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恩格斯。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
“我们和各个民族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和法兰西共和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不是老早就很了解各个民族了吗？我们不是已经给每一个民族指出了适当的地位了吗？我们不是已经把理论领域划给德国人，把政治领域划给法国人，把市民社会的领域划给英国人了吗？干吗突然又把法兰西共和国搬出来！为什么要庆祝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的事情呢？这个阶段老早就被超过了，被它自身的后果取消了。如果你想告诉我们一些英国的事情，那你最好是谈谈社会主义原则最近所达到的阶段，请你告诉我们，片面的英国社会主义是不是还不知道它远远低于我们的原则高度，是不是还不知道它只能算是一个阶段，而且只是发展中的一个被超过了的阶段！”
亲爱的德意志，请你冷静些！无论是哪个民族或是法兰西共和国都和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用以对抗旧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伪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义；这种兄弟友爱比德国的一切“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论都要宝贵得多。
现代民主（它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后来发展成法国的共产主义和英国的宪章主义）旗帜下的各民族的兄弟友爱向我们表明，群众和他俩的代表比德国的理论家更懂得时代的要求。
“但是谈论的问题不是这个呵！谁在谈论这种兄弟友爱，谁在谈论这种民主呢？我们谈论的是各民族的兄弟友爱，而且就只是各民族兄弟友爱，我们谈论的是民主，而且就只是民主，只是民主本身。难道你们把自己的黑格尔全都忘掉了？”
“我们不是罗马人，我们都抽烟。”[165]我们谈论的不是现在在世界上发生的反民族主义的运动，而是靠纯粹思考即靠毫无根据的幻想在我们的头脑中消除民族的特点。我们谈论的不是全欧洲所向往的现实的民主，即不同于从前的一切民主的完全特殊的民主；我们谈论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民主，即希腊、罗马、美国和法国的民主的一种平均物，简而言之，即民主这个概念。我们谈论的不是属于19世纪的、丑恶的、暂时的东西；我们谈论的是永恒的、“早在山岳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范畴。总而言之，我们谈论的不是大家所谈论的东西，而是完全另外一种东西。
简单地说，当英国人、法国人以及那些参加实际运动而不空谈理论的德国人现在谈论民主和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的时候，绝不应该只就其政治意义来理解。目前，只有德国的理论家和我们现在没有加以考虑的少数外国人还有这类荒诞的想法。实际上，这些言论现在已经具有社会意义，而且它们的政治意义已经溶于社会意义之中。这个革命已经不是一个仅仅争取某种国家形式的斗争，如像目前在德国还经常描绘的那样。即使对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从当时大多数的起义和饥荒的联系、从首都粮食供应和储备物资的分配（1789年开始的）的意义、从最高限价令和对付粮食囤积商的法律、从革命军队的战斗口号“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从共和主义者唱的要du fer〔武器〕、要du coeur〔勇气〕、还要du pain〔面包〕的“卡马尼奥拉”歌[166]以及成百件的其他极为明显的事实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民主和纯政治的组织完全是两回事。此外，大家知道，1793年宪法[167]是由依靠起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制定的，恐怖统治是由这个政党实行的，罗伯斯比尔的复亡表明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巴贝夫和他的同谋者从1793年的民主思想中给平等作出了当时最进步的结论。法国革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社会运动，在它之后，纯粹政治上的民主已经变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了。
