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外交政策与军队
一 从“世界革命”到维持现状
二 国际联盟与共产国际
三 红军及其种种理论
四 民兵的废除与军阶的恢复
五 倘若战争发生时苏联将如何？
一 从“世界革命”到维持现状
外交政策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国内政策之延续，因为二者皆由同一统治阶级所执行，并追求同一历史目的。苏联统治阶层之堕落，必然会伴随着相应的在外交目标和方法上的变更。1924年秋首次宣布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就已经意味着苏维埃外交政策要脱离世界革命纲领的限制。可是，官僚们并不想就此与共产国际脱离关系。因为如果那样做，就会把后者变成一个世界性的反对组织，使苏联国内的力量对比产生不利于他们的影响。相反地，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愈少保持以前的国际主义，则统治集团愈有必要紧紧地把共产国际的舵握在手中。此时共产国际在原有的名义下替新的目的服务了，而既有新目标，自然就需要新人手。从1923年秋季开始，共产国际的历史就是它在莫斯科总部及各个支部的工作人员完全变动的历史，其所使用的方法是“宫廷政变”、自上而下的洗清，以及开除等等。现在，共产国际已经是替苏维埃外交政策服务的完全驯服的工具，任何时候都可以任其使唤。
官僚不仅与过去决裂，而且也丧失了从过去历史中汲取教训的能力。而这些主要的教训之一就是：如果没有国际的、特别是欧洲的无产阶级的直接帮助，如果没有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则苏维埃政权那时甚至不能维持十二个月之久。奥德军队之所以没有将对苏俄的军事进攻进行到底，正是因为他们已经感觉到背后有革命呼吸的暖气。在大半年之内，德国和奥匈帝国发生的几次暴动就使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 和约变成了废纸。1919年4月，法国水兵在黑海的暴动，迫使第三共和国的政府宣布放弃在南俄的军事行动。英国政府在1919年9月从北俄撤退远征队，正是因为直接感受到来自其本国工人的压力。自1920年红军从华沙撤退以后，正是因为欧洲有一股强大的革命抗议浪潮，才阻止了协约国的军队帮助波兰摧毁苏维埃国家。1923年寇松[29]爵士向莫斯科发出最后通牒，但在紧急关头，英国工人组织的反抗束缚了他的魔手。这些人所共知的事件并不是个别的或特殊的，它们表明苏维埃在其存在的第一个、也是最困难时期的全部本质。虽然革命最后并没有在俄国疆界以外任何一处胜利，但胜利的希望却不是不存在的。
在那些年月中，苏维埃政府与资产阶级的国家缔结了许多条约：1918年3月的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1920年与爱沙尼亚订约；1920年10月与波兰订立里加和约；1922年4月与德国订定拉派罗条约；此外还有许多次要的外交协议。但是在那时候，整个苏维埃政府或其中任何的一员都没有想到把这些资产阶级的外交对手视为“和平的朋友”，更没有想到要求德国、波兰或爱沙尼亚的共产党投票支持签订这些条约的资产阶级政府。并且，恰恰通过这个问题群众可以得到关键性的教育。苏维埃不得已而签定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正等于疲乏的罢工工人不能不接受资本家所加给他们的最残酷的条件。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虚伪的“弃权”形式之下使投票结果有利于这个和约，被布尔什维克斥为帮助抢劫和强盗的行为。虽然四年以后的拉派罗条约是在双方“平等权利”的正式的基础上与民主德国签订的，然而如果德国共产党把这当作口实，而表示信任资产阶级政府的外交政策，那它马上就会被共产国际开除。苏维埃国际政策的基本路线是以这一事实为根据的：苏维埃政府与帝国主义所订立的各种商业的、外交的或军事的协议，当时是无法避免的，但绝不能因此限制或削弱各资本主义国内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最后分析起来，工人阶级国家的安全只能由世界革命的成长来保障。当齐切 林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时，提议为了迎合美国的“舆论”起见，苏维埃宪法之中可以作某些“民主的”修改，列宁在1922年1月23日的官方信件中就紧急地提议，立刻把齐切 林打发到某一疗养院休养去。如果谁在那些日子敢于提议，为了博取“民主的”帝国主义的好意而参加空洞虚伪的凯洛格公约或削弱共产国际的政策，那么毫无疑问，列宁会提议把这个人送到某一疯人院去，而且在政治局中，也一定不会有人反对他的提议。
