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四卷——卡·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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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注：我回答海因岑先生并不是为了击退他对恩格斯的进攻。海因岑先生的文章[141]值不得回答。我之所以回答是因为海因岑宣言为分析提供了有趣的材料。——卡·马·］
　　在宗教改革以前不久和宗教改革期间，德国人创立了一种独特的、单是一个名称就够骇人的文学——粗俗文学。目前我们正处在类似16世纪的革命时代的前夜。粗俗文学重新出现在德国人面前是并不奇怪的。对历史发展发生的兴趣不难克服这类作品所引起的美学上的反感；这类作品早在15、16世纪就在那些甚至鉴赏力不高的人们中间引起过这种反感了。
　　16世纪的粗俗文学是：平淡无味，废话连篇，大言不惭，象伏拉松[142］一样夸夸其谈，攻击别人狂妄粗暴，对别人的粗暴则歇斯底里地易动感情；费力地举起大刀，吓人地一挥，后来却刀背朝下地砍去；不断宣扬仁义道德，又不断将它们破坏；把激昂之情同庸俗之气滑稽地结合一起；自称关心问题的本质，但又经常忽视问题的本质；以同样自高自大的态度把市侩式的书本上的一知半解同人民的智慧对立，把所谓“人的理智”同科学对立；轻率自满，大发空言，无边无际；给市侩的内容套上平民的外衣；反对文学的语言，给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喜欢在字里行间显示著者本人的形象：他磨拳擦掌，使人知道他的力气，他炫耀宽肩，向谁都摆出勇士的架子；宣扬健康的精神是寓于健康的肉体，其实已经受到16世纪极无谓的争吵和肉体的感染而不自知；为狭隘而僵化的概念所束缚，并在同样的程度上诉诸极微末的实践以对抗一切理论；既不满于反动，又反对进步；无力使敌手出丑，就滑稽地对他破口大骂；索洛蒙和马科尔夫[143]，唐·吉诃德和桑科·判扎，幻想家和庸人，两者集于一身；卤莽式的愤怒，愤怒式的卤莽；庸夫俗子以自己的道德高尚而自鸣得意，这种深信无疑的意识象大气一样飘浮在这一切之上。如果我们没有记错，德国人民的智慧已用“海涅卡——力大无穷的仆人”这首歌为它立下了一座抒情纪念碑。海因岑先生是复活这种粗俗文学的功臣之一，在这方面可以说，他是象征着各国人民的春天即将来临的一只德国燕子。
　　海因岑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4号上的攻击共产主义者的宣言，为我们研究这种畸形文学（上面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文学代表德国的历史兴趣的一面）提供了便利的机会。我们根据海因岑宣言来描述以这篇宣言为代表的文学变种，正如文学史家根据16世纪流传下来的作品描述16世纪的作家如“笨蛋传教士”［注：托马斯·穆尔纳的绰号。——编者注］一样：
　　但是，毫无疑问，海因岑先生就是真正的赫克脱。
　　赫克脱只是预感到他要被阿基利斯一手打倒。
　　其实，海因岑先生这种关于阿基利斯和瑟息替斯的概念也许并不来自荷马而来自施勒格尔所译的莎士比亚？
　　于是他就把自己扮成了一个哀杰克斯。
　　让我们来看看莎士比亚的哀杰克斯吧。
　　不管海因岑先生所戴的假面具是赫克脱还是哀杰克斯，他只要一出台，就象雷鸣一样向观众宣布，他的敌手并未使它受到“致命的打击”。他带着纯朴的心情，以荷马叙述古代英雄的史诗般冗长的篇幅来讲述他得救的原因，他说：“我之所以得救，是因为我有一个天赋的缺陷”。“天赋没有把”我“降低到”敌手的水平。海因岑先生比他的敌手高出两个头，因此他那“小刽子手远远地照准打了”两下都没有触及他那“文艺脖子”。并且特别着重地再三强调恩格斯先生“矮小”，说他是“小刽子手”，说他是“小人物”。接着就是一些古代英雄故事或者关于大汉歌利亚和矮子大卫［注：参看旧约全书塞缪尔记上第17章。——译者注］的古代民间喜剧中才能见到的用语：“假如您吊得这样高——吊在灯杆的顶端，——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您了。”这就是巨人的荒诞无稽而且耸人听闻的幽默。
　　海因岑先生不仅以如此“文艺的”手法显示了自己的“脖子”，而且显示了自己的全部“天赋”，显示了自己的整个身体。他把他那“矮小的”敌手摆在自己身边，以便通过对比来鲜明地突出自己体态的完美。“矮小的”丑儿在小手里拿着刽子手的屠刀——也许是1794年时送给小孩玩的一架袖珍断头台。而他本人却是一名威严的勇士，带着凶恶而轻蔑的冷笑，手中拿的武器不过是一条鞭子，正如他告诉我们的，他早就用这条鞭子来“惩罚”共产主义者这些可恶“儿童”的“轻举妄动”。巨人以师长的姿态和蔼地对待他那“昆虫似的敌手”，没有践踏这有勇无谋的小家伙。他以小孩的朋友的身份和蔼地同他交谈，给他讲解道德，对他的重大毛病，如“撒谎”、“荒谬而幼稚地撒谎”、“蛮横”、“暴躁”、无礼等等年轻人的毛病进行严肃认真的规劝。如果这时满腔师长热情的巨人的鞭子不时在学生头上大声呼啸，如果粗鲁的语句间或中断了滔滔不绝的劝善良言，以至在某些地方完全抹杀这些格言的作用，那末，一刻也不要忘记，巨人并不能象昆图斯·菲克斯莱恩[144]一类的学校专任教师那样从事道德教育，不要忘记天性即使从门口被赶出去，又会从窗口跑回来。此外还应当注意，同样的话出自矮子恩格斯之口就是令人生厌的淫秽之言，而出自巨人海因岑之口就美妙得象自然界的音响那样入耳动听令人心醉。况且，以庸俗言论的狭隘尺度来衡量英雄的语言，这恰当吗？当然不恰当，正象荷马说他最喜爱的主人公之一哀杰克斯“顽固如驴”，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荷马下降到了粗俗文学的水平一样。
　　巨人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7号上向共产主义者显示自己的鞭子的时候也是出于这种好意的！[145]而“矮小的”丑儿由于巨人根本不给以发言的机会，却对他并不那么领情（他对矮子这种捉摸不透的傲慢无礼，曾多次地表示他那勇士的惊讶）。他埋怨说：“这绝不是进行忠告。”“恩格斯先生渴望我死；他想杀害我，这个恶棍。”
　　而他本人呢？无论在对待普鲁士政府时，或者在这种情况下，他都是“热情奔放地展开斗争，在军衣下面提出和平的建议，捧着一颗追求人道地调和当代矛盾的心灵”。［注：Karl　Heinzen．《Steckbrief》〔卡尔·海因岑：“逮捕令”〕。］可是，（唉！）“这种热情饱含着诡计多端的刺激性水分”［注：同上。］。
　　海因岑先生根本不是变成共和主义者的；他一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就是共和主义者。因此，他是前后一贯、坚毅不拔、始终如一的。而他的敌手则是出尔反尔、摇摆不定、经常转变。海因岑先生并非一向就是革命者；他是变成革命者的。不错，这一次是海因岑先生在转变；因此，情况就变了样：这些转变不再具有不道德的性质并且今后就叫做“自我改正”。而共产主义者的前后一贯却反而不再具有崇高道德的性质。那末它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不可改正”。
　　固定或者转变两者既是道德的，又是不道德的；从道德高尚的庸人方面来说是道德的，从他的敌手方面来说是不道德的。批评化的庸人高明的地方就是知道何时应当说“白”，何时应当说“黑”，善于在需要的时候说需要的话。
　　一般认为，无知总是一种缺陷。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它看做负数。我们倒要看看庸人的批评的魔杖怎样把精神上的负号变成道德上的正号。
　　海因岑先生附带告诉我们，在哲学上，他现在同1844年时一样一直是门外汉。黑格尔的“语言”对他来说“始终不容易消化”。
　　事实就是这样的。接着就是在道德上的加工。