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任何其他的民主都只能存在于那些跟实际毫无联系、认为原则不是靠人和环境发展起来而是靠它本身发展起来的、好空谈的梦幻家的头脑中。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即使群众并不总是很清楚地懂得民主的这个唯一正确的意义，但是他们全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虽然这种要求还是模糊的。我们在估计共产主义的战斗力量的时候，可以放心地把这些具有民主思想的群众估计在内。而且，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因为除了我们现在没有加以考虑的那些民主主义者之外，1846年欧洲所有的民主主义者都是或多或少地有些觉悟的共产主义者。
尽管法兰西共和国已经“被超过”，但是各国的共产主义者仍然有充分的理由参加它的庆祝会。第一，所有因愚蠢而被人利用来镇压革命的人民，在他们终于明白了自己由于忠君爱国的情绪干了什么样的蠢事之后，就应该公开地向法国人道歉；第二，现在欧洲的整个社会运动只不过是革命的第二幕，只不过是为结束1789年在巴黎揭幕而现在已经以整个欧洲作为舞台的那出戏作准备而已；第三，在我们这个充满胆怯、自私和吝啬的资产阶级时代，回忆一下那个伟大的年代是完全适时的；那时全体人民曾经一度抛弃了一切胆怯、自私和吝啬，那时他们是敢于反抗法律的、在任何东西面前都不退缩的人，是具有坚强毅力的人，曾经在1793年5月31日到1794年7月26日使得一切胆怯鬼、一切小商人、一切投机者，总之，使得一切资产者都不敢抬头。在一个叫做路特希尔德的人掌握着欧洲和平的命运，克希林叫嚷着要实行保护关税，科布顿叫嚷着要实行贸易自由，迪加尔特在鼓吹利用改善劳动阶级状况的协会来拯救罪孽深重的人类的时候，我们确实必须提起马拉和丹东、圣茹斯特和巴贝夫，以及在热马普和弗略留斯两地所取得的光荣胜利[168]。如果这个坚强有力的时代和这些刚毅果敢的人物对我们这个小商人的世界不再有影响，那末，人类的确就会堕入失望的深渊，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克希林、科布顿和迪加尔特这些人去随意支配。
最后，各民族的兄弟友爱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纯粹的社会意义。幻想成立欧洲共和国和利用适当的政治组织来保障永久和平，就像空谈靠普遍的贸易自由来保护各族人民的团结一样荒唐可笑；当所有这类多情善感的幻想完全不中用的时候，各国的无产者就开始不声不响地在共产主义民主的旗帜下真正地结成兄弟。也只有无产者才能够真正做到这点，因为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且由于他们认为这些利益高于一切，他们无法越出民族的范围。他们的少数几个理论家即使把他们所有那些美妙的“原则”都搬出来也顶不了什么事，因为他们根本不触犯这些互相矛盾的利益和整个现存制度，他们只会说空话。可是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
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我刚才所说的一切。
还在1845年8月10日，在伦敦就差不多同样隆重地庆祝过三个事件：1792年的革命、1793年宪法的颁布和“民主协会”的成立。“民主协会”是由参加1838－1839年运动的英国党中最激进的一派建立起来的。
这个最激进的派别自然是由宪章主义者和无产者组成，不过这些无产者对宪章运动的目的都有明确的认识并且竭力促其实现。当时大多数的宪章主义者都还只想到把政权转入工人阶级手中，只有少数人才想到如何使用这个政权的问题，可是在当时的运动高潮中起重要作用的这个协会的成员却一致认为，他们首先都是共和主义者，而且正是宣布1793年的宪法为自己的信仰的标志、断然拒绝和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联合、始终认为被压迫者在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有权使用压迫者用来反对他们的一切手段的共和主义者。他们还不止于此；他们不但是共和主义者，而且是共产主义者，并且还是不信宗教的共产主义者。到1838－1839年的革命高潮衰退时，协会瓦解了，但是它的活动并没有落空，而是大大地加强了宪章运动的积极性，促进了宪章运动中的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在上述的8月10日的庆祝会上已经提出了共产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注：“世界主义”一词在这里和在第668页里都不应当理解为恩格斯在本篇里所批判的资产阶级世界主义，而应当理解为它的第二个意义，即“没有民族局限性和民族偏见”。——编者注］原则，除了政治平等的要求，还提出了社会平等的要求，并且会上大家都热情地向各国民主主义者祝贺。
