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里加先生“根据逻辑的连贯性”把女儿看做她父亲的母亲，他的这种思想同黑格尔的思辨是完全一致的。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和在他的自然哲学中一样，也是儿子生出母亲，精神产生自然界，基督教产生非基督教，结果产生起源。
　　施里加先生证明，“根据逻辑的连贯性”，雏菊应该是鲁道夫的母亲，现在他又证明了一个相反的说法：“为了完全符合她在我们的史诗中所体现的观念，她决不应该成为母亲。”这就至少说明了，我们的史诗的观念同施里加先生的逻辑连贯性是互相矛盾的。
　　思辨的雏菊无非是“观念的体现”而已。但究竟是什么样的观念呢？“她所依然担负着的任务仿佛是描绘过去在它自己彻底消逝之前所流出的最后一滴辛酸的眼泪。”她就是比喻的眼泪的绘像；而甚至她在扮演自己的那种渺小角色时，也依然只是“仿佛”而已。
　　我们不去追究施里加先生对雏菊的进一步描述。我们让她自己高高兴兴地遵照施里加先生的指示，“去和每一个人做最坚决的对头”——简直就和上帝的特性一样神秘的对头。
　　我们也不去探究那被“上帝埋在人胸中”并为思辨的雏菊所“依然仿佛”指明的“真正秘密”的底细。我们暂且撇下施里加先生的雏菊，调过头来看看欧仁·苏的玛丽花和鲁道夫在她身上所创造的那些批判的奇迹。

（ｂ）玛丽花

　　我们在罪犯当中看到的玛丽是一个卖淫妇，是那个罪犯麇集的酒吧间老板娘的奴隶。尽管她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人性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这些品质感动了她周围的人，使她成为罪犯圈子中的一朵含有诗意的花，并获得了玛丽花这个名字。
　　对玛丽花必须从她初出场起就做细密的观察，这样才能把她的本来的形象和批判的变态做一个对比。
　　玛丽花虽然十分纤弱，但立刻就表现出她是朝气蓬勃、精力充沛、愉快活泼、生性灵活的，只有这些品质才能说明她怎样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地成长。
　　她拿起剪刀来抵抗用拳头打她的“刺客”。这是我们初次遇见她的情景。在这个场面中，她不是一个毫无反抗地屈服于暴力之下的没有防御能力的羔羊，而是一个善于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能够坚持斗争的女郎。
　　在费维街的罪犯们的酒吧间里，她向“刺客”和鲁道夫叙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在叙述时她用笑来回答“刺客”的挖苦。她埋怨自己在出狱以后没有去找工作，而把在狱中赚得的300法郎统统花在游逛和装饰上，“但是没有人劝告我呀”。回想起自己生活中的灾难——卖身于罪犯酒吧间的老板娘，她感到很悲伤。现在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追怀这一切往事。“真的，我想起过去就伤心……做个诚实的人想必是很好的。”“刺客”嘲笑道：“就让她做个诚实的人好啦！”于是她叫道：“诚实，我的天！你说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诚实！”她坚决声明，“我决不哭鼻子”（《je　ne　suis　pas　pleurni—cheuse》），但她的生活境遇是可悲的——“这是很不愉快的”。最后，跟基督教的忏悔相反，对于自己的过去，她提出了这样一条斯多葛派的同时也是伊壁鸠鲁派的人性原则，这是自由而坚强的人的原则：
　　现在我们来看看玛丽花和鲁道夫的第一次散步。
　　“你想到自己那种可怕的处境，恐怕是常常感到痛苦的吧？”——已经非常渴望来一场道德谈话的鲁道夫说。
　　玛丽花把她的处境不是看做她自己自由创造的结果，不是看做她自己的表露，而是看做她不应该遭受的命运。这种不幸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她还很年轻。
　　玛丽所理解的善与恶不是善与恶的抽象道德概念。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她不曾害过任何人，她总是合乎人性地对待非人的环境。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太阳和花给她揭示了她自己的像太阳和花一样纯洁无瑕的天性。最后，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她还年轻，还充满着希望和朝气。她的境遇是不善的，因为它给她一种反常的强制，因为它不是她的人的本能的表露，不是她的人的愿望的实现，因为它令人痛苦和毫无乐趣。她用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境遇的量度不是善的理想，而是她固有的个性、她天赋的本质。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资产阶级生活的锁链脱去了，玛丽花可以自由地表露自己固有的天性，因此她流露出如此蓬勃的生趣、如此丰富的感受以及对大自然美的如此合乎人性的欣喜若狂，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她在社会中的境遇只不过伤害了她的本质的表皮，这种境遇大不了是一种歹运，而她本人则既不善，也不恶，就只是有人性。
　　她走下马车，给鲁道夫摘了许多花，“几乎高兴得说不出话来”，等等，等等。
　　鲁道夫告诉她，他要带她到若尔日夫人［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为鲁道夫管理农场。——译者注］的农场上去。在那里，她将会看到鸽房、马厩之类的东西；那里有牛奶、奶酪、水果等等。对这个孩子说来，这真是上天的恩赐。她会很痛快的——这就是她的主要的想法。“您甚至不能想象我是多么想痛快痛快呵！”她非常坦率地向鲁道夫说，她的不幸是她自作自受：“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不会节省钱的缘故。”于是她劝他节俭，并劝他把钱存入储蓄银行。她完全浸沉在鲁道夫为她建造的空中楼阁里。她之所以陷于悲哀，只是因为她“忘记了现在”，而“这种现在同关于愉快光明的生活的幻想相对照，使她想起了自己的境遇的极端可怕”。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的都是玛丽花本来的、非批判的形象。在这里，欧仁·苏超出了他那狭隘的世界观的界限。他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偏见。现在他把玛丽花交到主人公鲁道夫的手中，以便弥补自己的孟浪无礼，以便博得一切老头子和老太婆、所有的巴黎警察、通行的宗教和“批判的批判”的喝采。
　　受鲁道夫之托照看玛丽花的若尔日夫人是一个不幸的、患忧郁病的、信教的妇人。她一见到这个年轻的姑娘，就马上说一些非常动听的话，说什么“上帝保佑那些又爱他又怕他的人、那些曾经不幸并已经悔悟的人”。“纯批判”的伟人鲁道夫唤来了一个可怜的、迷信极深的教士拉波特［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农场中的牧师。——译者注］。他指定这个牧师对玛丽花进行批判的改造。
　　玛丽欢欢喜喜、坦率天真地同这个老教士接近。欧仁·苏怀着他所固有的基督教式的粗暴，要“可惊叹的本能”对玛丽耳语：“在开始忏悔和赎罪的地方要结束羞惭”，这就是说，在唯一济度世人的教堂里不要害羞。他忘记了她在乘车遨游时的那种愉快的坦率、那种由大自然的美和鲁道夫的友好同情所引起的兴高采烈；当时她只是由于想起必须回到罪犯酒吧间老板娘的身边，这种兴高采烈的心情才沮丧下来。
　　拉波特教士立即摆出了超凡出世的姿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玛丽还没有明了教士这番说教的险恶的用意。她回答说：
　　她最先想到的不是上帝，而是她那人世的救星，她想为他祈祷，而不是为她自己的赦免祈祷。她希望自己的祈祷能使别人得救。此外，她竟天真到以为自己已经回到上帝面前了。教士认为自己必须来打破这种有违神道的错觉。
　　请注意牧师言谈中的违反人性的话。你很快就会得到赦免！你的罪恶还没有得到宽恕。
　　拉波特在同姑娘见面时竭力在她心中唤起自己有罪这种意识，而鲁道夫在同姑娘临别时则送了她一个金十字架，这是她即将受到基督教磔刑的象征。
　　玛丽在若尔日夫人的农场上已经住了一个时期。我们先来偷听一下老教士拉波特和若尔日夫人的谈话。他认为玛丽是不能“嫁人”的了，“因为，尽管有他拉波特担保，也没有一个男人有勇气忽视那玷污了她的青春的过去”。他接着又补充说，她“必须赎补大的罪恶”，而“如果她有道德感的话，她是不会堕落的”。他证明她有可能像那些下流到极点的小市民一样保持自己的清白：“在巴黎有很多乐善好施的人。”这个伪善的牧师知道得很清楚，这些乐善好施的巴黎人每时每刻都遇见那些直到半夜还在最热闹的街头叫卖火柴（玛丽也曾经这样做过）的七八岁的小女孩，可是他们总是无动于中地从她们面前走过；而这些小女孩未来的命运也几乎毫无例外地和玛丽的命运一样。
　　教士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玛丽赎罪。他在自己的心中给玛丽定了罪。现在我们来看看玛丽花在傍晚送拉波特回家时两人散步的情形。
　　教士已经成功地把玛丽对于大自然美的纯真的喜爱变成了宗教崇拜。对于她，自然已经被贬为适合神意的、基督教化的自然，被贬为造物。晶莹清澈的太空已经被黜为静止的永恒性的暗淡无光的象征。玛丽已经领悟到，她的本质的一切人性表现都是“罪孽深重”的，这些表现背弃了宗教，违悖了真正的神恩，这些表现是离经叛道、亵渎神灵的。教士必须使她感到自惭形秽，必须把她的自然的和精神的力量以及各种自然的赋与都化为灰烬，以便使她能够接受他所许给的超自然的赋与，即接受洗礼。
　　当玛丽想要对教士有所告白并祈求他宽恕的时候，他回答说：
　　玛丽不应当把她所受到的宽恕看做同一种人类造物对她这同一种人类造物的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关系，而应当把这看做一种无限的、超自然的、超人类的仁慈和宽恕，应当把人的宽恕看做上帝的仁慈。她必须把一切自然的、人类的关系化为对上帝的彼岸关系。玛丽花对牧师关于上帝仁慈的空谈所做的回答，表明宗教教义已经把她腐蚀到什么样的程度了。
　　她说，她一进入新的、良好的环境，就只是感到新的幸福：
　　对新的、幸福的生活境遇只是如实地感到是一种新的幸福，也就是对这种境遇抱着自然的而不是超自然的态度，这在玛丽花看来已经是不可饶恕的了。她已经谴责自己不该把救她的人如实地看做自己的救星，而没有用想象中的救星——上帝来代替他。她已经为宗教的伪善所支配，这种伪善把我对别人的感恩拿过来归之于上帝，把人身上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与人相左的东西，而把人身上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一概看做人的真正的所有。
　　玛丽告诉我们，她的思想、她的感情和她对生活的态度的宗教的转变，应该归功于若尔日夫人和拉波特的教诲：
　　这就是说，她应当感谢拉波特教士和若尔日夫人的，是充满她心中的已经不是自己地位卑下这样一种人的、因而也是可以容忍的意识，而是自己罪孽无限深重这样一种基督教的、因而也是不可容忍的意识了。这个教士和这个巫婆教会了她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谴责自己。
　　玛丽感到她所遭到的精神上的不幸是非常巨大的。她说：
　　毫无心肝的教士回答道：
　　玛丽花被教士这种巧舌如簧的诅咒深深地刺痛了，她叫喊道：
　　这个宗教的老奴回答说：
　　玛丽还没有痴愚到要到天堂的永恒福佑和赦免中去寻求慰借的地步。
　　这时，牧师的伪善的诡辩达到了极点：
　　从这一瞬间起，玛丽便成了自己有罪这种意识的奴隶。如果说，以前她在最不幸的环境中还知道在自己身上培养可爱的人类个性，在外表极端屈辱的条件下还能意识到自己的人的本质是自己的真正本质，那末现在，却是从外面损伤了她的现代社会的污浊在她眼中成了她的内在本质，而因此经常不断地忧郁自责，就成了她的义务，成了上帝亲自为她预定的生活任务，成了她存在的目的本身。如果说以前她还自夸：“我决不哭鼻子”，并且说“做过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那末在现在，对于她，折磨自己就成了美德，而忏悔则成了荣誉。
　　后来发现，玛丽花原来是鲁道夫的女儿。我们再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是盖罗尔施坦郡主了。我们现在偷听一下她同她父亲的谈话：
　　一个人既然把自己的迷误看做渎犯上帝的无限罪行，那末他就只有完全皈依上帝，对尘世和世俗的事情完全死心，才能确信自己的得救和上帝的仁慈。玛丽花既然已经领悟到使她解脱非人的境遇是神的奇迹，那末她要配得上这种奇迹，她自己就必须成为圣徒。她的人类的爱必须转化为宗教的爱，对幸福的追求必须转化为对永恒福佑的追求，世俗的满足必须转化为神圣的希望，同人的交往必须转化为同神的交往。上帝应当完全掌握住她。她自己给我们揭穿了为什么上帝不肯把她完全掌握住的秘密。她还没有全心全意地皈依上帝，她的心还困惑于尘世的事情。这是她那健全的天性的最后一次闪光。她终于完全皈依上帝了，因为她完全脱离了尘世，入了修道院。
　　在修道院中，由于鲁道夫的阴谋诡计，玛丽花得到了女修道院长的圣职。起初她认为自己不够格，拒绝接受这个职位。旧任女修道院长遂加以劝说：
　　我们从女修道院长的话中可以看出，玛丽花的世俗德行已经变成了福音德行，或者更正确地说，她的实际德行必须采取福音的、漫画的形式。
　　玛丽回答女修道院长的话说：
　　修道院的生活不适合于玛丽的个性，结果她死了。基督教的信仰只能在想象中给她慰借，或者说，她的基督教的慰借正是她的现实生活和现实本质的消灭，即她的死。
　　鲁道夫就这样先把玛丽花变为悔悟的罪女，再把她由悔悟的罪女变为修女，最后把她由修女变为死尸。在埋葬她的时候致悼词的，除了天主教的神甫以外，还有批判的神甫施里加。
　　施里加把她的“无辜的”存在称为她的“短暂的”存在，并把这种存在同“永恒而难忘的罪愆”相对照。他赞颂她，说她的“最后一口气”是“祈求仁慈和宽恕”。新教牧师在先叙说一遍主的恩赐的必然、死者对一般原罪的分担和自认有罪这种意识很强以后，接着就一定要转而对死者的德行来一番世俗的赞扬；同样，施里加先生也使用了一套这样的词句：
　　最后，他在玛丽的墓上放了一束教会辞令的最枯萎干瘪的花朵：
　　阿门！

