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卷——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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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看到，竞争怎样在工业发展一开始的时候就创造了无产阶级：由于布匹的需求增加，织工的工资提高了，兼做织工的农民抛弃了农业，以便在织机上赚到更多的钱。我们已经看到，竞争怎样以大规模经营方式挤掉了小农，把他们降到无产者的地位，然后把他们一批一批地赶到城市里面去。我们也看到，竞争怎样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陷于破产，把他们也变为无产阶级；竞争怎样把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怎样把人口集中在大城市里面。在现代工业中获得充分发展并能使自己的一切后果无限加深的竞争，就是通过这些途径和方法创造了无产阶级并扩大了它的队伍。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竞争对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所发生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应当首先考察一下工人彼此间的竞争所产生的后果。
　　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个战争，这个为了活命、为了生存、为了一切而进行的战争，因而必要时也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而且也在这些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一个人挡着另一个人的路，因而每一个人都力图挤掉其余的人并占有他们的位置。工人彼此竞争，资产者也彼此竞争。机器织工和手工织工竞争；失业的或工资低的手工织工和其他有工作的或工资高的织工竞争，并力图把他们挤掉。工人彼此间的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因此，工人竭力利用工会来消灭这种竞争，而资产阶级则疯狂地向这些工会进攻，工会每受到一次打击他们都拍手称快。
　　无产者是无助的。他们要是只靠自己，那连一天也不能生存下去。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活资料（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无产者所需要的一切都只能从这个资产阶级（它的垄断是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那里得到。所以，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掌握着他们的生死大权。它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而如果有这么一个无产者，竟愚蠢得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资产者——他的“天然的长上”［注：这是英国厂主的惯用语。——恩格斯原注］——的“公道的”条件，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容易找到其他的人，因为世界上无产者有的是，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愚蠢得宁愿死而不愿活下去。
　　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就是如此。要是所有的无产者都一致宣布，他们宁肯饿死也不给资产阶级工作，那末资产阶级就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垄断。但是并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也未必能有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到底还进行得不坏的原因。工人之间的这种竞争只有一个限度：没有一个工人会为了少于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工资而工作。如果他非饿死不可，那末他宁愿懒懒散散地死去，也不愿忙忙碌碌地死去。当然，这个限度是相对的，为了生存，有的人需要多一些，有的人需要少一些，有的人比别人更习惯于舒适的生活。在某些方面还算比较有点文化的英格兰人所需要的，就比穿破衣、吃土豆、住猪圈的爱尔兰人多一些。但是这并不妨碍爱尔兰人去和英格兰人竞争，也不妨碍把英格兰工人的工资及其文化程度逐渐降低到爱尔兰工人的水平。