以前在伦敦也做过团结各国激进派的尝试，但是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英国民主主义者内部的分歧和外国人对此不了解，部分地是由于各国党的领袖之间有原则上的分歧。民族差别严重地妨碍团结，甚至很早就住在伦敦的外国人都几乎一点也不了解在他们眼前所发生的运动和事物的真相（虽然他们对英国的民主寄以莫大的同情），分不清激进的资产者和激进的无产者，并且企图把臭名昭彰的敌人当做朋友聚集在同一个会上。由于这些原因，同时还由于不信任其他的民族，英国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又因为这种谈判成功与否必然取决于各委员会的几个领导人（他们大多是彼此不认识的）意见是否一致，所以更是容易犯这种错误。在过去那些尝试中，由于这些人选择得极不恰当，所以事情每次都很快就陷入了僵局。但是这种兄弟友爱是迫切需要的。每一次尝试的失败都只是激发大家再去努力。当伦敦的一些民主主义的领导人对这种事情感到厌倦的时候，就有其他的人来代替他们，1845年8月又做了一次彼此接近的尝试，这次尝试就不再是毫无结果了。[169]住在伦敦的各国民主主义者利用别人早已宣布要召开的9月22日的庆祝会公开地宣告他们联合起来了。
出席这个会的有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波兰人和瑞士人。匈牙利和土耳其也各有一个代表参加。文明的欧洲的三个大民族——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在会上起了主导的作用，并且看来很值得人尊敬。大会的主席当然是英国人，是一位叫做托马斯·库伯的“宪章主义者”；他参加过1842年的起义，因而差不多坐了整整两年的监牢。在狱中他模仿“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写了一首叙事诗，博得了英国文学批评家的极大的好评。[170]作为英国人的主要发言人在晚上发言的是乔治·朱利安·哈尼。他担任“北极星报”的编辑已经两年。“北极星报”是奥康瑙尔在1837年创办的，它是宪章派的机关报；自从乔·霍布逊和哈尼共同编辑这个报纸以来，该报在各方面都成了欧洲最优秀的报纸之一。我只能提出几家小型的巴黎工人报刊如“同盟月刊”[171]和它相比。哈尼本人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从青年时代起就参加了运动。他是上述1838－1839年的“民主协会”的主要成员之一（8月10日举行的庆祝会就是他担任主席），而且除了霍布逊，他就是最优秀的英国作家，——这一点有机会我就会设法向德国人证明。虽然哈尼对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的理论一点也不了解，但是他对欧洲运动的目的却了解得非常清楚，而且完全站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在原则的高度上〕。在筹备这个世界主义的［注：见本卷第667页的编者注。——译者注］庆祝会方面，主要的功绩是他的。他不遗余力地促使各民族彼此接近，消除彼此的误会，克服彼此间的个人的分歧。
哈尼在献词时说道：
“1792年的正直而勇敢的法国共和主义者永垂不朽！愿他们曾经取得的终生为之奋斗的平等很快重现于法国，并且传遍全欧洲。”
到会的人向哈尼反复地欢呼了两三次，他接着说道： “在过去，我们如果举行像今天这样隆重的集会，不仅会遭到特权阶级的蔑视、讥笑、嘲弄和迫害，而且还会遭到受人欺骗的、愚昧无知的群众的殴打；这些群众被神甫和当权者所愚弄，认为法国革命是可怕的妖魔鬼怪，是想起来就令人毛骨悚然、谈起来就令人讨厌的东西。你们也许记得，至少是你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记得，就是不久以前，在我们的祖国这里，每当人们要求废除坏的法律、颁布好的法律的时候，立刻就会有人狂叫‘雅各宾派’。要是有人要求实行议会改革，降低税收，实行国民教育，或采取任何稍带进步性的措施，那末，我们可以预料得到，立刻就会有人拿‘法国革命’、‘恐怖统治’以及其他嗜血成性的魔鬼来吓唬那些已经胡子满腮但是还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大孩子。（笑声，鼓掌）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要说我们已经学会正确地理解这次伟大革命的历史，那我还是不相信。我要是打算借这个机会说一些耸人听闻的话，吹嘘一下自由、平等、人权、欧洲君主的同盟以及皮特和布朗施威克公爵的所作所为，那是很容易的。