（3）揭露法纪的秘密

（ａ）“校长”，或新的刑罚理论。单人牢房制的被揭露了的秘密。医学的秘密

　　“校长”是个海格立斯型的、精力充沛的罪犯。按他的教育程度来说，他是个有教养有学识的人。他这个性如烈火的大力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和习惯是相冲突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标准是平庸无能、温文娇弱和暗中交易。他成了一个杀人犯，像一个秉性强悍而无从找到适当的合乎人性的活动的人那样放荡不羁、荒淫无度。
　　鲁道夫捉住了这个罪犯。他想批判地改造他，想用他给法律界创造一个范例。他同法律界的争端不是“刑罚”本身，而是刑罚的种类和方式。用黑人医生大卫的特殊的话来说，鲁道夫发明了这种刑罚理论，他就有资格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德国刑法学家”，并且从此以后这种理论甚至有幸获得一个具有德国式的严肃和德国式的彻底的德国刑法学家的拥护。鲁道夫甚至没有想到他可以超出刑法学家之上；他的野心是想成为一个primus　intor　pates〔庸中佼佼〕的“最伟大的刑法学家”。他命令黑人医生大卫弄瞎了“校长”的眼睛。
　　起初，鲁道夫重复着反对死刑的种种老生常谈，说什么死刑对罪犯没有任何效用，对人民也没有任何效用，因为人民把杀人只当做一种聊以消遣的把戏来观赏。
　　此外，鲁道夫又把“校长”和“校长”的灵魂加以区别。他所关心的不是拯救实际的“校长”这个人，而是从精神上拯救他的灵魂。
　　鲁道夫认为灵魂是神圣的，而人的肉体则是非神圣的，所以他只把灵魂看做真正的本质，因为——按照施里加先生对人类的批判描述——灵魂是属于天国的；既然如此，所以“校长”的肉体和他的力气就不是属于人类的了，这种力气的生命表现就不应加以合乎人性的改造，不应归还给人类，不应把这种力气当做本质上是人类的东西来处理。“校长”曾经滥用自己的力气，现在鲁道夫则麻痹、摧残、消灭这种力气。要摆脱人类的某种本质力量的变态表现，除了消灭这种本质力量，就没有更批判的手段了。这也就是基督教的手段：眼睛作恶就挖掉眼睛，手作恶就砍掉手，总之，肉体作恶就杀害肉体，因为眼睛、手、肉体对于人本来都只是多余的、罪恶的附属品。要治愈人性的疾病，就必须消灭人性。群众的法学在这方面同“批判的”法学不谋而合，也认为摧残、麻痹人的力量是对这些力量的有害表现的解毒剂。
　　在普通的刑法学中使纯批判的伟人鲁道夫感到惶惑不安的，只是从法庭转到断头台的过程太快了。与此相反，他是想把对罪犯的复仇同罪犯的赎罪及其对自身罪恶的认识结合起来，把肉体的惩罚同精神的惩罚、感官的痛苦同忏悔的非感官的痛苦结合起来。世俗的惩罚同时必须是基督教道德教育的手段。
　　这种把法学和神学结合在一起的刑罚理论，这种“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不过是天主教教会的刑罚理论而已，这一点边沁在他的著作“惩罚和奖赏的理论”中已经详尽地表明了。在这部著作中，边沁还证明了现今的各种刑罚在道德上是毫无效验的。他把法律所规定的种种刑罚称之为“法庭打油诗”。
　　鲁道夫给“校长”的惩罚也就是奥力金自己给自己的那种惩罚。鲁道夫阉割了“校长”，夺去了他的一个生殖器官——眼睛。“眼睛是身体的明灯”。鲁道夫正是采取了弄瞎眼睛的手段，这使他的宗教本能增光不少。这就是过去在纯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所通用的刑罚，这种刑罚在基督教德意志国家英吉利和法兰西的强盛的青年时代也曾经盛极一时。为了要人改邪归正，就使他脱离感性的外部世界，强制他沉没于自己的抽象的内心世界——弄瞎眼睛，这是从基督教的教义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因为根据基督教的教义，充分地实现这种分离，使人完全和世界隔绝并集中精力于自己的唯灵论的“我”，这就是真正的德行。如果说鲁道夫没有像在拜占庭和法兰克王国那样把“校长”安置在真正的修道院中，那末他至少也把他禁锢在观念的修道院中了，这是不为外界的光亮所扰的漆黑如夜的修道院，是寂静无为的良心和自认有罪这种意识的修道院，在这种修道院中栖身的只是一些虚幻的回忆的影子。
　　一种思辨的羞愧之心不允许施里加先生公开承认他的主人公鲁道夫的刑罚理论，即世俗的惩罚同基督教的忏悔和赎罪相结合的理论。他不是这样公开地承认，而是偷偷地塞给鲁道夫——当然也是当做被初次揭露于世的秘密——一种理论，即惩罚应当使罪犯成为制裁他“本身”罪行的“法官”。
　　这种被揭露了的秘密本身的秘密是黑格尔的刑罚理论。黑格尔认为刑罚是罪犯自己给自己宣布的判决。甘斯更详细地发挥了这种理论。黑格尔的这种理论是对古代jus　talionis〔报复刑〕［注：按以牙还牙的原则处刑的法律。——编者注］的思辨的掩饰，康德曾把这种刑罚发展为法律上唯一的刑罚理论。黑格尔所谓的罪犯自我定罪只不过是一种“理念”，只不过是对通行的经验刑罚的一种思辨解释。因此，他还是听凭国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选择刑罚的形式，也就是说，他听凭刑罚保持它的现状。正是在这一点上，他比起他的批判的应声虫来更是一个批判家。那种承认罪犯也是人的刑罚理论，只能在抽象中、在想象中做到这一点，这正是因为刑罚、强制是和人类的行为方式相矛盾的。况且，真正实行这种理论会是不可能的。抽象的法律会被纯主观的武断所代替，因为在每一个案件中如何使刑罚符合罪犯的个性，都得由那批“道貌岸然的”官方人士来决定。柏拉图已经懂得法律一定是片面的，一定是不考虑个性的。相反地，在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刑罚将真正只是犯了过失的人自己给自己宣布的判决。谁也想不到要去说服他，使他相信别人加在他身上的外部强力就是他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强力。相反地，他将看到别人是使他免受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刑罚的自然的救星，就是说，关系将恰好颠倒过来。
　　鲁道夫说出了他那讳莫如深的想法，也就是揭穿了弄瞎眼睛的目的，他对“校长”说：
　　他想教会他祈祷。他想把这个海格立斯型的强盗变成一个全部工作只是祈祷的修道士。跟这种基督教的残忍相比较，那种想消灭某人就干脆杀某人的头的普通刑罚理论，显得是多么的人道。最后，很显然，每当真正的群众的立法严肃地提出了感化罪犯的任务的时候，它所采取的行动比这个德国的赫仑·挨·力斯怯得［注：“天方夜谭”中的人物，为一理想化的回教国王。——译者注］的行为要合理和人道得多。跟弄瞎“校长”的眼睛这回事比起来，四个荷兰农业移民区和亚尔萨斯的奥斯特瓦尔德罪犯移民区才是真正合乎人性的尝试。就跟鲁道夫毁了玛丽花和“刺客”一样，他也毁了“校长”：他让玛丽花去受教士的折磨，受自己有罪这种意识的折磨；他剥夺了“刺客”的人的独立性并把他贬低到看家狗的卑下地位；他为了使“校长”学会“祈祷”，便挖了他的双眼；他就这样把三个人都毁了。
　　受了“纯批判”的“简单”改造以后的各种现实就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这种种现实乃是对现实的歪曲和脱离现实的毫无意义的抽象。
　　在施里加先生看来，弄瞎了“校长”的眼睛以后，立即就完成了一个道德的奇迹：
　　不幸得很，在欧仁·苏的书中还保留着“校长”对“刺客”的评价，其中正好也承认了这一点，但这决不会是瞎了眼睛的结果，因为这是在瞎眼睛之前说的。“校长”曾私下对鲁道夫谈论过“刺客”，他说：
　　这样一来，施里加先生的道德的奇迹就化为乌有了。现在我们来看看鲁道夫的批判的治疗所得到的真正结果。
　　首先，我们看到“校长”同“猫头鹰”［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一起旅行到布克伐尔农场去，想在那里恶毒地愚弄玛丽花一番。支配着他的当然是向鲁道夫报仇的念头，而他也只能形而上学地向鲁道夫报仇，也就是故意跟鲁道夫作对，偏要挖空心思去做“坏事”。“他夺去了我的视力，但是没有使我丢掉作恶的念头。”“校长”告诉“猫头鹰”，为什么他叫人把她找来：
　　如果说，欧仁·苏由于他对人的自暴自弃有僧侣般的、兽性的偏爱，以至于让“校长”跪在老泼妇“猫头鹰”和小恶棍“瘸子”［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的跟前，哀求他们不要离弃他，那末，这个大道学家是忘记了，这样就会使“猫头鹰”感到恶魔式的自满。鲁道夫本来想要罪犯相信肉体暴力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他用暴力弄瞎了罪犯的眼睛，结果向罪犯证明了肉体暴力的强大；同样，欧仁·苏也在这里教“校长”恰如其分地承认了完满的情欲的有力。他教他懂得，没有这种完满的情欲，人就不再是男子，而变成了孩子们肆意嘲笑的对象。他使他相信，世界应该承受他的罪恶，因为他一失掉视力，就受到了这个世界的折磨。欧仁·苏现在剥夺了“校长”的最后一点人的幻想，因为“校长”曾经相信“猫头鹰”对他是忠诚的。他有一次对鲁道夫说：“她可以为我赴汤蹈火。”然而，欧仁·苏为了充分地满足自己的欲望，竟使“校长”在极度绝望之余，脱口喊出了：
　　他学会“祈祷”啦！于是欧仁·苏先生就在“这种对上帝仁慈的无意的祈求中”看到了“某种天意”。
　　这种无意的祈祷是鲁道夫的批判的第一个结果。接踵而来的是在布克伐尔农场上的非自愿的忏悔，在那里，“校长”梦见了被他杀害的人的幽灵。