做某些工作，几乎包括工业中的一切工作在内，都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因此，即使为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也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工人能保持这种水平。刚迁到英格兰来的爱尔兰人在随便哪一个猪圈里都可以住下来，他们每星期都会从稍稍像样一点的住宅里被赶出来，因为他们把什么东西都拿去喝了酒，付不起房租，像这样的人到工厂里做工一定是很蹩脚的。因此，给工厂工人的工钱应该够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使他们的子女习惯于正规的劳动；但是，为了使他们没有孩子的工资就不能过活，使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普通的工人而不成为其他的人，工资也决不能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最低限度也是相对的：如果家庭中的一切成员都在工作，那末每一个人就可以相应地少领一些工资，于是资产阶级就广泛地利用机器劳动所提供的有利条件（采用了机器劳动，雇用女工和童工进行生产就很合算）来降低工资。当然，有的家庭并不是每个成员都能工作；这样的家庭，如果工作的人只能挣到根据全家都能工作的情况而定出来的最低工资，那日子一定过得很苦。因此，我们就得出了一种平均工资，在这种工资标准下，全家都能工作的家庭就生活得相当好，而能工作的成员较少的家庭就生活得相当坏。但是，在最坏的情况下每个工人都情愿放弃他已经习惯了的那一点点舒适和文明，只要能勉勉强强地生活下去就行。他住猪圈也可以，只要不住在露天底下；穿得破破烂烂也可以，只要不赤身露体；吃土豆也可以，只要不挨饿。工人情愿只拿一半工资，等待着好日子到来，但是不愿像很多失业者那样饿死在街头。这一点点东西，这一点聊胜于无的东西，就是最低工资。如果工人比资产者所需要的多，因而在竞争斗争结束时还有一些工人找不到工作，那末他们就只好饿死。要知道，资产者要是不能从出卖他们的劳动产品得到利益，当然就不会给他们工作。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可以看到什么是最低工资。而最高工资则决定于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也是在竞争着的。资产者只能靠商业或工业来扩大自己的资本，在这两方面他都需要工人。即使他把自己的资本放出去生利，他也间接地需要工人，因为，假若没有商业和工业，谁也不会付给他利息，谁也不能使用他的资本。可见资产者总是需要无产者的，但是他之需要他们，并不是直接为了生活（要知道，他可以吃光自己的资本），而是为了发财，就像做买卖需要货物，驮东西需要牲口一样。无产者给资产者制造商品，资产者把它卖掉就可以赚钱。因此，当这些商品的需求增加，因而彼此竞争的工人全都有了工作，或许甚至还不大够的时候，工人间的竞争就会停止，资产者之间的竞争就开始了。寻找工人的资本家知道得很清楚，由于需求增加而日益上涨的价格可以使他获得巨大的利润。因此，他宁愿稍稍增加一些工资，也不愿放过全部利润。他为了赢得火腿，可以给工人香肠。这样，资本家互相争夺工人，工资就上升起来。但是它也只能上升到已经增加的需求所容许的程度。资本家可以牺牲一些非常的利润，但是当他必须牺牲自己的通常的利润即平均利润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不付那超过平均工资的工资了。
　　从这里就可以确定什么是平均工资。在平常的情况下，即在工人和资本家都没有理由在自己人中间展开特别激烈的竞争的时候，在现有的工人人数和制造社会需要的商品所能用的工人人数恰好相等的时候，工资就保持在比最低工资稍稍高一点的水平上。至于比最低工资高多少，那就要看工人的平均需要和文化程度如何了。如果工人习惯于每星期吃几次肉，资本家就只好付给工人足够的工资，使他能吃到肉。这种工资不能再少，因为工人之间没有竞争，他们没有理由满足于较少的工资；这种工资也不会再多，因为在资本家之间没有竞争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理由用特殊的恩惠来拉拢工人。
　　由于现代英国工业很复杂，工人在需要和文化方面的平均水平很难确定，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不同种类的工人的平均水平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规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平均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能够鼓励工人去获得这种技能并在工作中服从这种常规性。正因为如此，产业工人的工资平均高于普通的搬运工人、短工等等的工资，特别是高于农业工人的工资，而后一种情况当然还说明了城市中食品价格的高昂。
