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卷——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工人运动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工人运动5Wc品论天涯网

　　即使我举的例子再少一些，大家还是会同意我的意见：英国工人在他们所处的那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在这种状况下，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显然，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分的状况。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表明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立刻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此外，工人处处发觉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件、当做自己的财产来看待，只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已经举了上百的例子，而且还能举出同样多的例子来说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资产阶级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获得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英国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液中掺有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
　　英国工人，这已经不是普通说的英国人，不是像他的有钱的同胞那样的专会打算盘的大腹贾；他的感情丰富得多，他那北方人天生的冷漠被奔放的热情所抵销，这种热情已经控制了他。理智已经如此有力地促进了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天性的发展，使他所有的热情都受利己心的支配，并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求金钱这一点上。而工人却没有这种理智，因此，工人的热情和外国人的一样强烈而不可抑制。英国的民族特征在工人身上消失了。
　　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末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我们将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正好是倾注于这方面的，甚至他们为了要获得普通教育而做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固然，我们不得不报道一些个别的粗暴行为，甚至暴力行为，但同时永远不应当忘记，英国正进行着公开的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的幌子甚至打着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个战争，那末，相反地，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暴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中对付工人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
　　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发展开始后不久就已经表现出来，并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这里不能详细论述这些阶段对英国人民发展的历史意义；这是另一种著作的题目，在这里我只能叙述那些为说明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所必需的事实。
　　这种反抗心情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也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加工的棉花的包数经常成正比。
　　但是工人很快就发觉这样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罪犯只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以盗窃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猛袭一个人并以占绝对优势的力量压倒他。加之，盗窃只是一种最原始的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因此，它不能普遍地表现工人的舆论，虽然工人内心里也赞许它。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最初的一批发明家阿克莱等人就受过这种暴力的害，他们的机器被砸碎了；后来又接连发生了许多因使用机器而引起的起义，这些起义的经过情形和1844年6月波希米亚印花布工骚动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工人砸碎了机器，捣毁了工厂。
　　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是孤立的，它局限于个别地区，并且只是针对着现存制度的一个方面。而且只要工人一获得转瞬即逝的胜利，社会权力就以自己的全部压力来袭击这些再度变得手无寸铁的犯罪者，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惩罚，而机器还是使用起来了。工人们必须找出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这时，一个由旧的、改革前的、托利党人的寡头议会所颁布的法律帮了他们的忙，要是再晚一些，在改革法案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用法律固定下来并使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这个法律就永远不会被下院通过了。这个法律是在1824年通过的，它废除了以前禁止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联合起来的一切法令。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结社的权利。诚然，在工人中间过去一直就有秘密的工会存在，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做出显著的成绩来。例如，据昔蒙兹说（“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第137页及以下各页），在苏格兰，还在1812年就发生了由秘密的团体所组织的格拉斯哥织工的总罢工。1822年又发生了罢工，有两个工人因不愿加入工会而被宣布为本阶级的叛徒，有人把硫酸泼在他们的脸上，结果这两个人都成了瞎子。1818年，苏格兰矿工的团体也已经强大到能进行总罢工的程度。这种团体都要每一个成员立誓效忠和保守秘密，有会员名册、基金会、簿记和地方分会。但是，全部活动的秘密性阻碍了这些团体的发展。当1824年工人得到自由结社的权利时，这些工会就很快地布满了全英国并获得了巨大的意义。所有的劳动部门中都成立了这样的工会（trades－unions〔工联〕），它们公开宣称要竭力保护各个工人不受资产阶级的横行霸道和冷酷待遇之害。它们的目的是：规定工资，作为一个力量，集体地和雇主进行谈判，按雇主所获利润的多少来调整工资，在适当的时候提高工资，并使每一种职业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因此，这些工会总是向资本家力争一个大家都得遵守的工资标准，谁拒绝接受这种工资标准，就向他宣布罢工。