那时候的领袖们，对于一切和平主义者的幻想，如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仲裁法庭、裁减军备等，特别抱着不可妥协的态度，认为这些幻想不过是欺骗劳动群众的方法，从而可以在一个新战争爆发的时候把群众杀个措手不及。在列宁起草的1919年大会通过的党纲之中关于这个问题的那部份，我们可以读到以下明明白白的几句话：“无产阶级势力之发展，特别是它在个别国家中的胜利，加强了剥削者的反抗并迫使他们采取了资本家国际团结的一些新形式（如国际联盟之类），这种形式机关在世界范围上有系统地剥削一切人民，但其努力首要是朝着立刻压平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目标的。这一切将必然引起各国的国内战争与革命的战争（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自卫战争，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之联合。在这种状况之中，和平主义的口号，如在资本主义下的国际裁军，以及仲裁法庭等等，不只是反动的空想，而且是对于劳动者的欺骗，其用意是想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并转移其对解除剥削者之武装的注意力。”布尔什维克党纲上的这几句话，不啻是对今天的苏维埃的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它的和平主义“友人”已经遍天下——的政策的有预见性的批评，而且是那么一针见血的批评。
在干涉和封锁时期之后，资本主义世界对于苏联之经济的和军事的压力，比所料想的减弱不少。欧洲在思考的战争，还是过去的战争，而非将来的战争。然后又发生了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全世界的统治阶级手忙脚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苏联才能经过第一次五年计划的试验而维持下去，在这时期中，国内充满了内战、饥荒和瘟疫。第二次五年计划的前几年使国内状况相当改善了，但却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复兴之开始同时，此时重新产生希望、贪欲、追求、和备战。联合进攻苏联的危险，在我们看来已径很明显了，因为苏联仍然还是孤立的，因为这个占“地球六分之一面积”的地区很大程度上还是原始落后的地区，因为虽然生产工具是收归国有了但是劳动生产力还是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最后——而且从目前来看也是最重要的——还因为世界无产阶级其主要部队已经瓦解了，又缺乏自信心，同时失去了可靠的领导。如此，十月革命原本在它的领袖看来是世界革命的序幕，但在事变进程之中它得到暂时的独立的意义，现在在新历史阶段之中它又表现出世界发展的深深的依赖。于此又一次证明，“谁战胜谁”的历史问题是不能在民族疆界以内决定的，国内的成功与失败只是对于这个问题在世界舞台上的解决造就或好或坏的条件而已。
苏维埃官僚制度——我们必须在此事上还它一个公道——已经得到了不少的经验，知道怎样对民众进行操纵、麻痹、离间、和削弱，并且知道怎样欺骗民众以达到无限制地对其统治的目的。但是，正因为这个原因，它丧失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的能力。在国内既绞杀了下层人民的独立性和首创精神，它自然不能在全世界舞台上唤起批判的思想和革命的勇气。再者，它作为一个统治着和拥有特权的阶层，非常重视那些在社会形态上是与它亲近的西方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议员和工会官僚的帮助和友谊；但却看不起那与它在社会地位大相悬殊的下层工人群众的帮助和友谊。在这里，我们无闲来叙述第三国际堕落的历史，关于这个问题，作者已经有好些专著，并且已经用文明世界中几乎所有语言文字出版了。事实是这样的：狭隘的、保守的、无知的和不负责任的苏维埃官僚，作为共产国际的领袖，对于世界工人运动除了造成不幸和灾难以外，没有别的作用。好像历史自有它的公道一样，苏联现在的国际地位受害于世界无产阶级之失败，较之受益于孤独建设社会主义之成功远为之大。只消回忆两件事情就够了：1925-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东方得以自由行动；德国无产阶级的挫败，又造成了希特勒的胜利和德国军国主义的猖獗。这两件事情都是共产国际政策的结果。
热月的官僚虽然背叛了世界革命，仍自以为忠实于世界革命，他们的主要努力转向了使资产阶级“中立化”上。为了达到这点，他们必须装作是一道保障秩序的屏藩，它既是温和的、受人尊重的、同时又是货真价实的。但是，要成功伪装某样东西，不仅是短暂的成功更要长期的成功，那你必须要变成那样东西才行。统治阶层之有机演变，已经照顾到这一点了。所以，官僚在他们自己的错误的结果之下一步一步地退却，感觉到要保障苏联的安全，必须使苏联包含在欧亚现状的系统之中。一切都说过了和作过了，还有比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订立一个永久的互不侵犯的公约更好的吗﹖现在苏联的外交政策有一个明白的公式：“我们不要外国的寸土，亦不给寸土于人。”这公式不仅为苏联的外交界所广播（用他们惯常的职业语言），而且也为共产国际所宣扬（它是本应说革命语言的）。好像问题只是关于一小块土地的争吵，而不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世界性斗争﹗