　　换句话说，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奴隶。他们竟可以像商品一样地被卖掉，像商品一样地涨价跌价。如果对工人的需求增加，他们的价格也就上涨；如果需求减少，价格也就下跌；如果对工人的需求下降，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找不到买主因而“成了存货”，那末他们就只好闲着不做事，而不做事是不能生活下去的，所以他们只好饿死。用政治经济学上的话来说，用来维持他们的生活的费用不会“再生产出来”了，只会白白花掉，所以谁也不会在这上面投下自己的资本。在这一点上马尔萨斯先生及其人口论是完全对的。这种奴隶制和旧式的公开的奴隶制之间的全部差别仅仅在于现代的工人似乎是自由的，因为他不是一次就永远卖掉，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按日、按星期、按年卖掉的，因为不是一个主人把他卖给另一个主人，而是他自己不得不这样出卖自己，因为他不是某一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有产阶级的奴隶。对于他，事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种表面的自由一方面虽然也一定会给他带来某些真正的自由，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它的坏处，即没有人保障他的生计。他的主人（资产阶级）如果对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存不再感到兴趣，就随时可以把他赶出去，让他去饿死。可是，对资产阶级来说，现在的情况比起旧的奴隶制来却是无比地有利：他们可以随便在什么时候辞退自己的工人，同时并不因此使投下的资本受到损失，工人劳动的代价无论如何要比奴隶劳动的代价便宜得多，这是亚当斯密为了安慰他们而给他们算清了的［注：“人们说，奴隶体力的消耗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而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则由自己花钱来补偿。实际上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短工和仆人等等的工资应当保持一定的高度，以便让他们能够按照社会方面日益增长、保持稳定、或不断降低的需求来延续短工和仆人的后代。但是，如果说自由工人体力的消耗也是由他的主人花钱来补偿的，那末这种消耗比起奴隶体力的消耗来要主人花的钱通常到底是少得多的。用来恢复或补偿奴隶体力的消耗的基金通常是由懒散的主人和漫不经心的监工来管理的”，如此等等（A．Smith．《Wealth　of　Nations》［亚当斯密“原富”］麦克库洛赫4卷版第1卷第8节第134页）。——恩格斯原注］。
　　因此也可以说，亚当斯密在另外一个地方所做的论断是完全对的，他说：

　　这种情形和任何其他商品的情形完全一样：如果工人不够，他们的价格（即他们的工资）就上涨，他们就生活得比较好些，结婚的人多起来，出生率逐渐提高，养活的孩子也多起来，直到有了足够的工人为止；如果工人太多，价格就下跌，失业、贫困、饥饿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疾病就都出现了，而疾病就会消灭“过剩人口”。发展了亚当斯密上述论点的马尔萨斯在断定总有“过剩人口”存在，断定世界上的人总是太多的时候，也是能自圆其说的；只是当他断定世界上的人多于现有生活资料所能养活的人的时候，他就错了。“过剩人口”的产生不如说是由于工人彼此间的竞争，由于迫使每个工人每天都竭尽全力去工作的竞争。假定某个厂主每天可以雇十个工人做九小时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时，那末他只要雇九个工人就够了，而第十个人就要没饭吃。在对工人的需求不太大的时候，厂主就可以乘机用解雇的威胁来迫使九个工人拿同样的工资而每天多工作一小时，即工作十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把第十个工人解雇，并把他的工资省下来。在这里小规模地发生的事情，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重演着。由于工人彼此竞争而使每一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达到最大限度，由于分工，由于机器的应用和自然力的利用，许多工人就没有工作做。市场失去了一批顾客，因为这些失业工人已经什么都买不起了。他们过去所需要的那么多的商品已经不再需要，因而也用不着再制造了。过去制造这些商品的工人也失了业，市场又失去了一批顾客，事情就这样循环不断地继续下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假若没有其他情况插进来的话，事情就会这样继续下去。工业中采用了上面说到的那些可以增加生产的手段，这就逐渐使生产出来的商品价格降低，从而使这些商品的消费量增加，因此，相当大的一部分失业工人终于又在新的劳动部门找到了工作，自然这是经过了长期痛苦的。如果这里再加上英国近六十年来对国外市场的侵占，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工业品的需求的不断的和迅速的增加，那末对工人的需求就增加起来，而人口也以同样的比例随之增加起来。这样，大不列颠的人口并没有减少，而是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起来，并且还继续在增加。虽然工业不断在发展，虽然对工人的需求大体上是在增加，但根据官方各政党（托利党、辉格党和激进党）的供认，英国经常有过剩的无用的人口，而且工人之间的竞争一般总是胜过争夺工人的竞争的。
