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为了减轻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已经采取了一些为大家所熟知的措施。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其中的几项措施，那么，至少那些已经公开的管理情况可以证实我们的判断；至于那些秘密的情况，我们当然不能用作我们判断的依据。在这些措施中我们举出下面几种：在葡萄歉收年份豁免捐税；劝告农民转而从事其他经营活动，譬如从事养蚕业；最后是建议限制地产析分[169]。第一种措施显然只能减轻，而不能消除贫困，这是国家破例采取的一种花费不大的临时措施。而且这种减轻所触及的并不是经常性的贫困状况，而只是它的特殊表现形式，并不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慢性病，而只是突如其来的急性病。
　　管理机构采取的其他两种措施，越出了它自己的职权范围。它所采取的实际行动，就在于一面指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如何自己拯救自己，一面建议他们限制和放弃一种历来就有的权利。这样就证实了我们在前面阐述的论断。因为管理机构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是不治之症，认为这种贫困状况的原因同它的原则和行动无关，所以它就劝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适合于目前的管理制度，说在这种制度下他们是可以勉强度日的。葡萄种植者虽然只是通过传闻才了解到这些建议，但这些建议已经使他们深感痛心了。如果政府自己花钱来进行这些试验，那么他们就会怀着感激的心情表示赞同；但是他们感觉到，政府指示他们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就是拒绝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帮助他们。他们渴求的是帮助，而不是劝告。无论他们在属于自己的活动范围内是多么相信官方的认识，无论他们是多么深信不疑地向官方的认识求教，他们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都同样充分地相信自己能作出必要的判断。限制地产析分是同他们的传统的法的意识相矛盾的；他们认为，这种建议是企图使他们除了忍受物质上的贫困之外，还要忍受法律上的贫困，因为他们把法律平等受到的任何一种侵害都看作是法的困境。他们有时是比较自觉地，有时是比较不自觉地感到，管理工作是为这个地区而存在，而不是这个地区为管理工作而存在；他们感到，人们一旦要求这个地区改变它的习俗、权利、劳动形式和财产形式以适应管理工作，这种关系就被颠倒了。因此，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既然他们是在自然和习俗所决定的条件下进行劳动，国家就应当为他们创造一个使他们能够发展、繁荣和生存的环境。因此，前面那些毫无裨益的、凭空杜撰的建议，一接触现实——不仅是现实的状况，而且是现实的市民意识——就根本行不通了。
　　那么，管理机构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有什么关系呢？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管理工作的贫困状况。国家中某一地区的经常性的贫困状况(如果一种贫困状况十多年前就已经在几乎不为人所觉察的情况下出现，起初是逐渐地，后来则不可阻挡地向登峰造极的地步发展，而且正在以日益扩大之势不断加剧，那么，这种贫困状况确实可说是经常性的)体现了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正如不仅人民而且政府也都把某一地区的富裕状况视为管理得当的实际证明一样。但是管理机构由于自己的官僚本质，不可能在管理工作范围内，而只能在处于管理工作范围之外的自然的和市民私人的范围内发现造成贫困的各种原因。即使行政当局怀有最善良的意图、最热忱的博爱精神和最高超的智力，它也不可能解决那些并不是转眼之间就会消逝的冲突，即存在于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那种经常性的冲突，因为这并不是行政当局职责范围内的任务，而且，即使行政当局怀有最善良的意图，也不可能消除一种本质的关系，或者也可以说，消除一种厄运［注：德文“Verhaltnis”的意思是“关系”，“Verhangnis”的意思是“厄运”。——编者注］。这种本质的关系就是既存在于管理机体自身内部、又存在于管理机体同被管理机体的联系中的官僚关系。