　　由于黑格尔的语言对海因岑先生来说一开始就“不容易消化”，所以他不象“恩格斯等人”似的迷住了心窃，一见好机会就不顾道德，高傲地吹嘘自己通晓这种黑格尔的语言，而是象人所共知的威斯特伐里亚农民一样，从来就没有“吹嘘自己通晓”梵文的妄想。但是要知道，真正的道德行为就是要避免为不道德行为造成任何口实；为了防止“吹嘘自己通晓”某种语言这一不道德倾向，便干脆不去了解这种语言，这倒确实是一种最简便的办法！
　　对哲学一无所知的海因岑先生自己认为，他没有进过“学校”［注：德文的《schule》一字兼有“学派”的意思。——译者注］请教哲学老师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的学校是“人的理智”和“生活深处”。
　　要防止在道德上背弃学派的危险，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根本不参加学派！
　　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比方说，人民在自己的发展中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就是否定自己从前的政治存在。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而用道德的语言来讲，否定就是背弃。
　　背弃！批评化的庸人可以丝毫不懂这个词的含义而用这个词来辱骂任何一种发展；他可以郑重其事地把自己本能上的发育不全完全相反地说成是道德上的十全十美。例如各国人民的宗教幻想把无罪的时代、黄金时代列在史前时期（当时还根本没有任何历史发展，因此也没有任何否定、任何背弃），从而辱骂了整个历史。又如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在强烈的、激情的否定和背弃的时代，例如18世纪，出现了正直而善良的大丈夫，出现了以停滞状态的田园生活来同历史的颓废相对抗的素有教养、作风正派的盖斯纳之类的色鬼。但是为了嘉奖这些田园诗人（他们也是一些批评化的道德家和道德化的批评家），应当说，他们在评定牧人和山羊两者在道德方面谁数第一时所表现的那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是诚恳的。
　　让道德高尚的庸人毫无拘束地尽情享受自己的优越感吧！我们就跟他到他在自己的想象中转入“本题”的地方去。我们到处都会碰到这种方法。
　　“权力也统治着财产。”
　　无论如何，财产也是一种权力。例如，经济学家就把资本称为“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
　　可见，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权力也统治着财产。”这就是说：财产的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甚至政治权力还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
　　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国家的权力还没有变成它自己的权力。在那些资产阶级已经夺得政治权力的国家里，政治统治已成为资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阶级统治，而不是个别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的统治，对于这些国家说来，海因岑先生的断言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无产者同政治统治当然毫无共同之点，因为政治统治直接属于财产。
　　这样，海因岑先生以为自己道出了不仅是永恒的，而且还是独创的真理，其实他只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必须夺得政权这个事实，也就是说，他所说的和恩格斯所说的是相同的话，但是，他却无意识地满以为他说的是相反的话。其实，他只是慷慨激昂地把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政权的暂时关系宣布为永恒的真理，从而表明了怎样把“运动”变成“僵硬的核心”而已。
　　海因岑先生继续说，“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全靠权力来维持”。
　　或者海因岑先生把“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理解为上述的压迫，即德国资产阶级甚至在自己“最神圣的”利益方面所受到的君主专制的压迫，那末他就只是重复了上述的话，或者他把“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理解为工人的经济状况，那末他的启示就具有如下的含义：
　　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因此，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
　　海因岑先生又一次不自觉地说出和恩格斯所说的相同的话，并且又一次天真地自以为所说的是相反的话。他所说的不是他所想的，而他所想的却又没有说出来。
　　其实，如果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即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持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它是不会成功的。“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租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复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所以，法国的恐怖统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过自己的猛烈锤击，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这样的事情是懦怯的资产阶级在几十年中也办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牺牲只是给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同样，如果资产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要推翻君主专制也只能是暂时的。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所有的历来自己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人的理智”来自“生活深处”，并且不会因为任何哲学的或其它学术研究而破坏自己天然的习性，它的全部粗俗性格表现在：在它看出有差别的地方就看不见统一，在它看见有统一的地方就看不出差别。当它在规定差别的定义时，这些定义立即在它手下硬化为顽石，而它认为假如使这些僵化的概念互相撞击而打出火花，那是最有害的诡辩。
　　例如，海因岑先生谈到金钱和权力、财产和统治、获得金钱和获得权力不同是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在字面上即已犯了同义反复的毛病，并且还觉得单纯规定字面上的差别就是一桩了不起的功绩，他自恃眼力过人，拿这种功绩来同那些竟“盲目”到连这种初级的、纯粹儿童的理解都不愿一顾的共产主义者相对比。
