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记者们常常这样说：他们向批判的批判报道事实，等待它来做精神的阐明；他们向它提供前提，让它来做结论。他们甚至抱着歉意表示，他们是重复它早已知道的消息。
　　例如，采尔莱德说：
　　希采尔说：
　　或者也可以说，记者的阅历不外是执行和证实批判的预言。
　　例如，弗莱什汉默尔说：“您的预言已经实现了。”采尔莱德说：
　　批判的批判有时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它那种礼贤下士的精神，它就连通讯也审阅和答复，它之所以这样礼贤下士，是因为记者对交给他的每个课题无不感到胜任而愉快。例如布鲁诺先生写信给驻杜宾根的记者说：
　　批判的批判要外省给它写通讯。但是这种省不是行政省（大家知道，德国根本没有这种省），而是以柏林为首都的批判的省，柏林是批判的家长和批判的神圣家族的所在地，而省里则住着批判的群众。批判的外省人只有躬身谢罪之后，才敢斗胆请求批判的最高当局予以注意。
　　例如，一位匿名的记者写信给神圣家族的成员和首脑埃德加尔先生说：
　　埃德加尔先生的这位同代人附带地自称是最新哲学的本质。难道说：“批判”同哲学的“本质”通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假如埃德加尔先生的同代人保证说他已经掉了牙齿，那也不过是暗示他的寓意的本质而已。这个“最新哲学的本质”“从费尔巴哈那里学会了把修养这个环节归入客观的看法”。它立刻就来试验它的修养和看法，硬让埃德加尔先生相信它已经有了“对他的小说（“坚定不移的原则万岁！”[71]）的全面的看法”，同时它又公开承认它还很不了解埃德加尔先生的思想，而最后则已经不很相信自己已经有了全面的看法，问道：“难道我完全误解了您吗？”在这种试验之后，最新哲学的本质像下面这样谈到群众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它说：
　　谁要想全面地了解批判的群众，那就请他读一读希采尔先生的苏黎世通讯（第5期）。这位不幸的人以确实令人感动的勤勉精神和值得赞颂的记忆力背诵着批判的名言。其中也不乏布鲁诺先生讲到他所参加的战役以及他所策划和领导的征战时惯用的得意之词。特别是当希采尔先生痛恨世俗的群众及其对批判的批判的态度的时候，他更显出他不愧为批判的群众的一员。
　　他谈到以历史的参加者自居的群众、“纯洁的群众”、“纯洁的批判”，谈到“这个对立面（“纯洁得史无前例的对立面”）的纯洁性”，谈到“心怀不满”，谈到“群众较之批判的蠢笨无能、性情鄙劣、懦怯、冷酷、畏缩、狂暴、凶狠”，谈到“本身的存在仅仅是为了通过自己的对抗而使批判变得更尖锐更机警的群众”。他谈到“来自极端对立的创造”，谈到批判摆脱了憎恨和类似的世俗的激情。登载在“文学报”上的希采尔先生的通讯的全部内容，不外就是这么一套批判的言词。他责备群众仅仅满足于“主张”、“善良的愿望”、“言辞”、“信仰”等等，但是他自己身为批判的群众的一员却满足于表达他的“批判的主张”、“批判的信仰”、“批判的善良愿望”的言辞，并且让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去“行动、工作、战斗”和“创造”。
　　尽管“批判的群众”的成员描绘了一幅世俗的世界和“批判的批判”之间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纷争的可怖景象，但是至少对那些不信仰的人来说，连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纷争这个事实本身都还是没有证实的。而记者们殷勤地非批判地重复谈论批判的“幻想”和“奢望”，这只能证明主人的固执的念头也正是奴仆的固执的念头。的确，有一位批判的记者正力图用事实来证明。
　　好一个流行的扬尼恰尔军乐队的言语的乐声！大家知道，批判的记者总想骑在“不流行”的言语上逞英豪。但他对“文学报”丝毫没有得到人们的赞同这个事实所做的解释，必然会像纯粹的护教论一样遭到驳斥。这个事实最好还是从相反的方面来解释，那就是说，批判的批判是投合了广大群众之所好，即投合了丝毫得不到人们赞同的广大的下流作家群众之所好。
　　可见，批判的记者们光是用批判的言语向神圣家族“祈祷”并同时向群众念“咒语”是不够的。为了证明群众和批判之间有真正的纷争，必须要有非批判的群众的记者，必须要有群众派往批判的批判的真正的使节。
　　因此，批判的批判也为非批判的群众留下了一席之地。它让群众的忠厚的代表们同它通信，承认群众和批判之间的对立是重要的，绝对的，并作乞求摆脱这种对立的绝望的吼叫。

（2）“非批判的群众”和“批判的批判”

（ａ）“冥顽不灵的群众”和“不知足的群众”（马克思）