我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表长篇大论，也许还会受到人们的赞扬，认为我的演说带有浓厚的自由思想的色彩，然而这样却丝毫没有接触到真正的问题。法国革命所面临的真正的大问题是消灭不平等，建立能够保障法国人民过幸福生活的制度，人民大众是从来没有过这种幸福生活的。如果我们用这块试金石来考验革命活动家，我们就会很容易给他们作出正确的评价。例如拉斐德，作为宪政主义的代表他也许是他那个集团内最正直最优秀的人：以声望而论很少有人赶得过他。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去过美国，并且参加了美国反对英国暴政的斗争。美国人获得独立后，他回到了法国，以后不久我们就看到他出现在自己祖国当前革命的最前列。在他年迈的时候我们又遇到了他，这时他在法国已经是声望最高的人物；‘三日’革命后，他成了法国真正的独裁者，他一句话就可以废立国王。拉斐德在欧洲和美洲也许比他的任何一个同时代人都享有更高的声誉。假如他在后来的行动中仍然忠实于他最初的革命言论，那末这种声誉他是应该享有的。但是拉斐德从来不赞成平等。（喊声：“注意，注意！”）的确，最初他抛弃了自己的头衔，放弃了封建特权，这是好的。当他是国民自卫军的首脑，是资产阶级崇拜的偶像，而且甚至还得到工人阶级的同情的时候，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先进的革命战士。可是，他正需要前进的时候，却裹足不前了。人民很快就看出，摧毁巴士底狱，废除封建特权、镇压国王和贵族的结果只不过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可是人民对这一点是不满的。（鼓掌）他们要求自由和权利，他们要求我们现在要求的东西——真正的、完全的平等。（热烈鼓掌）当拉斐德看出了这一点以后，他变成了保守主义者，他不再做革命家了。正是他，为了在万一发生骚乱的时候可以合法地枪杀和拷打人民而建议实施戒严令，而且他提出这个建议正是在人民遭到极端严重的饥馑的时候。在国王逃往发棱后，人民于1791年7月17日聚集在马尔斯校场，要向国民议会呈递请愿书，反对这个卖国的国王重登王位，就在这个时候，拉斐德便根据这个法令亲自下令屠杀人民。后来他甚至敢于用屠刀来威胁巴黎，用武力查封来威胁民众俱乐部。8月10日革命后，他企图率领他的士兵袭击巴黎，但是这些士兵比他爱国，都不服从他的命令，于是他逃跑了，背弃了革命。不过拉斐德也许还是所有宪政主义者中的最好的一个，但是，我们的庆祝无论是对于他，或是对于他那个集团都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们甚至在名义上也不是共和主义者。他们虚伪地承认人民有主权，但是又把人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只允许他们称为积极公民的纳税人享有选举权。总而言之，拉斐德和宪政主义者都只不过是些辉格党人，和那些用改革法案来欺骗我们的人相差无几。（鼓掌）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吉伦特派；正是这些人通常被当做‘真诚而忠实的共和主义者’。但是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对他们的才干和口才我们当然不能不钦佩，在才干和口才方面这一派的领导人都很出众，在一些领导人身上，除了这些而外，还有其他优点，例如罗兰坚贞正直，罗兰夫人舍己忘我，巴巴鲁热情奔放。当我们读罗兰夫人或哲学家孔多塞过早地惨死这段历史时，我们都不能不（至少我不能不）深深地感到激动。但是，无论如何吉伦特派不是人民能指靠的人，人民不能指望他们把自己从社会奴役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从不怀疑他们当中有许多有勇气的人；我们承认他们忠实于自己的信仰。我们也许还可以相信，他们当中许多人多半是无知，并没有什么罪过——当然，这只是就那些已经牺牲了的人而言，因为要是我们根据他们中间曾经在所谓恐怖统治下活过来的人来看这一派人，那末我们就必然会得出结论说，他们是有史以来最卑鄙的一群暴徒。这些活下来的吉伦特派分子帮忙撕毁1793年的宪法，实行了1795年的贵族宪法。他们伙同其他贵族奸党策划杀绝真正的共和主义者的阴谋，并且最后在法国造成了篡夺者拿破仑的军事专制。（喊声：“注意，注意！”）吉伦特派的口才是备受赞扬的，但是，我们这些坚定不移的民主主义者绝不能仅仅因为他们能说会道就拜倒在他们面前；否则我们就应当向卖身求荣的贵族米拉波表示最高的敬意了。当起来争取自由的人民粉碎了14世纪的奴隶制锁链，离乡背井前去抗击国内的叛逆和国境线上的外国军队的时候，他们为了抵抗敌人，需要的就不是吉伦特派的娓娓动听的长篇大论和冠冕堂皇的理论，而是更重要的东西。‘面包、武器和平等’——这就是人民所需要的东西。（鼓掌）面包给挨饿的家庭；武器拿来反对专制制度的军队；平等是奋斗的目标和牺牲的代价。