　　“获得金钱”怎样变成“获得权力”，“财产”怎样变成“政治统治”，也就是说，为何不是象海因岑先生所奉为教条的那种硬性规定的差别，而是两种势力相互作用，直到两者合而为一；海因岑先生要想了解这一切是不难的。问题只是他必须知道，农奴怎样为自己买得自由，公社[146]怎样买得自己的市政权；市民一方面怎样利用工商业从封建主的口袋里攫取金钱并通过期票使他们的地产化为泡影，而另一方面又怎样帮助君主专制战胜因此而被削弱的大封建主并为自己买得他们的种种特权；然后他们怎样利用君主专制本身的财政危机等等；后来甚至君主专制本身又怎样由于现代工商业的产物——国债制度而依附于股票大王；在国际关系方面工业垄断又怎样直接变成政治统治（例如，在“德意志解放战争”中神圣同盟的各国君主就是英国豢养的雇佣兵）等等。
　　但是，当“人的理智”的傲慢的粗俗性格把获得金钱和获得权力之间的那些差别奉为“毫无疑问”应当“如此这般”去对待的永恒真理，把那些差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的时候，它就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合意的阵地，可以从那里针对这类信仰符号的反对者的“盲目”、“愚蠢”或“卑劣”倾泻自己的道德愤怒。这种吵吵嚷嚷的粗暴发泄一方面引起了他的自我满足，同时不过是用漂亮词句做成的仅仅夹杂着两三个贫瘠真理的羹汤。
　　海因岑先生可要活到甚至普鲁士的财产权力将同政治权力强迫成婚的时候。让我们听下去吧：
　　刚才海因岑先生看到的只是金钱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差别；而现在他看到的却只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之间的统一。其实，他看到的当然还有敌手们的“可笑的盲目”和“可鄙的胆怯”。
　　人们的政治关系同人们在其中相处的一切关系一样自然也是社会的、公共的关系。因此，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都是社会问题。
　　粗汉天真地以为说出只有在8岁儿童用的教义问答中才能碰到的类似观点，就意味着不仅说出了什么东西而且还在现代冲突的天平上加了一些重量。
　　没有想到“在我们这个时代探讨”的“社会问题”随着我们步出君主专制的领域而日益重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起源于德国而起源于英国、法国和北美。
　　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出现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废除的时候。首先宣布这些“社会问题”的是最彻底的共和主义者，即英国的“平均主义者”[147]、法国的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等。巴贝夫的朋友和党内同志邦纳罗蒂所写“巴贝夫的密谋”[148]一书表明这些共和主义者怎样从历史“运动”中得出一种信念：随着君主制和共和制这一社会问题的消失，还没有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的。
　　财产问题，既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提出，决不能把它仅仅归结为（照海因岑的说法）重新阐明：“一个人拥有一切而另一个人一无所有，个别人一般可以拥有某些东西是否公平”，也不能归结为类似的简单的良心问题和关于公平的词句。
　　财产问题的表现形式极不相同，这是同一般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各国工业发展的特殊阶段相适应的。
　　例如，对加里西亚的农民来说，财产问题归结为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和对于1789年前夜的法国农民来说，意义是一样的。相反，英国的农业工人同土地所有者没有任何关系。他只同农场主即用办工厂的同一原理办农场的经营资本家发生关系。这种经营资本家从自己这方面说由于付给土地所有者以地租而同所有者直接发生关系。因此，对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来说，消灭土地所有制是最重要的财产问题，它对谷物法进行斗争，正具有这种意义。对英国农业工人来说则相反，他们和英国工厂工人一样，对他们来说消灭资本乃是最重要的财产问题。
　　无论在英国革命或者法国革命中，财产问题的提法都归结为给竞争以广阔的自由和消灭一切封建财产关系，即封建领地、行会、垄断等等，因为这些关系在16至18世纪时期中变成了工业发展的桎梏。
　　最后，在“我们这个时代”，财产问题的意义在于消灭因大工业、世界市场和自由竞争的发展而造成的冲突。
　　财产问题从来就随着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切身问题。17、18世纪时要废除封建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资产阶级的切身问题。19世纪时要废除资产阶级财产关系，财产问题就是工人阶级的切身问题。
　　可见，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全世界历史性问题的这个财产问题，只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才有意义。这种社会愈发达，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就愈发展，因而国家的权力就愈具备资产阶级性质，那末社会问题就愈尖锐：法国比德国尖锐，英国比法国尖锐，君主立宪的国家比君主专制的国家尖锐，共和制的国家又比君主立宪的国家尖锐。例如，信用制度和投机等等引起的冲突在北美比任何地方都更为尖锐。同样，社会的不平等在北美东部各州也表现得比任何地方都突出，因为在这里社会的不平等不象在别的地方那样为政治的不平等所掩盖。至于说这里的赤贫现象还没有发展到象英国的那种程度，自有其经济上的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在此一一阐述。不过，这里的赤贫现象也是很可观的。
　　北美的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激进主义者托马斯·库伯建议：
　　（1）禁止无产者结婚。
　　（2）取消普选权，他大叫说，因为
　　工人们在英国以宪章派为名、在北美以民族改良派为名分别形成政党，其战斗口号根本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而是以工人阶级的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的统治。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有其与本身适应的立宪或共和的代议制国家形式。既然正是在这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财产问题”成了最重要的“社会问题”，那末，只有德国小市民的狭隘要求才使得他终于叫喊出什么君主制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同样李斯特博士在“国民政治经济学”[151]的序言中对于人们“错误地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赤贫现象而不是保护关税这一点也表示天真的烦恼。
　　金钱和权力之间的差别同时又是战斗双方的个人差别。
　　“小家伙”以小扒手姿态出现，只同拥有“金钱”的敌人周旋；神话般的壮士与他不同，他是向这个世界上的“权贵”作斗争。
　　并且喃喃说道：
　　但是，处境最好的还是这个世界上的“权贵”，当海因岑先生向自己的学生发起如下的进攻时他们轻松地喘了一口气：
　　刚才我们听到伟大人物以惊人的简洁在大体上阐述了政治情况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的道德说教。当即又以君主制为例直观地教给自己的学生如何实际运用这种方法。