　　“群众”冷酷无情，冥顽不灵，对一切都盲目不信仰，他们在这些方面有一位相当坚定的代表。这位代表谈到了“柏林学社[72]的纯黑格尔哲学的造诣”。
　　记者把“自然科学”称为哲学的基础。
　　他继续谈论“柏林学社”：
　　但是，这位记者竭力把他赠送给批判的批判的药丸包上糖衣。他“为鲍威尔的言词找到了正确运用的方法”。他“注视着鲍威尔的思想”，他说“鲍威尔说得很正确”，最后，看来他并不是同批判本身论战，而是同某些方面和批判有所区别的“柏林学社”论战。
　　觉得自己受到了损伤而且在一切有关信仰的事情上敏感得像老处女一样的批判的批判，是不会上这种分别和假殷勤的当的。
　　多不幸呵！群众的人！你竟是批判本身的敌人！但是，至于说到上述群众的论战的内容，批判的批判是尊敬它对自然科学和工业所抱的批判的态度的。
　　衷心地尊敬批判的批判对别人的尊敬！批判的批判在这封回信中指责上述柏林学社的成员不在严肃而重要的著作上下工夫，不去研究它们，指责他们一旦指出某一著作是划时代的等等，便以为评价它的任务大功告成了。但是它自己在这封回信里对一切自然科学和工业只表示了一下尊敬，就算在指出它们的意义方面已经大功告成了。而批判的批判在表示它对自然科学的尊敬时所做的保留，好像已故的骑士克鲁克反对自然哲学时所发出的第一批雷矢［注：即闪电，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的神箭。——译者注］一样。
　　批判的批判关于自然界的单个的产品所知道的，只不过是“我们吃它们和喝它们”而已。衷心尊敬批判的批判的自然科学！
　　批判合情合理地把研究“自然”和“工业”这种令人不快的强加于人的要求同下面这种妙不可言的修辞学上的感叹对立起来：
　　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诚然，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
　　“冥顽不化”和“冷酷无情”的群众的代表因提出过中肯的指责和忠告，而被批判斥为群众的唯物主义者。批判对待另一位不太恶毒、不太群众的记者，也不见得好些。这位记者虽然对批判的批判有所期望，但是并不认为它没有辜负这些期望。这种“不满”的群众的代表写道：
　　批判的家长亲自出面回答道：
　　“群众”要求按原则和本性“不能提供任何东西”的批判提供一些东西或甚至一切东西，于是批判的家长在对“群众”的不正当的要求愤恨之余，以长者的口吻讲述了如下的一段趣闻：不久以前，柏林的一位熟人大为抱怨他的著作（大家知道，布鲁诺先生根据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幻想而写成了这部臃肿不堪的著作）冗长不堪，废话连篇；鲍威尔先生安慰他，答应为了使他便于理解而赠给他一种印书用的像小圆球一样的油墨。这位家长用油墨的不匀来解释自己的“著作”的冗长，正像他用“世俗的群众”（他们为了充实自己而想要一口吞下一切和无）的空虚来解释他的“文学报”的空虚一样。
　　虽然我们决不否认上述情节的重要性，但是也很难认为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就在于：批判的批判的一位群众的熟人说批判很空虚，而批判反过来说他非批判；另一位熟人认为“文学报”辜负了他的期望；最后，第三位熟人和挚友认为批判的著作冗长不堪。尽管如此，但是怀抱期望的熟人№2和至少想要摸清批判的批判的秘密的挚友№3，都使得批判与“非批判的群众”之间的关系更富于内容和更为紧张。批判对待具有“冥顽不灵的心”和“普通人的理智”的群众有多么残酷，它对待苦苦哀求摆脱对立的群众就有多么温和。带着破碎的心、忏悔的心情和温顺的精神去接近批判的群众，由于诚心而得到了奖赏，即听到了批判的一些有分寸的、预言式的、有份量的话。

（ｂ）“软心肠的”和“求救的”群众（恩格斯）

　　伤感的、诚恳的、求救的群众的代表摇尾乞怜，他披肝沥胆、双膝跪地、两眼望天地祈祷，乞求批判的批判说几句表同情的话。
　　正像上帝的慈悲亘古以来就是赐给可怜人一样，这个含泪乞求批判发发慈悲的、群众的、但顺从的记者终于如愿以偿了。批判的批判善意地答复了他。而且还不止此！它还就他极想知道的问题做了极其深刻的阐明。
　　绝对的批判下诏把这批轻装部队称为“我们的圣徒”、我们的“先知”、“主教”等等（见“轶文集”第二卷第89页）[73]。这在当时自然也只能是一种“失误”，不过是“适宜的失误”。谁能够把轻装部队称为“主教”的部队呢？批判热情地谈论以“毕生的精力来思考、探讨和研究真理”的这批轻装部队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道德毅力和热忱，这又是一个“适宜的”失误。它在“基督教真相”一书的序言中声称，这批“轻装”部队“是不可战胜的”，“每一个博学的人都事先保证说，他们一定会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他们似乎是毫无疑问地真正能够赋予世界以新的面貌”，这也是一个“失误”。谁能够赋予世界以新的面貌呢？这批轻装部队能够吗？
