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第一篇
布鲁塞尔9月26日。今天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登了海因岑的一篇文章。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借口反驳编辑部的无谓非难，对共产主义者大肆驳斥。
编辑部规劝双方不要争论。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部本应该把海因岑这篇文章中确实是对责备他先攻击共产主义者所进行的反驳那一部分发表出来。即使“海因岑自己没有出版物”，这并不足以说明他就可以利用报纸进行连该报编辑部都认为是荒唐的各种攻讦。
可是，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共产主义者的帮助实在是再好不过了。过去对任何一个党派的非难从没有象海因岑现在对共产主义者的非难这样荒唐、这样庸俗。这篇文章是共产主义者最有力的论据。它证明，假如共产主义者以前一直没有反对过海因岑，现在就该马上反对了。
海因岑先生一开头就以德国一切非共产主义者激进派的代表自居；他想同共产主义者进行争论，象一个党同一个党进行争论一样。他“有权要求”，他极其坚决地宣称：“可以指望”共产主义者一些什么，“应该要求他们”一些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是什么”。他把他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和共产主义者同“德国共和派与民主派”之间的分歧完全混为一谈，并用“我们”一词来代表这些共和派。
那末，海因岑先生究竟是什么人，他究竟代表谁呢？
海因岑先生过去是个自由派小官吏，早在1844年就曾幻想过法律范围内的进步和可怜的德国宪法，他至多只是偷偷地承认过，在很遥远的未来，共和国的确应该是可以实现而又符合众望的体制。但海因岑先生认为有可能在普鲁士法律的基础上进行斗争这一点是错了。他曾因为他那本关于官僚制度的蹩脚著作（雅科布·费柰迭很久以前写的一本论述普鲁士的作品都比他的好得多）[128]而不得不出走。现在他成熟了。他认为在法律基础上进行斗争是不可能的。他成了革命家，当然也是共和派。在瑞士，他结识了savant sérieux〔学识渊博的〕卢格；后者使他熟悉了自己的贫乏哲学，这种哲学是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与人道主义、黑格尔的影响和施蒂纳的高调的杂拌。具备了这一套东西之后，海因岑先生便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成熟了。于是他就右面靠着卢格，左面依着弗莱里格拉特，开始了他的革命宣传。
当然，我们并不想责难海因岑先生从自由派转到疯狂的激进派。可是我们要指出，他这种转变完全是由于个人因素的影响。当海因岑先生还能在法律基础上进行斗争的时候，他对一切认为必须举行革命的人，都加以攻击。但一当他认为在法律基础上进行斗争已不可能的时候，他就声称这种斗争根本不可能，也不考虑目前德国资产阶级还完全可以进行这种斗争，而且他们的反抗常常具有十分合法的性质。当他一旦认为退路被切断以后，他就宣称必须立即进行革命。他不是研究德国的情况，从而对德国有个总的了解并由此找出：什么样的进步措施、什么样的发展和什么具体办法是必要而又切实可行的，他不是探讨德国各个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们与政府的关系，由此制定出应当遵循的政策的基础，总之，他不是使自己的策略适应德国的发展进程，而是十分任性地要求德国的发展适应自己。
当哲学还是进步的时候，海因岑先生曾激烈地反对过它。直到哲学变得反动，成了所有动摇分子、庸人和投机文人的避难所的时候，海因岑先生才不幸地靠近了它。对海因岑先生来说更加不幸的是，毕生都只是一个平凡的拾人牙慧的卢格先生，又使海因岑先生成了唯一拾他牙慧的人。因此海因岑先生便成为卢格先生的安慰。卢格先生至少总算找到了一个自认已领会他空洞言论的奥义的人。
海因岑先生究竟主张什么呢？他主张立即建立德意志共和国，在这个国家里，美国革命的传统与1793年的传统将和他从共产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某些措施结合起来，共和国将具有鲜明的黑红黄色彩[129]。德国由于本国工业萎靡不振，在欧洲处于一种非常可怜的地位。它永远不会走在前头，不会首先宣布伟大的革命，没有法国和英国的榜样也不会冒险建立共和国。任何一个不顾文明各国中的运动而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国，任何一次似乎可以完全不考虑德国各个阶级的实际运动而象海因岑先生所说的那样冒险进行的德国革命，都是以黑红黄色装饰起来的纯粹幻想的产物。为了使这个光荣的德意志共和国更加光荣，海因岑先生把它嵌进卢格化的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的框子里，宣布它是就要到来的“人”的王国。所有这些幻想（一个比一个荒唐），德国人都要实现！
可是，伟大的“鼓动家”海因岑先生究竟是怎样进行宣传的呢？他宣称君主是造成一切贫困和灾难的祸首。这种论调不仅可笑，而且极端有害。海因岑先生在这里对德国君主这帮昏聩愚蠢的傀儡的阿谀献媚，实在到了顶点，他把一种虚构的、超自然的、神奇的威力加在这帮傀儡身上。海因岑先生硬说君主能造下多少灾祸，他们也就能做出多少好事。由此做出的结论却不是必须进行革命，而是虔诚地希望有一位可爱的国王、好心的皇帝约瑟夫。但是人民要比海因岑先生更加清楚谁是自己的压迫者。海因岑先生要把徭役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工人对雇主的仇恨转到君主头上，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海因岑先生的所作所为确实对地主和资本家有利，因为他把这两个阶级剥削人民的罪过转嫁于君主。而德国十分之九的灾难却正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剥削人民造成的！
