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马丁先生的宣言
你们的报上最近发表了一篇稀奇的精心杰作[169]。这篇作品明确地分成两个部分:政治措施和社会措施。谈到政治措施,那几乎全部是从1791年宪法里原封不动地搬来的;换言之,这些措施是向革命初期资产阶级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倒退。在那个时代,整个资产阶级,连小企业主也包括在内,都分享到政权,而现在却只有大资本家才能够参政。那末拉马丁先生提出的政治措施的意义何在呢?这些措施的意义就在于把管理国家的权力交到下层资产阶级的手里,但表面上要使人觉得是把这种权力给予全体人民(他要求两级选举制的普选权,意义就在于此,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而他的社会措施又是些什么呢?有的是一些只有在革命胜利使政权转入人民手中以后才可能实行的办法,例如普遍实行免费教育;有的是纯粹的救济办法,也就是旨在削弱无产者的革命斗志的办法;也有的干脆就是一些毫无实际意义的高调,象用非常法令来消灭乞丐,通过立法途径来消灭社会的苦难,设立一个民生部等等。可见,这些措施不是对人民一点好处没有,就是仅仅使人民的需求得到一定限度的满足,以便保证一定的社会安宁;再不然就只是一些没有人能够兑现的空洞诺言,——在后两种情况下不仅没有好处,而且有害。总之,拉马丁先生不论从社会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来看,都显示出自己是小企业主的,即下层资产阶级的忠实代表者。作为这样一个人物,他也具有这个阶级所特有的错觉,以为他是代表劳动者的。在宣言的末尾,他竟愚蠢得向政府呼吁,要求政府支持他所提出的办法。应该知道,现在的大资本家的政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但是恰恰做不到这一件事。所以,“改革报”的态度完全正确,它肯定了他的良好愿望,同时又指出(虽然是很善意地)他这些措施本身以及他所选择的实施办法都是行不通的。
“改革报”写道:“这固然都是些动听的话,显示着一个伟大的胸怀,显示着一种同情正义事业的精神。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一颗博爱的心在跳动。这些字句会象柏拉图的格言鼓舞伯利克里时代的希腊人似地鼓舞我们的诗人和哲学家。可是我们现在和伯利克里已相隔甚远,我们是生活在路特希尔德先生、菲尔希隆先生和杜沙特尔先生的统治时代,换言之,即金钱、本能的恐惧心理和警察三位一体的统治时代;统治着我们的是利润、特权和市近卫军。难道拉马丁先生指望着自己为人民主权和社会友爱呼吁一声,这个利益紧密交织着的同盟,这个由富豪、官僚、垄断机构组成的分离派同盟[注:指瑞士的分离派同盟——七个天主教州结成的反动同盟。——编者注]就会缴械投降吗?应该知道,无论好事还是坏事,我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着的,这个支撑着那个,没有任何事物是孤立存在的;这就说明为什么即使象马康的议员[注:拉马丁。——编者注]所提出的最高超的纲领,只要它带有任何垄断的胎痣(即对权利和平等的封建式的破坏),也将会象夏天的一阵香风那样逝去,象空洞的喇叭声一样沉寂下来。而且正是在目前,当政府完全处于惊恐万状的时刻,这个特权阶级的同盟就结合得特别紧密。
至于他所提出的这套措施,官场及其领袖人物把这样的东西叫做哲学上的小玩艺,杜沙特尔先生和基佐先生将会置之一笑。如果马康的议员不换个地方寻求武器,募集战士来保卫他的理想,则他至死也只能唱唱高调而不能前进一步!假如他不是向政府呼吁,而是来向人民群众请教的话,那我们就会告诉地,他走的道路错了,他永远不能够使革命、使有思想的人、使人民赞同他那一套办法——多级选举制、济贫捐和慈善事业。其实社会革新和政治革新的原理在五十年前就出现了。普选权、直接选举、议员支薪,这都是政治主权的基本条件。平等、自由、友爱,这是一切社会机构均应受其支配的原则。可是看一看济贫捐,远不是建筑在友爱原则上面的,同时还粗暴地(尽管是非常软弱无力地)否认了平等原则。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英国资产阶级那套权宜的办法,而是一个能伸张正义,满足一切人的需求的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