　　另一方面，种植葡萄的私人也同样无法否认，他们在下判断时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受到了私人利益的影响，因而也就不能无条件地认为他们的判断具有真实性。他们也会认识到，在国内有许多私人利益正在受到损害，而人们不可能为了维护这些私人利益就放弃或修改总的管理原则。其次，如果被管理者断言某种贫困状况带有普遍的性质，断言富裕状况正以这样一种方式并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受到威胁，以至私人的苦难正在变成国家的苦难，而消除这种苦难又正在变成国家对它自身所负的一种责任，那么这种论断在管理机构面前就显得不适当了，因为管理机构能够比谁都正确地判断国家的福利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威胁，因而必须承认，管理机构对整体和整体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的认识，要比这些部分本身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此外还必须补充一点，个人，甚至数量很多的个人，都不能把自己的呼声说成人民的呼声，相反，他们的陈述总是带有私人申诉书的性质。最后，即使进行申诉的私人的信念表达了整个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信念，作为管理机构属下的个别部分和国家的个别部分的摩泽尔河沿岸地区本身，对于自己所属的省和国家说来也只占有一个私人的地位，而私人的信念和愿望首先应该用普遍的信念和普遍的愿望来加以衡量。
　　这样，为了解决这种困难，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就是说，它不是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也是市民的因素，但同时又不直接同私人利益及其迫切需要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在报刊这个领域内，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同样可以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然而不再是在从属关系的范围内，而是在平等的公民权利范围内进行这种批评。“自由报刊”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社会舆论，唯有它才能使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唯有它才能使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成为祖国普遍关注和普遍同情的对象，唯有它才能使大家都感觉到这种贫困，从而减轻这种贫困。
　　报刊是带着理智，但同样也是带着情感来对待人民生活状况的；因此，报刊的语言不仅是超脱各种关系的明智的评论性语言，而且也是反映这些关系本身的充满热情的语言，是官方的发言中所不可能有而且也不允许有的语言。最后，自由报刊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原原本本地把人民的贫困状况反映到御座之前，反映给这样一个当权者，在这个当权者面前，没有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的差别，而只有不分亲疏的公民。
　　这样一来，既然自由报刊由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特殊的贫困状况而成为必要，既然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实际的需要，因而在这里特别迫切，那么，看来并不是由于对报刊进行了特殊限制，才产生这种需要；恰恰相反，本来就应当实行特殊的新闻出版自由，以便满足已经出现的需要。
　　关于第二点：
　　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问题的报刊，无论如何只是普鲁士政治报刊的一部分。因此，为了弄清楚它在常常提到的那个内阁指令颁布前的状况，就必须把1841年前普鲁士全部报刊的状况大致考察一下。我们现在就让一个公认为思想忠顺的人来说几句话。
　　其次，如果我们考虑到，1788年12月19日的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就已经这样说道：
　　如果我们注意到，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查法令[39]第2条中也有这样的语句：
　　如果我们把这一条同1841年12月24日书报检查令序言中的话比较一下：
　　最后，如果我们再回忆一下下面这样一些话：
　　那么，根据所有这些官方的声明，问题就不应当是：既然当局希望听到人们尽量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为什么还出现书报检查的限制呢？相反，这个问题看来应当改成下面这样一个更带普遍性的问题：既然有“法律的旨意”、“政府旨意”，最后还有“陛下旨意”，为什么却正如人们所承认的那样，还需要在1841年使报刊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限制”，为什么还需要在1841年让书报检查机关再回忆1819年的法令第2条呢？特别是就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而言，这个问题的提法就不应当是：人们对报刊进行过哪些特殊的限制？相反，问题的提法应当是：人们破例地对报刊实行过哪些特殊的优待，以鼓励这种对国内情况的局部讨论，使它变为一种尽量坦率而公开的讨论呢？
　　关于政治性著作和报刊在上述内阁指令颁布前的内容和性质的问题，书报检查令中下面一段话给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说明：