海因岑先生号召立即举行起义。他本着这个精神印刷传单，竭力在德国散发。试问：这种肤浅的、盲目的、毫无意义的宣传对德国民主派不是极其有害吗？试问：难道经验没有证明这种宣传是毫无补益的吗？难道在德国的大动荡时期即30年代，没有散发过几十万份类似的传单、小册子吗？难道其中有一份取得什么成效了吗？试问：难道会有一个头脑多少还正常的人能够认为人民对这种政治说教将予以丝毫重视吗？试问：海因岑先生的传单除了说教以外，什么时候还做过别的事情吗？试问：不经过冷静思考，不了解也不估计实际关系，就向全世界大声宣称自己的各种革命号召，这岂不荒唐吗？
党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驳斥和推翻敌对党的妄想和论断。德国民主派刊物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从以下各个方面证明民主制的必要性：目前这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贵族利益的管理方式是不中用的，将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立宪制度是不完备的，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这种刊物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因为在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这些人）为什么受官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应该说明，为什么会产生不仅是政治压迫而且首先是社会压迫，以及采取哪些手段可以消除这种压迫；它应该证明，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取得政权是采取这些手段的首要条件。其次，它应该探讨，立即实现民主制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党有哪些手段可以采取，当它还很软弱不能独立活动的时候，它应当联合哪些党派。所有这些任务，海因岑先生完成了一项吗？没有。他根本没有花费精力这样做。他没有向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小资产者说明任何问题。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各阶级和党派的情况。他所做的，就是在“揍它，揍它，揍它！”这个题目上玩弄花样。
海因岑先生又是对谁进行这种革命说教的呢？首先是对小农这个在目前最不能发挥革命首倡精神的阶级。近600年来，城市总是一切进步运动的策源地，农民在独立民主运动（瓦特·泰勒、杰克·凯德、查克里、农民战争[130]）中总是反动的，而且总是被镇压下去。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成了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小资产者，尤其是农民，总是跟在他们后面。1789年的法国革命，英国、法国和美洲东部各州的现代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而海因岑先生在现在，在19世纪，却还把希望寄托在农民骚动上面！
然而海因岑先生也答应进行社会改革。当然，这是由于人民对他的号召表示冷淡才慢慢使他不得不这样做。这又是些什么改革呢？就是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那些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步骤。海因岑先生谈话中间唯一可以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却又是他从他所激烈抨击的共产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就是这些东西一到他的手里，也成了荒谬绝伦、虚无缥缈的东西。一切旨在限制竞争和限制大资本聚积在个别人手里的措施，一切限制或废除继承权的办法以及国家所进行的劳动组织等革命措施，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全体奋起的无产阶级赞同这些措施并用武力支持这些措施。尽管经济学家借口一些困难和障碍来反对这些措施，这些措施还是可能的，因为正是这些困难和障碍将使无产阶级为了不致失掉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勇往直前，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这些措施作为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措施和过渡的中间阶段是可能的，而且它们也只能是这样一种措施。
可是海因岑先生提出这些措施是作为确定不移的最终的措施。这些措施不应当准备任何东西，而应该是最终的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些措施不是要导向革命的社会状态，而是要导向宁静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状态。这样一来，这些措施就成为不能实现的，而且是反动的。与海因岑相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措施与自由竞争比较起来是反动的，他们这种看法完全正确。自由竞争是私有制最后的、最高的、最发达的存在形式。因此一切以保存私有制为前提同时又反对自由竞争的措施，都是反动的，都有恢复私有制的低级发展阶段的趋势。因此，这种措施最终必将由于竞争而破产，使目前的事态重又恢复。只要我们把上述社会改革看成mesures de salut public〔社会解救办法〕，看成革命的过渡的措施，资产者的这些毫无力量的反对意见，就会成为海因岑先生的黑红黄土地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致命伤。