其次，工会还竭力用限制招收学徒的方法来维持资本家对工人的需求，从而使工资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它们尽可能地竭力反对厂主靠采用新的机器和工具等欺诈手段来降低工资的企图。最后，它们还用金钱来帮助失业工人。这件事或者直接由工会的基金会来做，或者利用证明工人身分的卡片来进行。工人带着卡片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同行就资助他并告诉他什么地方容易找到工作。这种走四方的生活，工人们叫做the　tramp〔流浪〕，而这种走四方的人就叫做tramper〔流浪汉〕。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工会委任了一个支薪的主席兼秘书，——可想而知，因为没有一个厂主会雇用这样的人，——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收每周的会费和监督这些会费的开支，使其合乎工会的利益，个别地区的工会在可能和有利的时候就合并为一个工会联合会，并定期举行代表大会。在个别情况下，曾有人试图把全英国同一行业中所有的工人结合成一个大的工会，并且不止一次地——第一次是在1830年——试图建立一个全英工会联合会，同时每一个行业都保有自己的特有的组织。但是这种联合会是维持不了很久的，甚至也很少能成立起来；只有特别普遍的高潮才能使这样的联合会诞生并使它具有行动的能力。
　　这些工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使用如下的手段。如果有一个或几个业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那就派一个代表团去见他们，或者向他们送上一份请愿书（看吧，工人是能够承认专制的厂主在他那小王国里的权力的）。如果这样做仍没有结果，工会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散伙回家。如果一个或几个厂主拒绝承认工会所规定的工资，这种罢工（turn－out或strike）就是局部性的；如果某一个劳动部门所有的厂主都拒绝承认，那末罢工就会成为总罢工。这就是工会的合法手段——所谓合法就是在宣布罢工前要预先提出警告，实际上却并不都是这样。但是，只要有些工人还没有加入工会，有些人为了厂主所许给的眼前利益准备退出工会，这种合法手段就很少发生什么效力。特别是在局部罢工时，厂主很容易从这些“害群之马”（所谓knobsticks〔工贼〕）中招雇工人，从而使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努力毫无结果。工会会员通常企图用威胁、辱骂、殴打和暴力来对付这些工贼，总之，用一切方法来恐吓他们。于是这些工贼就向法庭控告，而由于法律的守护者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权，所以只要一发生违法的行为，只要有人向法庭控告一个工会会员，工会的力量几乎总要受到损害。
　　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才有几次个别的胜利。自然，工会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因此，工会是无力消除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原因的。在商业危机期间，工会或者不得不自动降低工资标准，或者就完全解散，而在大量需求劳动的时候，它们也不可能把工资提得高于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自然规定的水平。但是对个别的局部的次要原因，工会是能起作用的。假使厂主不是面对着集中起来的、准备反抗的工人群众，他就会为了发财而逐渐地把工资愈降愈低；此外，他不得不和其他厂主进行的竞争也迫使他这样做，于是工资就会很快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厂主相互间的这种竞争在正常情况下是会被工人的反抗抑制下去的。每个厂主都知道，每一次降低工资，如果不是由他和他的竞争者所共有的条件决定的，结果都会引起罢工，而罢工无疑地会给他带来损失，因为在罢工期间他投下的资本不能周转，机器也要生锈。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底是否能降低工资也还不知道，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一成功，竞争者就会跟他学，他们的产品的价格也会降低，他所希望的利润又得从他的手中溜走。其次，在危机完结时，工会当然会使工资更快地（比它们不加过问时）提高。厂主所关心的，是在其他企业主的竞争还没有迫使他提高工资以前尽可能地不这样做；可是，由于工会的存在，市场上的情况一好转，工人自己就会要求提高工资，并且他们往往会利用大量需要工人的情况，以罢工来迫使厂主提高工资。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工会对左右着劳动市场的较重大的原因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饥饿逐渐迫使工人在任何条件下复工，而只要有几个人这样做，工会的力量就会被摧毁，因为在市场上有一定数量的存货的时候，资产阶级有了这几个工贼就能够消除生产中断所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由于需要援助的人很多，工会的基金很快就用完；最后连小铺老板也拒绝高利的赊欠了，穷困迫使工人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的枷锁。但是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这只是由于工人的反抗才成为他们的利益——也要避免任何不必要的降低工资，而工人自身更是把每次工资降低（即使是由于市场状况所引起的工资降低）看做他们的处境的进一步恶化（他们想尽力抵抗这种恶化）；因此，大多数的罢工都是以工人吃亏而告终。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罢工没有用，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登记下来，ad　acta〔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本人一样地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相反地，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不会不发生影响的：它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它同时也向工人证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但是这些工会及其所组织的罢工，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是工人想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为工会努力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虽然这种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地危险。在进攻资产阶级和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的时候，工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容易攻破的地方了。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了决心，再也不让资产阶级来剥削自己的时候，私有制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工资之所以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由劳动市场上的偶然发生的情况来决定，仅仅是由于直到现在工人还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来看待。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不再作为物件而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政治经济学在工资规律就完蛋了。当然，假使工人在达到消灭彼此之间的竞争后就停止前进，工资规律归根到底还会重新发生效力。但是，如果工人不想放弃他们以前的运动，不想重新恢复彼此间的这种竞争，那末他们就不能停止前进，换句话说，他们是根本不能这样做的。有一种必然性在迫使他们根本消灭竞争，而不是消灭一部分竞争，而且他们是会这样做的。现在工人已经一天比一天懂得竞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害处，他们比资产阶级更懂得，有产者之间的竞争会引起商业危机，因而对工人也有影响，所以也必须消灭这种竞争。很快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应当怎样去做这件事情。
