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65]
我们至今尽管不把《科隆日报》看作是“莱茵知识界报纸”,但是我们把它看作是“莱茵情报广告报”而加以尊重。[注:“知识界报纸”的德文是“Blatt der Intelligenz”,“情报广告报”的德文是“Intelligenzblatt”。——编者注]我们认为,该报的“政治性社论”主要是促使读者厌恶政治的一种绝妙的手段,目的是使读者转而更狂热地醉心于充满活力的、洋溢着产业精神的、常常是妙趣横生的广告领域;使读者在这里也遵守下述规则:经过崎岖小路,到达星辰之上,经过政治,到达牡蛎那里[注:拉丁文“astra”(“星”)和德文“Auster”(“牡蛎”)这两个词是谐音。——编者注]。但是,《科隆日报》以前一直保持的政治和广告之间非常恰当的比例,最近已被一种可以叫作“政治产业广告”的特殊广告破坏了。因为编辑部最初不知道应该把这种新式广告排在哪里,所以往往把广告变成社论[66],把社论变成广告,而且变成政治语言中称为“告密书”的那种广告[注:德文“Anzeige”既有“告发”、“告密”的意思,又有“广告”的意思。——编者注]了。如果这种广告是付了钱的,那就径直称为“广告”好了。
北方有这样一种风俗:如果饭菜很简单,就先请客人喝上等烈性酒。我们很乐意遵照这个风俗,在吃饭时先请我们的北方客人喝烧酒,因为这顿饭,即《科隆日报》第179号的大“有毛病的文章”[注:“社论”的德文“leitender Artikel”与“有毛病的文章”的德文“leidender Artikel”发音相似。——编者注]没有一点“精神”[注:德文“Spiritus”既有“烈性酒”的意思,又有“精神”的意思。——编者注]。因此,我们先请读者看一看琉善的《神的对话》中的一个场面,这里引的是“通俗易懂的”译文[67],因为我们的读者之中至少有一个不是希腊人。
琉善的《神的对话》
XXIV.海尔梅斯的怨言
海尔梅斯、玛娅
海尔梅斯 亲爱的妈妈,难道在整个天堂里还有比我更不幸的神吗?玛娅 不要这样说,我的儿子!
海尔梅斯 为什么我不能这样说呢?有一大堆的事情要我去操办,而且我总是要独自干活。并被支使去干那么多奴隶差役。天刚一亮,我就得起来去打扫食堂和整理议事厅里的每一张靠椅。干完以后,我又得听丘必特的吩咐,整天上上下下充当信使。刚刚回来,满身尘土,又要去伺候吃饭,端饭送菜。最糟糕的是,唯有我连夜里都得不到安宁。因为夜里我必须把死人的灵魂引渡到普路托那儿去,并且在审判死人灵魂的时候充当听差。我白天的辛劳还不够,我还要去练体操,要在人民会议上当宣谕官,要帮助人民的代言人记熟演说词,——这种种事务已使我筋疲力尽,但是我还得料理一切有关死人的事务。
自从被逐出奥林波斯山之后,海尔梅斯仍然照老规矩继续干“奴隶差役”,并且料理一切有关死人的事务。
《科隆日报》第179号那篇有毛病的文章究竟是海尔梅斯本人写的,还是他的儿子山羊神帕恩写的,让读者去判断吧。但读者首先要记住,希腊的海尔梅斯是一位雄辩之神和逻辑之神。
“我们认为,通过报纸传播哲学和宗教观点,或者在报纸上攻击这些观点,都是不能容许的。”
一听到这种老年人的唠叨,我就知道作者[注:《科隆日报》编辑海尔梅斯。——编者注]想要发表一篇枯燥、冗长而又充满各种神谕的祷文,可是我竭力抑制住自己急躁的情绪,我想,难道我能不相信这个明智的人吗?他是如此坦率,以致能在家里完全开诚布公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我又继续看下去。然而真是怪事!虽然不能指摘这篇文章有任何哲学观点,但是它至少有一种攻击哲学观点和传播宗教观点的趋向。连文章本身都否认自己有存在的权利,并预先声明自己不合格,那么这篇文章叫我们说什么好呢?饶舌的作者将答复我们说,他自己将指点我们怎样阅读他的吹牛文章。他说他只提供思想的片断,而让“读者的洞察力”去“比较和联系”。当然,对于他甘愿经营的那种广告来说,这是最巧妙的方法。因此,我们也打算在自己的文章里来“比较和联系”一番,但是,如果念珠串变不成珍珠项链,那就不是我们的过错了。
作者声明:
“据我们看来,一个党采取这种手段<即通过报纸传播哲学和宗教观点,或者攻击这些观点>,就表明它意图不纯正}它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教诲和启发人民,而是要达到其他的另外的目的。”
既然作者本人的意见是这样,那么文章所追求的就只能是另外的目的。而这些“另外的目的”是瞒不了人的。作者说,国家不但有权利,而且也有义务“禁止不够资格的空谈家胡说八道”。显然,作者指的是他的观点的反对者,因为他早就以够资格的空谈家自命了。
因此,这里所指的是要在宗教事务方面重新加强书报检查,要采取新的警察措施来对付勉强能透过气来的新闻出版界。
“据我们看来,能够责备国家的地方,不是它过分严格,而是过分宽容。”
但是,社论的作者忽然想到,责备国家是危险的。因此,他就把矛头转向当局,他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责难变成了对书报检查官的责难,他指摘书报检查官,说他们实行“书报检查太松”了。 “虽然不是国家的但是‘个别当局’的应该受到责难的宽容,到现在为止也表现在:允许新近的哲学派别在报纸上和其他并非专供学术界人士阅读的出版物上对基督教进行极其无理的攻击。”
作者停了一会儿,又忽然想起,不到一个星期以前他还认为书报检查自由为新闻出版自由所留的余地太少[68],而现在他又认为书报检查官对报刊管束太松了。必须设法自圆其说。
“只要书报检查制度还存在,它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割去因幼稚的狂妄而产生的令人厌恶的赘疣,这些赘疣最近经常损伤我们的眼睛。”
视力差的眼睛!视力差的眼睛!而“视力最差的眼睛将要被那种只是面向广大群众的理解力的做法所损伤”。如果稍稍放松书报检查,就可能使令人厌恶的赘疣出现,要是实行新闻出版自由,情况又会如何呢?如果我们的眼睛视力太差,竟然不能忍受经过检查的报刊的这种“狂妄”,那么它们的视力又怎能变好,足以忍受自由报刊的“大胆”[注:“狂妄”的德文“úbermut”与“大胆”的德文“Mut”为同一词根。——编者注]呢?
“只要书报检查制度还存在,它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一旦它不存在,那又会怎样呢?应当这样理解这句话:书报检查制度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尽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而作者又忽然想起:
“我们的责任并不是做一个公开的原告,因此我们拒绝作更详细的说明。”
真是天使般善良的人儿!他拒绝作更详细的“说明”,然而,只有十分详细而明确的特征才能证明和说明他的观点究竟要求什么。可是,他只是低声地说些含糊其词的令人怀疑的话。他的责任不是做一个公开的原告,他的责任是做一个秘密的原告。最后,这个可怜虫想起他的责任是要写自由主义的社论,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新闻出版自由的忠诚朋友”。于是,他就使出这最后一招:
“我们禁不住要抗议这种行为,假如这种行为不是出于偶然的疏忽,那么它的目的不外是要使比较自由的新闻出版运动在社会舆论面前名声扫地,从而把制胜的王牌交给担心用直截了当的办法达不到目的的敌人。”
这位如此勇敢而又机智的新闻出版自由的捍卫者教训我们说,既然书报检查机关不是一只挂着“我在睡觉,别叫醒我!”牌子的英国豹子,它当然会采取这种“致命的”办法使比较自由的新闻出版运动在社会舆论面前名声扫地。如果新闻出版运动要去提醒书报检查机关注意“偶然的疏忽”,并希望“书报检查官的削笔刀”替它在社会舆论面前维持名誉,那还用得着去败坏这样的新闻出版运动的名声吗?
只有当人们把放纵无耻行为也称为“自由”的时候,这种运动才能叫作“自由的”运动;一方面装扮成比较自由的新闻出版运动的捍卫者,另一方面却又教训我们说,报刊一旦没有两个宪兵搀扶,就必然会跌进污水沟,难道这还不是愚蠢和伪善的无耻行为吗?