　　我们暂且放过对这个梦的极其详细的描述，转过来看看“红手”的地窖中的情景，在那里我们会看到被批判地改造过的“校长”，他戴着镣铐，被老鼠咬得遍体鳞伤，饿得半死不活，被“猫头鹰”和“瘸子”折磨得疯疯癫癫，像一头野兽那样嗥叫着。“瘸子”把“猫头鹰”交到他手里。我们且看看“校长”在动手弄死“猫头鹰”时的情形。他不仅在表面上模仿主人公鲁道夫的样子，挖出了“猫头鹰”的双眼，而且也在精神上学习鲁道夫的榜样，重复他那伪善的言辞，用假仁假义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残暴行为。当“猫头鹰”刚刚落入“校长”的掌握中的时候，“校长”表现出“令人恐怖的高兴”，他的声音由于狂怒而发抖。
　　在这不多的几句话中，“校长”匆匆地弹出了道德诡辩的全部音阶。
　　他开头的几句话是复仇心的公开表露。他宣称要以牙还牙。他想杀死“猫头鹰”，他想用冗长的说教来延长她死前的痛苦，而他用来折磨她的那一套话（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诡辩！）完全是道德的说教。他硬说在布克伐尔的那一场梦感化了他。同时他又给我们揭穿了这个梦的真正的作用，他承认这个梦几乎使他发疯，而且将来也还是会使他发疯的。为了证明自己的改邪归正，他举出了这个事实：他曾经阻止人们虐待玛丽花。欧仁·苏书中的人物（先是“刺客”，在这里是“校长”），必须把他这个作家本人的意图（这种意图决定作家使这些人物这样行动，而不是那样行动）充作他们自己思考的结果，充作他们行动的自觉动机。他们必须经常不断地说：我改正了这一点、那一点，以及那一点，等等。因为他们不是过着真正有内容的生活，所以他们就只得在自己的言谈中竭力强调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在这里，保护玛丽花即是一例）的意义。
　　“校长”既然告诉了我们在布克伐尔的那场梦有着教人行善积德的作用，那末他就还应该向我们说明，为什么欧仁·苏把他关在地窖里。他应该表明小说作者的做法是合理的。他应该对“猫头鹰”说，你把我关在地窖里，让老鼠来咬我，害我饱受饥渴之苦，这种种做法促使我完全改邪归正了。孤独洗净了我的灵魂。
　　“校长”对“猫头鹰”发作出来的那种野兽般的嘷叫、那种肝胆欲裂的狂怒、那种极其可怕的复仇心，是对这种道德辞令的辛辣的嘲弄。这种种表现给我们揭穿了“校长”在牢房中所产生的那些念头的性质。
　　“校长”自己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既作为一个批判的道学家，他就能够调和这些矛盾。
　　他正是把由于“猫头鹰”落入自己掌握中而引起的“无限的快乐”宣布为自己改邪归正的标志。他的复仇心不是自然的复仇心，而是道德的复仇心。他不是想为自己报仇，而是想为他和“猫头鹰”的共同的受害者报仇。他杀死“猫头鹰”并不算杀人，而是履行职责。他不是向她报仇，而是以一个公正的法官的身分来惩罚自己的同谋犯。他对自己以往的行凶杀人感到恐怖，虽然如此（他自己都对自己的诡辩感到惊奇），但他却问“猫头鹰”：对这一点你不会感到奇怪吗？——我要毫无恐惧、完全泰然自若地杀死你！同时，由于某种未表明的道德原因，他竟然沉醉于他想去干的杀人勾当——“狠狠地弄死”，“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弄死”——的情景中了。
　　“校长”杀害“猫头鹰”这件事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特别是在她对他表现得这样残酷以后更是如此。但是，他的杀人之出于道德的动机，他对自己因即将“狠狠地把人弄死”、用“非常残酷的手段”杀人而惨无人性地感到快乐这一层给予道德的解释，他正好是以犯下新的杀人罪行来证明自己对以往的杀人行凶的忏悔，他从一个普通的杀人犯变成一个暧昧的、有道德的杀人犯；凡此种种都是鲁道夫的批判的治疗所获得的辉煌成果。
　　“猫头鹰”想从“校长”的手中挣脱出来。“校长”觉察到了这一点并牢牢地抓住她。
　　“校长”继续滔滔不绝地大谈其虚伪的空话，这种空谈每时每刻都显露出它的伪善。“猫头鹰”必须听他讲他怎样一步一步地达到悔悟。这种解说对于她会是很不愉快的，因为它会证明，“校长”的职责就是不为他自己而为他们大家的受害者来无情地向她报仇雪恨。“校长”突然中断了他的训话。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赶快”结束他的训话，因为他想到他把她抓在手中的时候，就快乐得全身的血液完全沸腾起来，这是缩短训话的道德上的理由。然后他又使自己的血液平静下来。原来他对她说教的这一段长时间，对于他的报仇并不算是损失，因为这段时间“使她感到死亡临近的恐怖”。又是一个继续说教的道德上的理由！正是因为这些道德上的理由，所以“校长”能够泰然自若地又接着他刚才中断片刻的地方继续说起教来。
　　“校长”正确地描述了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人的情形。一个人，如果对于他感性世界变成了赤裸裸的观念，那末他就会反过来把赤裸裸的观念变为感性的实物。他想象中的幻影成了有形的实体。在他的心灵中形成了一种可以触摸到、可以感觉到的幻影的世界。这就是一切虔诚的梦幻的秘密，也就是疯癫的共同的表现形式。“校长”老是重复着鲁道夫的口头禅，说什么“痛苦异常的忏悔和赎罪是强有力的”云云；他这样反复叨念，所以已经像个半疯半癫的人了；他的这种现身说法，鲜明地证明了，在基督教的自认有罪这种意识和神经错乱之间有真正的联系。同样，“校长”既把生活之变成充满幻影的梦夜看做忏悔和赎罪的真正结果，那末他就给我们揭穿了纯批判和基督教感化的真正的秘密。这种秘密也就正在于人变成幻影，人的生活变成一连串的梦境。
　　欧仁·苏在这里感到，这瞎眼强盗对“猫头鹰”的举动会败坏鲁道夫所启示给他的拯救灵魂的思想。所以他就在“校长”的口中塞进了下面这句话：
　　可见，“校长”供认了他的道德愤懑不外是世俗的狂怒而已。
　　“猫头鹰”利用适当的时机用匕首刺伤了“校长”。现在欧仁·苏可以让“校长”动手杀死“猫头鹰”，而不再继续道德的诡辩了。
　　他挖掉了她的双眼。
　　“校长”的天性通过鲁道夫的治疗只是被伪善和诡辩装饰起来，只是被禁欲般地压制下去；现在，当这种天性汹涌澎湃地冲出藩篱，造成爆发的时候，这种爆发就显得更有害更可怕。欧仁·苏承认，“校长”的理性已经被鲁道夫所策划的一切事件狠狠地震动了；承认这一点倒是值得感谢的。
　　施里加先生喃喃地叨念着：
　　正如鲁道夫使玛丽花成了修道院的住户一样，他也使“校长”成了毕塞特神经病院的住户。鲁道夫不仅麻痹了他的肉体力量，而且也麻痹了他的精神力量。而这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校长”不仅用他的肉体力量作过孽，而且也用他的精神力量作过孽，而按照鲁道夫的刑罚理论，凡是有罪的力量都应当消灭。
　　但是现在，在欧仁·苏先生那里还没有彻底完成“和恐怖的复仇相结合的赎罪和忏悔”。于是“校长”又恢复了理智，但是由于害怕落入法网，他假装疯癫，继续留在毕塞特。欧仁·苏先生忘记了，“他的每一句话都应当是祈祷”，然而到最后，他的言辞成了疯人的含糊不清的怒号和呓语。或许是欧仁·苏先生有意讥讽地把这种生命表现跟祈祷混为一谈了吧？
　　在鲁道夫把“校长”的眼睛弄瞎——这也就是把人同外界隔绝，强制他陷于深沉的灵魂孤独之中，把法律的惩罚同神学的折磨结合起来——这种做法中所运用的刑罚观念，最突出地体现在单人牢房制之中。因此欧仁·苏先生也就歌颂起单人牢房制来了：
　　欧仁·苏先生赞同那些可尊敬的人们的看法，他们认为犯罪的流行是由于监狱的设立。为了把罪犯救出邪恶的社会，他们竟把罪犯单独一个人留在社会之中。
　　欧仁·苏先生声称：
　　欧仁·苏先生的愿望只实现了一部分。在众议院本届会议讨论单人牢房制的问题时，甚至拥护这种制度的官方人士都不得不承认，这种制度迟早会使囚犯发疯的。因此十年以上的徒刑都一律改为流放。
　　如果托克维尔先生和波蒙先生认真地研读了欧仁·苏的小说，那末他们就毫无疑问地会使单人牢房制得到充分和绝对的实施。
　　如果说欧仁·苏为了使神智正常的罪犯成为疯人而把他们逐出任何社会之外，那末，为了使疯人恢复理智，他就让他们回到人类社会中来：
　　如果说，欧仁·苏先生和他那批判的主人公鲁道夫无论是通过天主教的刑罚理论还是通过监理会教派的单人牢房制，都未能使法纪贫乏到只有一个秘密，那末，他们却以许多新的秘密丰富了医学；而归根到底，发现新秘密和揭露旧秘密都同样是劳苦功高的。对于“校长”的失明，批判的批判说出了和欧仁·苏先生完全一致的意见：
　　“校长”不能相信自己的失明，因为他的确还看得见东西。欧仁·苏先生描绘了一种新的白内障，他告诉人们许多对于群众的、非批判的眼科学的确是秘密的东西。
　　瞳孔在动手术以后蒙上了一层白的颜色。显然，这是水晶体白内障。到现在为止，这种白内障可能的确是由损伤晶体囊所引起的，同时这几乎毫无痛苦，虽然也不是完全没有痛苦。但是，既然医生只是用自然的方式，而不是用批判的方式获得这种结果，那末，就只有先加以损伤，然后等它发炎并形成纤维素性渗出物，从而使水晶体模糊不清。
　　在第三卷第三章中，“校长”身上出现了更大的奇迹和更大的秘密。
　　盲人又复明了：
　　如果我们不想学“复类福音作者批判”的榜样，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作家捏造的奇迹，那末我们就应该假定“校长”又去给自己的白内障动了手术。后来他又成了瞎子。他过早地张开了自己的眼睛，于是光线的刺激引起了发炎，结果损害了眼网膜，使他得了无法医治的盲症。在这里，这整个过程一共只占了一秒钟，这对于非批判的眼科学是一个新的秘密。

