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五卷——俄国的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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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伦8月1日。俄国的外交当局暂时以通告的形式给俄国驻德国的各个使馆送来了一个照会，而没有送来军队。这个照会首先在法兰克福德意志帝国摄政王的官方报纸[172]上找到了藏身的地方，不久又受到别的官方和非官方报刊的友好欢迎。俄国外交大臣涅谢尔罗迭先生所受到的这种借以进行正式外交活动的欢迎越是异乎寻常，这种活动也就越值得仔细研究。
　　在1848年以前的美好日子里，德国书报检查机关关心的是不许报纸刊载一句不利于俄国政府的话，甚至在希腊或土耳其的报道栏里也是这样。
　　在不幸的三月事件之后，可惜这个方便之门被关闭了。因此涅谢尔罗迭才成为政论家。
　　在他看来，“仇恨俄国的情绪似乎暂趋缓和的德国报刊”，对于俄国在边界所采取的“安全措施”散布了“毫无根据的推测和解释”。他用十分温和的语调说完后就提高嗓子说：“德国报刊每天都在散布极荒谬的谣言，对我们进行极卑鄙的诽谤。”接着又说什么“狂暴的叫喊”、“狂人”和“阴险的诡计”等等。
　　在最近的一件报刊审判案中，德国国家检察官便可以把俄国照会当做据以控诉的可靠文件。
　　为什么要攻击德国的报刊，尤其是“民主的”报刊而且在可能的时候还要消灭它呢？因为它不承认俄国皇帝的“既友善又无私的感情”和“真诚爱好和平的愿望”！
　　虽然俄国以高薪雇佣了大量的暗探，但是，如果俄国想在1848年拿所谓的解放战争来博得他人的好感，那就大错特错了。俄国真的为我们德国人流过血吗？
　　1812年以前俄国“支持”德国的“完整和独立”不过是表面结成同盟，暗中却和拿破仑订立密约，而且后来还靠抢劫和掠夺充分地补偿了自己的所谓援助。这点姑且不谈。后来俄国帮助的是和它联合的各邦君主，支持“天赋的”专制制度的代表反对由于革命而升到统治地位的人民，虽然它曾发表过卡里斯宣言[173]。神圣同盟和它的决非神圣的行动，在卡尔斯巴德、来巴赫、维罗那等地召开的强盗式的代表会议，俄德对一切自由言论的追究，——也就是俄国从1815年以来所执行的全部政策，自然值得我们深深感谢。罗曼诺夫王朝和它的外交家们可以放心，这笔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至于谈到俄国1814年和1815年的援助，那末我们别的情感都有，只是不会对这种英国经济支持下的援助有感激之情。
　　这件事情的原因对所有明察事理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拿破仑在德国成了胜利者，那末依照他的坚决果断的原则，他至少要撤去3打为人敬爱的国君。法国的立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就会为德国的统一确立巩固的基础，就会使我们摆脱涅谢尔罗迭先生所推崇备至的联邦议会的暴虐统治和它33年来使我们所处的可耻地位。拿破仑的一些法令将彻底清除所有中世纪的废物、徭役、什一税、优惠和特权、封建经济和宗法关系，在我们祖国的各个偏僻角落里这些东西现在还压在我们头上。德国其他地方也许早就达到莱茵河左岸在法国第一次大革命后所达到的地步了；我们这里现在也许既没有乌刻马克贵族，也没有波美拉尼亚的万第人了。我们也许不必呼吸“历史的”、“基督教德意志”沼泽里的窒息空气了。
　　但是，俄国是宽宏大量的。即使对它不表示任何谢意，俄国皇帝仍会象从前那样对我们怀着“既友善又无私的感情”。的确，“尽管蛮横无礼和出言伤人，也不能改变我们的（俄国的）［注：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感情”。
　　这些感情目前表现在“消极观望的政策”上。应当承认，这种政策俄国运用得非常巧妙。它善于等待，一直要等到适当的时机。虽然从3月起俄国就大量调动军队，但是涅谢尔罗迭先生却非常天真，要我们相信俄国军队一直“驻扎在原来的地方”。虽然有典型的“先生们，准备马吧！”[174]的说法，虽然华沙警察局长阿布拉莫维奇流露了真情，发表了反对德国人民的恶毒言论，虽然（确切些说是由于）彼得堡发出了威胁性的别有用意的照会，俄国政府却仍然力争“和平与和解”。俄国仍然是“真诚爱好和平的，并且抱着防御的态度”。根据涅谢尔罗迭的通告，俄国本身是容忍而虔诚的，虽然它屡次无辜地遭到侮辱和损害。