　　工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强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怒，这是无须加以证明的。因此，特别激动的时期，这些工会中就产生了——不论是否得到领导者的同意——一些只能用达到绝望地步的仇恨和冲破一切藩篱的狂野的激情来解释的个别行动。属于这一类行动的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用硫酸来灼伤人的事件，以及一系列其他的事件。现在我就举出几件来。在1831年的激烈的工潮时期，曼彻斯特附近海德地方的厂主，年轻的埃士顿，一天晚上在田野里被人枪杀了，凶手没有找到。毫无疑问，这是工人的报复行为。纵火和企图进行爆炸的事件也经常发生。1843年9月29日，星期五，有人企图炸毁设菲尔德霍华德街厂主派金的制锯工场。用来进行爆炸的是一根装满了炸药而且两端堵死了的铁管；损失是相当重大的。第二天，即9月30日，在设菲尔德附近设尔斯－摩尔的伊毕岑刀锉工厂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伊毕岑先生积极参加资产阶级的组织，压低工资，专门雇用工贼，还利用济贫法来攫取私利（在1842年的危机时期，他强迫工人接受低工资，把那些拒绝接受的人的名字通知济贫所，说他们能够得到工作，但不愿工作，因而不应当得到救济），所以激起了工人的仇恨。爆炸使他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而所有来到出事地点的工人，都只恨“没有把工厂全部炸毁”。1843年10月6日，星期五，在波尔顿有人企图纵火焚烧爱恩司华斯－克伦普顿工厂，但没有成功。在短短的时期内这已经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企图焚烧这家工厂了。1844年1月10日，星期三，在设菲尔德市参议会会议上警官给大家看一个专门用来爆破的生铁炸弹，装有4磅炸药，有一根烧焦了但已熄灭的引线，这个炸弹是在设菲尔德市伯爵街基钦先生的工厂里发现的。1844年1月20日，星期日，在郎卡郡柏立地方的本特立-怀特锯木厂里发生了爆炸，爆炸是由扔到工厂里面来的一包火药引起的，损失重大。1844年2月1日，星期四，设菲尔德的索赫车轮工厂被人放一把火烧得精光。四个月内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的爆发，都是由于工人对雇主的切齿痛恨所引起的。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那是用不着说的。这些事实十分明白地表明，在英国，甚至在1843年年底那样的商业情况很好的时期，社会战争就已经爆发并公开地进行了。然而英国资产阶级依然执迷不悟！但是最突出的事件是1838年1月3日至11日格拉斯哥陪审法庭审理的所谓格拉斯哥的萨格［注：这些工人们被称为萨格［thugs］；按萨格是东印度一个著名的种族，他们以杀害一切落到手中的外人为生。——恩格斯原注］案件。从审讯中人们可以看到，1816年即已成立的棉纺工人工会的团结和力量是少有的。它的会员必须宣誓服从多数的决定。罢工时有一个秘密的委员会在活动，这个委员会是大多数会员所不知道的，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工会的款项。委员会规定了刺杀工贼和可恶的厂主以及放火焚烧工厂的奖金。例如，有一家工厂由于雇用没有加入工会的女工来代替男纺工而被工人放火烧掉；其中有一个少女的母亲，叫做麦克弗尔逊太太的被杀死，两个凶手由工会出钱送到美国去了。1820年有一个叫麦克奎利的工贼被枪伤，工会付给开枪者15英镑。以后又有一个叫做格莱安的也被枪伤了；开枪者得到20英镑，但被捕获并被判处终身流放。最后，在1837年5月，在欧特班克和迈尔－恩得的一些工厂里，由于罢工而发生了骚动，大约有十个工贼遭到痛殴；同年7月，骚动还没有平静下来，有一个叫斯密斯的工贼被打死。这时委员会的成员才被逮捕和审讯。委员会的主席和主要委员被控参加非法社团、对工贼使用暴力和纵火焚烧詹姆斯-弗兰西斯·伍德工厂，他们被认为犯了罪，并被判流放七年。对这件事情我们的善良的德国人会说些什么呢？［注：“怎样一种'原始的司法'（wild－justice）感在支配这些人呵！他们在密室中集会，以冷静的理性宣布自己的工人伙伴为自己阶级的逃兵和自己事业的叛徒：判他死刑，由秘密的刽子手来执行，因为国家的法庭和刽子手是不干这种事的。所有这些都很像古代的'菲默法庭'［注：菲默法庭是中古时代盛行于德国西部威斯特伐里亚的秘密法庭。——译者注］或骑士时代的秘密法庭，好像这些法庭突然复活并呈现在人们的惊愕的目光之下，只是现在的这些法官穿的不是铠甲，而是粗布夹克，法庭不是设在威斯特伐里亚的森林里，而是设在格拉斯哥建筑得很好的盖罗盖特大街上！——虽然把自己的感情用如此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只是少数人，但这种情感在群众中传播很广，并且是非常强有力的！”——卡莱尔“宪章运动”第40页。——恩格斯原注］
　　有产阶级，特别是从事于工业的那一部分，由于直接和工人接触，反对这些工会最为激烈，并且不断地设法用许多论据来向工人证明工会是无用的，这些论据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在一定的关系上就是错误的，而且不可能对工人的思想发生任何影响。资产阶级所表现的热心已证明这件事是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撇开罢工所引起的直接损失不谈，实际情况也是：落到厂主腰包里去的一切都必定是从工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即使工人不十分了解工会能把互相竞争的雇主降低工资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但他们也会因为保存工会就能使自己的敌人即厂主受到损失这一点而不致放弃工会。在战争中，一方遭受损失自然对另一方有利，而由于工人和厂主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工人在这种场合下所做的也不过是和那些至尊的君主们在彼此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所干的一样。在所有的资产者中，工会最疯狂的敌人就是我们的那位朋友尤尔博士。他一谈到最强大的工人队伍——棉纺工人的“秘密法庭”，一谈到这些自称能够叫任何不听话的厂主束手无策“并从而使养活他们多年的人破产”的法庭时，就气得语不成声。他还说到这样一个时候，“那时发明家的头和活跃的工业心脏竟被不安分的下肢所奴役”，——呵，好一个现代的梅涅尼阿格利巴[112]！英国工人竟不像罗马平民那样容易被你的寓言所安抚，真遗憾呀！最后，尤尔还说了下面这样一个美丽的故事。操纵骡机的粗纺工有一个时候也是随随便便滥用自己的力量。很高的工资并没有引起他们感激厂主的心情和发展智力（自然是在对资产阶级无害或甚至还有益的科学方面）的意向，反而常常使他们变得傲慢，使他们有钱来支援罢工时的那种倔强精神，而厂主们却接二连三地平白无故地因这种罢工而遭殃。在海德、达金菲尔德和附近地区发生这类不幸事件的时候，这一带的厂主们担心法国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的竞争，就向沙普-罗伯茨公司的机器制造厂请求沙普先生发挥他的发明才能，设计一台自动骡机，以便“把生产从苦痛的奴役和毁灭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接着尤尔又证明：能同时印四五种颜色的机器的发明，是印花布工人骚动的结果；织布厂中浆经纱的工人的反抗行动促成了新的完善的浆纱机的诞生。另外他还提到一些类似的事情［注：尤尔“工厂哲学”第366页及以下各页。——恩格斯原注］。这位尤尔不久前还竭尽全力用许多篇幅来证明：使用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但是尤尔并不是孤独的；在工厂报告中，厂主艾释华特和其他许多人也没有放过把自己的满腔愤怒向工会发泄的机会。这些大智大慧的资产者，正像某些政府一样，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一切运动都归罪于恶意的煽动者、阴谋家、蛊惑者、吹牛家和青年人的影响。他们硬说，这些工会的代理人从工会领薪俸，所以对鼓动工人罢工很感兴趣；好像迫使工会发给这些代理人工资的并不是剥夺了他们工作的资产阶级本身似的！