中国革命崩溃之后，苏联把将中东路奉送给日本视为更为合理的做法，这件事虽然被宣布为为和平服务的自信力之表现而加以庆祝，其实是弱小的表现。把这样一条在战略上极端重要的铁路交给敌人，苏维埃政府就是在促使日本更进一步的侵略华北并推动它现在向蒙古进攻。这一种被迫的牺牲，顶多只是暂时喘息的机会，决不意味着危险的“中立化”，事实上它对东京的统治军阀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刺激。
日本在将来进攻苏联的时候，蒙古是它在战略上所必须占领的地方，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迫切。苏维埃政府也觉得不能不在这时候公开宣布：如果日本侵入蒙古，它将不惜一战。可见在这里，问题并不是直接保卫“我们的土地”，因为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有人严重威胁苏联的疆界时，消极的防卫是不够的。真正保卫苏联的方法是削弱帝国主义的地位，和巩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地位。一种不利的势力关系，也许可以强迫我们放弃许多“寸土”，如同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里卡和约、以及最近中东铁路之出让。同时，为了在世界斗争的势力关系之中取得优势起见，工人阶级国家的经常义务，就是尽力帮助别的国家的解放运动。但正是这一基本的任务与维持现状的保守政策绝不兼容。
二 国际联盟与共产国际
法国是维持现状政策的主要鼓吹者，苏联之与它恢复关系及随后与它军事同盟（这个政策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胜利之结果），是有利于法国远甚于有利于苏联的。按照条约，苏联方面对法国的军事帮助是无条件的；反之，法国方面对苏联的军事帮助，却要看法国与英意二国的预先协商而定。这样的协商将给予反苏联阴谋以无限的活动地盘。莱茵的事变证明：当初莫斯科对局势若有更切实的估量，而且有更大的毅力，则并不难从法国取得更好的保证——倘若在这不断发生外交危机、朝秦暮楚、变化莫测的时代，外交条约可以看做是“保证”的话。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看到，苏维埃官僚在压迫本国进步的工人时，比他们同资产阶级外交家讨价还价时更坚决得多。
有一种说法，认为来自苏联的帮助是不甚重要的，因为苏联与德国没有共同的疆界，这话简直不值得我们重视。德国若是要进攻苏联，则进攻的一方显然不难找得共同的疆界。如果德国进攻奥国、捷克与法国，波兰是一天也不能中立的。如果它遵守与法国同盟的义务，那它必然会让红军通过国境；如果它抛弃盟约，它就马上变成德国的同伙。在后一情况，苏联就不难找得“共同的疆界”了。再者，在将来的战争中，海上与空中的“疆界”，其作用绝不比陆地的疆界小。
苏俄之加入国际联盟，官僚用戈倍尔之流所惯用的方法来欺骗人民，说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压力”的结果。其实，资产阶级国家之所以接受苏联的加入，正因为革命的危险是极端减少了。这不是苏联的胜利，而是特尔米多官僚向这个毫无原则的日内瓦机关的投降； 按照上面所引的布尔什维克的党纲上的话，这个机关“将指挥它的力量来镇压革命运动”。自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大宪章”颁布以来，是什么东西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呢？国际联盟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中和平主义的作用？又或是苏联的政策变化﹖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
经验很快就证明，苏联之加入国联不仅没有得到更多的实际利益（这些利益本可以通过与个别资产阶级国家订约而得到），反而给自己增加许多限制和义务。苏联为了维持它刚得到的保守的声望，是带着最迂腐的忠诚来执行这些限制和履行这些义务的。在国联以内，苏维埃的外交不只要尽量迎合法国，同时还要迎合法国的同盟国，所以在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的冲突之中，苏联采取极端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利瓦伊诺夫在日内瓦不过是赖伐尔的影子而已；当他向英法外交家的“为和平”而努力——正因这些努力，阿比西尼亚才吉祥地灭亡——表示感谢之时，高加索的煤油正源源不绝的供给意大利舰队。即令你认为莫斯科政府不敢公开破坏商业条约，但是苏联的工会是用不着顾虑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的事务的。如果由苏联工会登高一呼，决定停止对意大利的贸易，则必然唤起全世界的抵制运动，其真实和有力程度将远非国联那种欺骗的“制裁”所可比拟的——那种制裁是外交家和公法学家预先与莫索里尼商量好然后才宣布的。在1926年，苏维埃工会曾经公开募集几百万卢布接济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而这次竟完全相反，它连手指头都不敢举一举，那是因为这种行动被苏联的统治官僚所禁止，而禁止得原因主要是想讨法国喜欢。可是，在将来的世界大战之中，任何的军事联盟国也不能补偿苏联在殖民地人民和一般劳动群众之间所损失的信用。
