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五卷——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1848年7月6日）

法庭对“新莱茵报”的审讯P6C品论天涯网

　　科伦7月6日。昨天“〔新〕莱茵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哥特沙克医师和安内克先生被捕事件的文章（文章注明“科伦7月4日”）［注：见本卷第190—193页。——编者注］；刚才我们收到了一个反驳那篇文章的声明。

　　我们敬爱的读者根据上面的引证就会相信：“新莱茵报”增加了一位新的、前途很有希望的撰稿人——检察官。
　　我们只是在一个法律问题上犯了错误。在逮捕人的时候，应该到场的不是“法警的官员”，而是当局的代表。法典对人身不受侵犯表现了多么动人的关怀！
　　然而宪兵先生没有出示逮捕令这一点，毕竟还是非法的。我们后来得知，他们还在黑克尔先生及其随从到来以前就动手检查文件，这种行为也是非法的。但是尤其非法的，是使黑克尔先生表示遗憾的、对被捕者的粗野态度。使我们惊奇的是，法庭要审讯的不是宪兵先生们，而是揭露宪兵先生们的无礼举动的报纸。
　　要说侮辱，也许只侮辱了一位宪兵先生；报道中说这位先生一早起来就喝得有几分醉意，有点“摇摇晃晃”。但是，如果审讯证实——我们毫不怀疑这一点——当局的代表先生们确曾对被捕者态度粗野，那末，在我们看来，我们当时只是以极其关怀的心情和报刊应有的公正态度，并且也是为了我们所责难的先生们自己的利益，指出了唯一“可以减轻过失的情节”；可是检察官现在却把这种为博爱精神所驱使而指出唯一可以减轻过失的情节的做法说成是“侮辱”！
　　最后，我们来谈谈对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先生的侮罪或者诬蔑！
　　我们只登载了一条消息，并且如我们自己所指出的，这条消息是以我们从可靠方面得到的传闻为根据的。但是要知道，报刊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严密地监督人民代表先生们的活动。我们同时指出，茨魏费尔先生在议会里的活动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过去说他敌视人民可能是有根据的。难道有人想剥夺报刊评论人民代表的议会活动的权利吗？那末，又何必要报刊呢？
　　难道报刊没有权利认为在人民代表茨魏费尔身上有着过多的最高检察官的东西，而在最高检察官身上又有着过多的人民代表的东西吗？那末，为什么在比利时、法国等地发生了关于兼职问题的辩论呢？
　　至于谈到宪政的传统，我们介绍大家看一看路易-菲力浦时代的“立宪主义者报”、“世纪报”[126]和“新闻报”[127]是怎样评论既是检察机关的领导人、又是议员的阿贝尔、普路古尔姆等先生的议会活动的。请你们读一读比利时的力主宪政的报纸——“观察家”[128]、“政治家”、“解放”，看看它们早在去年就怎样评论身兼议员和总检察官的巴魏先生的议会活动的。
　　难道在基佐内阁时期、在罗日埃内阁时期就一直容许的事情，在有最广泛的民主基础的君主制度下反而不容许了吗？难道任何一个法国复辟时期的内阁都不曾否认过的权利，到了原则上承认革命的办事内阁时期却成了犯罪行为吗？
　　此外，公众从我们今天早晨发行的增刊里可以看到，我们对于事件进程的预见是多么正确。洛贝尔图斯退出了内阁，而拉登堡却参加了内阁。几天功夫，中间派左翼内阁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旧普鲁士的反动内阁。右派决定发动政变[129]，左派却以威胁的姿态退却了。
　　科伦最近发生的事件是早就在办事内阁的一个巨大的军事行动计划里规定好了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刚才我们得到通知说，“新莱茵报”被禁止送入监狱。这种禁止是根据监狱的规定呢？还是政治犯被处罚只准读“科伦日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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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26]“世纪报”（《Le　Siècle》）是1836年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的一种日报。在19世纪40年代中，该报反映了一部分只要求温和的宪政改良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第204页。
　　[127]“新闻报”（《La　Presse》）是从1836年起在巴黎出版的资产阶级日报；在1848—1849年，它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后来又是波拿巴主义者的机关报。在19世纪40年代，艾·日拉丹曾任该报的编辑。——第204页。
　　[128]“观察家”（《Observateur》）是比利时的一家日报“比利时观察家”（《L’Observateur　Belge》）的简称，1835—1860年在布鲁塞尔出版；在19世纪40年代，它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关报。——第204页。
　　[129]普鲁士国民议会1848年7月4日的会议继续讨论了波兹南事件调查委员会的问题；会议结束时，议会决定授予该委员会以全权代表的权力；在这个标志着奥尔斯瓦特-汉泽曼内阁的失败的决定通过之后，右派代表违反议会的议事规则，坚持表决限制委员会职权的提案。左派议员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右派则利用这个机会通过了一个提案，不准委员会启程赴波兹南，也不准它传讯见证人和鉴定人。这样就非法地取消了议会最初通过的决定。关于议会讨论波兹南委员会问题的情况见本卷第54—59、213—217和220—229页。——第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