（ｂ）奖赏和惩罚。双重裁判（附表）

　　主人公鲁道夫给我们揭示了一种用赏善罚恶的方法来维护社会的新理论。从非批判的观点来看，这种理论无非是现代社会的理论而已。在现代社会中，赏善罚恶的事情难道还少吗？和这种被揭露了的秘密相比，群众的共产主义者欧文是多么的非批判呵！他看出赏罚制度是社会等级差别的神圣化，是奴隶般的屈辱状况的完整表现。
　　欧仁·苏把颁发奖赏的权柄交给司法部门——刑事裁判的特别补充，并且因不满足于单一的裁判而发明一种双重的裁判，这可以算是一种新的揭露。可惜的是，这种被揭露了的秘密不过是重复边沁在他的上述一书中详尽阐明过的旧学说而已。不过，欧仁·苏先生以较之边沁更批判得无可比拟的方式论证和发展了自己的建议，对于他的这一层荣誉是决不能抹杀的。当这位群众的英国人还完全停留在罪恶的尘世中的时候，欧仁·苏先生的演绎却超升到了批判的天国。欧仁·苏先生的议论如下：
　　按照非批判的见解，情形恰恰相反：正如人们在上天奖赏的观念中只是把人间的雇佣仆役理想化了一样，人们在天上的刑罚理论中也只是把尘世的刑罚理论理想化罢了。如果不是一切善人都受到社会的奖赏，那末这也是应该如此，因为这样才能使天上的正义显得比人间的正义到底高出一筹。
　　欧仁·苏先生在描述批判的奖赏裁判时，给我们提供了“妇女的（埃德加尔先生以充分的“认识的宁静”斥责弗洛拉·特莉斯坦的）［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教条主义的例子，这种教条主义希望有一套公式，并且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欧仁·苏先生按照他所完全支持的现行刑事裁判的每一个条款，依样画葫芦地详细描绘了他所附加的奖赏裁判的摹本。为了使读者能一目了然起见，我们且把他所描写的原本和摹本放在一起，列为一个对照表。