既然哲学书刊自己在社会舆论面前使自己名声扫地,那么书报检查机关、这篇社论还有什么用处呢?当然,作者无论如何也不希望限制“科学研究的自由”。
“目前科学研究理应有无限广阔的活动范围。”
可是,这位先生对于科学研究有什么看法呢?我们看看下面的言论便可以明白: “必须严格区别什么是科学研究(通过科学研究,基督教只会取得成功)的自由所要求的东西和什么是超出科学研究界限的东西。”
如果科学研究的界限不由科学研究本身来决定,那么该由谁来决定呢?科学的界限应当按照这篇社论来规定。因此,社论承认“官方理性”的存在,这种理性不从科学研究中学习,反而去教训科学研究,并俨然作为一种博学的天意,规定科学的胡子上的每根胡须应该有多粗才能成为世界性的胡子。社论相信书报检查的科学灵感。在继续研究社论关于“科学研究”的这些荒唐的论断之前,我们先用一点时间来欣赏一下海尔梅斯先生的“宗教哲学”,即他“自己的科学”。
“宗教是国家的基础,是任何并非仅仅为达到外部目的而组成的社会团体所最必要的条件。”
证据是:“即使宗教的最原始形式即幼稚的拜物教,也还在一定程度上使人超脱感性欲望,如果人完全屈从于这些欲望,那么这些欲望就会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并使人无法实现任何较高的目的。”
社论的作者把拜物教称为宗教的“最原始形式”。可见,他承认那种未经他同意但在“科学研究”的所有名人看来已经确定了的东西,即承认“动物宗教”是比拜物教更高级的宗教形式;难道动物宗教就不是把人置于动物之下吗?难道动物宗教不是把动物变成人的上帝吗?证据是:“即使宗教的最原始形式即幼稚的拜物教,也还在一定程度上使人超脱感性欲望,如果人完全屈从于这些欲望,那么这些欲望就会把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并使人无法实现任何较高的目的。”
现在谈谈“拜物教”吧!这完全是廉价读物上的学问!拜物教远不能使人超脱感性欲望,相反,它倒是“感性欲望的宗教”。欲望引起的幻想诱惑了偶像崇拜者,使他以为“无生命的东西”为了满足偶像崇拜者的贪欲可以改变自己的自然特性。因此,当偶像不再是偶像崇拜者的最忠顺的奴仆时,偶像崇拜者的粗野欲望就会砸碎偶像。
“凡是获得了较高历史意义的民族,其人民生活的兴盛是与其宗教意识的高度发展同时发生的,其声望和力量的衰落是与其宗教文化的衰落同时发生的。”
只有把作者的论断整个颠倒过来,才能得出真理。作者完全颠倒了历史。希腊和罗马就是古代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极高“历史文明”的国家。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在伯里克利时代,智者派[69]、称得上哲学化身的苏格拉底、艺术以及修辞学等都排斥了宗教。而亚历山大时代是既否认“个人”精神的永恒不灭,又否认各种现存宗教之神的亚里士多德的时代。[70]罗马的情形更是如此!请读一读西塞罗的著作吧!在罗马的极盛时期,伊壁鸠鲁派[2]、斯多亚派[3]或者怀疑派[4]的哲学就是有教养的罗马人的宗教。古代国家的宗教随着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这用不着更多的说明,因为古代人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他们的民族”、他们的“国家”。不是古代宗教的灭亡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是古代国家的灭亡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该社论就凭这种无知居然宣布自己是“科学研究的立法者”并向哲学“发号施令!” “整个古代世界之所以必然要瓦解,是因为随着各民族在其科学发展上取得进步,作为他们的宗教观点的基础的种种谬误也必定会被揭露出来。”
可见,据社论的意见,整个古代世界之所以灭亡,是因为科学研究揭露了古代宗教的谬误。如果科学研究对宗教的谬误默不作声,如果罗马当局遵照社论作者的忠告取缔卢克莱修和琉善的著作,那么古代世界就能免于毁灭吗?我们顺便想冒昧地给海尔梅斯先生的博学补充一点材料。