（掌声大作）用托马斯·卡莱尔的话来说，吉伦特派只不过把人民当做‘一包可以用来炸毁巴士底狱的炸药’，可以当做工具使用，可以当做奴隶看待。吉伦特派动摇在王权和民主政治之间；他们徒劳无功地想用妥协的办法来逃避永恒的正义。他们失败了，他们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坚毅刚强的人们把他们击溃了，人民把他们从自己的道路上清扫出去。在山岳党的各派中，我觉得值得提起的只有罗伯斯比尔和他的朋友。（热烈鼓掌）山岳党中大部分人是强盗，他们想的只是把革命果实攫为己有，根本不关心历尽千辛万苦勇敢地实现了这个革命的人民。这些坏蛋曾经一度和拥护平等的人使用过同一种语言，和他们一起跟宪政主义者和吉伦特派进行过斗争，但是，一当他们掌握了政权，他们就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他们是死心塌地地反对平等的人。他们推翻了罗伯斯比尔，杀害了他，并且还处死了圣茹斯特、库通和这位廉洁的立法者的其他朋友。这些叛徒和谋杀者杀害了平等的支持者还不满足，他们还大肆诬蔑受害者，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所犯的罪行栽诬在这些受害者的身上。我知道，流行的看法是把罗伯斯比尔仅仅看做怪物，但是我想，人们对这个非凡人物的品质完全改变看法的日子已为时不远了。我绝没有想把罗伯斯比尔当做神来崇拜，把他描绘成完人；但是我认为，他毕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革命领袖，懂得并且使用了正确的方法去根除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合理的现象。（热烈鼓掌）我没有时间来谈论不屈不挠的马拉的品德，来谈论圣茹斯特这位卓越地体现了共和主义豪侠精神的人物；我也没有时间来列举那些法律上的英明措施，这些措施都是罗伯斯比尔在治国方面坚决果断的标志。我再说一遍，现在离开人们公正地评价罗伯斯比尔的一天已经不远了。（鼓掌），在我看来，最能证明罗伯斯比尔的真正品质的是他的死亡引起了死在他后面的那些真诚的民主主义者的普遍惋惜，在这些民主主义者里面还包括那些不了解他的心意因而误入迷途并促成了他的失败的人；后来这些人痛悔自己一时糊涂，可是已经晚了。巴贝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个著名的密谋的组织者。这个密谋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不容许有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行为（鼓掌），不存在私有财产、货币和一切穷困的根源（鼓掌），大家的幸福应当建立在大家共同劳动和平等享受福利的基础上。（热烈鼓掌）这些无上光荣的伟大人物至死都在追求无上光荣的目的。巴贝夫和达尔特用自己的鲜血表明了自己的信仰，邦纳罗蒂坐穿了牢狱，饱尝了穷困，度过了暮年，仍然忠实于我们今天晚上大胆宣布的伟大原则。我还应当提一下英勇的代表罗姆、苏布拉尼、杜鲁阿、杜肯努阿和他们的同志，他们被国民公会中的贵族叛徒判处死刑后，还当面同凶手挑战，把一把匕首依次传递下去，用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要讲的第一部分就到此为止。第二部分我只说几句话就可以了，因为在座的法国民主主义者在这方面会谈得更好些。平等的原则将会恢复和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这些原则已经恢复了，它们不仅是以共和主义纲领的形式出现，而且是以共产主义的形式出现，因为据我所知，目前在法国到处都有共产主义的组织。但是，这一点我留给我的朋友封丹博士和他的同胞来作更详细的叙述。我非常高兴，这些可敬的民主主义者现在都在场。今晚他们就可以亲自看到法国主战派所散播的反对英国人民的言论是荒谬的。（鼓掌）我们要坚决消除这种民族纠纷；我们鄙视和憎恶像‘天生的敌人’、‘生来的仇人’和‘民族的光荣’这类野蛮人的诱饵和圈套。（掌声大作）我们憎恨一切战争，只有人民被迫起来反对国内压迫和外国侵略的战争才是例外。（鼓掌）此外，我们反对‘外国人’这个字眼，今后应当把它从我们的民主字典中清除出去。（热烈鼓掌）尽管我们可以属于欧洲大家庭的任何一个支脉，英国也好，法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德国也好，但是我们总的名称是‘青年欧洲’，我们都在这面旗帜下一起反对暴政和不平等。”（热烈鼓掌多时）
在一个德国共产主义者［注：约瑟夫·莫尔。——编者注］唱完“马赛曲”以后，威廉·魏特林接着宣读第二篇祝词，他说： “让我们为青年欧洲干杯！愿各国民主主义者抛弃以往的猜忌和民族纠纷，团结为兄弟般的集体，一起来消灭暴政，争取平等的完全胜利。”