　　这个矛盾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工业和竞争的性质本身以及这种性质所造成的商业危机来的。在目前这种不以直接满足需要为目的而以赚钱为目的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混乱制度下，当每一个人自己冒着风险去工作并使自己发财的时候，停滞现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例如英国供给许多国家各种各样的商品。即使某个厂主知道某种货物在每一个国家里每年要消费多少，但他究竟不知道这种商品在每一个时间内在那里有多少存货，更不知道他的竞争者往那里运去多少。他只能根据经常波动的价格对现有的存货和需要的情况做出不可靠的推测，所以他只能把自己的商品送出去碰运气。一切都是盲目的，是瞎碰，是或多或少地靠机会的。只要好消息从某个市场传来，每个人就把所有能送出去的东西都送到那里去。不久，这个市场就充满了商品，销售逐渐停止，现金收不回来，价格日益下降，英国的工业也没有什么工作给自己的工人做了。在工业发展的初期，这种停滞现象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门或个别的市场。但是，由于竞争的集中作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失去了工作的工人就投入另一些最容易学会工作的部门中去，而在一个市场上卖不出去的商品就转运到其他市场去；结果，个别的小危机一天天地汇合起来，逐渐形成一连串的定期重演的危机。这种危机通常是每隔五年在一个短短的繁荣和普遍兴旺的时期之后发生。国内市场和一切国外市场都充斥着英国货，这些东西又只能慢慢地消费。工业活动几乎在所有的部门中都逐渐停止下来。小的厂主和商人无力克服资本收不回来的困难，破产了，较大的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也停止了营业，把自己的机器停下来，或者只是“短时间地”开工，就是说，大约只做半天工作。工资由于失业者彼此竞争，由于工作时间缩短，由于出售商品不能获利而日益下降。贫穷在工人中到处蔓延开来，如果某个人还有些积蓄的话，这些积蓄也很快就花光了。慈善机关被围得水泄不通，济贫捐增加1倍、2倍，可是仍然不够，挨饿的人不断地增加，数目惊人的“过剩人口”突然出现了。这样继续了一个时候：“多余的人”勉勉强强地挣扎着活下去，或者有些人挣扎不下去，死掉了；慈善事业和济贫法帮助许多人勉勉强强地延长自己的生存；其余的人在那些竞争不大显著、离开大工业较远的劳动部门中找到了工作，苟延残喘地活下去。一个人为了马马虎虎地维持一个时候所需要的东西是多么少呵！——情况又渐渐地好转起来：积存的商品逐渐消费掉，商人和工业家的普遍的颓丧情绪使这些存货不会很快地得到补充，直到最后，高涨的价格和各方面传来的好消息又使他们重新加紧活动起来。但是市场大部分都在很远的地方。在新的商品到达那里以前，需求总是在增加，价格也随着上涨。第一批运来的货物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购买，第一批成交的买卖使市场更加活跃起来，以后运来的货物还要看涨。人们怀着这种还会涨价的希望把商品买了囤积起来，这样，本来是供消费用的商品却在最需要的时候从流通中被抽出去。投机更加抬高了市价，因为它鼓励其他的人去购买新到的商品，并把刚运到的商品从流通中夺去。这一切渐渐地传到了英国，厂主又重新开始加紧工作，开办新的工厂，尽一切力量来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于是这里也开始了投机，它的后果也和国外市场上完全一样：物价上涨，商品从流通中被抽出去。这两件事情使生产紧张到极点，于是出现了“根基不稳的”投机家，他们运用虚拟资本，靠信贷来维持，而如果他们不能把买进的商品迅速地转卖出去，那就得宣告破产。他们大于这种普遍地漫无秩序地追逐利润的勾当，由于自己的贪得无厌，更加加强了混乱和奔忙，这种贪得无厌使他们发疯似地哄抬物价和扩大生产。一种疯狂的竞赛开始了，连最稳重最有经验的人都给迷住了。铁、纱、布匹开始大量生产，好像要把整个人类重新装备起来，好像在月球上的某个地方发现了有几十亿消费者的新市场。忽然有一天，国外的一些根基不稳的投机家由于要钱用就开始出售货物——自然是低于市场价格，因为他们是迫不及待的。一个人一卖，其他人也跟着卖，物价开始波动起来，大吃一惊的投机家们把自己的货物抛到市场上去。市场混乱起来了，信贷动摇了，商店一家跟着一家停止付款，一家跟着一家宣告破产。原来当地的和运输途中的商品已经比消费所需要的多了2倍。这个消息传到了当时还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的英国。这里的人们也惊慌起来，国外的破产引起了英国国内的破产，商业停顿又使许多商店倒闭了。这里的人们在惊恐之余也把所有的存货都抛到市场上去，这又引起了更大的惊慌。危机就这样开始了，以后它就和前一次危机大致一样地进行下去，过了一些时候又重新被一个繁荣时期所代替。事情就这样不断地继续下去，繁荣之后是危机，危机之后是繁荣，然后又是新的危机。英国工业所处的这个永久的循环，如上面已经说过的，通常是每五六年就重新开始一次。