正好在古代世界濒临灭亡的时候,产生了亚历山大里亚学派[71],这个学派力图强行证明希腊神话是“永恒真理”,是完全符合“科学研究的成果”的。连尤利安皇帝也属于这一学派,该学派认为,只要闭上眼睛不看新出现的时代精神,就可以使它完全消失。不过,我们来看一看海尔梅斯本人的结论吧。在古代宗教里,“关于神的东西的模糊猜想被谬误的漆黑夜幕所遮蔽”,因此不能同科学研究相对抗。然而基督教的情况却正好相反,——任何能思想的机器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实上,海尔梅斯也说:
“科学研究最大的成果一向都只为证实基督教的真理服务。”
我们且不谈过去的一切哲学毫无例外地全部被神学家指责为背弃基督教,甚至虔诚的马勒伯朗士和受圣灵感召的雅科布·伯麦的哲学也未能幸免;且不谈莱布尼茨被不伦瑞克农民指责为“Lowenix”(没有任何信仰的人),并且被英国人克拉克和牛顿的其他拥护者指责为无神论者;且不谈有一部分坚定不移、始终如一的新教神学家断言,基督教同理性不能一致,因为“世俗的”理性和“宗教的”理性是矛盾的,——对于这一点,德尔图良作了经典的表述:“这是真实的,因为它是荒谬的”[注:昆·赛·弗·德尔图良《论基督的肉体复活》。——编者注];且不谈上述这一切,我们只问一点:除了听任科学研究自由发展从而强使它化为宗教而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科学研究和宗教的一致呢?起码别的强制手段都不是证据。既然你们一开始就承认只有符合你们的观点的东西是科学研究,那么你们当然就很容易作出预言。然而,你们的论断比起印度婆罗门的论断来又有什么高明的地方呢!婆罗门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权诵读吠陀[72],从而证明吠陀是神圣的。
海尔梅斯说,是的,“这里说的是科学研究”。然而,一切同基督教相矛盾的研究不是“半途而废”就是“走上歧途”。还能有更容易的论证方法吗?
只要科学研究“弄清了它所取得的成果的内容”,那它就决不会同基督教的真理发生矛盾。但同时国家却应该注意使这种“弄清”成为不可能,因为研究不应该面向广大群众的理解力,也就是不应该成为对它自己是通俗易懂的!即使那些非科学的研究者利用一切主张君主制的报纸诽谤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也应该保持谦逊和沉默。
据说基督教排斥“任何新没落”的可能性,但是,警察应该注意不让谈论哲理的报刊作者导致这种没落,应该极其密切地注意这一点。在同真理斗争的过程中,谬误是会自行暴露的,因此不需要用外力来压制它;但是国家应该帮助真理进行这一斗争,即使不剥夺“谬误”拥护者的内在自由(这是国家无法剥夺的),也要剥夺这种自由的可能性,就是剥夺生存的可能性。
基督教坚信自己能获得胜利,但据海尔梅斯看来,基督教坚信获胜的程度还不致于轻视警察的帮助。
如果凡是违背你们信仰的东西一开始就是谬误,并且必须被看作是谬误,那么你们的要求同伊斯兰教徒的要求和其他一切宗教的要求有什么区别呢?为了不至于同教义的基本真理相抵触,哲学是不是应该照“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风俗”这句俗语所说的那样,对每一个国家都采取特殊的原则呢?哲学是不是应该在一个国家里相信3×1=1,在第二个国家里相信女人没有灵魂,而在第三个国家里却又相信有人在天上喝啤酒呢?难道存在着植物和星辰的一般本性而不存在人的一般本性吗?哲学是问:什么是真实的?而不是问:什么是有效的?它所关心的是一切人的真理,而不是个别人的真理;哲学的形而上学真理不知道政治地理的界限;至于“界限”从哪里开始,哲学的政治真理知道得非常清楚,而不会把特殊的世界观和民族观的虚幻视野和人的精神的真实视野混淆起来。在所有维护基督教的人中间,海尔梅斯最无能。
基督教的长久存在是海尔梅斯用来为基督教辩护的唯一证据。但是,难道哲学不也是从泰勒斯的时代起就一直存在到现在吗?而且按照海尔梅斯的看法,难道不正是在目前,哲学比任何时候提出的要求都要多,对自己的重要性的估计都要高吗?
最后,海尔梅斯究竟怎样证明现代国家就是“基督教”国家呢?他究竟怎样证明现代国家的目的不是使有道德的个人自由地联合起来,而是使教徒联合起来,不是实现自由,而是实现教义呢?他说:“我们欧洲国家的基础都是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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