　　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罢工再好不过他证明了英国的社会战争已经蔓延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星期，甚至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这里或那里发生罢工，原因有时是厂主降低工资，有时是厂主拒绝提高工资，有时是工厂雇用工贼，有时是厂主拒绝废除打骂或恶劣的制度；有时是工厂采用新机器或无数其他的原因。当然，这些罢工还只是前哨的小接触，只是间或才转变为较严重的战斗；它们还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确凿地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决战已经迫近了。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如果翻阅一下报道无产阶级一切运动的唯一报纸“北极星报”全年的合订本，就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工业区所有的工人都已经结成了工会，并且常常用总罢工来表示自己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抗议。作为斗争的学校来说，罢工是不可缺少的。在罢工中表现了英国人的独特的勇敢。大陆上的人认为，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工人，都是些懦夫，似乎他们不能干革命，这种见解的根据就是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随时都在准备骚动，他们好像安于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这种见解是完全错误的。英国工人在勇敢方面并不比任何国家的工人差些，他们并不比法国人更安分守己些，但是他们是用另外的方式来进行斗争的。法国人是彻头彻尾政治性的，他们是在政治舞台上和社会上的坏事作斗争的。而英国人呢，他们认为，政治只是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私利服务，所以他们不和政府而直接和资产阶级作斗争，同时这一斗争暂时还只有用和平方式进行才能生效。由于工业停滞和随之而来的穷困，1834年在里昂发生了要求建立共和国的起义，1842年在曼彻斯特爆发了要求制定人民宪章和提高工资的总罢工。而罢工也需要有勇气，甚至比暴动需要更大或大得多的勇气，需要更大的勇敢和更坚定的决心，这是很明显的。真的，对一个亲身体验到穷困是什么的工人说来，勇敢地带着妻子儿女去迎接穷困，成年累月地挨饿受苦，而依然坚定不移，这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英国工人为了挣脱有产阶级的压迫而忍受着一切，他们在慢慢地饿死，他们每天得看着家里的人挨饿，他们知道资产阶级总有一天要报仇；这一切难道还比不过威胁着法国革命者的死刑和苦役吗？我们从下面的例子中，就会看到英国工人只有在任何反抗都已无济于事并已失去意义的时候才向暴力让步的那种顽强的、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正是在这种镇静的坚忍精神中，在这种每天都得经受上百次考验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中，英国工人显示出自己性格的最值得尊敬的一面。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的反抗而忍受着这些苦难的人们是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力量的。同时，英国工人也不止一次地显示了足够的勇气。1842年的罢工之所以没有获得进一步的结果，部分地由于工人是被资产阶级逼着罢工的，部分地也由于工人本身对罢工的目的不明确而且他们之间的意见也不一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在有了明确的社会目的的时候，英国工人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自己是有勇气的。1839年威尔士的起义不用说了，当我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时候（1843年5月间），那里就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战斗。有一家制砖厂（保林-亨弗莱）加大了砖模的尺寸，但是没有提高工资，虽然尺寸较大的砖必然会卖得贵些。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被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停了工，同时工会也向公司宣布抵制。可是公司费了很大的力气在附近地区从工贼中招到了工人。最初工会企图恫吓他们。公司为了保护工厂，雇了十二个当过兵或警察的人并给他们配备了枪枝。由于恐吓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一天晚上将近十点钟的时候，一支以步枪为前锋的制砖工人的战斗队伍袭击了工厂，工厂离驻扎步兵部队的军营［注：在十字胡同和瑞琴特路拐角上，见曼彻斯特平面图。——恩格斯原注］总共不过四百步左右。工人冲进了工厂地区，发现警卫后就向他们开枪，踏坏了摆在地上晒的砖坯，抛散了垒成堆的干砖，毁坏了他们所碰到的一切东西，并且冲到一幢房子里面去，砸坏了所有的家具，痛殴了住在那里的一个监工的妻子。那时，警卫躲在一道篱笆后面，在篱笆掩护下他们可以毫无阻碍地射击。袭击工厂的人却站在一座火光熊熊的砖窖前，火光照亮了他们，使他们成为敌人最好的枪靶子，而他们自己只好毫无目的地射击一阵。可是射击仍然继续了半小时多，直到他们所有的枪弹都已经用光并达到了袭击的目的——把工厂里一切可以破坏的东西都破坏了为止。那时军队开来了，工人向爱克尔斯（距曼彻斯特3英里）撤退。快到爱克尔斯时，他们按每人编组的号码点了一次名，然后才散开，这些人当然只会落到那些从四面八方逼近的警察的手中。受伤的显然很多，但是人家知道的只是那些落到警察手里的人。有一个工人的大腿、小腿和肩上共中了三枪，他还是一颠一蹶地跟着走了4英里多路。这些人充分地表明了他们同样具有革命的勇气，是不怕枪弹的。1842年，一群连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被包围在市场广场上，几个把住所有出口的龙骑兵和警察便把他们镇压下去了，这种情况决不能证明这些群众缺乏勇气；因为即使那时这些国家当局（即资产阶级）的奴仆们不在场，这些群众也不会干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可是，只要人民自己心目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们就会显示出足够的勇气，例如对柏里工厂的袭击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工厂后来竟不得不用大炮防守起来。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英国资产者认为自己就是法律，正如他认为自己就是上帝一样，所以法律对他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在他的心目中具有极大的安抚力。但是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知道得十分清楚，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工人才诉诸法律。