　　他说，君主，即君主制是“一切灾难和贫困的祸首”。在君主制已经废除的地方用这种方法解释显然是不行的，因此，曾使古代共和国走向灭亡、又将在北美合众国南部各州导致可怕冲突的奴隶制［注：关于这一问题请参看美利坚合众国奠基人之一、连任两届美国总统的杰弗逊的回忆录。］就会用约翰·福斯泰夫的话高声地说：“啊，要是理由能贱得象乌莓子一样有多好啊！”[152]
　　但是，首先要明白：君主和君主制是某一个人产生的呢，还是某一个东西产生的？
　　有一个时候，人民为了公共的利益曾经必须以最优秀的人物作为自己的首领。后来，这个职位开始在一定的家族内部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最后，由于人们的愚蠢和堕落，这种滥用现象得以维持数百年之久。
　　即使把欧洲所有的天生健谈之士召集在一起会谈，他们也不能做出另外的回答。如果你们看完海因岑先生的全部文章，你们从里面也找不到别的答案。
　　坚实的“人的理智”以为宣布自己是君主制的反对者，就是对它做了解释。但是对这个正常理智来说，最困难的似乎应当是说明：人的理智和人的道德品格的反对者来自何处，他又怎样把自己那种惊人顽强的寿命延长了好几百年加以说明。这是再简单没有了！没有人的理智和人的道德品格，这几百年也过来了。换句话说，数百年的理性和道德同君主制相适应而不是同它相矛盾。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的理智”所不能了解的正是以往数百年的这种理性和这种道德。它不了解它们，可是却看不起它们。它从历史的领域逃到道德的领域，所以，它在这里也可以把自己的道德愤怒的重炮全部放射出来。
　　正如政治的“人的理智”在这里说君主制的起源和长期存在是由于考虑不周一样，宗教的“人的理智”也说异教和不信教是由魔鬼一手造成的。同样，非宗教的“人的理智”也说宗教是由神甫这样一种魔鬼一手造成的。
　　既然海因岑先生已经用道德方面的老生常谈论证了君主制的起源，那末，得出关于“君主制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的结论是十分自然的。请听：
　　海因岑先生看到君主处于德国社会大厦的最上层。他毫不怀疑：最上层的社会基础就是他们创造的并且他们每天都在重新创造这种基础。君主制是社会状况的公开政治表现，要解释两者间的联系，除了把君主说成是这种联系的创造者以外，还能有比这更简单的解释吗！代表机关同它们所代表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联系呢？它们创造了社会！例如政治偶象及其机构和层次阶梯创造了罪恶世界，而政治偶象是罪恶世界的至圣物。例如宗教偶象创造了世俗状况，而这些世俗状况反映在宗教偶象中也是一些虚幻的、天上的东西。
　　以高度热情宣扬类似的简陋智慧的粗汉们自然一定要以惊异而义愤的目光来看待敌手，因为后者挺身出来向他们证明：苹果并不创造苹果树。
　　现代历史编纂学表明，君主专制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因此构成君主专制的因素决不能是它的产物；相反，这些因素所构成的倒是它的社会前提，这种前提的历史渊源人们已经很清楚了，没有重提的必要。德国的君主专制发生较晚、维持较久，这只能以德国资产阶级的畸形发展来解释。关于这个发展之谜可以在工商业的历史中找到答案。
　　德国小市民自由城市衰落，骑士等级消灭，农民遭到失败，这一切决定了领主王公最高权力的确立；现代世界市场和大型手工工场出现时，以纯粹中世纪关系为基础的德国工商业衰落了；三十年战争留下了人口绝灭的凄惨景象；振兴的民族工业部门（如小型亚麻生产）具有与宗法关系和情况相适应的性质；由于输出的多半是农产品，因而在物质生活来源上有所增加的几乎全是贵族地主，他们对市民来说，势力也就相对增大；德国在世界市场上一般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国民收入以外国人对王公们的接济为主要来源；因此市民就依附于王室；——形成德国社会面貌和同它相适应的政治组织的诸如此类的情况，在粗汉的人的理智看来，已变成一些英明的箴言，而其全部英明所在就是“德国君主”创造了“德国社会”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造”它。
　　使人的理智得以“看出”君主制是德国社会的发源地，而不把德国社会看成是君主制的发源地的那种错觉是不难解释的。
　　它初看之下（它往往以为初看就非常透彻），发现德国君主们在维持和坚持他们政治生命所系的德国旧社会秩序，并且对破坏性因素使用暴力。另一方面，它又看见破坏性因素也在同君主的权力作斗争。于是健全的五官全部出马，证明君主制是旧社会及其等级结构、偏见和矛盾的基础。
　　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种现象只推翻了它无意中为其充当论据的那一幼稚观点。
　　君主制所扮演的暴虐、反动角色只是表明在旧社会的孔隙中形成了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必然也感到政治外壳（旧社会的天然外皮）是反自然的桎梏而必须撑破。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不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凶猛的反动派也越保守。这些新的破坏性社会因素越发达，旧政权的即使是最无关紧要的保守意图也越反动。君主权力的反动性并不证明这种权力创造旧社会，倒是相反地证明，只要旧社会的物质条件消亡，君主权力本身也就消灭［注：诙谐语：《machen》是“创造”，《abmachen》是“消灭”。——编者注］。它的反动性同时就是旧社会的反动性，因为旧社会仍然是官方的社会，因此也仍然是权力的官方享有者或官方权力的享有者。
　　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迫切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君主专制不实行集权（集权本是它的开明措施）而打算实行分权。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等级垮台以后，它积极参加过破坏封建等级的活动，而现在却力图保留哪怕是封建割据的外表。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以此鼓励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做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末现在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它们正在成为已经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日益可怕的武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它那胆怯而鲁钝的目光又从使它繁荣的摇篮——城市，转到了它从前埋葬强敌的地方——乡村。　　但是，海因岑先生把“政治情况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仅仅理解为德国君主制同德国的灾难和贫困之间的联系。
　　从物质方面说，君主制也和其它一切国家形式一样，直接用捐税来加重工人阶级的负担。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官吏和僧侣、士兵和舞蹈女演员、教师和警察、希腊式的博物馆和哥德式的尖塔、王室费用和官阶表这一切童话般的存在物于胚胎时期就已安睡在一个共同的种子——捐税之中了。
　　哪一个饶舌的庸人不会向饥饿的老百姓指出，捐税，这种君主得来的不义之财就是他们贫困的根源？
　　德国的君主和德国的贫困！换句话说，就是君主们得以骄奢淫逸、人民以自己的血汗为代价付出的捐税！