　　批判的批判继续教诲“诚恳的群众”的求知心切的代表说：
　　假如批判确有所指的话，那指的就是傅立叶主义，特别是“和平民主日报”[74]的傅立叶主义。但是后者根本不能说是法国人的“社会理论”。法国人有好几套社会理论，而不是仅有一套。“和平民主日报”所鼓吹的那种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不过是一部分慈悲为怀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而已。人民拥护共产主义，同时分裂为许多不同的派别。改造这些各不相同的社会倾向的真正的运动不仅没有日暮途穷，而且只是在现在才真正开始。同时，这一运动决不会像批判的批判所想的那样完成于纯粹的，即抽象的理论中，而必定完成于决不去关心批判的那种无条件的范畴的实实在在的实践中。
　　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它民族。如果批判的预言正确无误，那末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它民族，因为所有的欧洲文明民族——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现在都在“批判自己和其它民族”并“能认识普遍颓废的原因”。最后，硬说“批判”、“认识”即精神的活动能提供精神的优势，其实只是一种词句上的同义反复；而踌躇满志地把自己摆在各民族之上并期待着各民族匍匐于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径的批判，正是通过这种漫画般的、基督教德意志的唯心主义，证明它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里。
　　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批判并不是什么在人类之外的、抽象的、彼岸的人格，它是那些作为社会积极成员的个人所进行的真正的人类活动，这些个人也是人，同样有痛苦，有感情，有思想，有行动。因此，他们的批判同时也贯串着实践，他们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在这里面他们提出了显明的实际措施，这里面不仅体现着他们的思维，并且更主要的是体现着他们的实践活动。因此，他们的批判是对现存社会的生动的现实的批判，是对“颓废”原因的认识。
　　批判的批判向求知心切的群众成员阐述一番之后，自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这样来谈它的“文学报”：
　　这里“没有提供任何独立的东西”，这里除了不提供任何东西的批判，即一种最终达到极端无批判性的批判之外，就根本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批判把加了着重号的词句排印出来，并使它们在自己的摘录中大放异彩。沃尔弗干格·门采尔和布鲁诺·鲍威尔互相伸出了友谊的手，可见批判的批判还停留在同一哲学在本世纪最初几年所处的地方，那时谢林否定群众的推测，他力图提供某种东西，甚至提供除了纯粹的、纯哲学的哲学之外的无论什么东西。

（ｃ）天恩之降临于群众（马克思）

　　刚才当着我们的面被批判教训一顿的软心肠的记者同批判保持着赤诚的关系。群众和批判的紧张的关系只是以牧歌的形式表现在这位记者的身上。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的双方保持着善意的、客客气气的、因而也是普普通通的关系。
　　自己对群众的危害健康的、令人胆寒的影响，批判的批判首先是从一位一脚踏上了批判的土地而另一脚依然还在尘世的记者身上发现的。这位记者是“群众”在自己的反批判的内部斗争中的代表。
　　他有时觉得“布鲁诺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不了解人类”，他们“其实是盲目的”。但是他马上又纠正了自己：
　　另一位记者也写道，他“有时会失去理解力”。你看，批判的天恩已经准备宽恕说上面段话的群众的记者了。好一个可怜虫！罪恶的群众从一方面拉他，批判的批判从另一方面拉他。但是，把批判的批判的准备受坚信礼的徒弟弄得这样糊里糊涂的，并不是所获得的知识，而是信仰和良心的问题：是批判的基督还是人民，是上帝还是世界，是布鲁诺·鲍威尔及其朋友们还是世俗的群众！而正像罪人的灵魂的极端堕落先于上帝的天恩的降临一样，在这里，令人诅丧的糊涂也是先于批判的天恩而出现的。当批判的天恩最后降临于群众的时候，中选者所失去的自然不是自己的愚蠢，而是自己愚蠢这种意识。

