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六卷——新年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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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伦1月8日。如果牧师和圣诗领唱者、教堂杂役和风琴演奏者、理发师和夜巡逻、田地看守人和掘墓人等等向我们恭贺新禧，那末这是古往今来的习俗，我们一点也不会大惊小怪。
　　但是1849年的新年不以老习惯为满足。这一年一开始就显得有点不平常，连普鲁士国王也发表了新年贺词。
　　这一次的新年文告既不是告普鲁士人民，也不是“告我所宠爱的柏林人”[146]，而是“告我的军队”。
　　在这个新年文告中，国王以自己的军队而“自豪”，因为“当〈三月〉叛乱破坏了我想审慎引导我的百姓建立的自由主义制度的和平发展时”，军队一直是忠心耿耿的。
　　以前还说三月事件是“误会”等等，现在已经不需要什么掩饰了，于是三月“误会”也就变成了“叛乱”。
　　从国王的新年贺词中，我们嗅到一种气息，这种气息也从“十字骑士”［注：指“新普鲁士报”，见注38。——译者注］的字里行间散发出来。贺词中说的是“叛乱”，于是报纸也依样画葫芦，写了一些谁也不知道的“三月罪犯”的事件，说什么犯罪的恶棍在三月间破坏了柏林宫廷生活的安宁。
　　如果我们问，三月“叛乱”为什么会引起这样大的愤慨，那末我们会听到这样的答复：“因为它破坏了自由主义〈！！〉制度的和平发展，等等。”
　　假如你们这些三月叛乱者没有安息在弗里德里希斯海茵[147]，那末现在就赏给你们“铅弹和火药”，或者终身苦役。要知道，你们这些邪恶分子破坏了“自由主义制度的和平发展”！可是，关于普鲁士王国的“自由主义制度”的发展，关于挥霍行为的极端自由主义的发展，关于虚伪和普鲁士王国的狡猾诡谲的“和平”传播，关于警察和兵营精神、密探活动、欺诈行为、假仁假义、厚颜无耻的和平发展，以及最后，使所谓的上层阶级过极端荒淫无耻的生活而给人民造成的令人厌恶的、使人愚蠢的影响的和平发展，关于所有这一切，是否还需要再提醒一下呢？这样的提醒是不必要的，因为只要环顾一下四周，只要多少注意一下，我们就可以重新看到“被破坏了的发展”的盛况，就能欣赏到上述“自由主义制度”的再版。
　　可不是吗！它为自己争得了大概只有克罗地亚人才能进一步妄求的光荣。
　　但是，它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为自己争得了这种光荣呢？第一，“当德国需要我们出师什列斯维希的时候，军队以新的桂冠装饰了自己的旌旗”。
　　由维登布鲁赫少校递交的普鲁士给丹麦政府的照会[148]，就是使普鲁士的新的光荣能闪闪发光的基础。作战的方式从头到尾都完全符合照会的精神，照会向丹麦王兄保证，普鲁士政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想法，它不过是丢给共和主义者一点钓饵，遮盖一下其他人的耳目，以便赢得时间。而赢得时间，就是赢得一切。然后就可以很好地达成协议。
　　曾经在长时间内迷惑了社会舆论的弗兰格尔先生，像夤夜盗贼那样偷偷离开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他害怕被别人认出来，因此换了一身便服。在汉堡，一切旅馆老板都公开表示不能接待他。他们珍惜自己的房舍、门窗，更甚于珍惜为人民所鄙弃的、以这位值得称颂的先生为代表的普鲁士军队的桂冠。也不应该忘记，进行这次极像旧帝国法庭的诉讼程序那样既没有好处又没有意义的战役（参看当时的“新莱茵报”[149]）的唯一成绩就是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
　　这次战役唯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丹麦人的不平凡的勇敢，他们顽强地牵着普鲁士军队的鼻子走，完全切断了普鲁士同世界市场的联系。
　　使普鲁士在这方面获得绝顶光荣的，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同丹麦的和谈以及和谈的结果——在马尔摩签订的休战协定[150]。
　　如果罗马皇帝闻一闻从厕所税中得来的钱，还能说：《nonolet》〔“没有臭味”〕，那末相反地，普鲁士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得到的桂冠，却镌着不可磨灭的字样：《olet！》〔“臭不可闻！”〕。