海因岑先生当然以为，财产关系、继承权等等可以任意改变和调整。海因岑先生（本世纪最无知的蠢汉之一）当然可以不知道，每个时代的财产关系是该时代所具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必然结果。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不改变整个农业经营方式，就不可能把大土地所有制变成小土地所有制，不然，大土地所有制很快就会重新恢复起来。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现代大工业、资本积聚和无产阶级的形成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海因岑先生可以不知道，象德国这样一个在工业上处于依附和被奴役地位的国家，它能够冒险对本国的财产关系实行的改造，只会是符合资产阶级和自由竞争的利益的改造。
简单说来，这些措施在共产主义者手里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看做随意提出的措施，而是看做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工具发展，以及这一发展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的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产生的这些措施并不是最终的措施，而是阶级斗争（也是过渡的）本身所决定的过渡的mesures de salut public〔社会解救办法〕。
这些措施在海因岑先生手里就失掉了任何合理性，因为在他手里它们纯粹是任意编造出来的改善世界的庸俗幻想，他那里丝毫没有指出这些措施和历史发展的联系；因为海因岑先生一点儿都不考虑自己的草案实际上是否能够实现，他不是力求表述确定不移的生产规律，而是力求用法令来消除这些规律。
正是这位粗暴地歪曲了共产主义者的要求并把它们变成纯粹的空中楼阁以后才加以接受的海因岑先生非难共产主义者，说他们“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他们“追求空中楼阁”和“丧失了现实基础（！）”！
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整个鼓动活动；我们公开声明，我们认为这种鼓动对整个德国激进派肯定是有害的，是有损它的声誉的。党的政论家应当具备完全不同于海因岑先生（前面已经指出，他是本世纪最无知的蠢汉之一）所有的品质。海因岑先生也许满脑子都是最善良的愿望，他也许是全欧洲信念最坚定的人。我们也知道，他本人诚实、勇敢、坚定。但要成为党的政论家，单有这些还是不够的。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愿望和斯腾托尔[131]的嗓子而外，还需要一些别的条件。就海因岑先生现在具有的和多年经验证明他能够具有的各方面的条件来说，党的政论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确，风格要更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些。
然而海因岑先生由于自己的出走，他还是应该成为党的政论家。他不得不在激进派中间试行组织自己的党派。于是他就处于一种很不相称的地位，他为了能胜任自己的职务所进行的一番徒劳的努力，只是使他成为笑料。如果德国的激进派使他有理由认为他是他们的代表，他使自己成为笑料也是代表他们的话，那末这将使德国激进派本身也成为笑料。
可是海因岑先生并不代表德国激进派。他们的代表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如雅科比等。海因岑先生不代表任何人，除了在财政上支持他的宣传活动的某些德国资产者外，谁也不承认他是自己的代表。然而我们错了。德国有一个阶级承认他是自己的代表，受到他的鼓舞，为他欢呼，竭力为他压倒所有饭店顾客的声音（正象海因岑先生所说的共产主义者“压倒了整个著作界的反对派的声音”一样）。这个阶级就是人数众多、教养有素、善良而有影响的推销人阶级。
就是这位海因岑先生要共产主义者承认他是激进派资产者的代表，要他们把他当做激进派资产者的代表和他争论！
上面讲的一切已经足以说明，共产主义者对海因岑先生的驳斥是正确的。我们准备在下一期上谈一谈海因岑先生在本报上述第77号上对共产主义者的非难。
假如我们不是坚信海因岑先生根本够不上一个党的政论家，我们会劝他仔细钻研一下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他劝我们读一下弗吕贝尔的“新政治”[132]，可惜我们只能回报以另一种劝告：安静地坐下等待“战斗”吧。我们相信，海因岑先生作为一个政论家有多么拙劣，作为一个营指挥官就会多么英明。
为了使海因岑先生不致抱怨匿名攻击，我们在本文末尾署上名字。
弗·恩格斯
第二篇