　　对于那些高谈阔论的人类救世主，材料是多么丰富啊！
　　君主制要求庞大的开支，这是毫无疑问的。就拿北美的国家预算来同我们的38个小国为了受统治和被控制所必须缴纳的数目来比较一下吧！这些妄想蛊惑人心的粗暴攻击，甚至无须共产主义者讲话，只要如李嘉图、西尼耳等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用三言两语就可以驳倒了。
　　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
　　工人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工资。
　　必须确定捐税和工资之间有什么关系。
　　由于竞争的结果，平均工资必然下降到最低限度，就是说下降到勉强维持个人和后嗣生存的地步。捐税就是这种最低工资的一部分，因为工人的政治使命正是缴纳捐税。假如工人肩负的全部捐税用激进的办法废除，结果必然是从工资中扣除目前付出的捐税总额。因此，不是同样直接增加雇主的利润，就是仅仅变换征税的形式。先前是资本家把工人应缴的捐税连同工资一起发给，现在则是不经过转手而把这些捐税直接付给国家就是了。
　　如果说北美的工资高于欧洲的工资，那末，这绝不是由于北美的捐税较轻，而是由于北美的地理位置及其工商业的缘故。在那里劳动力求过于供的情况远远超过欧洲。这一真理是每个中学生都早已从亚当·斯密那里就知道的。
　　对资产阶级来说则相反，捐税的分配、征收和使用的方法之所以成为切身问题，不仅是由于它对工商业起着影响，而且还因为捐税是可以用来扼杀君主专制的一条金锁链。
　　海因岑先生对“政治情况同社会情况之间的联系”和“阶级关系”同国家权力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如此深刻的说明之后，得意扬扬地大声叫道：
　　“粗俗的”人的理智把阶级差别变成了“钱包大小的差别”，把阶级矛盾变成了“各行业之间的争吵”。钱包的大小纯粹是数量上的差别，它可以尽情唆使同一阶级的两人互相反对。大家知道，中世纪的行会是在“行业差别”的原则上互相对立的。但是大家也知道，现代的阶级差别绝不建立在“行业”的基础上；相反，分工在同一阶级内部造成不同的工种。
　　海因岑先生把完全从他本身的“生活深处”和他本身的“人的理智”中取来的他本身的“局限性”可笑地称为“共产主义者的局限性”。
　　我们暂且假定，海因岑先生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因而假定他说的不是钱包的“各种大小”，不是“各行业之间的争吵”。
　　单独的个人并不“总是”以他所从属的阶级为转移，这是很“可能的”；但是这个事实不足以影响阶级斗争，正如少数贵族转到tiers　état〔第三等级〕方面去不足以影响法国革命一样。而且就在这时，这些贵族至少也加入了一定的阶级，即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然而海因岑先生却硬要一切阶级在“人性”这个炽热的思想面前消失。
　　如果海因岑先生认为，以不依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做为存在的基础并因这些条件而彼此处于极尖锐的对抗中的各阶级，可以靠一切人们所固有的属性“人性”而越出本身存在的现实条件，那末，某一个君主要靠自己的“人性”而使自己超出自己的“君主的权力”，超出自己的“君主的行业”该是多么容易呵！当恩格斯看出海因岑先生的革命词句背后是“好心的皇帝约瑟夫”时，海因岑先生竟不能原谅恩格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但是海因岑先生一方面由于极不明确地对待德国人的“人性”而抹掉一切差别，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号召扩大到君主身上。而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必须在德国血统的人们中间确立一种差别，因为没有差别就没有对立面，而没有对立面就没有材料进行卡普勤［注：见本卷第224页脚注。——译者注］式的政治说教。
　　因此，海因岑先生就把德国血统的人们划分为国君和臣民。海因岑先生看到了这种对立面并且对它作了表述，在他自己看来，这是一种道德力量的表现，是具有个人胆量、政治头脑、激动的人的感情、严肃态度、远见和值得敬佩的勇气的明证。如果注意到，臣民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特权者不但看不出政治等级是降低人格的阶梯，却反而认为它是飞黄腾达的途径，甚至那些把臣服看做是锁链的臣民（对这些锁链的重压的感受很不一致）也注意到这一切，那就表明自己毫无理智、表明自己有警察思想。
　　然而却冒出一些“狭隘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不仅看出了国君和臣民之间的政治差别，而且看出了阶级间的社会差别。
　　一分钟以前海因岑先生在道德上的伟大之处在于看出了差别并给以表述，现在他的伟大之处却在于看不出差别、不予注意而且加以掩盖。表述对立面的言语由革命的语言一变而成为反动的、恶毒地“唆使”被人性团结在一起的弟兄互相反对的语言。
　　大家知道，七月革命后不久，胜利的资产阶级在九月法令中规定（大概也是为了“人性”）“唆使各阶级的居民互相反对”为最大的政治罪行，违者囚禁，课以罚金等等。[153]其次，大家知道，英国资产阶级的机关报也放弃其它一切告密形式而宁愿责难宪章派的领袖和共和主义者唆使一些阶级的居民去反对另一些阶级的居民。甚至大家也知道，德国的作家们就是因为唆使各阶级的居民互相反对而被活活埋葬在城堡中的。
　　这一次海因岑先生是不是在用法国九月法令、英国资产阶级报纸和普鲁士刑法典上的语言讲话呢？
　　不是。善良的海因岑先生担心的只是共产主义者“企图用革命的排毒法[154]使君主免除危险”。
　　比利时的自由派硬说激进派同天主教徒串通；法国的自由派硬说民主派同正统派串通；英国的自由贸易派硬说宪章派同托利党人串通；同样，海因岑先生也硬说共产主义者同君主串通。
　　正如我已在“德法年鉴”上证明的，德国染上了基督教德意志的特殊病症[155]。它的资产阶级出现太晚了，当它开始同君主专制进行斗争而力图确立自己的政权的时候，一切先进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已经在同工人阶级进行残酷的斗争了，它那种政治幻想在欧洲人的意识中早已过时。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还保存着君主专制的政治贫乏以及一大群已趋没落的半封建等级和关系，同时又局部地存在着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德意志对世界市场的依附而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引起的现代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斗争；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156]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尚未形成阶级之前就同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臣民”之间的斗争不顾一切汉巴赫之歌[157]而在君主和贵族被赶出国土之前就爆发了。
　　海因岑先生对这种充满矛盾的事态（这当然会在德国文学上有所反应）做不出别的解释，只是说，这要唯敌人的良心是问，这是共产主义者进行反革命阴谋的后果。
