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三卷——“目光短浅的卡贝老头”和格律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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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律恩先生用以下的话结束了他对傅立叶学派和雷博先生的文不对题的述评：
　　格律恩先生所采取的角斗士的姿态，他对雷博的威胁，对学问的蔑视，他的响亮的诺言，所有这一切都是他打算要完成伟大事业的可靠迹象。由于我们完全掌握了“对他的本质的意识”，所以根据这些迹象就已经猜测到，格律恩先生准备在这里作一次最惊人的抄袭。在了解他的手法的人看来，他的喧嚣是动机不纯的，始终是一种狡猾伎俩。
　　“因此”：
　　下面一章的标题是：
　　还有一个小标题：
　　格律恩先生的这一章“在哪里产生的？在法国。究竟怎样产生的？”读者马上就会知道。
　　再一次提醒读者，格律恩先生打算用彻底的、纯粹德国式的、历史的论证来唤起法国的劳动组织者对自己的本质的意识。
　　因此：
　　格律恩先生虽然已经看到——他早已看到——卡贝“目光短浅”，他的“使命早已完成”，但这并非意味着，“一切都自然地结束了”。相反地，他赋予卡贝以新的使命——用一些任意摘录的引文为格律恩式的德国18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史制造一个法国的“背景”。
　　他从什么开始呢？——从“生产性的”读书开始。
　　卡贝在自己的“伊加利亚旅行记”第12章和第13章中十分零乱地援引了一些新旧权威人士所发表的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言论。他的目的决不在于描绘整个的历史运动。对法国资产者来说，共产主义是某种可疑的人物。卡贝说，好吧，我向各位来引证一切时代中最可敬的人的供词，这些人很好地陈述了我的被保护人［注：“我的被保护人”是指共产主义。——译者注］的性质；卡贝在这里以辩护人的姿态出现。他甚至把对他的被保护人不利的供词变为有利的。辩护人发言是不必要分辨历史真相的。如果某个名人偶尔失言反对货币，反对不平等、财产，反对社会弊端，那末卡贝便抓住这句话，让他重复一遍，把这句话变为这个人的信仰的象征，把它刊登出来，鼓着掌并以含有讽刺味的善意向他的烦恼的资产者说：“请听，请听，难道他不是共产主义者？”他没有放过任何人——不论是孟德斯鸠、西哀士、拉马丁，甚至基佐；一切人都malgré　eux〔出乎本愿地〕成为共产主义者。Voilà　moncommuniste　tout　trouvé！〔看，我又找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格律恩先生在生产情绪高涨时埋头于阅读引文，这些引文是卡贝为了说明18世纪的特征而收集的；他丝毫也不怀疑这一切的正确性，他把自己关于偶然在卡贝著作的一页上相遇的著作家之间的神秘联系的幻想献给读者，用青年德意志派的美文学式的污水来浇拌这堆混合物，并用上面所说的那个标题作为这个混合物的绰号。
　　因此：

　　在我们所引证的那几处之后，卡贝转而谈到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查究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教父学、中世纪、宗教改革、新兴哲学。参看：卡贝，第471—482页。格律恩先生把这十一页的抄录工作交给别的“更有耐性的人去做，如果书籍上的灰尘没有掩盖住他们心中的必要的〈当然是为抄录所必要的〉人道主义的话”（格律恩，第261页）。只有谈到阿拉伯人的社会意识的那些话是属于格律恩先生的。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他关于这一点的启示。“我只讲讲18世纪。”我们随着格律恩先生来考察一下18世纪，不过预先要指出一点，格律恩所强调的那些话，几乎完全是卡贝所强调的那些话。


　　格律恩先生从卡贝的这些引文中得出结论说，洛克是“货币制度的反对者”（第264页），是“货币和一切超外需要的财产的最开明的反对者”（第266页）。很遗憾，洛克恰好是货币制度的最早的科学保卫者之一，是对流浪者和穷人进行严惩的积极赞助者，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doyens〔老前辈〕之一。

　　格律恩先生的“离开”法国主题的地方就在于，卡贝引证一个德国人的话，而格律恩甚至按照法国人的错误的缀字法拼写德国人的名字。他的那些修改就已使人感到惊讶，更不必说他译错和遗漏的那些地方了。卡贝先谈普芬多夫，而后谈博胥埃；格律恩先生先谈博胥埃，而后谈普芬多夫。卡贝把博胥埃当作名人；格律恩先生则称他为“僧侣”。卡贝引证普芬多夫的话时，称呼他的封号；格律恩先生则坦白地宣称，普芬多夫只是由于一首席勒的讽刺诗而闻名。现在对他说来，普芬多夫是由于卡贝的引证而闻名了，原来这个目光短浅的法国人卡贝不仅比格律恩先生较透彻地研究了自己的同乡，而且较透彻地研究了德国人。
　　卡贝说：“我急于转而介绍18世纪的伟大的哲学家，并从孟德斯鸠开始。”（第487页）格律恩先生为了弄通孟德斯鸠而从描写“18世纪的立法天才”开始（第282页）。请比较一下他们从孟德斯鸠、马布利、卢梭、杜尔哥的著作中摘录的引文。在这里我们只比较一下卡贝和格律恩先生对卢梭和杜尔哥的议论就够了。卡贝从孟德斯鸠转向卢梭；格律恩先生这样来说明这个转变：“卢梭是激进的政治家，就像孟德斯鸠是立宪的政治家一样。”