可笑的是有人硬说英国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彻斯特每星期都有警察挨打的事情发生，去年甚至还出了这种事情：有人企图冲击一个有铁门和厚厚的百叶窗做防护的派出所。1842年罢工时，警察之所以显得威风，如前面已经说过的，不过是由于工人自身犹豫不决而已。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屈服于它，所以，他们至少也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这一文件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按照民主的原则改组下院。宪章主义是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集中表现。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总是个别的工人或部分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有时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出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主义。在宪章主义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这道法律围墙进攻。宪章派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18世纪80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并且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的”政党。那时，它的主要中心在北明翰和曼彻斯特，以前是在伦敦。它曾经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是一个愈来愈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1835年以威廉洛维特为首的伦敦工人协会（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委员会，草拟了人民宪章，里面包括下列“六条”：（1）精神正常并且没有犯过罪的一切成年男子都有普选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议会议员支薪，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4）为了消除资产阶级方面的贿买和恐吓，选举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5）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6）取消纯属形式的300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六条只涉及下院的组织，初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宪法中的所谓君主和贵族的成分之所以能够存在下来，无非因为资产阶级乐于留着它们摆摆样子；这两种成分在今天本来也只是摆摆样子罢了。但是，如果下院拥有全国舆论的支持，如果它不只是表现资产阶级的意志，而且表现全民族的意志，那它就会把一切权力完全攫为己有，使君主和贵族失掉他们头上最后的一丝圣光。英国工人既不尊敬那些勋爵，也不尊敬女王，可是，资产阶级虽然事实上也很少考虑勋爵和女王的意见，但对他们个人却敬之如神。英国的宪章主义者在政治上是共和主义者，虽然他们从来不用或极少用这个字眼；他们同情各国的共和党，但更喜欢称自己为民主主义者。他们并不仅仅是普通的共和主义者；他们的民主主义也不仅仅限于政治方面。
　　诚然，宪章主义从1835年一产生的时候起，主要就是在工人中传播，但那时它还没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工人的激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曾是他们的共同的口号，他们每年共同举行“国民公会”，看起来就好像组成了一个党。那时，小资产阶级正对改革法案的结果和1837-1839年的商业停滞感到失望，好战和好杀的情绪高涨，所以宪章主义者的激烈鼓动很合他们的心意。这种鼓动激烈到什么程度，在德国是无论如何想像不出来的。宪章主义者号召人民武装起来，甚至号召他们起义。人们制造了长矛，就像从前法国革命时代一样。1838年，一个叫做斯提芬斯的美以美教派的传教士参加了这一运动，他对曼彻斯特的居民讲了这样的话：

　　但同时，工人的宪章主义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在那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了。这位斯提芬斯在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曼彻斯特的“圣山”克萨尔－摩尔举行的20万人的大会上又讲了下面的话：

　　因此，反对新的济贫法和争取十小时法案的运动在那时已经和宪章运动有了极其密切的联系。那时每次的群众大会上都有托利党人奥斯特勒发表演说，而且除了在北明翰通过的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国民请愿书，还提出了几百份关于改善工人的社会状况的请愿书。1839年，鼓动还是和以前一样活跃地继续下去，在年底鼓动开始松懈下去的时候，巴赛、泰勒和弗罗斯特就急忙同时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和威尔士组织一次起义。由于弗罗斯特的计划被人告密，他不得不过早地发动起义，结果就遭到了失败。北方的起义组织者知道了弗罗斯特的企图已经失败，就及时地退却了。两个月以后，在1840年1月，约克郡发生了几次所谓警察叛乱（spy－outbreaks）[113]——例如在设菲尔德和布莱得弗德，——后来，激昂的情绪就渐渐平息下去。这时，资产阶级急忙抓住一个更实际的对自己更有利的计划，这就是废除谷物法。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协会的产生削弱了激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工人很快就明白，废除谷物法对他们好处很少，而对资产阶级却很有利，所以资产阶级的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1842年的危机爆发了。鼓动又像1839年那样活跃起来。但是这一次富有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参加了鼓动，因为他们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由曼彻斯特厂主所组成的、现在叫做反谷物法同盟的团体具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战斗的性质。这个同盟的报刊和宣传员开始用毫不掩饰的革命的语言说话，其原因之一就是保守党从1841年起掌握了政权。像过去的宪章主义者一样，同盟现在也开始公开地号召起义，而在危机中受苦最深的工人也不是没有行动的，这一年的国民请愿书上有350万人签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如果说这两个激进的政党过去曾经有些疏远；那末它们现在又重新联合起来了。1842年2月15日，自由党人和宪章主义者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谷物法和实施宪章；第二天两个党都通过了这份请愿书。春天和夏天是在热烈的鼓动和日益严重的贫困中过去的。资产阶级决心利用危机及其所引起的贫困和普遍的激愤情绪来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由于这一次执政的是托利党人，资产阶级就几乎抛弃了他们所珍惜的守法的习惯；他们要革命，但是要假手于工人。资产阶级想叫工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让工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烧坏自己的手指。