难道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不了解这一点吗﹖苏维埃的机关报这样答复道：“德国法西斯的基本目的，就是想使苏联孤立。……好吧，但是有什么用呢﹖苏联现在比从前有更多的朋友了。”（《消息报》，1935年9月17日）意大利的无产阶级给法西斯的锁链拴住了；中国的革命被粉碎了，日本在中国横行无忌；德国无产阶级溃不成军，使希特勒在全民投票中全然未遇到一点抵抗；奥国无产阶级的手脚都被束缚了；巴尔干诸国的革命政党被践踏在地上了；在法兰西，在西班牙，工人阶级正跟着激进派资产阶级后面跑。可是虽然如此，苏联自从加入国际联盟以来，现在“比从前有更多的朋友”！这个牛皮，骤然看来时非常荒谬，但如果你不就工人阶级的国家来看，而就它的统治阶层来看，那是有很真实的意义的。难道不是因为世界无产阶级惨酷失败，才使苏联的官僚在内能僭夺政权，在外则能得到资本主义国家中多少有利的“舆论”吗﹖共产国际愈不能威胁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则在法国、捷可斯洛伐克、以及别的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眼中，克里姆林宫政府的政治信用就愈高。这样，苏联官僚在国内和国外的力量，恰是与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根据地的力量成反比例的。但是，这只不过是事情的一面。还有另一面。
在惊人的做法和轰动的事件中往往流露出一种深刻洞察力的劳合·乔治[30]，在1934年11月警告下议院，责其不应谴责法西斯德国。按照他的意见，德国一定是欧洲反共产主义最可靠的堡垒。“我们将来还要欢迎它作我们的朋友哩”。非常有意义的话﹗世界资产阶级对于克里姆林官之半恭维半讥诮的表扬，一点也不是和平的保障，甚至连战争的危险也一点没有减轻。苏维埃官僚之演化，所以引起世界资产阶级之兴趣，最后分析起来，是因为资产阶级希望苏联的财产形式有改变之可能。拿破仑一世在完全抛弃了雅各布宾主义的传统之后，戴起了皇冠并恢复了对天主教的崇拜，可是他仍然是整个半封建的欧洲之仇恨的目标，因为他始终保护着由革命所创造的新财产体系。除非对外贸易的垄断取消了，资本的权利恢复了，苏联在整个世界资产阶级眼中，仍然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敌人（不管苏联的统治阶层怎样为资产阶级服务），而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则是一个朋友，即使今天不是，明天也是。甚至当巴尔都[31]和赖伏尔与莫斯科交涉之时，法国大资产阶级不管从希特勒方面来的危险，也不管法国共产党之急剧地转向爱国主义，还是顽强地拒绝与苏联妥协。当赖伏尔与苏联订条约的时候，左派责备他表面上虽然联合莫斯科来恐吓柏林，实际上是企图与柏林和罗马恢复关系来反对莫斯科。这一论断也许稍嫌不成熟，但是绝不与事变之自然发展相冲突。
不管人们怎样估量法苏公约的利害，没有一个负责任的革命政治家会否认苏联有权利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缔结暂时的协议，以作苏联安全之辅助。唯一的事情就是必须清楚地公开地告诉群众，这种局部的和带策略性的协议在历史势力总系统之中占什么地位。为着要特别利用法德的冲突，一点也用不着把资产阶级的同盟国，或把那个暂时躲在国际联盟幕下的帝国主义联盟理想化。可是不仅苏联的外交界，连现时的共产国际在内，都有系统地把一些暂时的同盟者描绘成“和平的朋友”，他们用“集体安全”和“裁军”等等口号来欺骗工人，这样一来，他们在实际上就变成帝国主义者在工人阶级中间的政治代办了。
在1936年3月1日，斯大林接见斯克利布－霍华德新闻社社长罗依．霍华德，那次臭名昭著的谈话录是一个宝贵的文件，它表明官僚对于世界政治的大问题是何等的盲目，也说明了苏联领袖与世界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虚伪。对于“战争是不可免的吗？”这个问题，斯大林答道：“我认为和平的朋友的地位是变得更强了；和平的朋友能够公开地工作，他们依赖公共舆论的力量，他们手上有像国联那样的工具。”在这些话中，连一丝一毫的现实主义都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并不在它们自己之间分成和平的“朋友”与和平的“敌人”——因为这样的“和平”并不存在。