　　看来，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使根本没有采取任何特殊的措施去阻碍人们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普鲁士报刊本身的普遍状况也势必构成一种无论对坦率而言或对公开而言都是不可克服的障碍。我们只要把摘自书报检查令的各段引文归纳一下，就可以看出书报检查令的意思是：书报检查机关过分谨小慎微，成了自由报刊的外部的桎梏；与此同时，报刊内部也存在着局限性，它已经丧失了勇气，甚至不再努力使自己超出报道新闻这样一种水平；最后，人民本身已不再关注祖国的利益，而且丧失了民族意识，也就是说，他们恰恰失去了这样一些要素，这些要素不仅构成一种坦率而公开地发表意见的报刊的创造力，而且还构成一种坦率而公开地发表意见的报刊赖以发挥作用、从而能得到民众承认的唯一条件。而民众的承认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无可挽救地陷入绝境。
　　因此，如果说当局的措施能造成不自由的报刊，那么与此相反，在报刊普遍没有自由的情况下，当局却无力保证尽量坦率而公开地讨论一些专门的问题，因为即使报纸的各个栏目中充满了讨论某些个别事情的坦率的言论，这些言论也不可能引起普遍的关注，因而也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公开性。
　　这里还得补充一点：正如汉泽曼正确地指出的，也许没有任何一个经济问题不同对内对外政策相联系。因此，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就先要能够坦率而公开地讨论一切“对内对外政策”。个别行政当局是无力创造这种可能性的，只有国王自己直接而果断地表明的意志才能在这里起决定性的、持久的作用。
　　过去，公开的讨论没有做到坦率，而坦率的讨论也没有做到公开。这种坦率的讨论局限于一些默默无闻的地方报纸的范围，而这些报纸的眼界当然没有越出它们的传播范围，而且从前面所说的情况来看，它们的眼界也不可能越出这个范围。为了说明这种地方性讨论的特征，我们从贝恩卡斯特尔出版《公益周刊》各年卷中引证几段话。在该刊1835年卷中有这样的报道：
　　在1836年4月12日出版的一期中也有类似的报道。
　　我们再从该刊1837年卷中引证几段话。
　　这样，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是对某些事实的质朴无华的叙述，有时在后面也附有感伤的简短的结束语。这种叙述正因为不加粉饰、质朴无华，所以能够打动人心，但是很难说它表明了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所作的讨论已具有坦率而公开的性质。
　　要是某一个人，或者是人数很多的一部分居民遭到了某种异常的、可怕的不幸，而又没有人来谈论这种不幸，没有人把这种不幸看作一种值得考虑和议论的现象，那么，遭到不幸的人就势必会作出这样的推断：要不是别人无权议论这个问题，那就是别人认为这个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因而不愿意议论这个问题。可是，就连最缺少教育的葡萄种植者也需要别人承认他们的不幸，需要别人对他们的不幸表示这种精神上的同情，尽管他们可能只是作出这样一种推断；在一切人都在考虑而且许多人都在发表议论的地方，很快就会有一些人行动起来。即使假定当局确实曾经准许自由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这种讨论也并没有进行过；不言而喻，人民相信的只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他们相信的不是那种可能存在的坦率发表意见的报刊，而是那种实际存在的坦率发表意见的报刊。因此，在王室内阁指令颁布之前，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虽然已经觉察到自己的贫困，虽然也听到别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还有一种公开而坦率地发表意见的报刊，而在这个内阁指令颁布之后，他们看到这种报刊仿佛自天而降，所以，他们就推断王室内阁指令是促使报刊采取这种行动的唯一原因，看来，这至少曾是一种很有普遍性的推断。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出于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对报刊的这种行动特别关注。因为这种关注正是直接由实际需要而引起的。最后，我们认为，姑且不谈这种意见的普遍性，通过一番细致的考察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1841年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序言中就有这样几句话：
　　序言中的这几句话保证报刊获得了国王的特殊承认，即保证报刊获得了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国王的一句话就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甚至把这句话当作具有魔力的咒语，当作能医治他们的一切病痛的万应灵丹，这种情况看来只能证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具有真正忠于国王的思想，证明他们所怀的不是平和适度的、而是无法抑制的感激之情。
　　关于第三点：