（3）非批判的批判的群众或“批判”和“柏林学社”（马克思）

　　批判的批判始终没有能够把自己描绘成本质的对立面，同时也就没有能够把自己描绘成群众的人类的本质的对象。冥顽不灵的群众的代表们指责批判的批判没有目的性，并非常恭敬地向它说明，它尚未完成精神上“脱换羽毛的过程”，它必须首先取得切实的知识。除这类代表外，还有两位记者。一位是软心肠的记者，首先，他不是批判的对立面，其次，他渴望靠拢批判的真正原因是纯个人的原因。因为把他的信读下去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只是想把他对阿尔诺德·卢格先生的虔敬和他对布鲁诺·鲍威尔先生的虔敬调和起来。这种调和的企图给他那颗善良的心增色不少，但是丝毫不能代表群众的利益。于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后一位记者已经不是群众的真正的成员，而是批判的批判的准备受坚信礼的徒弟。
　　一般说来，群众是不确定的对象，因而它不可能完成任何确定的行为，也不可能同任何事物发生确定的关系。作为批判的批判的对象的群众同真正的群众毫无共同之点。真正的群众自己在内部和相互之间形成最为群众的对立。批判的批判的群众是批判的批判本身“制造”出来的，正像博物学家不谈动植物的特定纲目而只是把“一般纲目”当做自己的对立面一样。
　　因此，为了使自己拥有真正的群众的对立面，除了这种抽象的群众，即批判本身的想象的产物之外，批判的批判还需要有某种特定的、可以经验地指出来的、而不只是假想的群众。这种群众必须把批判的批判同时看成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本质的绝灭。它必须力图成为非群众，即批判的批判，同时又不能实现这种企图。上述的“柏林学社”正是这种既批判又非批判的群众。慎重其事地研究批判的批判的人类群众只不过是这么一个柏林学社而已。
　　据我们所知，“柏林学社”（即批判的批判的“本质的对象”，批判的批判经常在研究它，而它在批判的批判看来也在研究批判的批判）是由为数不多的几个。ci—devant〔从前的〕青年黑格尔派组成的。如批判的批判所断定的，它一方面使他们horror　vacui〔惧怕真空〕，一方面又使他们产生空虚之感。我们不打算深究实际情况，而相信批判的说法。
　　通讯的使命主要是向公众详尽地叙述批判对“柏林学社”的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关系，阐明这种关系的深刻意义，证明批判必须残酷地对待这种“群众”，最后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整个世界屏息注视着这种对立，有时赞成批判的行动方针，有时则加以反对。例如，绝对的批判写信给一位拥护“柏林学社”的记者说：
　　他同这一类批判的事情打过多少交道，就连世界也无从推测。
　　但是我们不妨来听听，批判的群众的一位成员是怎样报道柏林学社的：
　　记者又继续报道说，一个不幸的人发现“文学报”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他认为埃德加尔先生的小说“三个正直的人”既粗糙又夸张，他不了解，书报检查与其说是人和人的斗争，与其说是一种外部斗争，不如说是一种内部斗争。这些人懒得去看一下自己的内部世界，懒得用精炼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批判的思想去代替书报检查所不能通过的言辞。他认为埃德加尔先生评论贝罗的那篇文章是肤浅的，而批判的记者则认为这篇文章很有份量。这位记者虽然自己承认：“我没有读过贝罗的著作。”但是他相信埃德加尔先生写得很成功等等，大家知道，虔信则迷。批判的信徒继续说道：“总之，他（柏林学社的人）［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对埃德加尔的著作深为不满。”他还认为“那里对待蒲鲁东的论述也不够十分严肃”。记者说到这里时替埃德加尔先生证明说：
　　照这位记者的意见，这些先生之所以不喜欢埃德加尔先生对蒲鲁东所做的出类拔萃的批判，唯一的原因就是埃德加尔先生没有声色俱厉地痛斥财产。此外，——多稀罕呵！——敌人还认为埃德加尔先生的关于“工人联合会”的文章没有意义。记者安慰埃德加尔先生说：