批判地完成的裁判表bSH品论天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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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仁·苏先生为自己想象中的图景所深深激动，于是不禁感叹起来：
　　可是，这就是社会的批判的组织。欧仁·苏责难说，这种组织，至今仍然不过是乌托邦，然而我们倒不得不来替这种组织辩护一下。欧仁·苏又完全忘记了他自己提及的那些每年在巴黎颁发的“德行奖”。这些奖赏甚至是以双重的形式设置的，有奖励男人和女人的高尚行为的物质奖赏，即Prix　Montyon〔蒙提昂奖金〕，也有奖励品德完美的处女的Prix　rosière［注：rosière〔罗节〕是一个贞洁的姑娘，曾因品德高尚被奖以蔷薇花冠。——编者注］〔罗节奖〕。这里甚至也并不缺乏欧仁·苏所要求的蔷薇花冠。
　　至于谈到道德密探以及最高的道德仁爱的监督，那末凡此种种都是耶稣会派所早已设立过的。此外，“辩论日报”[79]、“世纪报”[80]、“巴黎小广告”[81]等报纸每天都在不惜巨金地纪录和宣扬巴黎的各种证券投机商人的德行、伟绩和功德，更不用说每个政党都各有自己的机关报来纪录和宣扬本党成员的政治上的业绩了。
　　老福斯就已经指出，荷马比他的众神更好。因此我们可以要“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鲁道夫来对欧仁·苏的观念负责。
　　除此而外，施里加先生还告诉我们：

（ｃ）消除文明中的野蛮和国家中的无法纪

　　消除犯罪行为及文明中的野蛮的法律预防手段，就是“国家对处死的犯人的子弟和判处无期徒刑的犯人加以管制”。欧仁·苏想用比较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分配犯罪行为。今后，任何一个家庭都不应该再拥有犯罪的世袭特权，罪行的自由竞争应该战胜罪行的垄断。
　　欧仁·苏消除“国家中的无法纪”的方法是：修改法国刑法典中关于“滥用信任”的那一节，其次，特别是任命一批领取固定薪俸的律师为穷人办事。可见，欧仁·苏先生认为，在已经设有为穷人办事的律师的皮蒙特、荷兰及其它国家中是消除了无法纪状态的。按照他的意见，法国的立法只有一个缺点，即没有给那些为穷人服务的律师规定固定的薪俸，没有责成他们专为穷人服务，并且过于缩小了法定的贫穷范围。似乎无法纪并不是正好在审判程序中开始的，似乎在法国并不是大家都早就知道：法纪本身不提供任何东西，而只是认可现存的关系。看来，法纪和事实的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的区别，对于批判的小说家也许还是“巴黎的秘密”呢！
　　如果人们看了对法律秘密的批判揭露再看看欧仁·苏想在司法执行官方面所进行的那些伟大改革，那就可以理解巴黎的“撒但”报[82]了。在这张报纸上，市内某区的一个居民向这位“大改革家兼速写专家”诉苦说，他们的街道上还没有瓦斯灯。欧仁·苏先生回答说，他将在他那部大作“终身流流的人”的第六卷中想办法消除这种不幸。另一个区又埋怨初等教育的缺点。于是他又答应在他的大作“终身流浪的人”的第十卷中为这个区进行初等教育的改革。

（4）“观点”的被揭露了的秘密

　　批判的批判的主要秘密之一，就是“观点”和用观点来评判观点。在它的眼中，每一个人跟每一种精神产物一样，都变成了观点。
　　只要你一旦懂得，批判的批判的总秘密就是使陈旧的思辨的胡说死灰复燃，那末要洞悉观点的秘密就再容易不过了。
　　首先，让批判自己通过族长布鲁诺·鲍威尔先生的口来谈谈它那“观点”的理论。
　　鲍威尔的这种勇气的秘密就在于黑格尔的“现象学”。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在这里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形式，只是自我意识的规定性。但自我意识的赤裸裸的规定性是“纯粹的范畴”，是赤裸裸的“思想”，因此，这种“思想”我能够在“纯”思维中加以扬弃并且通过纯思维来加以克服。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实物的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因为这样的观点以为：既然它已经把实物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维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纯粹规定性，而且它现在又能够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溶解于“纯思维的以太”中，所以它就把这个世界征服了。因此，“现象学”最后完全合乎逻辑地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类现实，——之所以用知识来代替，是因为知识是自我意识的唯一存在方式，而自我意识则被看做人的唯一存在方式；之所以用绝对知识来代替，是因为自我意识只知道它自己，并且不再受任何实物世界的拘束。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对于坏的感性来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当然丝毫不妨碍这些界限仍然继续存在。此外，凡是表明普遍自我意识的有限性的一切东西——人及人类世界的任何感性、现实性、个性，在黑格尔看来都必然是界限。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
　　近来，鲍威尔先生把绝对知识改名为批判，而给自我意识的规定性所换的名字则是一个听起来比较简单的术语——观点。在“轶文集”中两个名字仍然并用，而观点也仍然是用自我意识的规定性来作注脚的。
　　既然“宗教世界本身”只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世界而存在，所以批判的批判家——ex　professo〔职业的〕神学家——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有意识和存在互相分别的世界存在；想不到，当我只是扬弃了这个世界的想象存在，即它作为范畴或观点的存在的时候，也就是当我改变了我自己的主观意识而并没有用真正实物的方式改变实物的现实，即并没有改变我自己的实物现实和别人的实物现实的时候，这个世界居然还像往昔一样继续存在。因此，存在和思维的思辨的神秘同一，在批判那里以实践和理论的同样神秘的同一的形式重复着。因此，对于那种仍然想有所区别于理论的实践，对于那种仍然想有所区别于把某一特定范畴消融于“自我意识的无限普遍性”这种做法的理论，批判便油然生出一股怒气。批判本身的理论仅限于把一切确定的东西（如国家、私有财产等）宣布为自我意识的无限普遍性的对立物，因而也就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其实，反而应该表明，国家、私有财产等怎样把人化为抽象，或者它们怎样成为抽象的人的产物，而不成为单个的、具体的人的现实。
　　最后，不言而喻，如果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那末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却相反，他们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这幅漫画只是满足于从某种精神产物中或从现实的关系和运动中撷取一种规定性，把这种规定性变为想象的规定性、变为范畴，并把这个范畴充作产物、关系或运动的观点。凡此种种做法，都是为了能够以老成达练的姿态、洋洋得意的神气从抽象的、普遍范畴的、普遍自我意识的观点，高高在上地傲然睨视这种规定性。
　　在鲁道夫看来，所有的人不是持着善的观点，就是持着恶的观点，并且他就按照这两个不变的范畴来评价一切人；同样，在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看来，一些人从批判的观点出发，另一些人则从群众的观点出发。但鲁道夫和鲍威尔等人都是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

（5）揭露利用人的欲望的秘密，或克雷门斯·达尔维尔

　　在此以前，鲁道夫仅限于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赏善和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罚恶。现在我们可以从一个事例看出，他怎样利用恋情来渔利，怎样“使克雷门斯·达尔维尔的优良的天性得到适当的发展”。
　　鲁道夫在同克雷门斯谈话时所使用的那些词句，如“使之引人入胜”，“利用天生的爱好”，“施展巧计”，“利用狡黠和欺诈的癖性”，“把根深蒂固的横暴的本能改造为高尚的品质”，等等，——所有这些词句，就像这里完全是硬加在女性身上的那些欲望本身一样，泄露了鲁道夫的智谋的秘密来源——傅立叶的学说。在鲁道夫的手中，傅立叶的学说得到了通俗的阐明。
　　就跟上面看到的对边沁的理论的运用一样，对这个学说的运用又成了鲁道夫的批判的财产。
　　年轻的侯爵夫人应该不是在慈善事业本身中去寻求自己人类本质的满足，她应该不是在慈善事业本身中获得活动的人性内容和目的，从而也得到消遣。不，相反地，慈善事业只是一种外在的理由，只是一种借口，只是一种供消遣用的材料，这种消遣能够同样得心应手地把其它任何一种材料变成自己的内容。贫穷被有意识地用来使慈善家享受“风流韵事的乐趣，让他满足猎奇、冒险和乔装的欲望，使他陶醉于自己的超群出众，使他感到神经的激动，等等”。
　　这样一来，鲁道夫无意中说出了早已公开的秘密：人的贫穷、使人不得不接受施舍的那种极度窘迫的境遇，都应供金钱贵族和知识贵族娱乐，应当作为满足他们的自私欲、供他们摆架子和消遣的对象。
　　在德国有许多慈善协会，在法国有不少慈善社团，在英国也举办无数唐·吉诃德式的慈善事业，如为赈济穷人举办的音乐会、舞会、义演、义餐，甚至为遭遇不幸的人募捐，——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别的意思。由此可见，慈善事业也早就已经当做消遣来举办了。
　　侯爵夫人一听到《amusant》〔“消遣的”〕这个词，便突然无缘无故地转变过来，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她的痊愈是否能持久，或者更正确些说，这种转变只在表面上看来是突然的和无缘无故的，只在表面上看来是由鲁道夫把慈善事业描述为消遣而引起的。侯爵夫人爱上了鲁道夫，而鲁道夫也打算跟她一块乔装变服，跟她私通，跟她一起搞种种慈善性的猎奇活动。后来，侯爵夫人在对圣拉扎监狱作慈善性的参观时，暴露了她对玛丽花的忌妒，并且由于她对自己的这种忌妒心抱着慈善的态度，所以在鲁道夫面前闭口不谈玛丽的被捕。鲁道夫至多只能教会一个不幸的女人跟不幸的人们演笨拙的笑剧而已。鲁道夫所发明的慈善事业的秘密被巴黎的一个纨裤公子泄露了。这位纨裤公子在跳舞之后，邀请自己的舞伴去晚餐，他说：