　　我们已经竭力说明，由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状况的特殊性，必然产生对自由报刊的需要。其次，我们说明了，在王室内阁指令颁布之前，即使报刊没有受到特殊限制，单单是普鲁士报刊的普遍状况也会使这种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最后，我们就要来说明，实际上存在着以敌对方式来阻挠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状况的特殊条件。在这里，我们也应该首先强调指出我们在论述中所遵循的观点，重新认识一般关系对当事人意志的巨大影响。我们应当把这些阻碍坦率而公开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状况的特殊条件，仅仅看作上述一般关系的实际的体现和鲜明的表现，这些关系就是管理机构对待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特殊态度，报刊和社会舆论的普遍状况，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神及其体系。既然这些关系看来在当时是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那么几乎不言而喻，这些关系也必定会作为这种力量而产生影响，必定会在某些事实中得到体现，并在个别的、从表面看来是任意的行动中显示出来。谁要是抛弃这个客观观点，他就会带着片面性沉浸在怨恨的情绪之中，去对待那些曾经代表现存关系的严酷性来反对他的个人。
　　人们不仅应当把书报检查机关造成的某些困难视为报刊面临的特殊障碍，而且同样也应当把一切特殊条件视为这种障碍，这些条件使书报检查的对象连企图露一下面都不可能，结果使得书报检查机关成为多余的东西。在书报检查机关引人注目地、持续而尖锐地同报刊发生冲突的地方，人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推断，报刊已经获得了活力，具有了坚强的性格和自信心，因为只有能觉察到的作用才会引起能觉察到的反作用。而在虽然存在着对自由的、也就是能够成为书报检查的对象的报刊的需要，但并没有报刊，因而也没有书报检查机关的地方，人们则应当注意发现某些条件所起的预先书报检查的作用，在思想还处于比较质朴的形态时，这些条件就已经使它退缩了。
　　我们的目标不可能是对这些特殊条件进行哪怕只是接近于全面的描述；如果这样做，那就意味着试图描述自1830年以来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有关的当代史。我们认为，只要证明一切形式的坦率而公开的言论都受到特别的阻挠，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不管发表这种言论的形式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是没有经过书报检查而刊行的，还是经过书报检查而刊行的。
　　贫困居民情绪低落、精神沮丧，这本来就挫伤了他们公开而坦率地发表意见所必需的精神力量；而形形色色的告密行为又必然促使法院以“在官吏执行公务时或因其执行公务而侮辱官吏”的罪名对许多人判刑，这种情况就更加使他们情绪低落、精神沮丧。
　　有一个属于这种类型的案件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许多葡萄种植者说来还记忆犹新。一位县长［注：康·弗·冯·盖尔特讷。——编者注］在欢庆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寿辰的晚会上开怀畅饮，第二天，一个因慈善而特别受人爱戴的市民［注：约翰·奥伯霍文。——编者注］以开玩笑的口吻向这位县长的女仆说：“贵主人昨晚有点醉了。”由于说了这样一句毫无恶意的话，他受到特里尔违警法庭的公开审讯，不过，他后来理所当然地被宣告无罪。
　　我们之所以恰恰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是因为由此必然会引起一番简单的反思。县长们就是他们管辖的各个县城的书报检查官。但是，县长主持的管理机构及其所属的各种官方机构都是地方报刊最容易接触到的、因而也是它们反映的最主要的对象。如果说人们对自己的事情总是很难下判断，那么，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一类表现了人们以病态的敏感态度来坚持官方尊严不容触犯这一观念的事件，就确凿无疑地证明，单单是县长主持的书报检查机关的存在就足以构成坦率地发表意见的地方报刊不存在的原因了。
　　这样，既然口头讲了一句毫无成见的、平平常常的话就得到违警法庭去受审，那么，作为发表自由意见的书面形式的请愿书虽然还远不像报刊那样具有公开性，但结果也同样会受到违警法庭的追究。在前一种情况下，是官方尊严不容触犯的性质阻碍人们发表坦率的言论，在后一种情况下，则是国家法律不容触犯的性质阻碍人们发表坦率的言论。
　　由于1836年7月3日的“内阁指令”中提到国王［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派遣王子［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到莱茵省了解该省情况，特里尔行政区的一些农民就感到有必要请求他们的“省议会议员”［注：尼·瓦尔德奈尔。——编者注］为他们写一份请愿书给太子。同时，他们还提出了需要申诉的几点。为了增加请愿者的人数，从而使请愿书具有更大的影响，这位省议会议员派了一个使者到周围的地区去，结果他征集了160个农民的签名。请愿书原文如下：