　　由此可见，英国工业在任何时候，除短促的最繁荣的时期外，都一定要有失业的工人后备军，以便在最活跃的几个月内有可能生产市场上所需要的大批商品。这种后备军的扩大或缩小，要看市场能使他们中间的小部分还是大部分得到工作而定。虽然在市场最活跃的时候，农业区、爱尔兰以及受普遍繁荣的影响较少的工业部门暂时也能供给工厂一定数量的工人，但是这些工人的数目到底是很少的，而且他们也同样属于后备军之列，唯一的区别只在于：正是迅速的繁荣才暴露了他们是属于这个后备军的。在这些工人转到较活跃的工业部门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原来工作的地方没有他们也行。为了稍微补一下空子，就延长工作时间，雇用妇女和少年，而当危机到来，这些工人被解雇了又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位置已经被人占据了，他们自己，至少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就成了“多余的人”。这个后备军就构成英国的“过剩人口”，它在危机时期人数激增，而在繁荣和危机之间的时期人数也相当多。这些人靠行乞和偷窃，靠打扫街道、拾马粪、用手推车或毛驴运送东西、摆小摊或者靠各种零碎的偶然的工作来维持自己可怜的生活。在一切大城市中都可以遇到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就靠偶然赚得的一点点钱，如英国人所说的，“不让灵魂和躯体告别”。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过剩人口”还有哪一行不去干！伦敦的清道夫（crossing　sweeps）是世界闻名的。以前，不仅一切大城市的广场，而且一切大城市中的大街都是由济贫所或市政管理机关雇用的失业者来打扫_的。现在却用机器来做这种工作了，机器每天隆隆地穿过大街，夺取了失业者的饭碗。在马车往来频繁的通向城市的大路上，可以看到许多人推着小车，时刻冒着被往来奔驰的轿车和公共马车车轮辗死的危险，拾取新鲜的马粪去出卖。为此，他们常常还得每星期向街道清洁管理处缴纳几个先令，而在许多地方这种营生是根本禁止的，因为要不禁止，收集起来的垃圾里面所含的马粪就会太少，不能当做肥料卖出去。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能够弄到一辆手推车去搬运东西，那他要算是幸运的，如果除小车外还弄到钱买一头毛驴，那就更幸运了；毛驴要自己找东西吃，或者只得到一点人们扔掉的东西，但是仍然能够给人增加一些收入。
　　“多余的人”大多数都去做小贩。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当所有的工人居民都涌到街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以此为生的人是如何地多。无数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争先恐后地叫卖鞋带、背带、带子、橘子、饼干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在其余的时候，也随时都可以碰到这种叫卖橘子、饼干、姜啤酒和荨麻啤酒［注：工人，特别是不喝酒的人喜欢喝的两种起泡沫的清凉饮料。前一种由水、糖和姜制成，后一种由水、糖和荨麻制成。——恩格斯原注］的小贩在街上站着或徘徊着。这些人卖的东西也有火柴以及类似的东西，如火漆、有专卖权的引火用的混合剂等等。其他的人，即所谓jobbers〔零工〕则在街头徘徊，找一些偶然的零活；其中有些人能找到一点零活，但是能碰上这种好运气的人并不多。

　　这些人既然找不到工作，又不愿起来反抗这个社会，那末除了去讨饭，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因此，看到警察不断加以驱赶的大批乞丐大半都是有工作能力的男人，就不应当感到奇怪了。但是这些人的乞讨方式是特别的。他们通常是全家在街上走来走去，时而停在这里，时而停在那里，唱一支诉苦的歌或者说一段可以唤起过路人同情的话。而奇怪的是，这种乞丐几乎只是在工人区里面才会遇到，并且他们几乎专门靠工人的施舍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有时全家默默地站在某一条热闹的街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用自己那种穷苦无告的样子来感动人。在这里也只能指望工人的同情，因为工人根据切身的体验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而且他们自己也随时都会陷入同样的境地。实际上，这种无言的但非常动人的呼吁几乎只是在工人常去的街道上并且是在工人经过的时候才能碰到。在星期六晚上，当工人区的“秘密”完全暴露在大街上，而资产阶级尽量避开这些被玷污的地方的时候，这种情形比什么时候都多。这些“多余的人”当中谁要是有足够的勇气和愤怒来公开反抗这个社会，对资产阶级进行公开的战争以回答资产阶级对他们进行的隐蔽的战争，那他就去偷窃、抢劫、杀人。