（6）揭露妇女解放的秘密，或路易莎·莫莱尔

　　在路易莎·莫莱尔被捕时，鲁道夫趁机发表了一通议论，这些议论可以概括如下：
　　鲁道夫的议论甚至不能扩展到对主奴关系本身加以圣明的批判。他虽然是个小统治者，但却是这种关系的大卫道者。鲁道夫还未能了解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一般状况的非人性。他完全忠实于他以前的理论，所以，只感到缺少一条惩办诱奸者并把忏悔和赎罪跟严厉的惩治结合起来的法律。
　　鲁道夫要能够去仔细考察一下其它国家的现行立法就好了。英国的立法正实现着他的一切愿望。它由于过分周到（布莱克斯顿对这一点称颂不止），竟对诱奸娼妓的人也加以背信弃义的罪名。
　　施里加先生奏起了欢迎曲：
　　无论如何，我们得感谢施里加先生揭露了一个秘密：某种事业在思想中几乎可以用手触摸得到。至于他非常可笑地把鲁道夫跟那些宣扬妇女解放的人相比这件事，那末让读者来比较一下鲁道夫的思想和傅立叶的下述（就算是）“幻想”：

（7）揭露政治经济的秘密

（ａ）从理论上揭露政治经济的秘密

　　第一点揭露：富有常常使人挥霍无度，挥霍无度则使人破产。
　　第二点揭露：刚才所指出的富有的后果是由于富家子弟缺乏教养的缘故。
　　第三点揭露：继承权和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也必须是这样。
　　第四点揭露：富豪在道德上有责任向工人说明他使用自己财产的理由。大宗财产就是托付给英明、坚定、敏捷而宽厚的人的继承钱财、封建采邑；同时也委托这种人卓有成效地处理这宗财产，把它用来影响一切有幸受这大宗财产的辉煌的济世灵光所庇佑的事物，使其富有成效、日益兴盛、日臻完善。
　　第五点揭露：国家应该以个人节俭的基本原理来教导阅历不深的富家子弟。国家应该使富有道德化。
　　第六点揭露：最后，国家应该研究解决劳动组织这个重大的问题。它应该提供资本和劳动联合的有效例证，并且要是这样的联合：它井井有条、公平合理，它既保证工人的福利，又不损害富人的财产，它用互相倾慕、互相感激的纽带把这两个阶级联系在一起，从而永远保证国家的安宁。
　　因为国家暂时还没有采用这种理论，所以鲁道夫就亲自提供几个实际的范例。这些范例暴露了这样的秘密：最为人所熟悉的经济关系对于欧仁·苏先生、鲁道夫先生和批判的批判却还是“秘密”。

（ｂ）“贫民银行”

　　鲁道夫创立了贫民银行。这个批判的贫民银行的章程如下：
　　银行的主旨是对规矩的有家室的工人在失业期间予以救济。它应该代替施舍和当铺。它每年有12000法郎的收入，发放20到40法郎一份的无息救济贷款。在开始的时候，它只在住着大部分工人的巴黎第七区展开活动。要求救济的男工或女工必须持有自己的最后一家雇主的证明书，上面确认他（或她）的行为规矩并载明他（或她）被解雇的原因和日期。这笔贷款于债务人重新找到工作的时候开始归还，每月偿还全部贷款的六分之一或十二分之一，听债务人的自便。偿还贷款的保障是具有誓言的借约。此外，还需要另外有两个工人来担保贷款受主的誓言。因为贫民银行的批判的目的是减轻工人生活中的一个最不幸的灾难——工作中断，所以根本只有失业者才能受到救济。主管这个机构的热尔门先生所得的年薪是10000法郎。
　　现在我们用群众的眼光来看看批判的政治经济的实践。银行每年的收入共计12000法郎。一个人发给贷款20至40法郎，因此平均每人30法郎。第七区的“贫苦”工人的数目，据官方的承认，至少是4000人。这样，每年能救济400个工人，即第七区的最贫苦的工人的十分之一。就算失业的平均时间是四个月即十六个星期——对于巴黎，这个数字是太小了。要是把30法郎分十六个星期去用，那末每个星期的所得就不到37个苏零3生丁，也就是一天的所得少于27个生丁。在法国，一个囚犯每天的开支平均是47个多生丁，其中仅饮食一项就要用去30多个生丁。而且鲁道夫所救济的工人是有家室的。就算除夫妇二人外，一家平均只有两个小孩，那末27个生丁就必须分配给四个人用。房租每天至少是15个生丁，于是，剩下的就只有12个生丁了。一个囚犯所吃的面包，平均起来大约要花14个生丁。可见，工人和他的家庭从批判的银行所得的全部现金，如果撇开其它一切需要不计，只够买不及他本人需要量的四分之一的面包，所以工人就只得饿死，否则他就得采取这家贫民银行所图谋防止的那些手段，即典当、乞讨、偷窃和卖淫。
　　可是，无情批判的伟人对于银行的经理却是照顾得挺周到的。每年经管的收入总共是12000法郎，而经理的年薪却是10000法郎。因此，管理费占总金额的45％，也就是说，比巴黎其它群众的贫民办事机构的管理费几乎多两倍，因为这类机构的管理费用大约只占全部开支的17％。
　　就姑且承认贫民银行所给予的救济是真正的救济而不只是虚幻的救济，可是这个由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所发明的机构，仍然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幻想上：只要改变一下劳动报酬的分配办法，就可以使工人生活一整年。
　　用散文的形式来表达，那就是：750万个法国工人每人的收入只有91个法郎，其它750万个法国工人每人的收入只有120法郎。可见，已经有1500万个工人的收入比维持生活的绝对必需费用为少。
　　批判的贫民银行的用意，按照合理的解释，就在于从工人在业期间的工资中扣除他在失业期间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费用。是我在他失业期间先给他一笔钱，以便他在开始工作时再还给我呢，还是他在工作期间先给我一笔钱，我在他失业期间再把钱还给他呢，这反正都一样。无论是这样还是那样，都总是他在有工作时把他在失业时从我这里得到的东西交给我。
　　这样看来，“纯粹的”贫民银行所不同于群众的储蓄银行的，只是两种非常奇异、非常批判的特点：第一是银行贷款给à　fonds　perdus〔无望的债务人〕，荒唐地断定：当工人想归还贷款的时候就一定能归还，而当工人能归还的时候就总是想归还的；其次是银行一点也不给工人的存款支付利息。只是因为存款在这里是采取预支的形式，所以银行认为它本身不向工人索取利息就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可见，批判的贫民银行不同于群众的储蓄银行的，就是工人失掉利息，银行失掉资本。

（ｃ）布克伐尔的模范农场

　　鲁道夫在布克伐尔建立了一所模范农场。这个地点选择得非常恰当，因为这里还保留着封建时代的遗迹——封建城堡。
　　在这个农场作工的六个男工，每人每年可得工资150埃巨或450法郎，每个女工每年可得工资60埃巨或180法郎。此外，他们还有免费的膳食和免费的住房。布克伐尔工人的日常膳食是一“大”份火腿、一份不很少的羊肉和一块不很小的牛肉，此外还有作为副食的两种凉拌菜、两大块干酪、土豆、苹果酒，等等。六个男工每人的工作量比法国的一般雇农多一倍。
　　法国每年的全部收入，按人数平均分配每人只有93法郎，法国直接从事农业的人数等于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普遍效法这位德国哈利发［注：为穆罕默德继承人的称号，通常用以称呼伊斯兰教的教皇。——译者注］的模范农场，那末不仅在国民财富的分配方面，而且在国民财富的生产方面，都要引起一场革命。
　　从上述种种可以看出，鲁道夫之所以能够把生产这样大大扩充，只是由于他要每个工人比以往多工作一倍，而使每个工人耗费的食物也比以前多五倍。
　　既然法国的农民已经异常勤勉，那末多工作一倍的工人就应当是超人的大力士了；“大”量的肉菜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有理由假定，这六个工人每人每天至少要消费一磅肉。
　　如果把法国生产的全部肉类加以平均分配，那末每一个人每天所得到的肉就不到四分之一磅。由此可见，鲁道夫的范例在这方面也会引起一场怎样的革命。这样，单只是农业居民所消费的肉类就会多于全法国的肉类生产量，所以，这种批判的改革最后就会完全消灭法国的畜牧业。
　　从布克伐尔农场经理沙特林［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布克伐尔农场的管账。——译者注］老爹的眼目看来，鲁道夫除了给工人高额的工资和丰盛的膳食以外，还把农场总收入的五分之一给了工人，这笔钱正是他的地租。本来按平均计算，通常除了一切生产费用和耗费于生产中的资本的利润而外，法国的地主一般还剩下五分之一的总收入，或者换句话说，作为地租的份额等于总收入的五分之一。鲁道夫过分增加了用来酬劳工人的费用（根据夏普塔尔的著作“论法国的国民经济”[84]第一卷第239页，一个作雇工的法国农民全年收入的平均数是120法郎），因而无可争辩地过分减少了他所耗费的资本所应得的利润；其次，他把自己的全部地租都送给了工人；尽管这样，沙特林老爹仍然告诉我们，由于使用这种方法，殿下增加了自己的收入，从而也鼓舞了其它非批判的地主去经营这样的农场。
　　布克伐尔的模范农场不过是幻想的空中楼阁而已；它的潜在基金不是布克伐尔土地的天然富源，而是鲁道夫所拥有的神奇的福尔土纳特[85]的钱袋。
　　于是批判的批判就此喧嚷起来：
　　“从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整个计划不是乌托邦。”
　　只有批判的批判才能在第一眼就看出福尔土纳特的钱袋不是乌托邦。批判的第一眼乃是“凶恶的一眼”。