　　这位省议会议员想呈送给太子的这份请愿书，被另一个人收下了，这个人满口答应将请愿书转交太子殿下。后来，这份请愿书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而司法机关倒对这位省议会议员提起了公诉，说他是请愿书的起草人，说请愿书含有“对国家法律的无理的、有失恭敬的指责”。根据这个指控，这位省议会议员在特里尔被判处六个月徒刑并罚交诉讼费。但是后来上诉法院修改了这一处罚，只将上述判决中罚交诉讼费这一条保留下来，理由是被告的行为有些轻率，因而引起了这场诉讼。而请愿书的内容本身则被认为是完全无罪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次请愿一方面由于太子出巡所抱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被告具有省议会议员的身分，必然会在周围整个地区发展成极其重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必然会引起公众十分密切的关注，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次请愿的结果既不可能激励人们公开而坦率地讨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也不可能使人相信当局或许还怀有这方面的愿望。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对报刊进行的实际限制，即书报检查机关实行查禁的情况，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很少发生的，因为很少有人尝试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状况进行一场能够成为书报检查对象的讨论。
　　某乡镇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没有被县长主持的书报检查机关准许发表；在这份记录里除了有一些古怪的言论外，还有一些坦率的言论。这次会议是在乡镇委员会里举行的，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则是由乡镇长［注：雅·施万。——编者注］整理的。这份记录一开头就说道：
　　最后，即使一种公开而坦率的言论突破了上文所说的一切障碍，一反常规地被刊登在报纸上，它也会被视为违反常规的现象，并在事后遭到取缔。关于这一点，也同样有一件事实可以证明。几年前，波恩的官房学教授考夫曼在《莱茵一摩泽尔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的文章，在三个月内，各种公开发行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以后该文就被王国行政区政府查禁了，而且这个禁令现在实际上仍然有效。
　　我认为，关于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对12月10日的内阁指令，对以该指令为依据的12月24日的书报检查令，以及对报刊从那时以来采取的比较自由的行动的态度的问题，已经由这一切提供了十分全面的解答。余下的事情是再论证一下我所提出的下列论断：“葡萄种植者的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这句引起争议的话可以分为两部分，即“葡萄种植者的悲惨状况长期受上级机关怀疑”和“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
　　依我看来，第一句话用不着再证明了。对于第二句话，即“他们求助的呼声被看作无理取闹”，我们不能像总督先生所做的那样，直接根据第一句话作出这样的解释：“他们求助的呼声被上级机关看作无理取闹。”不过，如果把“上级机关”理解为“官场”的同义语，那么添上这几个字也是可行的。
　　葡萄种植者的“求助的呼声”一语不仅可以作为比喻，而且还可以在它的本来意义上使用，这一点可以从上述的全部报道中看出。一方面，这种求助的呼声被指责为不讲道理，而对贫困本身的描述又被认为过分夸大，并带有图谋私利的恶劣动机，另一方面，处于这种贫困境地的人们提出的申诉和请求则被理解为“对国家法律的无理的、有失恭敬的指责”——我们的这些看法已经为政府的发言和刑事诉讼所证实。其次，一种夸大其词的、曲解实际情况的、因动机恶劣而言过其实的、含有对国家法律的无理指责的叫喊，就等于“吵闹”，并且等于“无理取闹”，我们的这一论断至少不能认为是无稽之谈或欺人之谈。因此，等式的一方最后可以用它的另一方来代替，看来这就是合乎逻辑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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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39]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即《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自1819年10月18日起为期五年》，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9年柏林版第20号第224—232页。——107、379。
　　[40]马克思引用的这段文字可能出自《就实行书报检查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1841年12月24日》，见1841年12月27日《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内阁通报》(柏林)内务部办公厅编，第2年卷第15期第332—333页。——107、380。