每个帝国主义的国家都只对保持它自己的和平感兴趣，这个兴趣越大，则这个和平就越让它的敌人不可忍受。斯大林、鲍尔温[32]、莱翁·勃鲁姆[33]等人所共有的一个公式，就是“如果一切国家联合在国联之中并努力保卫它，那和平就真有保障了。”这无异是说，如果破坏和平的原因不存在时，那和平就有保障了。这思想你可以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却没有用处。那些并非国联会员国的大国，如美国，很显然愿意在抽象的“和平”之外保持行动的自由。到底为了什么原因它们需要这一自由，到时候它们自会告诉我们。那些退出国联的国家（如德国和日本）或者暂时向国联“请假”的国家（如意大利），它们之所以这样做也是有它们很实际的理由的。它们之与国联决裂，只是改变了既存矛盾之外交形式，并没有改变这些矛盾的性质，也没有改变国联的性质。那些向国联誓忠的值得表扬的国家，则最有决心地利用国联以维持它们自己的和平。但是虽然如此，它们之间也不一致。英国十分愿意延长和平的期间，以牺牲法国在欧洲或非洲的利益为代价。而法国呢，它又准备牺牲英国海道的安全，以支持意大利。但是，为着保卫它们自己的利益，它们两方面都准备诉诸战争——用不着说，自然是诉诸最正义的战争。最后，那些小国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护身符，所以现在躲在国联阴影底下，将来会表现出来，它们并不是站在和平这一方面，而是站在战争中最强的联盟的那边去。
努力维持现状的国联，并不是一个“和平”的组织，而是作为少数的帝国主义去压迫作为大多数的人类的暴力组织。这种“秩序”，只有持续不断的或大或小的战争才能维持——今天在殖民地，明天则在大国之间。帝国主义之忠实于现状，是附带有条件的、暂时的、和有限度的。意大利昨天忠于于保障欧洲的现状，而不保障非洲的现状。它明天在欧洲的政策又是怎样呢﹖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非洲疆界的改变已经在欧洲发生影响了。希特勒之敢于将他的军队开到莱茵区域，只是因为莫索里尼侵占了阿比西尼亚。要把意大利算作和平的“朋友”当然很难，可是法兰西之尊重它与意大利的友谊，还过于尊重它与苏联的友谊。而在英国这一方面，则设法与德国交好。集团变化了；但欲望还是一样。那些拥护现状的国家，其基本任务就是使国联最便于各种势力的纵横联合，和使其成为准备将来大战之最有力的遮掩物。至于谁发动战争和怎样发动战争，那些具体情况是次要的。将来总有人要发动，因为所谓现状正是一个火药库。
当帝国主义的冲突还存在时，“裁军”的纲领是一种最有害的欺骗。即使它通过广泛的同意而实现了——这是多么荒诞的假设呢！——那也决不能阻止新的战争。帝国主义并不是因为有了武器才战争的；相反的，正是因为它们需要战争，所以才铸造武器。当代技术让新的而且非常迅速的整顿军备成为可能。军备不管如何协议、限制和裁减，军械库、军火工厂、实验室，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的工业，都还保存它们的力量。例如德国，虽然被它的征服者用最严厉的监察解除了武装（顺便说一句，这种办法才是“裁军”的唯一实际的形式！），但是因为它巨大的工业，现在又成了欧洲军国主义的要塞。现在又轮到它想把几个邻国的武装解除了。那种所谓“逐步的裁军”的思想，只不过是想在和平的时候减少过大的军事经费而已，那是关于资金的问题，与热爱和平无关。但是，这种企图，也仍然是没有实现。因为地理地位、经济力量、以及殖民地占领之不同，裁军标准必然要变更势力的相互关系，对某些国家有利而对另外一些不利。在日内瓦的屡次裁军企图之所以无结果，就是这个原因。关于裁军差不多已有二十年的磋商和讨论，其结果只引起整军的新浪潮，且是前所未有的新浪潮。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建筑在一个裁军的纲领上，并不是把它建筑在沙堆上，而是建筑在军国主义的烟幕之上。
为帝国主义无限制的屠杀而勒死阶级斗争，只有经过工人组织领袖的帮助才有可能成功。在1914年这个任务是在这些口号之下完成的：“最后的战争”，“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战争”，“为民主而战争”。这些口号的信用，已经被最近二十年的历史所完全破坏了。现在代替它们而起的是“集体安全”、和“广泛裁军”。在拥护国际联盟的借口之下，工人组织的领袖又准备再版一次“神圣同盟”，这个东西之于战争，其必要性并不次于坦克、飞机和“禁用的”毒气。
第三国际是在对社会爱国主义的愤怒和反对之中诞生的。但是，十月革命所装在它上面的革命的火药早已用完了。共产国际现在也和第二国际一样，站在国际联盟的旗帜之下，唯一的不同就是共产国际的厚颜无耻比较新鲜而已。当英国社会主义者史泰福德．克里布斯[34]叫国联做“国际强盗联盟”时（一个比“不正义”更为不礼貌的词语），伦敦泰晤士报讥诮地反问道：“那末，如何解释苏联之加入国联呢？”这是不容易回答的。因此，莫斯科官僚大力支持当初却曾受十月革命严重打击过社会爱国主义。