到处都重新谈起早在1839年就由宪章主义者提出的“神圣月”，即工人总罢工的口号；但是这一次不是工人要罢工，而是厂主想关闭自己的工厂，把工人送到乡下，送到贵族的领地上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迫使托利党的议会和政府取消谷物税。这自然要引起起义，但是资产阶级却站在幕后，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享其成，万一失败了也不会危及自己。7月底，市场情况开始有些好转；事情不能再拖延了，为了不错过时机，在市面日渐好转的时候（参看7月底和8月初曼彻斯特和里子的商业报告）斯泰里布雷芝有三家公司突然降低了工资；至于是它们自己要这样做，还是和其他厂主，特别是和同盟议定要这样做，我不能断定。但是，两家公司不久就让步了，而第三家即威廉贝利兄弟公司却坚持下去；它向诉苦的工人说，如果他们不喜欢这种办法，那末也许他们最好是去溜跶一个时期。这种讥讽的口吻使得工人大哗，纷纷离开工厂，他们跑遍全城，号召所有的工人罢工。过了几小时，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工人结队到莫特兰－摩尔去举行群众大会。这是8月5日的事。8月8日，他们有5000人出发到埃士顿和海德去，使所有的工厂和煤矿都停了工，并且在各处举行了群众大会，但是大会上谈的不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废除谷物法，而是“做够一天工，给够一天钱”（《a　fair　day's　wages　for　a　fair　day's　work》）。8月9日，他们向曼彻斯特进发，由于地方当局都是自由党人，他们没有遇到当局的任何阻碍就进了城，并且使那里的一切工厂都停了工。8月11日，他们抵达斯托克波尔特，在这里，当他们袭击资产阶级的宠儿——习艺所时，才第一次遇到了抵抗。同一天，在波尔顿发生了总罢工和骚动，当局同样没有阻拦；不久起义就扩展到所有的工业区，除了收割庄稼和制作食物，一切工作都停下来了。但是起义的工人也很镇静。他们并不是自己愿意起义，而是被别人拖进去的；除了曼彻斯特的托利党人柏里一个人，厂主们都一反自己的惯例，没有反对罢工。事情开始了，但是工人自己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固然，在不愿意为了厂主要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而去吃枪弹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人要求实施人民宪章，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未免为时过早，只要求恢复1840年的工资标准。整个起义就由于这些原因而失败了。假如它一开始就是自觉的有组织的工人起义，那末它无疑地是会获得胜利的。但是，不是自愿而是被雇主赶到街上来的群众，既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就什么事也做不出来。同时，在履行2月15日的盟约方面连手指都没有动一下的资产阶级很快就明白了，工人并不愿意充当他们手中的工具，他们离开“合法”途径后的矛盾行为对他们本身是一种危险；明白了这一点以后，资产阶级又回到守法的立场，跑到政府方面去反对那些由他们煽动起来又被他们逼着起义的工人。资产阶级和自己的奴仆一起当了特别警察——在曼彻斯特，德国商人也参加进来，他们手里拿着粗棍子，嘴里衔着雪茄烟，完全多余地在全市的街道上耀武扬威地踱来踱去；在普累斯顿，资产阶级曾下令向人民开枪，于是这个自发的人民起义就突然既面对着政府的武装力量，又面对着整个有产阶级。本来就没有任何明确目的的工人就逐渐散去，起义结束了，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此后，资产阶级还干了许多别的卑鄙勾当；他们表示厌恶人民的暴力行动，企图这样来为自己辩护。这和他们在春天所说的革命的话是很不协调的。他们把全部的罪过都推给宪章派的“煽动者”等等，虽然他们在挑起起义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宪章派多得多。他们极端厚颜无耻地重新站到承认法律神圣的先前的立场上去了。宪章派几乎完全没有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只是做了资产阶级准备要做的事情，即利用已形成的局势罢了，可是他们却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判了罪，而资产阶级却一无所失，在停工时期他们倒卖掉了存货，获得了利益。
　　这次起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断然决裂。宪章主义者在过去也根本没有隐瞒他们要用一切手段来实施他们的宪章：甚至不惜采取革命手段。资产阶级现在忽然明白，任何使用暴力的变革对他们都是多么地危险，他们不愿意再听到什么“物质力量”，他们所希望的只是用“精神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好像这和物质力量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是两回事似的）。这是一个争论点，但是后来这个争论点由宪章派（他们和自由资产阶级一样地值得信任）所说的话消除了，他们说他们也不诉诸物质力量了。第二个争论点，也是最重要的并且是使宪章主义恰好成为真正的宪章主义的争论点，就是谷物法问题。关心废除谷物法的是激进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此，以前的宪章派就分裂成两派，两派的政治原则在口头上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却根本不同甚至互不相容。在1843年1月的北明翰国民公会上，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斯特治提议把宪章这一名称从宪章协会的章程中删去，理由是在起义后这一名称使人联想到暴力革命行动。但是这一联系已经存在了好几年，而斯特治先生过去并没有认为必须加以反对。工人们不愿放弃这个名称，在表决这个问题时斯特治失败了。这时，这位忽然变为忠臣良民的教友派信徒就带了少数人退出会场，组织了一个由激进资产阶级组成的“争取完全选举权协会”。这个资产者，不久前的雅各宾党人，忽然对这种联想感到如此讨厌，甚至连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这个名称也用另一个令人发笑的名称——完全选举权（complete　suffrega）来代替了！工人们嘲笑了他，仍然沉着地继续走自己的路。
　　从这时起，宪章主义就成为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纯粹的工人运动了。曾经要求过“完全”选举权的“每周快讯”、“每周纪事报”、“观察家”等等报刊都逐渐陷入一种和其他自由派报纸同样无精打彩的状况，它们拥护贸易自由，攻击十小时法案和工人的一切特殊要求，一般说来，它们很少有什么激进主义的表现了。激进资产阶级在一切冲突中都站在自由党人方面反对宪章派，把自己的注意力的中心放在谷物法问题上，而这个问题对英国人说来不过是自由竞争的问题而已。因此，激进资产阶级已完全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他们现在所扮演的是一个极其可怜的角色。
　　但是宪章派的工人却加倍积极地参加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战斗。自由竞争已经把工人弄得痛苦不堪，引起他们的痛恨；自由竞争的拥护者资产者就是工人的死敌。完全的竞争自由只会使工人遭殃。工人以往所提出来的一切要求——十小时法案、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家的迫害、工资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证、废除新的济贫法，所有这些要求至少和“六条”一样，都是宪章主义不可缺少的部分，是直接反对自由竞争和贸易自由的。所以，工人根本不想知道什么是自由竞争、贸易自由、废除谷物法；他们对废除谷物法这个要求至少是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而且对它的拥护者却极端愤恨，这是毫不足怪的，但是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却无论如何不能理解这一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宪章主义和激进主义发生了分歧，而资产者的理智却不能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不能了解无产阶级。