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说明，共产主义者攻击海因岑并不是因为他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蹩脚的民主派政论家。他们攻击他并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而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至于为什么发起这个攻击的正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完全是出于偶然。即使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也是要起来反对海因岑的。在这整个论争中间，谈的只是下面两点：（1）海因岑先生能不能作为党的政论家和鼓动家给德国民主派带来好处，我们否定这一点；（2）海因岑先生的鼓动方式是否正确，或者至少来说，能不能容忍，对这一点我们也是否定的。可见，谈的不是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只是海因岑先生个人及其个人的妄想。
在目前条件下，共产主义者不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毫无补益的争论，而且他们本身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此以前，两党的分歧是纯理论性质的，这种分歧完全可以成为理论上争论的问题而丝毫无害于共同行动。甚至也可以谈一谈民主主义实现以后应当立即为一向受压迫的阶级采取的一些措施，如大工业和铁路交给国家管理，所有儿童的教育费由国家负担等等。
我们还是回头来谈谈海因岑先生吧。
海因岑先生宣称，不是他先同共产主义者争论，而是后者先同他争论。这个论据十分笨拙，因此我们不打算同他争辩。他把自己同共产主义者的冲突说成是“共产主义者在德国激进派中制造的无谓分裂”。海因岑硬说，他在三年以前，就曾尽一切力量和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办法来防止即将发生的分裂，但是他徒劳一番，结果共产主义者还是对他发起了攻击。
大家都很清楚，三年以前海因岑先生根本还不是激进派。他当时还是一个自由派，主张实行法律范围内的进步措施。因此，同他的分歧绝不意味着激进派内部的分裂。
海因岑先生是1845年初，在布鲁塞尔这里见到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当时不仅根本没有因为海因岑先生似乎在政治上是所谓的激进主义者而想要攻击他，而且还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当时还是自由派的海因岑先生转到这种激进主义的立场上来。但没有用。海因岑先生只是到了瑞士才成为民主主义者。
“后来我越来越相信（！）必须大力反对共产主义者”，因而也就是相信激进派中无谓的分裂的必然性了！我们请问德国民主主义者们：这样可笑地自相矛盾的人配做党的政论家吗？
可是海因岑先生所说的对他进行攻击的共产主义者是些什么人呢？上述的暗语，特别是下面紧接着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海因岑说，共产主义者
“压倒了整个著作界的反对派的声音，他们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极其无礼地非难最激进的人士，他们……尽力使政治斗争陷于瘫痪，甚至……最后他们公开同反动派联合起来。更糟的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显然是在他们学说的影响下，他们常常堕落为卑鄙的虚伪的阴谋家……”
这些模模糊糊的责难描画出一个相当鲜明的形象——投机文人卡尔·格律恩先生的形象。三年以前，格律恩先生同海因岑先生私人之间曾发生过一些误会；格律恩先生为此在“特利尔日报”上对海因岑先生进行了攻击，格律恩先生曾想压倒整个著作界的反对派的声音，曾想尽力使政治斗争陷于瘫痪等等。
可是，格律恩先生是什么时候成为共产主义的代表的呢？即使三年以前他曾经企图靠近共产主义者，但他从来也没有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者，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公开这样自命过，一年多以前他甚至还认为必须反对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在当时就曾向海因岑先生表示完全不同意格律恩先生的作法，后来，他又抓住机会公开地描述了他的真面目。
至于海因岑先生最后对共产主义者进行的诬蔑（“卑鄙的虚伪的”），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由于格律恩先生和海因岑先生之间的争执。这场争执与上面两位先生有关，与共产主义者却毫不相干。我们连这场争执的详细情形都不了解，因此无从评判。我们暂时假定海因岑先生是对的。但是当马克思及其他共产主义者已经否定了这场争执的有关人士的作法以后，当这位有关人士从来也不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已经了如指掌以后，如果海因岑先生还要把这场争执说成是共产主义学说的必然后果，那就太卑鄙了。
假如海因岑先生的上述责难不止是针对格律恩先生一人，那他所指的就是其真正反动的理论早就遭到共产主义者否定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了。这个现在已经完全瓦解的派别中所有能够前进的人都转向了共产主义，并且只要“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显露头角，他们就加以攻击。海因岑先生把这些早已被埋葬的幻想又挖掘出来，并把它们归咎于共产主义者，这就再一次暴露了他的屡见不鲜的极端无知。海因岑先生在这里责难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把他们和共产主义者混为一谈）以后，对共产主义者发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反对他们时曾提出过的荒谬遣责。其实他没有任何权利抨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本人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属于这一派。当共产主义者在报刊上激烈反对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时候，这位海因岑先生正在苏黎世倾听卢格先生传授他自己混乱的脑袋里所装的那一套“真正的社会主义”。卢格先生真是找到了一位值得教诲的门生！