　　根据济贫法委员会委员们的报告，这种“多余的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平均有150万。在苏格兰，因为没有济贫法，这些人的数目无从确定。至于爱尔兰我们将单独地来谈。而这150万人只是那些真正向济贫所请求过救济的，大批勉勉强强可以活下去而不采取这种最后的非常令人讨厌的办法的人并未包括在内。同时，这个数字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属于农业区的，因而在这里不能加以考察。在危机时期这个数字自然大大地增加起来，而贫穷也达到最高限度。例如拿1842年的危机来说，这次危机是最近的一次，因而也是最猛烈的一次；要知道，危机每重复一次，其猛烈性就加强一次，也许不迟于1847年就会到来的下一次危机，根据所有的征象来判断，将更加猛烈，更加持久。在1842年的这次危机时期，济贫捐在一切城市中都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在斯托克波尔特，每收1英镑房租，就要付出8先令济贫捐，因而仅仅是这一项捐税就占了全城房租总额的40％；此外，整条整条的街都空了起来，以致这个城市的居民比平常至少减少了20000人，而在空房子的门上可以看到这样的字条：Stockport　to　let——斯托克波尔特出租。在波尔顿，抽济贫捐的房租平时每年平均是86000英镑，这时降低到36000英镑。可是需要救济的穷人的人数却增加到14000，即达全部人口的20％以上。在里子，济贫所拥有10000英镑的准备金，可是这一笔钱和募集来的7000英镑在危机还没有达到顶点的时候就用光了。到处都是这样。反谷物法同盟的一个委员会根据厂主提供的详细材料于1843年1月写了一份关于1842年工业区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里说：济贫捐比1839年平均高1倍，而需要救济的人数却增加了2倍，甚至4倍；许多申请人是过去从来没有请求过救济的，如此等等。这个报告又说：工人阶级得到的食品比1834—1836年少了2/3；肉的消费量大为减少——有些地方减少了20％，有些地方减少了60％；甚至那些在最坏的时期还能找到足够的工作的手工业者，即铁匠、泥瓦匠等等，也因为没有工作和工资降低而吃了不少苦头；甚至在现在，在1843年1月，工资还在不断降低。而且所有这些都是厂主们的报告里面所说的呵！
　　所有的街上都有饥饿的工人站着（由于他们的老板关闭了自己的工厂，不能给他们工作了），一个一个地或一群一群地乞讨，成群结队地守在人行道旁，向过路的人请求帮助，但是他们不是像一般的乞丐那样哀求，而是在要求，在以他们的人数、以他们的态度和言语来威胁人。一切工业区，从莱斯特到里子，从曼彻斯特到北明翰，情形都是这样。骚动时而在这里发生，时而在那里发生，例如7月间就北斯泰福郡的陶器工厂里发生过；工人中弥漫着可怕的愤激心情，终于在8月间爆发了各工厂区的总起义。当我在1842年11月底到达曼彻斯特的时候，在十字街头还到处碰到一群一群的失业者，许多工厂还关着门。在以后几个月里，直到1843年年中，这些不得已而徘徊街头的人才逐渐减少，工厂也重新开了工。
　　在这种危机时期失业者受了多少窘迫和困苦，就不用说了。济贫捐是不够用的，是远不够用的。阔佬们的慈善救济不过是杯水车薪，它的作用一瞬间就完了，因为在乞丐很多的地方，施舍物只能帮助很少的人。假若在这种时候小商店的老板们不尽可能地赊东西给工人，——自然，他们将来在结算的时候是会因此得到可观的报酬的，假若工人们不尽量互相帮助，那末每一次危机都会使大批“多余的人”饿死。但是，因为最严重的时期究竟不太长——一年，最多是两年或两年半，大部分人到底还能熬过艰难困苦保住生命。至于每一次危机通过疾病等等间接地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暂时我们先来看看使英国工人陷入困苦状况的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现在还使整个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不断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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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03]恩格斯引自威·岑卜尼斯牧师关于伦敦码头工人状况的报道。这篇报道起初载于“每周快讯”，后来又转载于1844年5月4日“北极星报”第338号。——第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