　　所谓“战胜了种种困难”，就是说：第一，普鲁士利用了柏林的甜言蜜语给波兰人造成的崇高幻想，波兰人把“波美拉尼亚人”当做反对俄国的德国战友，因此毫无顾虑地解散了自己的军队，而允许波美拉尼亚人开进国内，直到当普鲁士人开始极其残酷地蹂躏手无寸铁的人的时候，他们才重新集中已经分散的战斗力量。而什么是普鲁士人的英雄功绩呢！“光荣的”普鲁士军队的英雄功绩不是在战争之中，而是在战争之后获得的。当梅洛斯拉夫斯基被介绍给六月的胜利者的时候，卡芬雅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普鲁士人怎么会在米洛斯拉弗城下一败涂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亲自听说此事的人所提供的材料来证实）。三千个好歹用镰刀和长矛武装起来的波兰人，曾两次打垮两万名组织严密和装备良好的普鲁士人，两次迫使他们退却。普鲁士骑兵在狼狈逃窜时，把普鲁士步兵撞得东滚西倒。波兰的起义者将反革命两度赶出城外以后，守住了米洛斯拉弗。但是对普鲁士人来说，比他们在米洛斯拉弗城下的失败更可耻的，就是他们经过以前的败北而终于取得的弗勒申［注：波兰称作：弗热斯尼亚。——编者注］城下的胜利。如果一个拿着手枪的胆小鬼遇上一个手无寸铁然而像海格立斯那样力大无穷的敌人，那末这个胆小鬼一定会逃开，而在距离相当远的地方把自己的全部子弹射完。普鲁士人在弗勒申城下就是这样做的。他们逃到一定的距离以外，然后再用霰弹、装有一百五十粒弹丸的榴弹和榴霰弹来轰击手持镰刀长矛的人，而镰刀和长矛，大家知道，对远处的东西是毫无办法的。到现在为止，只有英国人曾经用榴霰弹来轰击东印度半野蛮的居民。而只有被波兰人的勇敢精神吓得魂不附体并且意识到自己软弱无力的普鲁士纠纠武夫，才会拿榴霰弹来对付那些被称做同胞的人。他们必须设法在一定距离以外大量杀伤波兰人，这是不言而喻的。离波兰人过近是太可怕了。这就是弗勒申城下光荣的胜利！但是，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普鲁士军队的英雄功绩是在战争之后开始建立的，正像狱卒的英雄功绩只是在宣判以后才开始建立一样。
　　普鲁士军队的这个光荣，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关于这一点，有几千波兰人作保证。他们由于普鲁士的背信弃义和黑白色的阴险狡诈而被榴霰弹和尖头子弹等等所杀害，或者后来被打上了硝酸银烙印[151]。
　　关于反革命军队的第二个桂冠，被普鲁士英雄烧毁的城市和乡村以及在自己家中被他们用枪托打死和刺刀刺死的波兰居民完全可以作证，普鲁士人的掠夺和种种暴行也可以作证。
　　永垂不朽的光荣归于波兹南的这些普鲁士勇士！那不勒斯的刽子手[152]很快就循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前进了，这个刽子手枪杀了忠心耿耿的首都民众，在二十四小时内任凭他的丘八们在首都抢劫掠夺。荣誉和光荣归于在波兹南战役中大显身手的普鲁士军队！因为这次进军成了文迪施格雷茨之流所率领的克罗地亚人、奥地利边防军马队、奥尔托汉人及其他匪帮的光辉范例，激起了他们建立这类功绩的热情。布拉格（6月）、维也纳、普勒斯堡［注：斯洛伐克称作：布拉的斯拉发。——编者注］等地的情况就表明了这一点[153]。
　　归根到底，甚至普鲁士人对波兰人所表现的这种勇气，也只不过是他们害怕俄国人的结果。
　　“三是吉利的数字”。因此，“我的军队”也应获得三次光荣。而机会也就来了。因为“军队参与建立德国南部之秩序〈！〉，又给普鲁士的名字增加了新的光荣”。
　　只有居心不良或患着缩小狂的人才会否认“我的军队”出色地为联邦议会尽了警察宪兵的责任，使它在重受洗礼以后，变得摩登起来，要求把自己称为中央政权了。同样不容争辩的是，在歼灭南德的葡萄酒、肉、苹果酒等等方面，普鲁士的名字也无疑获得了光荣。瘦骨嶙峋的勃兰登堡人、波美拉尼亚人等等养肥了他们的爱国的肚子，酒徒过了酒瘾，他们在留驻南德期间，以极其英勇的精神消灭了房东供给他们的一切，以致普鲁士的名字在这里家喻户晓。可惜的是他们还没有偿付膳宿费，不然的话名声一定会更加响亮。
　　“我的军队”的光荣实在不胜枚举。但是还不能不提一下，“每当我下诏军队，赤胆忠心、纪律严明的军队总是时刻准备为我效劳”。还有一点也可以大加赞扬，传诸后世，这就是：“我的军队以英武的精神和昂扬的士气涤除了一切卑鄙谰言。”