（8）鲁道夫，“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

　　使鲁道夫能够实现其全部救世事业和神奇治疗的万应灵丹不是他的漂亮话，而是他的现钱。道学家们就是这样的——傅立叶说。要模仿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就必须是百万富翁。
　　道德就是“行动上的软弱无力”[86]。它一和恶习斗争，就遭到失败。而鲁道夫甚至还没有提高到至少是建立在人类尊严这种意识之上的独立道德的观点。相反地，他的道德是建立在人类软弱无力这种意识之上的。他是神学道德的代表。我们已经详细考察了鲁道夫用衡量世界的基督教的固执观念（诸如“慈善事业”、“无比忠顺”、“克己”、“忏悔”、“善与恶”、“赏与罚”、“可怕的惩治”、“隐遁”、“拯救灵魂”，等等）所建立的英雄业绩，也表明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滑稽戏而已。现在我们只要再分析一下鲁道夫这个“一切秘密本身的被揭露了的秘密”或被揭露了的“纯批判”的秘密的个人性格就够了。
　　还在我们这位批判的海格立斯的少年时代，“善”与“恶”的对立就已经以两个化身——鲁道夫的两位教师穆尔弗和波利多里——出现在他的面前。前者教他行善，而且本人是“善人”。后者教他作恶，而且本人是“恶人”。为了使这种构思在平庸方面不逊于其它伦理小说的类似构思，“善人”穆尔弗必须被描写为不太“有学问”、“在智能方面”不“特别突出”的人。可是他诚实、单纯、沉默寡言，常常以高贵的姿态，用可耻、下流之类的字眼来痛斥邪恶的事情，对卑鄙下贱的行为感到深恶痛绝。如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可以说他是诚实地把善和真的旋律变成了各种音调的平均化的东西，也就是变成了一个音符。
　　相反地，波利多里却是一个聪明绝顶、学识渊博、教养有素的奇材，但同时也是一个“最没有道德”的人，并且满脑子都是“最可怕的怀疑论”，作为年轻的虔诚的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欧仁·苏对此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对于欧仁·苏和他的主人公的精力和教养，可以根据怀疑论使他们感到惊惶失措这一点来加以判断。
　　就跟鲁道夫是全世界的deus　ex　machina〔从机器里出来的神〕［注：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出舞台；这句话的转义就是指那种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和耶稣基督一样，穆尔弗也是鲁道夫个人的deus　ex　ma—china〔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和耶稣基督。
　　可见，穆尔弗是一个文明的、自觉的、自主的奴隶。像公爵的每个奴仆一样，他把自己的主人看做人类的救主。格劳恩［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鲁道夫的驻法公使。——译者注］奉承穆尔弗，称他为“勇敢无畏的护从”。鲁道夫自己称他为仆人的模范，而他也确实是个模范的仆人。欧仁·苏告诉我们，他tête—à—tête〔私下〕总是严格不苟地称鲁道夫为“殿下”。有旁人在场时，为了保守匿名微行的秘密，他口里虽然叫“先生”，但心中还是称“殿下”。
　　关于把穆尔弗跟最简单的人世关系隔绝开来的秘幕之严密，可以从他跟格劳恩公使的一席谈话中得出一个印象。穆尔弗以必不得已的情况下的法定自卫权为由，得出结论说，鲁道夫有权以秘密刑法官的身分来弄瞎绑得紧紧的和“赤手空拳的”“校长”。他描述鲁道夫将怎样在法庭面前陈述自己的“高尚”行为，将以怎样华丽的词句来炫耀自己，将怎样吐露自己的伟大心思；这种种描述，说明他够得上做一个刚刚读完席勒的“强盗”的文科中学生。穆尔弗让世界来解决的唯一秘密，就是这个问题：他在扮演运煤工人的角色时用什么东西涂在自己脸上，是用煤灰呢，还是用黑颜料。
　　鲁道夫自己把自己当做这种天使。他降临人世，以便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奖赏善人，惩罚恶人。善恶的观念在他那虚弱的头脑中铭刻极深，以至于他竟相信真有魔鬼，并且像昔日波恩的扎克教授那样，竟想活捉恶魔。相反地，另一方面他又企图把魔与神的对立以缩图的形式复制出来。他爱“起一些天命的作用”。正像在现实中一切差别日益汇合为贫富之间的差别一样，在观念中一切贵族的差别也在变成善恶之间的对立。这种差别是贵族给自己的偏见所赋予的最后形式。鲁道夫把自己归入善人之列，而恶人之存在，是为了使他能因自身的完美而怡然自得。现在我们再进一步观察这个“善人”。
　　鲁道夫先生的行善和挥霍就跟“一千零一夜”中巴格达的哈利发一模一样。如果他不像吸血鬼一样吸尽他那小小的德意志公国的膏血，他就不能过这样的生活。根据欧仁·苏先生本人的描写，鲁道夫要是没有一个法国侯爵的庇护因而免于被迫退位，那末他已经属于那些沦为附庸的德国公爵[87]之列了。根据这个事实就可以判断他那个公国的大小。其次，鲁道夫对他自身的地位的估价批判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他这个小小的德国诸侯，竟认为在巴黎必须半匿名微行，以免引起别人对自己的注意。他有意随身携带一名宰相同行，其批判的目的就是要这个宰相为他代表“自主权力的戏剧性的和儿戏的一面”；好像一个小小的诸侯除了自己和自己的镜子以外，还需要第三个什么自主权力的戏剧性的和儿戏的一面的代表似的。鲁道夫也影响了自己的从人们，使他们同样批判地不了解自己的作用和意义。例如，仆从穆尔弗和公使格劳恩就没有发觉，巴黎代办巴第诺［注：“巴黎的秘密”中的人物。——译者注］先生怎样嘲弄他们，假装把他们的私人委托看做国家大事，并且讥讽地信口开河，大谈其
　　公使和穆尔弗认为厚颜无耻的事不是有人期望他们去影响欧洲事务，而是巴第诺把自己的卑贱职业理想化到这种程度。
　　我们先来回忆一下鲁道夫的家庭生活中的一个场面。鲁道夫告诉穆尔弗说，他“现在突然间感到很骄傲和快乐”。可是马上他又发起脾气来了，因为穆尔弗不想回答他一个问题。他对穆尔弗喊道：“我命令你说话！”穆尔弗请求他不要命令。鲁道夫对他说：“我不喜欢沉默无言。”他不能自制，竟然有失身分地说起粗话来。他提醒穆尔弗说，对于他的一切效劳他都是有报酬的。一直到穆尔弗提醒他1月13日那件事以后，他才平静下来。在这场风波以后，穆尔弗的奴才本性又显露了出来，他只是在一刹那间才让自己忘其所以的。他揪自己的“头发”，不过幸好他没有头发；他感到心灰意懒，因为他曾一度对自己那位显贵的老爷表现得有些粗野，而这位老爷是把他称为“仆人的模范”，称为“我的善良、老成、忠实的穆尔弗”的。
　　鲁道夫并未因他自己有这些邪恶的表现而感到惶惑不安，他随后又重复他那固执的“善”“恶”观念，并且宣扬他在行善中所做出的成绩。他把施舍和怜悯称为他那受到创伤的心灵的纯洁而虔诚的慰借。对于被唾弃的卑贱的众生滥加施舍和怜悯，据说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离经叛道的亵渎圣物的行为。道理很清楚，怜悯和施舍是他的心灵的慰借，因此玷污它们就是亵渎圣物。这就等于“引起人们对上帝的怀疑；而凡有所施，均应感化人们信仰上帝”。对被唾弃者加以施舍，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呵！
　　鲁道夫认为自己的心灵的每一个运动都具有无限的重要性。因此，他经常对它们进行观察和评价。例如，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场面中，狂人对穆尔弗发了一阵脾气，但他却聊以自慰地说，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玛丽花的遭遇使他感到很伤心。“我伤心到流出了眼泪，可是人们还责备我漠不关心、冷酷无情、无动于中！”他这样证明了自己固有的善良以后，就对“邪恶”、对玛丽的无人知晓的母亲的恶行痛斥了一番，并且尽量装出郑重其事的样子对穆尔弗说：“你知道，我非常重视某种复仇行为，非常珍贵某种痛苦。”同时他还扮出一付恶魔的怪相，吓得这个忠实的奴仆大声惊叫起来：“唉哟，殿下！”这位显贵的老爷很像“青年英国”[88]社的活动家，他们也想改革世界，建立丰功伟绩，并且染上了类似的歇斯底里症。
　　关于鲁道夫进行的种种猎奇和他经历的种种遭遇，我们首先可以在他那热中于猎奇的天性中找到缘由。他喜爱“风流韵事、消遣、猎奇、乔装”；他的“好奇心”是“贪得无厌”的；他感到“需要生气蓬勃的、火热的激情”，他“热烈地渴求强烈的神经激动”。
　　他这些天生的癖性，在他那想起天命的作用和想按照自己的固执的幻想来改革世界的渴望中获得了支持。
　　决定他对别人的态度的，不是某种抽象的固执观念，就是一些完全个人的、偶然的动机。
　　例如，他解救黑人医生大卫及其情妇，不是出于这些人的命运所引起的直接的人类同情心，不是为了解放他们本身，而是为了要对奴隶主维里斯起天命的作用和惩罚他的不信上帝。例如，对他说来，“校长”是他为了运用自己早已泡制出来的刑罚理论所欲得之物。另一方面，穆尔弗跟格劳恩公使的一席谈话也使我们有可能更深入地观察那些决定鲁道夫的高尚行为的纯个人动机。
　　殿下所以关心玛丽花，正如穆尔弗所说，“如果撇开”穷人的命运所引起的怜悯不谈，是因为他的女儿（他因为失去了她而感到十分悲痛）如果还在的话这时也是这么大年龄了。鲁道夫对达尔维尔侯爵夫人的同情，“如果撇开”他那博爱的怪癖不谈，是由于这样一种个人性质的原因：如果没有老达尔维尔侯爵及其和亚历山大皇帝的友谊，鲁道夫的父亲早就被排除于德国君主的行列之外了。
　　他对若尔日夫人的仁慈和对她儿子热尔门的关心也是由于同一原因。若尔日夫人属于达尔维尔家族。
　　辩护士穆尔弗竭力用“主要是”、“如果撇开不谈”、“还不如说”这样一些词句来掩饰鲁道夫的暧昧的动机。