这个问题，罗依．霍华德也想得到一点解释。他问斯大林说：关于世界革命的计划和意向，现在怎样呢﹖斯大林道：“我们从来没有这种计划或意向。……这是一场误会。”霍华德：“一种悲剧式的误会吗？”斯大林：“不是，一种喜剧式的，或者一种悲喜剧式的误会，随你的便。”这些都是他们的谈话的原文记录。斯大林继续说：“苏维埃人民的思想，对于周围的国家有什么危险呢，倘若这些国家真正稳固地坐在马鞍之上？”好的——霍华德可以反问——但是这些国家如果不是稳固的呢？斯大林提出一条更能令人放心的论据：“输出革命，这个观念是荒唐无稽的。一国若需要革命，就会自己去制造革命；若不需要，就不会有革命发生。譬如说，当初，我们国家需要革命，我们就制造一个革命。……”以上的对话也是原文记录。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过渡到一国革命的理论，这本是很自然的。那么为什么有共产国际存在呢？——霍华德可以这样问。但他显然知道正当的好奇心是有限度的。斯大林这种保证式的解释，不但资本家读到，工人也读到，而这样解释却是漏洞百出的。在“我们的国家”要去制造一个革命以前，我们先从他国输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先学习外国的革命经验。几十年中，我们的亡命客在国外指导俄国的斗争。我们从欧美的工人组织得到精神的和物质的帮助。胜利之后，我们于1919年组织了共产国际。我们不止一次宣告过：革命已经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援助被压迫阶级之任务，且不仅是思想上的帮助，有可能的时候还应该以武力相援。我们也不仅限于宣告，我们还付诸行动。那时，我们曾经用武力援助过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工人阶级。我们曾经企图以红军进攻华沙来援助那暴动起来的波兰无产阶级。我们派遣过组织人才和军事人才去帮助中国革命。1926年，我们捐了几百万卢布援助英国罢工工人。这一切，现在看来似乎是一种误会，一种悲剧式的误会吗﹖不是，这是喜剧式的。难怪斯大林宣布说：在苏联的生活是“快活的”事情。甚至共产国际也由一个严肃的角色，变成了一个喜剧式的角色了。
斯大林本可以给他的访问者以更令人心服的印象，倘若他不如此毁谤过去，而是坦坦白白地拿热月的政策来对比十月革命的政策。他可以这样说：“在列宁眼中，国际联盟是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我们则认为它是一种和平工具。列宁说过革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则认为把革命输出国外去这个观念是荒唐无稽的。列宁宣布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之联合为背叛阶级利益；我们则出全力驱迫世界无产阶级走上这条路。列宁攻击在资本主义下的裁军口号是欺骗工人的口号；我们则把我们的整个政策建立在这个口号之上。”于是斯大林也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你们的悲喜剧式的误会，乃在于你们误以为我们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继承者，而其实我们是它的掘墓人。”
三 红军及其种种理论
旧时俄罗斯兵士是在农村宗法关系之下孕育出来的，他们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有一种盲目的羊群本能。苏伏洛夫，凯瑟琳二世和保罗时代的大将军，乃是指挥封建奴隶军队的无上妙手。法兰西大革命使得旧欧洲和俄帝国的战争艺术完全技穷了。自然，那时以后，俄帝国仍旧征服了若干巨大的领土，但从未有一次战胜过文明国家的军队。几次对外的失败和内部的骚动是必要的，为的是在炉火中改变国民性。红军只能在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成立起来。那种羊群本能和听天由命的心态，在较年轻的一代中已经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勇敢的精神和技术的崇拜。与个性的觉醒同时，文化水平也迅速提高起来。不识字的新兵逐渐减少了。凡是不能读书或写字的人，红军是不让他退伍的。种种体育都很发达，无论在军队中或军队的周围。在工人、军官和学生里面，射击好手都很受人尊敬。冬季的几个月里，溜冰游戏让军队显示了前所未闻的迅速行动。在跳降落伞、滑走及航空方面，都有惊人的成就。人人都知道北极和平流层的飞行活动。仅仅这几点重要成绩就可以告诉我们大量其它成就。
无需将内战几年中红军组织和作战的水平加以理想化。但是对青年指挥官而言，这几年不啻是一场大洗礼。帝制时代旧军队中的士兵、下级军官、和下士表现出组织者和军事领袖的才能，他们的意志就在这场大斗争之中锻练起来。这些自己苦干出来的人战败了不止一次，但最终他们胜利了。其中最好的份子，于是勤奋地研究学问。现在军队中的高级领袖都是经过内战学校毕业的，他们的绝大多数后来也毕业于陆军学校或特别研究班。比较年轻的军官，有一半以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其余的也在军官学校毕业。军事理论给了他们必需的思想上训练，但并未损毁内战中戏剧性的行动在他们身上唤起的勇敢。这一代人现在大约四五十岁，正当身体和精神的力量都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个时候勇敢的首创精神既建立在充足的经验之上，又没有被其消磨。