　　可是德国工人非常清楚：君主专制在为了讨好资产阶级而向无产阶级敬以霰弹和皮鞭的时候是毫不犹豫的（而且也不能犹豫）。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宁肯受专制政府及其半封建侍从的粗暴压迫而不愿受资产阶级的直接统治呢？工人非常清楚：资产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必将比君主专制对他们作出更大的让步，而且为了自己的工商业它还会违背自己的意旨为工人阶级创造团结的条件，工人阶级的团结就是工人胜利的首要前提。工人知道，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不能通过保存封建的财产关系来实现。他们知道，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等级和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运动只能使他们自己的革命运动加速进展。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胜利之日才能开始。尽管如此，他们对海因岑先生的资产阶级幻想也是不会同意的。他们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做自己的最终目的。
　　工人在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在不久以前反谷物法同盟的运动中，英国宪章派就做出了光辉的范例。他们一刻也没有相信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的虚伪保证和捏造，一刻也没有停止同他们作斗争，他们充分自觉地帮助自己的敌人战胜了托利党人；但是当谷物法废除后的第二天在选举斗争的战场上两相对抗的已不是托利党人和自由贸易派，而是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了。宪章派就是因为同这些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作斗争才在议会中给自己争得了席位。
　　正如对工人不大了解一样，海因岑先生也不大了解资产阶级自由派，虽然他在无意地为他们服务。他认为有必要违背他们的意愿再三重复反对“德国的和善、温顺”的老调。他这位道德高尚的大丈夫对某一个康普豪森或汉泽曼所贩卖的奴才言论信以为真。资产者先生们会嘲笑这种幼稚的。他们哪里有毛病，他们自己更清楚。他们知道，革命中的老百姓是莽撞的和过火的。因此，资产者先生们千方百计总想不经过革命而用和平方式把专制君主国改造成资产阶级君主国。
　　但是普鲁士的专制君主国也和从前英国和法国的一样，是不愿意自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国的。它是不会自动退位的。除了君主本人有偏见以外，还有大批的文职、军职和神职官僚束缚住他们的双手，因为君主专制的这一组成部分是绝对不愿意拿自己的统治地位去换取资产阶级手下的职位的。另一方面，封建等级又极端保守；对他们来说这是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财产的保留或者被剥夺的问题。尽管资产阶级以一切忠心耿耿的誓言来表示自己的忠诚，专制的君主依然认定他的真正利益同这些等级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正如某些拉利－托朗达尔、穆尼哀、马鲁埃和米拉波的甜言蜜语未能说服路易十六坚决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封建主和君主专制的残余一样，所有这些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之流的海妖之歌也不能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有所迷惑。
　　但是海因岑先生既不同德国资产阶级打交道又不同德国无产阶级打交道。他的政党就是“人们的党”，所谓人们就是指那些以“人类”目的为幌子、为“资产阶级”利益冲锋陷阵，但同时又没有意识到理想主义词句与其现实主义实质之间的联系的诚实正直而胸襟开阔的幻想家。
　　国家缔造者海因岑先生向自己的政党即人们的党，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安居在德国的人类的党推荐“最好的共和国”、他亲自策划的最好的共和国，即“具有社会制度的联邦共和国”。卢梭曾为波兰人草拟过最好的政治制度，马布利也曾为科西嘉岛上的居民草拟过最好的政治制度。伟大的日内瓦公民找到了一个更伟大的继承者。
　　一个会用花瓣构成花朵，即使是一朵雏菊的人，大概他也能构成“最好的共和国”吧，不管堕落的人世就这一点说了些什么。
　　英勇的国家缔造者对一切恶意攻击置之不理而把北美共和国的宪法作为自己的标本。凡是他认为不体面的，都用他那粗汉之笔删去。结果他就得到了in　usum　delphini〔皇太子用的〕［注：这是17世纪下半期法国皇太子专用的拉丁文书籍的注脚，书中“不道德”之处均被删去并加这样的注脚。——编者注］、也就是为“德国人”谋福利的修订本。于是，当他对“共和国、而且正是已确定的共和国的情景”加以描述之后，就“揪住”这“矮小的”无礼学生的“共产主义耳朵”一把提将起来，声色俱厉地质问道：这个人是否也能“造出”一个世界、并且是“最好的世界”？他“揪住共产主义耳朵”把“小家伙”一个劲“往上”提，直到后者的“鼻子碰到”“新”世界——最好的共和国的大图时为止。他把他所设计的这幅世界大图小心翼翼地亲自挂上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
　　《Cacatum　non　est　pictum》〔涂抹并不是绘画〕——拒不悔改的“小”蛇发出咝咝的叫声。
　　共和主义的哀杰克斯在盛怒之下把共产主义的瑟息替斯摔倒在地，并从他那毛茸茸的宽阔胸膛里冲出了可怕的字眼：
　　的确，恩格斯先生！难道您不认为“美国联邦制度”是“历来的治国艺术梦寐以求的最好的政治形式吗”？您摇头！甚么？您根本否认“美国联邦制度”是“治国艺术”梦寐以求的吗？什么，“社会的最好的政治形式”只in　abstracto〔抽象地〕存在？真是奇怪！
　　同时，您竟“厚颜无耻，昧着良心”硬要我们认为，想利用北美宪法（而且是经过美化和改善的）来为亲爱的祖国谋福利的正直的德国人好比一个抄袭自己的富裕对手的账簿的愚蠢商人，自以为有了这份抄本就占有了对方使他眼红的财富！
　　您似乎还用您小手里的“刽子手的屠刀”、用1794年时送给您玩的袖珍断头台来威胁我们吧？您自言自语地说，巴巴鲁和其余的彪形大汉在玩弄断头台的时期被砍去脑袋，是因为他们无意中叫出了“美国联邦制度”是“最好的政治形式”[158]。所有那些人，即当欧洲、特别是当完全处于封建割裂状态的德国发生某一民主革命的时候，不去争取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及其归于统一的中央集权，而企图去培植“美国联邦制度”的歌利亚们，也要得到同样的下场。
　　我的上帝！公安委员会[159]的委员们和支持他们的雅各布宾吸血鬼原来都是一些惨无人道的暴徒，而海因岑式的“最好的共和国”却是“历来的治国艺术”为了“人”、为了好人、为了人道的人而“梦寐以求”的“最好的政治形式”！
　　的确！“您可笑到了极点，恩格斯先生！”
　　此外，缔造国家的海格立斯绝不是依样画葫芦地抄袭北美的“联邦共和国”。他用“社会制度”将它装饰起来，他许以“在合理的基础上调整财产关系”，而他用来消除资产阶级旧社会的“缺点”的七大“措施”绝不是从现代不中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饭馆里讨来的淡而无味的残羹剩饭。伟大的卡尔·海因岑开的“使社会人道化”的药方，应当归功于“印加族”和“康培的儿童读物”[160]，同样，上述他那意味深长的词句不应归功于哲学家波美拉尼亚人卢格，而应归功于英明到头发都发白的“秘鲁人”。可是恩格斯先生把这一切称为纯系任意捏造的美化世界的庸俗幻想！
　　不错，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较优秀的人们日益消失”而“最优秀的”总是完全不为人所了解。