　　看来批判是没有贡献出语言学、历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学方面的全新的发现！它简直谦逊极了，甚至容许说它没有贡献出什么独到的见解！连我们的批判的记者也把前所未知的东西贡献给现代的力学，强迫人们退回到他们一贯坚持的那种观点上去。去回忆格鲁培的观点，那是不大巧妙的。格鲁培在其大体说来颇为贫乏的、不值一提的小册子里问布鲁诺先生，他打算对思辨的逻辑学提出什么样的批判。布鲁诺先生请他去问后代，并且说：
　　“一个傻瓜等待着回答。”[75]
　　就像上帝惩罚不信上帝的法老时使他的心冥顽不灵并认为他不配得到启示一样，记者断言：
　　于是，他不仅不去劝他的朋友埃德加尔设法获得思想和知识，反而给埃德加尔出主意说：
　　他一方面断言“某种程度的疯狂，不受欢迎，毫无内容，毫无思想，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事物游移不定，空虚之感”（这些形容语显然是指柏林学社说的），一方面满口称赞神圣家族：
　　最后，他说：
　　“文学报”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同柏林学社对立起来。我们方才已经看到了柏林学社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攻击，也看到了它因这种攻击而受到的斥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柏林学社渴望博得批判的批判的怜悯而做出的两重嘴脸。
　　一位记者写道：
　　绝对的批判答道：
　　批判的批判把现实的对立换成了本身和世界、神圣精神和世俗群众之间的想象中的对立，以为这样一来就能超越一切教条主义的对立，同样，批判的批判作为政党把自己同除它以外的全人类对立起来，把一切心思都集中在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的人格上，于是滚到了政党观点之下，但是它仍然想象自己凌驾于一切党派之上。批判高踞于抽象的孤独这个宝座上，甚至当它似乎在研究某种对象时，它实际上也并未脱离无对象的孤独状态而同某种现实的对象发生真正的社会关系，因为它的对象不过是它的想象的对象，是想象中的对象——这种批判的自白的真实性已由我们的全部叙述所证明了。从“它把自己同一切隔绝开”这一个意义上来说，它同样正确地确定了自己的抽象的性质——作为绝对抽象的抽象的性质；而正是这种同一切、同一切思维、直观等等相隔绝的无，才是绝对的胡说。然而，这种和一切隔绝、和一切脱离的孤独并不能摆脱自己从中脱离出来的对象，正像奥力金不能摆脱从他身上脱离的生殖器一样。
　　另一位记者一开始就描述了一位同他见过面谈过话的“柏林学社”的人，说他“情绪恶劣”，“心境忧郁”，“不能多开口”（其实，他以前总是“敢说敢做的”）而且“颓唐沮丧”。这位“柏林学社”的成员向记者谈了一些，而记者又把他说的话报告了批判：
　　记者接着又竭力为自己的朋友说好话：
　　批判像下面这样把自己同柏林学社做了对比，并以这个对比来作为回答：
　　“对批判的看法各有不同。”这些先生“以为批判就在他们的口袋里”；而批判“却知道并且真正在运用批判的威力”，就是说，它并不把它保存在口袋里。在前者看来，批判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在批判看来，却是“最富有内容的，更确切些说，是唯一具有内容的”。正像绝对的思维认为自己是全部实在性一样，批判的批判也认为自己是全部实在性。因此它认为在它本身之外不存在任何内容，因此它不是对那些处于批判的主体之外的现实对象的批判，它本身就创造对象，它是绝对的主客体。批判继续说：“第一种批判用言辞回避一切，回避对事物的任何研究，第二种批判用言辞把自己同一切隔绝开。”第一种“聪明，但一无所知”，第二种“在不断地学习”。实际上，第二种并不聪明，它par　?à，par　là〔处处〕学习，但只是为了摆样子，只是为了用一知半解来冒充自己特有的大智大慧，把这种一知半解当做“口号”来反对自己曾从之受教的群众本身，并将它变成批判的批判的胡说。
　　第一种批判认为，“极端”、“走远些”、“走得还不够远”这一类字眼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是最受尊敬的范畴。第二种批判研究各种观点，而不在研究中使用上述抽象的范畴的标准。
　　批判№2大喊大叫，说什么现在已经谈不到政治，哲学已经完蛋；它决心要用“幻想的”、“乌托邦的”之类的言辞来清除社会体系和社会运动，——难道所有这一切不正是上面已经说过的范畴“走远些”、“走得还不够远”等等的批判的修正版吗？而它的“标准”，如“历史”、“批判”、“对象的综合”、“新的和旧的”、“批判和群众”、“观点的研究”，总之，它的一切口号，难道不是从范畴中，而且是从抽象范畴即标准中产生出来的吗！？