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哪儿呢？海因岑先生谈到了值得尊敬的非凡人材和才华四溢的人物；而且预言这些人将拒绝共产主义的同情（！）［注：海因岑要讲的是“拒绝同情共产主义”。这种表达法说明他的文风很糟糕，所以恩格斯在这里加了（！）。——译者注］。共产主义者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行动已经拒绝给以任何同情。除了下面最后一句话而外，上述所有责难没有一句是针对共产主义者的：
“共产主义者……妄自尊大；嘲笑一切可以成为诚实人联合的基础的东西”。
海因岑先生这里大概是指的下面这件事，共产主义者曾讥笑他的道德高尚的言论，嘲笑所有这些神圣高超的思想、高尚、正义、道德等等，而海因岑先生却认为这些是任何社会的基础。这个责难我们接受。尽管这位诚实人——海因岑先生感到道德上的义愤，共产主义者还是要继续嘲笑这些永恒的真理。而且共产主义者认定，这些永恒真理无论如何都不是基础，相反地，是它们自身形成时所处的那个社会的产物。
同时，既然海因岑先生预见到共产主义者不会同情那些他想列入共产主义者营垒的人，那么他这些荒唐的责难和卑鄙的诬蔑又是为什么呢？既然海因岑先生对共产主义者的了解只是来自道听途说（这几乎是很明显的），既然他很少了解他们是些什么人，因之要他们对自身做出更确切的解释，要他们向他做个自我介绍，在这种情况下同他们进行争论，该多么无耻呢？
“如果对那些介绍共产主义或叙述共产主义真实内容的人有了确切的了解，这可能会使大部分奉行共产主义并为共产主义所利用的人完全脱离共产主义，而反对这种要求的恐怕也不会只是‘特利尔日报’的先生们。”
隔几行下面接着写道：
“对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可以指望他们相当坚决和真诚地（好一位高尚的庸人！）［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公开宣布自己的学说，离弃那些非共产主义者。应当要求他们（真是庸人的用语！）［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不要不知羞耻地（！）助长那种在成千上万受苦受难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所制造的混乱：毫无根据地认为可能——其实是不能（！！）——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找到实现这种学说（！）的途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又是这个高尚的庸人）［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是：或者使一切都为所有靠近他们的那些愚昧无知的人所了解，并把他们引到既定的目的，或者同他们一刀两断，不利用他们。”
假如卢格先生也能创造出三个这样的复杂句，那真是大可庆幸了。庸人的要求是和庸人所特有的思想混乱完全符合的：据说庸人关心的只是问题的本质，而绝不是形式，正因为如此，他讲的和他想讲的就截然相反。海因岑先生要求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冒牌的共产主义者划清界限。他们应当结束由于混淆两个不同的派别而产生的（他就是想这样说的）混乱。但是当“共产主义者”和“混乱”这两个字在他脑袋里碰到一起的时候，他脑袋里也就发生了混乱。海因岑先生失去了思路。共产主义者往往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这个常见的公式，成了他自己的绊脚石，他忘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冒牌的共产主义者，可笑又可怜地在各种各样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可能性上颠踬，最后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整个倒了下去，然后又清醒过来。这时他才又想到，他谈的根本不是这个或那个是否可能的问题，他想谈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又回到自己的题目上来，但他还是神情恍惚，连他在前面耍惊人把戏时所用的那个冠冕堂皇的句子都没删掉。
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文风。至于问题的实质，我们再说一遍，海因岑先生正象正直的德国人一样，他的要求提得太晚了，共产主义者早就否定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其次，我们在这里可以再次看到，背地里进行诬蔑同高尚的庸人的本性也绝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特别是海因岑先生十分明显地暗示出，共产党政论家只是利用共产主义者工人。他相当直率地表示，这些政论家公开表述自己的观点会使为他们所利用的大部分人完全离开共产主义。他把共产主义政论家看做先知、术士或长于密谋的祭司，不过这种智谋只是他们自己享用而不传授给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以便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他认为共产主义者应使一切都为所有愚昧无知的人所了解并且不要利用他们，他这些高尚庸人的要求，显然是从这样一个设想出发的：好象共产主义著作家乐于让工人永远愚昧无知，好象他们只是利用他们，就象上一世纪的伊留米纳特[133]打算利用人民一样。这种荒唐的看法也使海因岑先生不合时宜地到处宣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头脑中的混乱，而且语句颠三倒四，这是他说话不直截了当的报应。