　　宪章主义的民主和过去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宪章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现象。最多只能促使宪法做某些修改的“六条”，在激进资产者看来已经是万事俱备，但它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政治权力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宪章主义者现在明确地喊出的口号。传教士斯提芬斯所说的关于“饭碗问题”的话，在1838年只是对一部分宪章主义者才是真理，但是在1845年对一切宪章主义者都是真理了。宪章主义者中间再也没有纯粹的政客了。诚然，他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中，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因工业发展而已经过时的那种把土地分为小块份地的办法（即allotment－system，关于此种办法请参看“导言”）是消灭贫穷的主要方法，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大多数建议（保护工人利益的措施等等）就外表看来一般地都带有反动性质。但是，一方面，他们所提出来的措施本身不是受不住竞争的打击（这样，以前的情况就会恢复起来），就是要消灭竞争本身；另一方面，宪章主义目前的暧昧状况和它脱离纯粹政治党派的倾向，必然会使它那些由其社会本质所决定的特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接近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这次危机必然紧跟在目前工业和商业中的繁荣后面，最晚在1847年爆发［注：预言准确地实现了。——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但是也许会在明年爆发。这次危机将比过去历次危机剧烈和尖锐得多，它将迫使工人更多地从社会方面而不是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摆脱穷困的出路。工人要争取实施自己的宪章，这是用不着说的，但是到那时他们将要弄清楚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他们通过宪章就能做到而他们现在还不很清楚的。
　　同时，社会主义的宣传也在继续进行。在这里，我们谈英国的社会主义只是就它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如何而言。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要求以建立两三千人（这些人都从事工业和农业，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接受同样的教育）的“国内移民区”的方法来逐渐实行财产公有。英国社会主义者要求：为离婚提供便利条件；建立合理的政府，使人们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取消刑罚，给犯人以合理的待遇。这就是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建议；他们的理论原则并不使我们感到兴趣。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者是厂主欧文。所以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要超越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同时在许多方面都对无产阶级很不公道。社会主义者十分驯顺温和；不管现存的制度如何坏，他们还是承认它，因为他们除争取社会舆论外，对改变现存制度的其他一切途径是一概否定的。然而他们的原则又这么抽象，如果他们的原则保持现在的形式，他们是永远也不能争得社会舆论的。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道德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的进步成分，看不见只会追求私利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灭［sich　selbst　auflöst］的目的［注：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这句话的后半句改为：“而不是通过国家的合乎规律的进一步的政治发展，直到这一过渡成为可能的和必然的。”——编者注］。他们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痛恨资产者，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愤怒并没有什么用处，并宣扬对英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更加没有什么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独的人在内，都是从过去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们是做不出什么大事来的。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是来自工人阶级的，但是工人阶级中倾向于他们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虽然这一部分人是最有教养的和最坚强的。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公共财产，因此，它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主义的观点上来。但是，经过宪章运动的考验并清除了资产阶级成分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宪章运动的领袖（他们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注：自然是广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狭义的欧文主义者。——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的注］）那里形成起来，它很快就会在英国人民的历史发展中起突出的作用。比法国共产主义的基础宽广得多、但是在发展［注：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译本中，“发展”一词前有“理论上的”字样。——编者注］方面却落后于法国共产主义的英国社会主义，应当暂时回到法国的观点上来，以便将来再超过它。固然，到那时法国人也会更加向前发展了。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工人不信仰宗教的坚定不移的表现，这种表现是这样地坚决，使那些不自觉地纯粹为了实际原因而不信仰宗教的工人也往往被这种尖锐性所吓退。但是在这里，也是穷困将迫使工人抛弃信仰，他们会愈来愈相信，这种信仰只能使他们俯首帖耳地听从自己命运的支配，顺从地听任有产阶级榨取他们的脂膏。
　　这样，我们看到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派别，一派是宪章主义者，一派是社会主义者。宪章主义者比较落后，比较不开展，但他们是真正的道地的无产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看得远得多，提出消灭穷困的实际办法，但他们来自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和工人阶级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的合流，法国共产主义在英国条件下的重现，——这必然是最近的将来就要发生的，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促使宪章主义的继续发展。