魏特林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由于他的英语说得不流利，他朗读了下面的一篇讲稿： “朋友们！今天这个聚会证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燃烧着一种感情，普遍的兄弟友爱的感情。尽管由于我们各人所受的教育不同，我们无法使用同一种语言来表达我们的这种共同的感情，尽管语言的不同妨碍着我们体会这种感情，尽管我们共同的敌人抓住并且利用一千种偏见来阻挠我们加强相互了解和发展普遍的兄弟友爱，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障碍，但是这种强烈的友爱感仍然是根除不了的。（鼓掌）这种感情会使受苦的人成为患难与共的同志，会使争取美好生活的斗士成为战友。（鼓掌）参加今晚我们所庆祝的革命的人也是我们的战友；他们也是受了现在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奋斗目标的鼓舞；这些目标可能也会使我们去迎接同样的、希望是更加顺利的战斗。（掌声大作）在发生人民运动的时期，在我们国内的敌人的特权遭到严重的威胁的时候，这些敌人竭力把我们的偏见引到我们祖国的边疆以外去，并且要我们相信，国境那边的人威胁着我们共同的利益。真是骗人的把戏！如果我们冷静地考虑一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出，离我们最近的敌人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自己的同胞中间。（喊声：“注意，注意！”接着鼓掌。）我们应当害怕的不是国外的敌人，因为这些可怜的敌人的境遇和我们是一样的。和我们一样，他们也是被迫为成千的毫无用处的游手好闲之徒做工；和我们一样，他们拿起武器反对别人也是迫于饥饿和法律，也是为盲目的热情所驱使。掌权的人们对我们说，我们的弟兄残忍而且掳掠成性。但是，难道还有谁比那些统治我们、教我们使用武器、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而唆使我们互相厮杀并把我们拖入战争漩涡的人们更加掳掠成性吗？（鼓掌）真的是我们共同的利益非要战争不可吗？一群羊由狼率领着去攻击另一群也是由这些狼领来的羊，难道是为了羊的利益吗？（掌声大作）我们的最凶恶的敌人正是这些人；他们抢走了我们的一切，把我们的这些东西挥霍在吃喝玩乐之中。（鼓掌）他们从我们这里抢走的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因为他们所挥霍的一切都是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些东西应该归我们这些生产者，归我们的妻子和儿女，归我们的老人和病人。（掌声大作）但是，请看，他们怎样用阴谋诡计抢走了我们的一切，把我们的财产交给了一帮好吃懒做的寄生虫。（鼓掌）说国外的敌人抢劫我们比我们本国的敌人抢得多，这是可能的吗？说外国人杀害我们的人民比我们的那些冷酷的富豪杀害得多，这也是可能的吗？这些富豪利用证券交易、重利盘剥和投机倒把，利用货币制度和宣告破产，利用垄断、教会捐税和地租，利用所有这些手段从我们手里夺去了生活必需品，把我们的千百万劳动弟兄置于死亡的边缘，甚至不给他们留下足够的土豆来活命。（热烈鼓掌）所以，各国工人的真正敌人正是那些有钱就无所不能而无钱就什么也不成的人，而且除了工人的敌人之外，在人们当中就没有其他的人类敌人，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吗？（鼓掌）说我们在各国间发生战争的时候会遭到比现在这个所谓承平时期更厉害的掠夺和残杀，这难道可能吗？难道我们仅仅为了军事上的光荣就要提倡民族偏见、流血和掠夺吗？我们会从这种愚蠢的光荣中赢得什么呢？（鼓掌）既然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高尚的感情都和这种光荣不相容，那末我们要它干什么呢？（鼓掌）难道我们非为它付出代价不可吗？（鼓掌）难道我们非为它辛苦劳动、流血牺牲不可吗？（再次鼓掌）除了利用时机掉转枪口来反对掠夺者和刽子手——各国的贵族——之外，所有这些攻城略地、流血牺牲难道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吗？（热烈鼓掌）这些贵族，也只有这些贵族才是一贯地靠掠夺和杀人为生。穷人只是由于被迫和无知才成为贵族的工具；这些人是从各民族中网罗来的，本身都具有最浓厚的民族偏见并且希望看到所有其他民族都被本民族踩在脚下。但是，如果把这些人引到这里来，引到我们这个会上来，那末，他们也会互相了解，互相伸出手来。假如在一场战斗之前自由的捍卫者们能够向自己的弟兄发表演说，那末这场战斗就不会发生，也许反而会开一个像我们这样的联欢会。要是我们能够在战场上召开哪怕是一个这样的会，那末我们就会多么迅速地战胜所有现在压迫我们、抢劫我们的贪婪的吸血鬼呵！（掌声大作）朋友们，这就是整个人类感情的流露，它发的热都集中在普遍的兄弟友爱上，并且燃起了热情的烈焰；它很快就会把所有耸立在道路上的长期使我们弟兄分隔开的冰山融化掉。”（魏特林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回到他的座位上。）