几天以后,拉马丁先生的第二个宣言发表了,这次讲的是法国的对外政策。在这个宣言里,他硬说法国政府自1830年以来所奉行的和平政策是唯一正确的行动范例。他用美丽的词句来粉饰法国政府的卑劣行径,即先煽动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举行起义,后来却把它们丢开不管,让它们去受命运的摆布。我们还是来引证“改革报”对这个悦耳的宣言的有力的回答吧:至于他所提出的这套措施,官场及其领袖人物把这样的东西叫做哲学上的小玩艺,杜沙特尔先生和基佐先生将会置之一笑。如果马康的议员不换个地方寻求武器,募集战士来保卫他的理想,则他至死也只能唱唱高调而不能前进一步!假如他不是向政府呼吁,而是来向人民群众请教的话,那我们就会告诉地,他走的道路错了,他永远不能够使革命、使有思想的人、使人民赞同他那一套办法——多级选举制、济贫捐和慈善事业。其实社会革新和政治革新的原理在五十年前就出现了。普选权、直接选举、议员支薪,这都是政治主权的基本条件。平等、自由、友爱,这是一切社会机构均应受其支配的原则。可是看一看济贫捐,远不是建筑在友爱原则上面的,同时还粗暴地(尽管是非常软弱无力地)否认了平等原则。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英国资产阶级那套权宜的办法,而是一个能伸张正义,满足一切人的需求的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
“我们争取解放的合法的、唯一的手段——为原则而进行神圣的战争——被拉马丁先生拿来做了和平理论的牺牲品,而这种和平理论,在各国之间的关系还是以外交家的政治手腕和各国政府的钩心斗角为基础的时候,就只能是软弱的表现,是撒谎,甚至是卖国行为。毫无疑问,和平是文明所最需要的东西;可是同俄国的沙皇尼古拉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屠杀各民族的刽子手,把各民族的儿女送上绞架的绞刑吏!他进行残酷的战争,甚至不顾死活,也不接受过去的教训!把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国家淹没在泪水和血泊里面!对全人类、对文明、对法国本身说来,同这个疯狂的刽子手讲和平就是怯懦;对正义、对人权、对革命说来,这是犯罪!同梅特涅,同这个豢养大批刺客,为了一个头戴王冠的羊癇疯病人而剥夺整个民族自由的家伙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同所有那些欧洲的小暴君、落魄的浪荡子、今天讨好于耶稣会教徒,明天讨好交际花的荒淫无耻的伪君子们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同贵族的、充满商人气的英国政府,这个海上的暴君,扼杀葡萄牙自由的刽子手,从本国衣不蔽体的老百姓身上也要榨出油水来的政府讲和平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再说一遍,同这些高利贷者、五毒俱全的家伙讲和平,对一个革命的国家说来,就是怯懦、耻辱、犯罪、道德堕落,不仅是利益的破产,而且也是正义和荣誉的破产。”
巴黎的其他各报也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表示不同意拉马丁先生的纲领。可是他还在自己的报纸,马康“公益报”[170]上继续解释这个纲领中的原则。几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众议院对他这个新步骤的反应如何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47年11月初 载于1847年11月13日“北极星报”第525号, 并在标题下附有编者注:“本报巴黎通讯员来稿”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
注释:
[169]1847年10月30日“北极星报”第522号刊登了拉马丁宣言的摘录。——第381页。
[170]“公益报”(《Le Bien Pubic》)是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于1843年8月至1848年12月间出版(最初在马康,从1848年5月起改在巴黎)。拉马丁参加了报纸的创办和出版工作。——第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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