　　譬如，举一个善良的市民为例，让他凭良心说：现代“财产关系”的毛病是什么？这个善良的汉子一定会把食指按在额角上，意味深长地叹两口气，然后“毫不肯定地”说，许多人“一”无所有，甚至没有起码的必需品，而另外一些人不但搜刮衣不蔽体的无产者而且搜刮可敬的市民，他们象贵族一样手中积累起千千万万的不义之财，这是耻辱。Aurea　mediocritas！中庸！——中等阶级的勇士叫了起来！就是要避免极端！哪有可以同这些极端、这些极端、这些最可鄙弃的极端相容的合理的国家制度！
　　现在来看看海因岑式的具有“社会制度”以及“使社会人道化”的七大措施的“联邦共和国”。这里对每一个公民的“最低限度”财产（他至少不能低于这个水平）作了保证，同时也对他的“最高限度”财产（他至多不能超过这个水平）作了规定。　　当海因岑先生以国家法令的形式重申了一切正直市民的虔诚愿望——人人所有既不太多、也不太少，——从而实现了这个愿望的时候，一切困难不是都解决了吗？
　　海因岑先生就是用类似的既简单而又冠冕堂皇的办法解决了全部经济矛盾。他在合乎道德高尚的大丈夫的正义感的合理基础上对财产进行了调整。不消说，“合理调整”财产正是那些在冷酷的必然性面前不得不把一切正义“措施”化为灰烬的“经济规律”，虽然这些措施是印加族和康培的儿童读物所推荐的并且是最极端的爱国志士所竭诚拥护的。
　　在一个与众不同、不“夸耀自己对政治经济学有研究”而是相反地，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一直善于保持谦逊朴质，好象他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刚刚打算开步走的人面前提出经济学的见解来同他争论，是多么失当啊！正因为这个人虽然受的教育不多，却能煞有介事地提出1842年以来早已通过奥格斯堡“总汇报”透入德国生活深处的一切[161]，如替“获得的”财产、“个人自由和个性”担心等等来反对共产主义敌人，所以才是很了不起的。真的，共产主义作家的精神堕落是严重的，其标志就是他们只在对经济学和哲学有修养的人们中间挑选敌手，而对粗汉的人的理智所发出的“毫不肯定的”攻击却置之不理，他们首先应当把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常识教给粗汉的人的理智，然后才有可能就这些问题同它进行辩论。
　　例如，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不是指从属的、已趋没落的，而正是指现存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既然所有这些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都是阶级关系，（这是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每一个学生都应当知道的，）那末，这些关系当然只有在各阶级本身和他们的相互关系发生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变化或根本消灭；而阶级间的关系的变化就是历史的变化，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产物，总之，是一定“历史运动”的产物。著作家可以献身于这个历史运动，成为它的表现者，但是，不言而喻，他不能创造运动。
　　例如，为要说明封建的财产关系的消灭，现代历史学家就必须指出现代运动的特征，这就是在运动的进程中，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其生活条件已充分发展，它完全可以消灭一切封建等级和它自己先前的封建生存方式，因而也可以消灭这些封建等级赖以进行生产的封建生产关系。可见，封建财产关系的废除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建立绝不是由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做出结论的学说中产生出来的。相反，资产阶级著作家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期提出的原则和理论无非是实际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同时可以精确地看出，这种理论上的表现以其所处实际运动的阶段的不同而反映出空想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学理主义的程度也往往不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不揣冒昧地向自己的可怕的敌手、缔造国家的海格立斯讲到作为“运动”之理论表现的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
　　但是，我们这位巨人在道德高尚的愤怒之下叫道：“我是想把实际后果弄个明白，我是想使共产主义的‘代表们’承认这些后果，”也就是说，在对资产阶级私有制仅有虚幻概念的人的心目中必然同私有制的废除相联系的那些荒谬的后果。他是想迫使恩格斯“为一切荒谬的话辩护”，照海因岑先生的英勇策划看来，这些荒谬的话恩格斯“是会摆到光天化日之下来的”。但是莱涅克－恩格斯使这位道德高尚的伊瑟格林大失所望，他在共产主义中找不到任何可以“吞噬”的“核心”，并惊异地自问：“这种现象须怎样加以烹制才能食用？”
　　善良的大丈夫用花言巧语来自慰的企图没有得逞，例如，他提出历史运动岂不是“人的感情的运动”等等反问，甚至恳求伟大的“卢格”的灵魂为他破这个自然之谜！
　　实际上，他最后对问题做出的解释是恩格斯“背弃自己的学派”，“胆小而可笑地退却”，“仅仅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而殃及全人类”，“在决定性的关头背弃自己的政党或是将其一脚踢开”以及诸如此类的道德化的疯狂非难。同样，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空想共产主义体系和批判的共产主义之间所制造的差别无非是“叛变”和“暗算”。是的，纯粹是耶稣会教徒式的“事后补作的”差别，因为至少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把这些差别告诉海因岑先生，看来，就连生活深处的风暴也丝毫没有把它们吹进他的耳朵！
　　从表现这些矛盾的文字看来，海因岑先生对它们所作的说明是多么微妙呵！
　　或者是：
　　在这以后，不言而喻，道德高尚的大丈夫“由于完全不能自拔，不能认为诚实和正直（无论它们多么陈旧）是被赋以理性的实体之间完全无用的东西”，于是便开始拿无稽的谎言来款待我们，例如，说什么恩格斯也打算写有关“法国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的文章，但是卡·格律恩似乎比他“抢先一步”，因此，恩格斯就“未能为他这一索然无味的重复之作找到出版商”。海因岑先生还奉送了不少诸如此类的新发现，作为他根据“一定原则”得出的“结论”。
　　道德化的批评所得到的可怜结果是由这一批评的“性质”本身决定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咎于哀杰克斯·铁拉孟［注：希腊神话：特洛伊战争中亚尔哥斯人的英雄之一铁拉孟的儿子，身躯高大、又称大哀杰克斯。——译者注］的个人缺点。尽管这位神圣的粗汉非常愚蠢和卑鄙，但是他在道德上却有他自我安慰的地方，这就是他在自己的信念上是愚蠢、卑鄙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是一个首尾一贯的统一体。
　　但是不管“事实”在那里说明什么问题，伟大的卡尔·海因岑本人却安之若素，听其“自然”；他在自己正直的胸脯上拍了三下叫道：“我，我坦然地随身携带着我的原则，如果有人向我问起这个原则，我是不会把它扔掉的”。
　　亨利希七十二世·冯·罗伊斯－施莱茨－艾贝斯道弗有二十年左右也是骑在他的“原则”的背上的。