　　这个贺词对“我的军队”赞不绝口，它称赞军队“纪律严明”和“士气昂扬”，它再一次着重提到军队在大公国［注：即波兹南。——编者注］的英雄功绩，从而令人愉快地回想起军队在美因茲、施魏德尼茨［注：波兰称作：斯维德尼察。——编者注］、特利尔、爱尔福特、柏林、科伦、杜塞尔多夫、亚琛、科布伦茨、闵斯德、敏登等地所获得的桂冠。而我们这些不属于“我的军队”的人，因此就能使自己的狭隘的忠臣思想开阔起来。原来，枪杀老人和孕妇，盗窃（在奥斯特洛沃附近发生的盗窃已经有案可查），用枪托和军刀残害和平居民，毁坏房屋，用藏在大衣里面的武器在夜间袭击手无寸铁的人们，拦路抢劫（请回想一下诺依维特附近所发生的事情），——原来，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英雄行径在基督教德意志的语言中就叫做“纪律严明”、“昂扬的士气”！士气和纪律万岁！因为在这面旗帜下进行的掠夺的牺牲者是再也不会复活了。
　　仅仅从我们所提到的普鲁士国王新年贺词中的这几个地方，就已经可以看出，这个文件无论从它的意义或精神来说，都足以同不伦瑞克公爵1792年的宣言[154]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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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46]“告我所宠爱的柏林人”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柏林人民起义方酣时于1848年3月19日早晨颁布的文告。
　　“告我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8年3月21日颁布的文告。——第186页。
　　[147]弗里德里希斯海茵是柏林的一个公墓，这里埋葬着在街垒战中牺牲的1848年3月18日起义的参加者。——第187页。
　　[148]执行普鲁士国王秘密使命的陆军少校维登布鲁赫在1848年4月8日递交丹麦政府的一份照会中说，普鲁士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夺取丹麦的这两个公国，而是为了反对“德国的激进分子和共和分子”。普鲁士政府竭力回避正式承认这个有损它的名誉的文件。——第187页。
　　[149]指弗·恩格斯的文章“战争的喜剧”、“和丹麦的休战”（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8—40、289—292和455—459页。——第188页。
　　[150]在1848年三月革命的影响下，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爆发了反对丹麦的民族解放起义。由于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的干涉，开始了反对丹麦的军事行动；但是很快就真相大白，普鲁士政府并不打算捍卫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1848年8月26日于马尔摩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休战协定，这个协定把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革命民主成果化为乌有，并且实际上保存了丹麦在这两个公国的统治。1849年3月底，普鲁士和丹麦的战争又重新爆发，一直继续到1850年，结果丹麦获胜。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仍然留在丹麦王国中。——第188页。
　　[151]根据普鲁士将军普富尔的命令，参加1848年波兹南起义的被俘人员都被剃成光头，并用硝酸银在他们手上和耳朵上打上烙印。——第190页。
　　[152]指1848年5月15日残酷镇压那不勒斯人民起义的西西里两岛的国王斐迪南二世。见恩格斯的“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21—24页）。——第190页。
　　[153]文迪施格雷茨指挥下的军队于1848年6月镇压了布拉格起义，11月1日扑灭了维也纳起义，并在1848年12月开始进军反对匈牙利的民族解放运动，占领了普勒斯堡（布拉的斯拉发）和其他城市。——第190页。
　　[154]同革命的法国作战的奥普联军总司令不伦瑞克公爵在1792年7月25日的宣言中威胁法国人民，说要把巴黎从地球上消灭掉。——第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