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阿·巴泰尔斯[193]
阿道夫·巴泰尔斯先生说他的社会生活结束了,并且他真的完全钻进个人生活的圈子里去了。每当某种政治事件发生时,他只是表示抗议和公开发表声明,说他与事件无关,他巴泰尔斯先生并没有参加运动,运动是违反他巴泰尔斯先生的意志而发生的,因此,他认为自己有权不予最后批准。谁都会承认,参加社会生活采取这种方式或采取其他任何方式是没有丝毫差别的,所有这些宣言、声明、抗议,只是以私人的谦虚的外表把社会的人掩盖起来了。无人了解和无人承认的天才正是这样来显示自己的。
巴泰尔斯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各国民主主义者在组织这个称为民主协会的团体时,目的只是为了交换意见和在能够团结各国人民建立兄弟友谊的原则方面达到互相了解。在抱有这种目的的协会中,一切外国人的责任当然有义务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如果每逢他们为履行其所加入的协会的义务而发表意见时,就称他们为老师,那就实在太可笑了。阿·巴泰尔斯先生之所以指责外国人喜欢教训一切人,只是由于他们不愿意听他自己的说教罢了。
毫无疑问,阿·巴泰尔斯先生还能记得,他甚至在临时委员会中(他是委员之一)建议把德意志工人协会[194]作为新协会的核心。当时我不得不代表德国工人拒绝这个建议。阿·巴泰尔斯先生是不是想乘机为我们设下圈套以便将来自己可以告密呢?
当然,巴泰尔斯先生可以随意骂我们的观点“卑鄙和野蛮”。他没有批评,没有论证,却来指责,并且忙于指责他所不了解的东西以表现自己的正统性。
我们比阿·巴泰尔斯先生更善于容忍,我们可以原谅他那一点也不得罪人的“臆想症”。
阿·巴泰尔斯先生与其说是民主主义者,不如说是神政论者,因此他以“布鲁塞尔报”[195]为自己的同盟者,是十分自然的。这家报纸责备我们打算“改良人种”。请它放心吧。幸而我们德国人不是不知道,从1640年起“宣传信仰协会”[196]就独占了改良人种的权利。我们太浅薄,太渺小,不配在这仁爱的天意方面和可敬的神甫们竞争。请他们费神去比较一下“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和“北极星报”的报道吧,他们定会确信,所谓“宪章派……你们将被当作人类的救世主而受到欢迎”[197]等话,完全是出自“北极星报”的错误而强加于我的。
“布鲁塞尔报”在更为慈善的心肠的驱使下,向我们提起阿那卡雪斯·克罗茨企图比1793—1794年的爱国志士更爱国而丧命于断头台的例子。在这方面,可敬的神甫们是无可指责的,他们从来就不比爱国志士更爱国,相反地,他们随时随地都遭到谴责,说他们力图比反动分子更反动,而且更坏的是他们力图成为比本国政府更道地的政府。当我们想到不久以前他们在瑞士的惨痛教训时,我们承认,他们为了使我们避免另一极端和防止类似的危险而向我们提出的严重警告,是出于早期基督徒的那种可贵的好心肠,为此,我们向他们表示感谢。
卡·马克思写于1847年12月17日左右 用法文载于1847年12月19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101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
注释:
[193]马克思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比利时小资产阶级政论家阿·巴泰尔斯向侨居比利时的革命流亡者发动的并被反动僧侣集团所利用的诽谤运动。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416页。
[194]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末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合法中心。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416页。
[195]“布鲁塞尔报”(《Journal de Bruxelles》)是比利时保守的僧侣的报纸,天主教集团的机关报;1820年开始出版。——第417页。
[196]宣传信仰协会(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是17世纪时神甫所创立的大主教组织,目的是在各国传播天主教以及和异教作斗争。协会是罗马教皇及天主教集团的反动政治工具之一。——第417页。
[197]马克思指的是1847年12月4日“北极星报”上关于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的会议的报道。该报道对马克思在会上的演说作了删减,并且转述得不确切。1847年12月9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所发表的演说词比较完整确切(见本卷第409—410页)。——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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