---

　　注意。我们向“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读者推荐一篇斯蒂凡［注：斯蒂凡·波尔恩。——编者注］写的批评文章：“海因岑的国家”。不言而喻，对著者来说，海因岑只是一个引子；即使他随便用一个德国的空谈著作家来使真正革命工人的观点同好辩、谩骂的小资产者的观点对比，也同样会成功的。海因岑先生没有更好的办法答复斯蒂凡，只好庄严地宣称斯蒂凡的文章是一篇坏作品，以此作为本质的批判。由于斯蒂凡其人他并不认识，所以他干脆骂他是街头恶少和商品推销员来为自己开脱。但是他认为这对于他的对手还骂得不够恶毒，于是便一不作二不休，干脆把他变成警察局的密探。其实，法国警察局大概是经过同海因岑先生洽商没收了100本斯蒂凡写的小册子，由此可以看出这种责难究竟有几分公允。
　　海因岑先生用上述方法向工人斯蒂凡上了一堂实际的道德课以后又用下面那种庸人的口吻向他说：“从自己方面讲，我（无论我怎样乐于同工人进行辩论）不能把无礼当作代替资格的手段”。德国工人真要受宠若惊了，原来只要他们对待民主主义者卡尔·海因岑谦逊有礼，这位伟大人物就会同他们进行辩论。无奈海因岑先生本来就没有资格同斯蒂凡先生进行论争，所以他才竭力用他那无耻的攻击来弥补这一缺陷。

---

　　注释：
　　[141]指1847年10月21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4号上发表的一篇海因岑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代表’” （《Ein《Repräsentant》der　Kommunisten》）。——第322页。
　　[142]伏拉松是罗马剧作家忒伦底乌斯的喜剧“太监”中的人物，是一个好吹嘘的糊涂军人。——第322页。
　　[143]索洛蒙和马科尔夫（或莫罗尔夫）是14、15世纪德国滑稽剧（短篇讽刺故事）中的人物；通过索洛蒙的形象描写一个贤明而不切实际的君主，通过马科尔夫的形象描写一个机智的农民。——第323页。
　　[144]昆图斯·菲克斯莱恩是让·保尔（约·保·弗·李希特尔的笔名）的小说“昆图斯·菲克斯莱恩的一生”中的主人公，他是一位小学教师。——第326页。
　　[145]指“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9月26日第77号）上登载的一篇卡·海因岑的论战性文章，该文攻击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为此，恩格斯发表了“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进行反驳。——第326页。
　　[146]关于中世纪的公社参看“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和1890年德文版恩格斯注（本卷第468页）。——第333页。
　　[147]马克思指“真正平等派”（“真正平均主义者”），亦即“掘地派”，他们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期极左派的代表。“掘地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通过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第334页。
　　[148]菲·邦纳罗蒂“为平等而密谋，又名巴贝夫的密谋”1828年布鲁塞尔版第1—2卷（Ph．Buonarroti．《Conspiration　pour　l'égalité　dite　de　Babeuf》．T．Ⅰ—Ⅱ，Bruxelles，1828）。他这本书使工人革命运动中重新恢复了巴贝夫的传统。——第334页。
　　[149]马克思引证的是以梅勒迪斯为主席的济贫法实施调查委员会于1825年1月29日向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众议院提出的报告。该报告发表于1828年8月的“宾夕法尼亚纪事报”。——第336页。
　　[150]“奈尔斯氏每周纪事”（《Niles'Weekly　Register》）是美国一种有关政治、经济、历史和地理问题的综合性周刊，1811—1849年在巴尔的摩出版。——第336页。
　　[151]指弗·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斯图加特和杜宾根版（F．List．《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Stuttgart　und　Thübingen，1841）。——第337页。
　　[152]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参看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1954作家出版社版第十二册第194页。——译者注）。——第338页。
　　[153]指1835年9月法国政府颁布的反动法令。该法令限制陪审法庭的活动，并采取了严厉措施对付出版物。在出版方面规定增加期刊的押金，如果发表反对私有制和现行国家制度的言论则处以囚禁和课以巨额罚金。——第345页。
　　[154]排毒法是用人工刺激皮肤的表面而引起溃疡，中世纪的医术认为这是排出“病毒”的办法。——第345页。
　　[155]见卡·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52—467页）。——第346页。
　　[156]指1844的6月4—6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和1844年6月下半月捷克工人的起义（见本卷注89）。——第346页。
　　[157]指汉巴赫大典进行时唱的歌曲，这次大典于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邦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国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宪制改革而斗争。——第346页。
　　[158]指1793年夏吉伦特派（大资产阶级政党）掀起的反革命暴乱，他们打着保卫各省的自治权和联合权的旗帜反对雅各布宾政府。暴乱平息以后吉伦特派有许多领袖（包括巴巴鲁在内）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第350页。
　　[159]公安委员会是法国革命政府在雅各布宾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日）的中央机关。——第350页。
　　[160]指德国资产阶级教育学家约·亨·康培所写的儿童读物，具体指他的“美洲的发现”一书，其中有一节是讲秘鲁的印加族和西班牙人占领秘鲁的故事。——第350页。
　　[161]“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的一种反动日报，1798年创刊；1810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1842年发表了捏造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在其“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揭露了这种捏造，该文发表在1842年10月“莱茵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130—134页）。——第352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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