我们只是把这些诬蔑指出来，而不打算批驳。我们请共产主义者工人自己去评判。
我们看了海因岑先生所有这些预先声明、迂回其辞、要求、诬蔑和惊人的把戏以后，最后来看看他从理论上对共产主义者的抨击和他的论据。
海因岑先生
“认为共产主义学说的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废除私有财产（劳动所得也包括在内）和做为这种废除的必然结果的共同使用地力的原则”。
海因岑先生以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从此进一步做出结论的学说。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海因岑先生现在该不会不认识到，为了评判共产主义，只是认为它的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废除私有财产是不够的；他最好不要空谈废除私有财产，而是踏踏实实地研究一下政治经济学；假如他对废除私有财产的前提也不了解，那他对废除私有财产可能造成的后果便不会有任何概念。
海因岑先生在最后这个问题上暴露了何等严重的无知，他竟认为“共同使用地力”（措辞挺不坏）是废除私有财产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由于大工业和机器生产、交通工具、世界贸易空前的发展规模使个别资本家越来越不可能进行个人经营，由于日益加剧的世界市场的危机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由于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下的生产力和交换手段日益超出了个人交换和私有财产的范围；总之，由于工业、农业、交换的社会管理将成为工业、农业和交换本身的物质必然性的日子日益逼近；由于这一切，私有财产一定要被废除。
海因岑先生把废除私有财产（这种废除当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前提）同这种废除的前提本身分离开来，他不把废除私有财产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观察，而只是把它当作书斋里的愚蠢的臆想，这样一来，这种废除就成了十足的空谈，海因岑先生只能在这上面发表一通平庸的废话。他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
“通过上面所谈到的废除一切私有财产的做法，共产主义必然也要废除个人的独立存在（可是，海因岑先生是在责备我们要把人们变成暹罗的连体双生子［注：1811年生于暹罗的连体双生子汉克和恩克，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暹罗人。——译者注］）［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结果又把每个人投入几乎是（！！）刻板划一的兵营生活（请胸怀宽大的读者留意，大家都知道，这一切正是海因岑先生自己大谈个人的独立存在的结果）［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共产主义者就这样消灭了个性……独立……自由（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资产者的陈词滥调。由于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分工而成为鞋匠、工厂工人、资产者、律师、农民，即成为一定职业及与这种职业相适应的习俗、生活方式、偏见、局限性等等的奴隶的现代个人，似乎还具有某种可以消灭的个性！）［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共产主义把个人和他的获得的私有财产——这个个人不可缺少的特征或基础——（这个“或”字真是妙极了！）［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用来祭祀共同体或社会（这不也是施蒂纳的话吗？）［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而对每个个人来说，共同体可以而且应该（应该！！）［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海因岑先生特别重视获得的财产，这就再一次证明了他根本不了解他所谈论的对象。海因岑先生本着他那高尚庸人的正义感，想把自己赚到的分给每个人，可惜这种正义感被大工业化为乌有了。只要大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足以使自己完全挣脱私有财产的羁绊，它就不能容许现存方式以外的其他任何分配方式，资本家就还要把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工人在实践中也会更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最低工资。蒲鲁东先生曾经企图有系统地发展获得的财产的原则并把它同现存关系联系起来，大家知道，他的这种企图已彻底破产。海因岑先生的确永远也不敢进行这样的尝试，因为这样他就要研究问题，但他不打算这样做。不过他仍然可以将蒲鲁东先生作为前车之鉴，少来显示自己的获得的财产。
如果海因岑先生还来非难共产主义者，说他们追求空中楼阁，丧失了现实基础，那么这种非难又是针对谁呢？