　　现在我们举出照会中所提出的德国对俄国犯下的几个罪行：（1）“敌对的情绪”，（2）“要求全德实行改革的狂热”。回答沙皇这种善意的竟是“敌对的”情绪！太对不起我们亲爱的内兄的情谊了！加之还有这个可诅咒的病魔——“要求改革的狂热”！实际上它最可怕，虽然这里把它放在第二位。俄国有时还把另外一种疾病——霍乱传染给我们。这不去管它！但是这种“要求改革的狂热”不仅能传染，而且有时还非常厉害，使得高贵的先生们不得不急忙跑到英国去[175]。也许“德国人要求改革的狂热”就是制止俄国在三四月里侵入德国的原因之一吧？第三个罪行是：法兰克福预备国会宣布，目前与俄国作战是必要的。俱乐部和报纸上也有同样的声明，这就更加不可饶恕了，因为根据神圣同盟的决议和俄奥普三国最近签订的条约，我们德国人只应该为各国君主的利益流血牺牲，而不应该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流血。第四个罪行是：德国有人主张恢复旧波兰1772年时确有的疆界[176]。真该先挨顿鞭子，然后再发送到西伯利亚去！但是，并没有这样，当涅谢尔罗迭写他的通告时，他还不知道法兰克福议会对兼并波兹南问题［注：见本卷第371页。——编者注］表决的结果。议会为我们赎了罪，所以沙皇口边现在露出了温和的、宽恕的微笑。德国的第五个罪行是：“它对北方的一个君主国发动了一场值得惋惜的战争”。鉴于俄国政府威胁性的照会获得了成功，德国军队根据波茨坦的命令急忙撤退，并且考虑到普鲁士驻哥本哈根大使就战争的原因和目的所作的声明[177]，对于德国的这种卤莽行为可以从轻处罚，无须象没有这些情况时那样严厉。第六个罪行是：“公开鼓吹德法订立攻守同盟”。最后，第七个罪行是：“收容波兰难民，让他们免费乘坐火车到波兹南参加起义”。
　　要不是外交家一流的人物的舌头给他们提供了“掩盖自己的思想”的工具，那末涅谢尔罗迭和内兄尼古拉本该欢天喜地拥抱我们，热烈地感谢我们。因为我们用了一切优待办法诱出法、英、比等国的波兰人，把他们送到波兹南去，以便在那里用霰弹和榴霰弹来扫射他们、用硝酸银来给他们打烙印、枪杀他们、给他们剃光头等等，此外还尽可能地用克拉柯夫叛变者的炮弹把他们消灭干净。
　　难道俄国对德国这7条滔天罪行的答复竟是保持防御状态而不企图进攻吗？是的，的确是这样，正因为这样，所以俄国外交家要全世界向他的皇帝的爱好和平与宽大为怀的精神跪拜。
　　根据涅谢尔罗迭先生的意见，俄国皇帝“至今片刻也不放弃”的行动方式是：
　　俄国的照会忘记了举例来说明上述这段话。七月革命后，俄国皇帝把军队调往西部边境，以便利他的忠实的德国朋友联合起来用事实向法国人证明，他是多么“想给各国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来进行政治的和社会的试验”。至于他的行动方式遇到了阻碍，这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1830年波兰革命的过错，这次革命使他的计划改变了方向。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对待西班牙和葡萄牙采用的也是这种行动方式。俄国皇帝给唐·卡洛斯和唐·米格尔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援助就是证明。1842年底，普鲁士国王想赐予国家一个以非常方便的“历史”原则（这个原则在1847的诏书[178]中起了卓越的作用）为基础的等级宪法，大家知道，正是尼古拉坚决反对这件事，以致使我们“基督教德意志人”很多年没有享受到诏书中所规定的种种乐事。他所以这样做，正象涅谢尔罗迭所说的，是因为俄国从来不干涉他国的内政。克拉柯夫的事情不值得再提了。我们只提一下俄皇“行动方式”的最近的一个例子。瓦拉基亚人推翻了旧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他们要改变整个旧制度，并且要按照各文明国的榜样建立自己的制度。“为了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来进行政治的和社会的试验”，俄国军队侵入了他们的国家。
　　由此任何人都会明白，这种“行动方式”将会怎样应用在德国身上。俄国的照会不用我们费力去做结论，照会中说：
　　这个问题在照会的另一个地方谈得更清楚：
　　通告中的下面一段话非常明确而毫不含糊地谈到俄国竭力支持德国取得和谐与统一：
　　从上述这段话可以看出，俄国政府是愿意允许德国在精神上统一的，只是不允许在物质上统一，只是不让迄今存在的联邦议会被建立在人民主权上的政权所代替，这个政权不是表面上的政权，而是实际的坚强的中央政权！多么宽宏大量呵！