　　在这里，格律恩先生的天才的新方法是：第一，他把从“社会契约论”和“政治经济学”中摘录的引文堆到一起，第二，他把卡贝在末尾讲的放在开头。卡贝写出了他所引证的卢梭的著作的名称，而格律恩先生对这些著作的名称却只字不提。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这个手法：卡贝所谈的卢梭那本“政治经济学”，格律恩先生即使读了席勒的讽刺诗也是不可能知道的。卢梭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百科全书”中那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这对于了解“百科全书”的一切秘密的格律恩先生来说（参看第263页），仍然是个秘密。
　　现在我们来谈谈杜尔哥。在这里格律恩先生已经不满足于单纯地抄录引文了，他还抄录了卡贝对于杜尔哥的评语：

　
　　卡贝称杜尔哥是男爵和大臣，格律恩先生把这一点抄了下来。为了渲染他在卡贝那里所读到的话，他把巴黎商人的prév?t〔长老〕的幼子变为“最古老的封建主之一”。卡贝错误地认为1775年的饥荒和叛乱是贵族一手造成的。关于饥荒和与此有关的运动所引起的那次骚乱的肇事人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不管怎样，议会和人民的成见在这里起的作用要比贵族大得多。当然，格律恩先生从“目光短浅的老头”卡贝那里抄袭了这个错误，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他相信卡贝，就像相信福音书一样。格律恩先生依据卡贝的权威，把杜尔哥——重农学派的首领之一、自由竞争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利息的保卫者、亚当·斯密的教师——列为共产主义者。杜尔哥是个伟人，因为他符合于自己的时代，而不是符合于格律恩先生的臆造。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些臆造是怎样产生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法国革命的活动家们。卡贝把他所反对的资产者置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根据西哀士承认权利平等和由国家批准中引出所有权的事实，而把西哀士列入共产主义的先驱者（卡贝，第499—502页）。格律恩先生——“命运注定他每逢仔细观察法国精神时，他总是看到它的缺点和肤浅性”——大胆地抄录这一点，并且认为，像卡贝这样年长的党派首领有责任保护格律恩先生的“人道主义”不受“书籍上的灰尘”的玷污。卡贝接着说道：“请听听名人米拉波！”（第504页）格律恩先生在第292页上说：“我们来听听米拉波！”并且把卡贝的引文中叙述米拉波主张在兄弟姐妹之间平分遗产的思想的地方摘录出来。于是格律恩先生大喊：“家庭共产主义！”（第292页）根据这种方法，格律恩先生只要翻阅一下资产阶级的一切法规，到处都可以找到共产主义的碎块，因此，把所有这些总合起来就是完美的共产主义。他可以把拿破仑法典命名为Code　de　la　communauté〔共有性的法典〕，把妓院、兵营和监狱看作是共产主义的移民区。
　　我们以孔多塞来结束这些枯燥的引文。把两本著作比较一下，读者就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到，格律恩先生怎样删节和混淆，他时而引用名称，时而又不引用名称，并且删去年代日期，但终究还是严格地遵循卡贝所采用的次序，甚至在卡贝不严格地遵循年代日期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但归根到底不过是从卡贝那里进行掩耳盗铃的剽窃。


　　格律恩先生打算用这种无耻地抄袭卡贝的手段，用瞎扯历史的方法，唤起法国的劳动组织者对自己的本质的意识，并且按照Divide　et　impera〔分而治之〕的原则行动。在这里，他在引文中间对于他刚刚借助某些片断文字而认识的人们作了最后判决，然后扯进了几句关于法国革命的话，并且用摘自摩莱里的引文把这一切分为两半，因为当时维尔加尔德尔使摩莱里在巴黎en　vogue〔成了时髦人物〕，这对于格律恩先生来说是再巧没有了，而且摘自摩莱里的那些主要引文早在格律恩先生之前很久，就已经在巴黎的“前进报”[152]上翻译出来了。只要举出几个明显的例子，就足以说明格律恩先生的译文的草率：
　　完全是无稽之谈。
　　还是无稽之谈。
　　仅仅翻了摩莱里的一段文章就出现了三个错误，而这三个错误分布在格律恩先生的文章的十四行中。在他叙述摩莱里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他从维尔加尔德尔那里认真抄袭来的引文。
　　格律恩先生原来能够用以下的话来概述自己关于18世纪和革命的全部英明思想：
　　我们看到，在格律恩先生那里，利用某些教会－历史的范畴来对付历史的这种哲学手法是很低劣的，处在纯粹美文学词句的水平，而这种哲学手法只不过是对他的抄袭品的一种装饰而已。Avis　aux　philosophes！〔对哲学家们的警告！〕
　　我们省略了格律恩先生关于共产主义的论断。历史资料是他从卡贝的小册子中抄来的。他按照心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手法来解释“伊加利亚旅行记”（参看“德国公民手册”和“莱茵年鉴”）。格律恩先生称卡贝为“法国的共产主义的奥康奈尔”，以此来证明他不仅了解法国情况，而且也了解英国情况（第382页），然后他补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