党、青年团、工会——且不论这些组织如何履行其社会主义任务——国有工业管理部、消费合作社、集体农场和苏维埃农场——且不论这些机关如何履行其经济任务——都在训练出无数的青年管理者，他们习惯于指挥人群和支配大量的货物，习惯于将自己同国家联系起来。他们是军官之天然后备队。学生服军役以前受到高度的训练，他们又构成另一种独立的后备队。学生分成了特别的队伍加以训练，在动员时很容易转成为临时军官学校。要估量这方面的大概人数，只消指出以下的数字就够了：从高等教育机关毕业的学生，现在每年有八万人；专科和大学学生数目超过五十万；所有教育机关的学生，现在将近二千八百万人。
在经济方面，尤其工业方面，社会革命向企业提供了旧俄罗斯所梦想不到的国防。计划的方法，本质上乃是工业之不断的动员，操于政府之手；甚至在建立和设备新工厂方面，也可以专从国防利益出发。红军的人力和机械力之配合，可以比得上西方最好的军队之水平。在炮兵配备方面，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时已经获得决定性的成绩了。正在花巨款来制造军用汽车、坦克和飞机。现在国内约有五十万辆拖拉机，单单1936年就生产了十六万辆，共有八百五十万匹马力。坦克车的增加也差不多是这个速度。红军的动员计划规定作战前线每公里配有三十至四十五辆坦克车。由于上次大战之结果，海军船只从1917年的五十四万八千吨减少至1928年的八万二千吨。这一方面，我们差不多是要从头开始的。1936年1月，杜哈契夫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宣告说：“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我们的力量首先集中在发展潜水艇方面 。”日本海军总部，关于苏联这方面的成就，一定很清楚知道。现在波罗的海方面也同样受人注目。可是在以后几年，海军仍只能担负起保卫沿海国境的辅助的任务。
但空军发展得非常之快。两年之前，据报纸报导，法国航空工程师代表团“看见了这方面的成功，甚为惊讶和欢喜。”他们也知道了：红军正在制造重轰炸机，数目日多一日，而其活动半径达到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公里。远东若是发生战争，则日本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将被从苏联海岸起飞的飞机所轰炸。根据报上发表的材料，红军的五年计划规定：1935年成立六十二空军大队，能同时使用五千架飞机作战。这个计划无疑已经完成了，也许还是超额完成。
航空事业是与工业中的某个部门有密切关系的，俄国帝制时代没有这门工业，但近年来已突飞猛进了。这就是化学工业。苏维埃政府，同世界上其它政府一样，都是一秒钟也不相信那些常常重复的禁用毒气的话。意大利派往阿比西尼亚去的文明开化者所做的事业，又再一次明白表示：加在国际盗劫行为之上的这类人道主义的限制，究竟有什么用处。我们可以断定说：为防备军用化学或军用细菌学方面有什么意外的事变起见，红军在这类最神秘的和最不祥的事业中也是同西方军队一样设备齐全。
至于军用工业制品的质量，则我们可以提出一点合理的疑问。我们已经说过：在苏联，生产器具比一般用品制造得更好。顾主若是炙手可热的官僚团体，工业制品的质量就比平均水平高得多，而这平均水平本来则是很低的。最有势力的主顾却是军部。武器不仅比消费用品，而且比生产工具制造得更好，这是不足为怪的。然而军事工业仍旧是整个工业中的一部分，仍旧反映出整个工业的缺陷，虽然比较其余的好些。伏若希洛夫和杜哈契夫斯基一有机会使要公开提醒工业家说：“我们并非完全满意于你们供给红军的制造品的质量”。在私下会议时，我们敢说，军事领袖一定表示更不满意。一般说来，普通军用品一定比军火更差一些。鞋子一定比机关枪粗劣。飞机发动器，虽然无疑有进步，仍旧比西方最好的样式落后很远。就整个军事配备说来，仍是那句旧话；尽快赶上未来敌人的水平线。
农业则坏得多。在莫斯科，人们时常说：工业的收入既然超过了农业的收入，那么根据这个事实苏联已经从农工业国变为工农业国了。其实，收入项之间的最新的比较，与其说是决定于工业的增长（这增长本固然是显著的），毋宁说是决定于农业水平的非常低下。好几年来苏维埃对于日本的外交如此罕见地软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粮食供给的严重困难。可是，最近三年来，这已经有不少的改善，而且能够在远东建立了军用粮食供给的根据地。