海因岑先生还谈了许多别的，我们都不去管它了。我们只是指出，越往后他的词句就越显得笨拙。他十分不善于选择恰当的词汇，因而话句软弱无力，这就足以败坏任何一个原想把他看做自己著作家的党派的名声。他固执的信念常常使他说了一些不是他所想说的话。因此他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两重废话：一种是他要说的废话，一种是他不要说但还是说出来的废话。上面我们已经举了这样的例子。我们还要指出一点，海因岑先生不断重复他的关于君主的威力这种陈旧的迷信观点。他说，那种应当被推翻、本身也无非是国家权力的政权，现在是而且永远都是一切无权现象的根源和支柱，他要“尽力”建立真正的法制国家（！），并在这个幻想的大厦的范围内“进行那些由于普遍的发展（！）而产生的理论上正确（！）而又实际可行的（！）社会改革”！！！
愿望多好，文风就多糟。高尚的品德在这个倒霉领域里的下场就是这样。
受了当代精神的腐蚀，
成了愚昧的长裤汉。
舞跳得虽然不好，
但毛茸茸的胸膛里却充满了豪迈；
……………………………………
虽不是个天才，也是一条好汉[134]。
我们的文章会使海因岑先生象一个高尚庸人受到凌辱一样感到理所当然的愤慨，但他既不会因而改变自己的文风，也不会改变他的败坏名声和无的放矢的鼓吹方式。他威胁说，他要在坚决行动的时刻诉诸绞架，这曾使我们一度感到快慰。
总之，共产主义者应当而且也希望同德国激进派采取共同行动。但是他们保留对任何一个败坏全体声誉的政论家进行批驳的权利。根据这个理由（而不是根据别的理由），我们认为必须批驳海因岑先生。
弗·恩格斯
1847年10月3日于布鲁塞尔
注意：我们刚才收到一个工人［注：斯蒂凡·波尔恩。——编者注］写的小册子：“海因岑的国家。斯蒂凡的批评意见”伯尔尼，雷策尔版[135]。海因岑先生写的即使能赶上这个工人的一半，都是可以欣慰的。除了其他一些东西外，海因岑先生从这本书可以相当清楚地了解到，为什么工人连听都不想听他的土地共和国。还要指出一点，这是工人写的第一本书，作者不是在进行说教，而在尝试用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来说明现时的政治搏斗。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9月26日和10月3日
载于1847年10月3、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9、80号
署名：弗·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注释：
[128]指卡·海因岑的“普鲁士的官僚制度”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K．Heinzen．《Die Preuβische Büreaukratie》．Darmstadt，1845）和雅·费奈迭的“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J．Venedey．《Preussen und Preussenthum》．Mannheim，1839）。——第298页。
[129]海因岑想象中的未来的德国是与瑞士联邦类似的自治区共和联邦。当时许多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正是把这一内容加进了德国统一的口号，统一的象征就是黑红黄三色旗。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样解释德国统一的口号是小资产阶级狭隘性和不能坚决反对分离主义和分散主义的表现。与此相反，他们提出了在德国建立统一的集中的民主共和国的要求。——第299页。
[130]恩格斯列举了中世纪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1381年）和杰克·凯德起义（1450年）、法国1358年的农民起义（查克里）和德国1524—1525年的农民战争。后来，恩格斯在研究农民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史和农民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举行革命发动的经验的基础上，改变了自己对农民运动的评价。他在“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出版）等著作中，指出了农民起义的革命解放性质及其在摇撼封建制度的基础方面所起的作用。——第301页。
[131]斯腾托尔，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人物，一个有不平常的高嗓子的勇士。——第304页。
[132]指尤·弗吕贝尔的“社会政治体系”，“新政治”1847年曼海姆第二版第1—2卷（J．Fröbel．《System der socialen Politik》．Zweite Auflage der《Neuen Politik》．Th．Ⅰ-Ⅱ，Mannheim，1847）。以“新政治”为书名的第一版于1846年用笔名尤尼乌斯出版。——第305页。
[133]伊留米纳特（直译为“照耀派”），是1776年在巴伐利亚成立的靠近共济会的秘密团体的成员。该团体是由不满国王专制制度的市民和贵族反对派组成的。同时伊留米纳特的一个特点是害怕一切民主运动；他们的章程也反映了这一点：该章程把普通会员都变成了领导人员的盲目工具。1784年，该团体被巴伐利亚当局捣毁。——第311页。
[134]海涅的“阿塔·特洛尔”第24章。——第314页。
[135]《Der Heinzen'sche Staat．Eine Kritik von Stephan》．Bern，1847．Gedruckt bei E．Rätzer——第315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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