　　“我们那时（1848年2月以前）所希望的，我们现在仍然希望。”这是俄国照会中唯一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的一句话。但是我们要给涅谢尔罗迭先生指出：愿望和实现愿望毕竟是两回事。
　　现在德国人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能期待于俄国的是什么。既然旧制度将继续保留下来（虽然它涂了一层现代的色彩），既然由于“一时的陶醉和兴奋”而脱离了俄国和“历史的”轨道的德国又将驯顺地进入这个轨道，那末俄国将是“真诚爱好和平的”。
　　俄国国内的情况是：霍乱猖獗，某些县发生骚动，彼得堡曾酝酿革命（但被及时制止），华沙要塞发生密谋事件，波兰王国成了火山基地[179]，——总之，所有这些情况促使沙皇对德国表示既善意又“无私的感情”。
　　然而，德国本身在此以前所发生的各种事变，对俄国政府的“消极观望政策”无疑发生了更大的影响。
　　如果没有柏林—波茨坦、音斯布鲁克、维也纳、布拉格、法兰克福、汉诺威以及几乎我们祖国（它又被适合俄国口味的精神上的统一所笼罩）的每一个偏僻角落里在此以前所发生的种种事件，难道尼古拉本人能如此顺利地处理他的事务，如此迅速地实现他的意图吗？难道波兹南的普富尔（硝酸银）、科隆布和榴霰弹将军［注：指希尔什菲尔德。——编者注］的行动，布拉格的文迪施格雷茨的行动没有使沙皇的心里充满欢乐吗？难道文迪施格雷茨没有从年轻的美延多尔夫先生的手里收到尼古拉经波茨坦寄给他的称赞的信吗？难道柏林的汉泽曼先生、米尔德先生、施莱根施坦先生和法兰克福的拉多维茨、施梅林和利希诺夫斯基之流还不会使俄国心满意足吗？难道法兰克福议会里的比德曼和巴塞尔曼之流的主张不是不久前的许多痛苦的安慰剂吗？因此俄国外交当局不需派遣军队侵入德国。它完全可以满足于“消极观望的政策”，满足于上面分析的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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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72]指“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　postamts-Zeitung》）；该报是1619—1866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德国报纸，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中央政权——帝国摄政王和帝国内阁——的机关报。
　　涅谢尔罗迭给俄国驻德国各邦大使的通告载于1848年7月28日该报第210号。——第342页。
　　[173]指1813年3月13（25）日在卡里斯城发表的“告德国人书”。俄国沙皇和普鲁士国王号召德国人起来反对拿破仑，允诺给他们自由和独立以笼络民心。——第343页。
　　[174]根据和尼古拉一世同时代的一些人证明，尼古拉一世在得到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时，向出席宫庭舞会的军官们叫道：“先生们，准备马吧！法国宣布共和啦！”——第344页。
　　[175]暗指普鲁士亲王逃往英国——见注释41。——第345页。
　　[176]1772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第一次瓜分波兰。——第345页。
　　[177]见注释134。——第345页。
　　[178]指1847年2月3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召开联合议会的诏书，其中援引了普鲁士在19世纪20—40年代颁布的关于等级代议制的法令。国王把召开联合议会（普鲁士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议会）说成是实现以前许下的立宪诺言。——第346页。
　　[179]1848年的春天和夏天，严重的经济困难（几乎各地都歉收）和天灾（发生了霍乱和毁灭性的火灾）使得俄国的阶级矛盾尖锐化起来。这一年的特征是农民运动高涨，彼得堡和里加霍乱“猖獗”，某些省（例如弗拉基米尔省）爆发人民起义。波兰王国当时是酝酿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第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