　　这些时合时分的不同的工人派别——工会会员、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己出经费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来提高工人的知识水平。这些设施在每个社会主义的组织里和几乎每个宪章主义的组织里都有，而且在许多单个的工会里也有。在这里，孩子们受到纯粹无产阶级的教育，摆脱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阅览室里也只有或几乎只有无产阶级的书刊。资产阶级认为这种设施是很危险的，他们已经在某些设施中，即在“技术学校”（《Mechan－ics'　Institutions》）[114]里面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影响，并把它们变成在工人中间传播对资产阶级有利的科学知识的机构。在这里讲授着自然科学，而这些研究能使工人脱离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或许还能促使他们中的某一个人去从事增加资产阶级收入的发明。可是研究自然界目前对于工人本身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他居住的大城市里，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他是永远看不到大自然的。这里还进行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政治经济学的说教；工人从这门科学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对他说来，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这里的一切都是教人俯首帖耳地顺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宗教，所以工人在这里听到的只是劝他唯唯诺诺、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的说教。工人群众自然不愿意和这些学校打交道，他们都到无产阶级的阅览室里去阅读，并讨论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于是自满自足的资产阶级就说他们的Dixi　et　salvavi［注：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n——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编者注］，并且轻蔑地把头一扭，避开了这个“宁愿听恶意的煽动者狂暴的叫喊而不愿接受踏踏实实的教育”的阶级。但是工人也是重视“踏踏实实的教育”的，只要它里面不掺杂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智谋。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在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阅览室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讲演会，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褴褛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他们显示出自己对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别表明了英国无产阶级在取得独立的教育方面已经有了多么大的成就。资产者是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及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偏见的奴隶；他胆怯地避开和千方百计地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无产者却眼睛雪亮地正视这一切，高高兴兴地而且很有成效地研究它们。在这方面，社会主义者为了教育无产阶级曾经做过不少事情，他们翻译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著作，并且用普及本把这些翻译作品和英国作家最优秀的著作一道加以传播。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也仅仅是在无产者中间流行[115]。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即所谓“家庭版”。当代最大的两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著作，也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即使激进资产阶级中有边沁的信徒，那也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才能越过边沁，迈步前进。无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书刊，这多半是一些期刊和小册子，就内容来说，远胜于资产阶级的一切书刊。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还必须指出一点。构成工人运动的核心的是工厂工人，其中主要是棉纺织工人。郎卡郡，特别是曼彻斯特，是最坚强的工会的所在地，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愈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卷到运动中去的也愈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愈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愈发展，愈明朗化。北明翰的小师傅虽然也吃够危机的苦头，但他们还是处于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和小商人的激进主义之间的不幸的中间地位。一般说来，所有的产业工人都被卷到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中去了。他们都一致同意，他们是《working　men》〔“工人”〕——这是他们引以自豪的并且是宪章主义者各种会议上的普通的称呼，——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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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12]据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向公元前494年起义的平民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部的寓言，因而把他们说得服服贴贴。——第511页。
　　[113]指设菲尔德、布莱得弗德及其他城市中由奸细所挑起的宪章派和警察的冲突。这些冲突使这一运动的许多领袖和参加者被捕。——第519页。
　　[114]Mechanics'　Institutions是一种夜校，工人们在那里可以学到一些普通科目和技术科目的知识；在英国，这种学校最初在格拉斯哥（1823年）和伦敦（1824年）出现。19世纪40年代初，这种学校有二百多个，大都在郎卡郡和约克郡的工厂城市中。资产阶级利用这些学校来训练工业所必需的熟练工人，并使这些工人受他们支配。——第527页。
　　[115]戴·弗·施特劳斯“耶稣传”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D．F．Strauβ．《DasLeben　Jesu》．Bd．1-2，Tübingen，1835-1836）。关于蒲鲁东的著作见本卷注14。——第5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