　　最后，鲁道夫的整个性格完全表现为一种“纯粹的”伪善，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竟可以当自己的面和当别人的面，巧妙地把自己的邪恶的情欲的发泄描述为对恶人的情欲的愤怒。这种手法使我们想起了批判的批判的类似手法；批判的批判也是把自身的愚蠢硬说成群众的愚蠢，把自己对世界在它之外的发展所进行的恶毒攻击，硬说成是这个世界对发展所进行的恶毒攻击，最后，把自己的利己主义（它以为自己汲取了、吸收了全部精神）硬说成群众对精神的利己主义式的抵抗。
　　我们将说明鲁道夫的“纯粹的”伪善怎样表现在他对“校长”、对萨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以及对公证人雅克·弗兰的行为中。
　　鲁道夫劝诱“校长”到他的住所去偷盗，以便将他诱入圈套并将他捕获。这时他所考虑的远不是全人类的利益，而是纯个人的利益。“校长”持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的文书夹，而鲁道夫很想把这个文书夹弄到自己手里。关于鲁道夫tête—à—tête〔私下〕对“校长”的打算，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明显的描述：
　　鲁道夫捕获了“校长”，也就等于获得了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的文书夹。他捕获“校长”是出于个人利益。他弄瞎“校长”的眼睛也是出于个人的激情。
　　“刺客”对鲁道夫讲述“校长”同穆尔弗的争斗，并且认为“校长”之所以顽强抵抗是由于他知道什么命运将落到他的头上。这时，鲁道夫回答说：“他不知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神色很忧郁，脸也由于前面谈到的那种近于凶恶的表情而显得变了样”。复仇的念头完全控制了他，他预先尝到了野蛮地惩罚“校长”的那种粗野的乐趣。
　　于是，当被鲁道夫定为复仇工具的黑人医生大卫出现的时候，鲁道夫就高喊：“复仇！……复仇！……”鲁道夫是在“酷烈的盛怒”之下喊出这几个字的。
　　他心中充满了酷烈的盛怒。于是他附着医生的耳朵密授他的计谋，当医生因恐怖而战栗的时候，他便马上巧妙地大谈其“纯”理论的动机来掩饰个人的复仇心。他说，这只是“运用”那早就时常闪现在他的高尚的头脑中的“观念”，并且他还没忘记油腔滑调地补充一句：“他将来还是有悔改的无限境界的。”他这是模仿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做法，这类宗教裁判所在把判定有罪的人交给世俗的法庭烧死的同时，总是要来一套虚伪的祈祷，祈求赐予悔过的罪人以仁慈。
　　自然，当审讯和惩处“校长”的时候，殿下就坐在自己那间异常舒适的私室里，穿一件长长的、黑得异常的袍子，脸色苍白得非常刺目，并且，为了完全和法庭的情景一模一样，他面前还摆着一张长桌，桌上陈列着各种物证。先前当他把弄瞎眼睛的计谋通知“刺客”和医生时所显露出的那种野蛮和复仇的表情，现在当然应该从他脸上消逝得无影无踪。现在他在我们面前必须表现得“沉静、忧愁而审慎”，摆出一付非常可笑的郑重其事的姿态，俨然以世界法官自居。
　　为了使人们对弄瞎眼睛一事的动机的“纯洁性”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愚钝的穆尔弗对格劳恩公使表白了一番：
　　当鲁道夫单独跟穆尔弗在一起的时候，他吐露了自己的心思：
　　鲁道夫告诉我们，他对恶徒们的憎恨是很强烈的。自然，他的憎恨是批判的、纯粹的、道德的憎恨，是对恶人的憎恨，因为他们是邪恶的。因此他把这种憎恨看做他在行善方面的一个进步。
　　但是马上就暴露出，道德憎恨的这种加深无非是一种伪善的口实，他就用这种口实来掩饰他对萨拉的个人厌恶的增长。不确定的道德的幻影——对恶人的憎恨的加深，只不过是确定的不道德的事实——对萨拉的厌恶的增长——的掩饰罢了。引起这种厌恶的是一种十分自然、十分个人性质的原因，即他个人的悲痛。这种悲痛也就是他的厌恶的尺度。当然罗！
　　鲁道夫在跟临终的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会面时，表现了更加令人憎恶的伪善。
　　在揭露了玛丽花是鲁道夫和伯爵夫人的女儿这个秘密以后，鲁道夫“做出威胁的、残忍的样子”走近伯爵夫人身边。伯爵夫人祈求他的怜悯。
　　这样看来，他是想为“家族”报仇了。接着他告诉伯爵夫人：他为了赎补弑父的罪过，发誓要周游世界，在世界上赏善罚恶。鲁道夫折磨伯爵夫人，他忿激如狂，但是在他自己的眼中，他只是在执行他在1月13日以后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严究邪恶”。
　　当他起身走出门的时候，萨拉喊叫起来：“可怜可怜我吧，我快死啦！”
　　最后这句话——“怒不可遏”——给我们揭示了鲁道夫的种种行为的纯粹的、批判的和道德的动机。正是这种盛怒使他对他那——如施里加先生所说——已经归天的父亲挥动过宝剑。作为一个纯粹的批判家，他不同自己身上的这种邪恶作斗争，而是竭力去制服别人身上的邪恶。
　　最后，鲁道夫自己取消了他的天主教刑罚理论。他想废除死刑，想把惩罚变为忏悔，但这只是在杀人犯杀害别人和不触犯鲁道夫的家属的时候才是如此。只要鲁道夫的亲属中有一个人遭到杀害，他马上便会采用死刑；他需要双重的立法：一种适用于他这个伟人，另一种适用于凡人。
　　他从萨拉那里知道雅克·弗兰对玛丽花之死负有罪责。他自言自语地说：
　　他冲过去杀害雅克·弗兰，但是他发现雅克·弗兰已处于无需杀害的景况中了。
　　好一个“善良的”鲁道夫呵！他那狂热的复仇心，他那嗜血的欲望，他那不动声色的深思熟虑的盛怒，他那诡诈地掩饰自己心灵的每一种恶念的伪善，凡此种种，正是他用来作为挖出别人眼睛的罪名的那些邪恶的情欲。只是因为幸运、金钱和官衔，这个“善人”才得以免受牢狱之灾。
　　为了弥补这位唐·吉诃德在其它各方面的渺小，“批判的威力”使他成了“善良的房客”、“善良的邻居”、“善良的朋友”、“善良的父亲”、“善良的资产者”、“善良的公民”、“善良的君主”；而且，施里加先生的赞歌的这个音阶还在那里回响不已。这比“人类在其整个历史上”所获得的全部成果还要多。单是这，就足以使鲁道夫两次拯救“世界”于“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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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77]引自德国民间滑稽故事“七个施瓦比亚人”。——第208页。
　　[78]引自歌德所著的“温和的讽刺诗”。——第224页。
　　[79]“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报纸“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于巴黎创刊。在七月王朝时期是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242页。
　　[80]“世纪报”（《Le　Siècle》）是1836至1939年在巴黎出版的一种日报。在19世纪40年代中，该报反映了那一部分只要求温和的宪法改良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第242页。
　　[81]指的是报纸“小广告”（《Petites　affiches》），这是法国最老的一种期刊，1612年创办于巴黎；它是一种刊载各种广告和通知的新闻小报。——第242页。
　　[82]“撒但”（《Satan》）是资产阶级的小型讽刺报，1840—1844年在巴黎发行。——第243页。
　　[83]这里马克思引用的是沙·傅立叶的下述几部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第一版于1808年问世），“经济的和公有的新世界”（《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第一版于1829年问世），以及“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见本卷注25）。——第250页。
　　[84] Chaptal．《De　l’Industrie　franoise》．Т．Ⅰ—Ⅱ．Parisre．1819．——第255页。
　　[85]福尔土纳特是德国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他有一个神奇的用之不竭的钱袋和一顶魔帽。——第255页。
　　[86]引自沙·傅立叶的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第二部的跋。——第255页。
　　[87]这里指的是那些丧失了自己权力的德国小公爵，在拿破仑战争和维也纳会议期间（1814—1815年）由于重新划分德国的政治地图，他们的领地被并入较大的德意志各邦的领土之内。——第258页。
　　[88]“青年英国”是属于托利党的一些英国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集团，组成于19世纪40年代初。“青年英国”社的活动家们流露了土地贵族对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增强的不满情绪，并采取了蛊惑性的手法，企图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利用他们来反对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宣言”中，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把他们的观点确定为“封建的社会主义”。——第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