　　[113]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德)签订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卑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该同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1871年。——294、367。
　　[166]《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是马克思针对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责难，为《莱茵报》驻摩泽尔记者彼·约·科布伦茨在揭露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进行辩护而写的(参看注165)。由于面对总督的指责，科布伦茨有意退缩，他虽然把省议会议员尼古劳斯·瓦尔德奈尔被判刑(此事在马克思的证据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事告知了马克思，但是他只是寄来了一篇很不像样的答复，于是，马克思便亲自承担了为科布伦茨的观点进行辩护，并揭露普鲁士的反动政策的任务。为此就必须获得证明材料，进行研究和分析。文章清楚地叙述了尼·瓦尔德奈尔起草请愿书及其被控告的案件的经过并全文引用这份请愿书，这使人们可以推测，马克思大概直接找到瓦尔德奈尔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有关的材料。马克思还要求科布伦茨补充提供一些事实和报道。文章前面提到《莱茵报》编辑部一再要求科布伦茨作出补充说明并指出消息的来源，也不是为推迟答复寻找理由的推脱之辞，而是有据可查的事实。贝恩卡斯特尔县县长1843年1月28日曾经报告说，科布伦茨曾到该县为这篇文章收集材料，这是可靠的事实。事实上，马克思利用了科布伦茨提供的材料。
　　马克思把文章分为五个独立的部分。A和B两个部分于1843年1月15—20日分五次在《莱茵报》头版头条连载。马克思在1843年1月27日以前或这一天把C这一部分送交书报检查机关审查。1月26日刚到任的新书报检查官于次日在科布伦茨市向总督府报告对《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续篇的否定意见。随后，沙培尔的代表决定禁止继续发表这篇文章，沙培尔对决定表示同意。至于D和E两个部分是否已经脱稿或构想出来，目前不得而知。1843年2月10日在《莱茵报》的内容提要上提到了“摩泽尔通讯。《莱茵报》驻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可是并没有发表文章的正文。这篇文章是政府决定从1843年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并在查封前对该报实行特别严格的书报检查的主要原因之一。——357。
　　[167]《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公报》第4号于1841年在特里尔出版。其中包括文章中提到的送呈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书：《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的呈文。致王室名副其实的枢密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冯·阿尔文斯莱本伯爵先生……1839年10月10日〔于特里尔〕》。送呈这份报告书的主旨是要求削减土地税。1839年12月29日，该协会理事会又提交了一份补充报告，请求彻底豁免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者1838年的葡萄酒税。然而这一请求遭到了财政大臣的拒绝，他把削减土地税的报告转交给特里尔行政区政府。该政府责成税务督察官楚卡尔马里奥审查协会提交的报告书。本文中下面的引文也都引自协会公报。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成立于1836年3月12日。协会的宗旨是调查并推广改善葡萄种植业的各项措施。协会会员通常都是富有的葡萄种植者。因而在改善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方面未能起到实际的作用。——364。
　　[168]冯·沙培尔1837年至1842年8月任特里尔行政区长官，后任莱茵省总督。他的前任总督恩·冯·博德尔施文格在1832—1834年担任过特里尔行政区长官并于1842年任财政大臣。——374。
　　[169]由莱茵省前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倡议，限制地产析分的法律草案曾被提交给1841年召开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讨论。经过辩论，省议会否决了这个草案(参看注94)。马克思曾打算在他写的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的第四篇文章中分析这场辩论(参看注50)。——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