在魏特林之后致词的是一位老共和主义者贝利耶－封丹博士。他早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初期就在巴黎的人权协会中起过显著的作用。1834年，他牵连在四月审判案[172]中，可是翌年就和其余的被告一起从圣珀拉惹监狱里逃跑了（见路易·勃朗的“十年历史”[173]一书）；后来他和法国的革命政党一起前进并且和Père〔慈父〕卡贝保持着友谊的联系。与会者向贝利耶－封丹博士热烈地欢呼；他接着说道： “公民们！我的发言不得不简短些，因为我的英语说得不太好。我看到英国的民主主义者庆祝法兰西共和国，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从心底里体会到朱利安·哈尼先生所表示的崇高的感情。我向你们保证，法国人民从来没有想到要把英国人民当做自己的敌人。有些法国记者写文章反对英国政府，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写文章反对英国人民。英国政府之所以为全欧洲所深恶痛绝，因为它不是英国人民的政府，而是英国贵族的政府。（鼓掌）法国民主主义者绝没有对英国人民抱敌视态度，相反地，他们希望和英国人民结为兄弟。（掌声大作）法国的共和主义者并不是仅仅为了法国而战斗，而是为了全人类而战斗；他们力图建立平等，并把它的幸福的果实传遍世界。（热烈鼓掌）他们宣布全人类都是自己的兄弟，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其他国家的贵族。（鼓掌）公民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平等的原则已经复活了。共产主义正以巨人的步伐在全法国迈进。共产主义的协会已经遍布全国。我希望，我们很快就看到各国民主主义者结成伟大的联盟，这个联盟将是共和主义的共产主义在全欧洲取得胜利的保证。”（封丹博士在再次的掌声中回到他的座位上。）
随后全体为“青年欧洲”举杯，接着是三次高声的“欢呼”和“再次的欢呼”，以后就为托马斯·倍恩和各国牺牲了的民主主义者默哀，接着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牺牲了的民主主义者默哀，向被放逐的宪章主义者弗罗斯特、威廉斯、琼斯和爱里斯致敬，向奥康瑙尔、邓科布和其他宣传宪章的人致敬，最后是三次为“北极星报”欢呼。然后用各种语言（我发现只是没有提到用德语）唱民主歌曲。于是庆祝会在极其亲切友爱的气氛中结束。这样就举行了一个包括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一千多个民主主义者的大会。他们齐聚一堂来庆祝一个似乎和共产主义完全不相干的事件，即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大会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吸引某个集团；会上除了谈论伦敦的宪章主义者所了解的民主主义之外，也看不出还谈论过什么别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到会的大多数人总的说来都正确地代表了伦敦的宪章派无产者群众。而且这个会一致热烈欢迎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共产主义一词本身。宪章主义者的集会是共产主义的庆祝会，并且如英国人自己所承认的，“像那天晚上的那种热情在伦敦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了”。
所以我断言，现代的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难道不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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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年底 载于1846年“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2卷 署名：弗·恩格斯 按杂志原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
注释：