　　批判这样一口气对自己吐出一大串赞词，硬说自己具有柏林学社所缺少的一切，正像上帝能办到人所不能办到的一切一样。然后批判为自己提出了如下的证词：
　　因此，要对付柏林学社之类的敌人，它无需“任何其它武器，只用奥林帕斯的嘲笑［注：意指神的嘲笑。——译者注］就够了”。于是，批判以它独有的彻底性阐明这种嘲笑的性质，竭力确定这种嘲笑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这种嘲笑不是高傲。”绝对不是！这是否定的否定。这“不过是心情愉快的、心平气和的批判家为了对付比它低下但自认为和它平等（多自命不凡呵！）［注：括弧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的观点而必须使用的办法”。所以，每当批判家发笑时，他就是在使用一种办法。但是他因为“心平气和”，所以嘲笑这个办法不是用来对付人，而是用来对付观点！嘲笑竟成了他所运用的、甚至是他所必须运用的一种范畴！
　　世外的批判不是现实的即生活在现代社会之中并同这个社会共甘苦的人类主体所特有的活动。现实的个人只是偶性，只是批判的批判借以表现自己为永恒实体的人间的容器。主体不是人类中的个人所实现的批判，而是批判的非人类的个人。并非批判是人的表现，而是人是批判的异化，因此批判家完全生活在社会之外。
　　应当反问一下：难道他不是必须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吗？难道他自己不是必须成为这个社会的生活的表现吗？为什么批判家要出卖自己的精神产物呢？难道他出卖它们就能使现存社会的最糟的法律变成自己专用的法律吗？
　　因此，他为自己建立起一个神圣家族，正像孤独的上帝渴望在神圣家族里消除他同整个社会相隔绝这种苦闷一样。既然批判家希望摆脱糟糕的社会，那就让他先摆脱他所独有的社会。
　　总之，批判家摆脱了一切人间的激情，他成了一个神人，他满可以给自己唱一首修女歌：
　　批判家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它最后对我们说：
　　我们从上面知道，批判必须使用嘲笑这个办法来对付“比它低下但自认为和它平等的观点”。批判的批判自己也不甚明了自己对待不信上帝的“群众”的策略，这几乎已经表明了批判的内心的愤激和暴躁。而愤激和暴躁同“情感”远不是“毫不相干的”。
　　但是，不能不承认，经过一场海格立斯式的斗争（批判在这场斗争中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把自己同非批判的“世俗的群众”、甚至同“一切”隔绝开），批判终于幸福地达到了它那孤独的、上帝似的、自足的、绝对的存在。如果说，当它的这种“新面貌”初次表现出来的时候，罪恶的情感的旧世界看来对它还有某些支配力的话，那末我们现在就将在某个“艺术形象”中看到它的美学的渐趋冷静和飞升。它要在“艺术形象”中为自己赎罪，以便最后作为第二个胜利的基督来完成批判的末日的审判，并在战胜龙之后安然地升入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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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70]引自法国作家让·弗·马蒙台尔的独幕喜剧“吕锡尔”第四场。——第183页。
　　[71]埃·鲍威尔的小说“坚定不移的原则万岁！”收在1843年在柏林出版的阿·魏尔和埃·鲍威尔的“柏林小说集”（A．Weill　und　E．Bauer．《Berliner　Novellen》．Berlin，1843）中。——第187页。
　　[72]“柏林学社”（《Berliner　Couleur》）是“文学总汇报”的记者对一些不属于布·鲍威尔集团并在若干枝节问题上批评“文学总汇报”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称呼；其中有麦克斯·施蒂纳。——第189页。
　　[73]马克思指的是布·鲍威尔着的文章“神学意识的痛苦和快乐”，此文发表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2卷。——第193页。
　　[74]“和平民主日报”（《La　Démocratie　pacifique》）是傅立叶派主办的日报；1843—1851年间于巴黎出版，该报主编是维·孔西得朗。——第194页。
　　[75]引自海涅的“北海集”（诗集第二集，“问海”）。——第200页。
　　[76]引自德国民歌“修女”。——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