接受有益的教训；
　　或者他们接受国王的保护，把议会迁到某个小城市去，在刺刀和大炮的保护下，或者甚至在戒严的保护下开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王和刺刀命令他们作出决定，他们也不能反对。
　　受手无寸铁的人民的威胁还是受全付武装的军阀的威胁，让议会来选择吧。
　　法国制宪议会已由凡尔赛迁到巴黎。说句老实话，假如妥协议会由柏林迁到沙洛顿堡，那倒是符合德国革命的整个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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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239] 这句话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9月10日对大臣们请求辞职的答复相似：国王同意辞职的理由，同时建议大臣们在新内阁成立以前仍然执行自己的职务。——第479页。
　　[240] “福斯报”（《V ossische Zeitung》）即“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 （《Königlich privilegi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是以该报创办者福斯得名的日报，1785年起用这一名称在柏林出版。在19世纪40年代，该报遵循的是温和自由主义的办报方针。——第479页。
　　[241] “施本纳报”（《Spenersche Zeitung》）即“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新闻”（《Berlinische Nachrichten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以该报出版者施本纳得名，1740年至1874年在柏林出版。1848—1849年，该报遵循的是君主立宪的办报方针。——第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