[164] “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是弗·恩格斯在1845年年底写的，发表在1846年年底出版的“莱茵年鉴”（《Rheinische Jahrbü－cher》）第2卷上。在本文中，恩格斯根据1845年9月27日“北极星报”第411号的报道，描写了1845年9月22日在伦敦举行大会的经过情况并转述了会上的发言。这个大会实际上奠定了国际民主主义协会——“民主派兄弟协会”的基础。参加该协会的有宪章派左翼、德国的工人——正义者同盟盟员和侨居在伦敦的其他各国的革命流亡者。恩格斯非常重视这个大会（他和马克思都参加了它的筹备工作），并特地为它写了这篇文章。文章的第一段恩格斯以讽刺的口吻重述了一些“真正社会主义者”（格律恩、吕宁等）的典型的论调。这些人一方面对其他的民族抱虚无主义的态度，一方面却以民族主义的态度吹嘘德国民族的优越性。恩格斯批判了这些观点，他提出各国无产者利害一致的思想来和它们相对抗。——第662页。
[165] 引自海涅的诗“安心”。海涅在这首诗里抨击德国小市民的市侩作风和因循习惯，并拿古罗马的共和主义者来和他们相比照。——第663页。
[166] “卡马尼奥拉”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形成的一首革命歌曲。它的歌词联系着当前的政治事件而有所修改和补充。——第664页。
[167] 1793年宪法是法国雅各宾派专政的头几个月中所拟定的宪法，它属于资产阶级宪法中最民主的宪法。这个宪法开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布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有权起来革命，反对篡夺他们政权的政府；这个宣言还承认社会有义务保证无产者有工作做和关心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宪法取消了财产资格的限制，实行了普选权，同时却宣布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793年的宪法由于内战和反革命干涉未能付诸实行，1794年热月9日后该宪法被取得了政权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所撕毁。——第664页。
[168] 指法国革命军队于1792年11月6日在热马普和1794年6月26日在弗略留斯同欧洲各反革命君主第一次联盟的军队作战时所取得的胜利。——第665页。
[169] 1845年8月下半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直接促进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和政治流亡者的代表人物的接近。他们出席了宪章主义者和正义者同盟伦敦组织的领导者同各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活动家所举行的协商会议。据1845年8月23日“北极星报”报道，会议在恩格斯的支持下通过了如下的决议：“召开居住在伦敦的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公开会议，讨论建立一个协会，以期彼此了解（通过定期的联席会议）各国争取共同事业的运动进行的情况。”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加9月22日的会议，因为他们当时已经离开伦敦。——第667页。
[170] 托·库伯的诗“自杀者的涤罪所。狱中诗稿十篇”是模仿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写成的；于1845年在伦敦出版。——第668页。
[171] “同盟月刊。工人自己编辑和发行的通报”（《L'Union．Bulle－tin des ouvriers rédigé et publié par eux－mêmes》），是1843年12月至1846年9月在巴黎出版的月刊；由一批受圣西门思想影响的工人出版。——第668页。
[172] 四月审判案是审讯法国工人共和主义运动的167名活动家的事件。他们因1834年4月的里昂起义以及巴黎和其他城市的革命发动被控叛国。被告中也有秘密的、共和主义的人权和公民权协会的领袖。在1835年的审判中，大多数被告被残酷地判决流放到殖民地或长期监禁。一部分被告，其中包括在审判期间逃走掉的28个人，受到了缺席判决。——第675页。
[173] 路·勃朗“1830－1840年的十年历史”第1－5卷（L．Blanc．《Histoire de dix nas．1830－1840》．T．Ⅰ－Ⅴ．）。第一版于1841－1844年在巴黎出版。恩格斯引证的是本书的德译本，这个译本于1844－1845年在柏林出版。——第6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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