军队最痛心的缺陷，就是缺少马匹——这话似乎难以令人相信。在全面集体化的高潮之中，全国马匹约有百分之五十五都被农民宰杀了。当代军队虽然自动化了，但仍如拿破仑时代一样，平均每三个兵士需要有一匹马。但去年，事情有了大大的转机，国内马匹的数量又增加起来了。无论如何，即使下个月爆发战争，有一亿七千万人口的国家总能动员必需的粮食和马匹到前方去的——自然是牺牲了其余人民的利益。但所有国家的人民群众，一般说来，在战争之中能够得到的，除了饥饿、毒气和瘟疫之外便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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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大革命的军队是将新组织的队伍和旧时王军混合而成的。十月革命完全瓦解了帝俄的军队，不让其留下一点痕迹。红军完全是另起炉灶成立起来的。红军是苏维埃政权的变生兄弟，二者命运可谓休戚相关。它之所以无比地优越过帝俄军队，完全是社会大革命所赐。但它也免不了受苏联政权堕落过程的影响。政权之堕落反而在军队中得到最完备的反映。在估计未来大战中红军可能的作用以前，须得先略述一下它的主要思想和结构之演化历史。
1918年1月12日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建立正规军队的法令，是这样规定正规军队的任务地：“政权转移到劳苦的和被剥削的阶级之中，就有创立新军队的必要，这军队将是苏维埃政权的堡垒……并将作为将来欧洲社会革命的辅助力量。”1918年传下来的“社会主义誓辞”，每逢“五一节”，青年的红军兵士就要重述一遍，其中说他们“在俄罗斯和全世界劳动阶级眼前”宣誓，他们在那“为社会主义之进程及兄弟民族之利益而斗争，并愿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甚至牺牲生命。”斯大林现在将革命的国际性质说做“喜剧式的误会”和“荒唐无稽”，其余的不说，他起码太不尊重苏维埃政权的根本法令，这些法令是直至今日还未曾被废除的。
军队自然是与党和国家由相同的观念所孕育。当时军队的成文法律、报纸宣传和口头鼓动，都是受了世界革命精神所鼓舞，以之为实践的任务。在军部机关内，革命的国际主义纲领，甚至时常带着一点夸大的性质。已故的斯·古谢夫，曾任军队政治部主任，其后是斯大林的亲密助手，他在1921年的军事公报中写道：“我们正在组成无产阶级的阶级军队……不仅要抵御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而且要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的革命战争（攻的和守的）。”不仅如此，古塞夫还责备当时军部的首领，说他没有好好的让红军准备它的国际使命。本书著者在报纸上回答古塞夫，要他注意这个事实，即在革命过程之中．外国军事势力只有一种辅助的作用而没有根本的作用。外国军事势力，惟有在顺利的环境之下才能促进革命之完成和胜利。“军事干涉同医生的镊子一样，及时应用可以减轻分娩的痛苦，但若用之过早则只有弄成流产而已。”（1921年12月5日）在这里不能够比较详细的叙述这个并非不重要的问题的历史。但我们仍要述说一件事，即现在的元帅杜哈契夫斯基1921年曾致信共产国际，提议设立一个以他为主席的“国际参谋部”。这封有趣的信发表在他的名字意义深长的论文集《阶级战争》。对这位能干的但有几分操之过急的军官，应该在看到字面解释就明白：“一个国际的参谋部只能建立在若干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参谋部的基础之上：只要没有这个可能，则国际参谋部必然会变成一幅滑稽画。”在那几年，要不是斯大林自己——对于原则问题，尤其对于新的原则问题，他一般是避免明确表态的——那末，至少是他以后的亲密助手也都站在党和军队领导机关的“左面”。那时，他们的观念中，有不少的天真的夸大，或者你喜欢称为“喜剧式的误会”。一个大革命，没有这些东西，是可能的么﹖我们当时曾极力反对国际主义中的这种左派“滑稽画”，以后好久我们才又转移我们的武器去反对那包含在“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另外一种同样极端的滑稽画。
与后来人们所描写的相反：在那内战时代最危险的时期，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精神生活是如温泉水一样汹涌而出。在党和国家机关（连军队在内）的每个角落里，人们热烈地辩论着关于一切事情，尤其关于军事的问题。领袖们的政策受到人们自由的、而且是无情的批评。对于在军事方面的过份的书报检查，当时军部的首领在那军事公报上写道：“我很愿意承认，出版检查确实犯了许多的错误；我也认为十分必要给那批受人尊重的人物以更平凡的位置。出版检查是应当注意保守军事秘密的，……其它的事情则没有权利干涉。”（1919年2月23日）
国际参谋部问题不过是思想斗争中一段小插曲而已，这斗争的结果甚至在军队中，至少在军队上层中，形成了属于反对派性质的一种东西，虽然并未超出行动纪律范围以外。有一派“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属于这一派的人有伏龙芝，杜哈契夫斯基，古塞夫，伏洛希洛夫等——是从一种先验信念出发，认为：红军不仅在政治目的上，而且在其结构、策略和战术上，也是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军队没有共同之点的。新的统治阶级必需有一种无论在哪方面都与人不同的军事系统。在内战之时，这主要表现为对原则上容许聘用“将军”——即帝俄军队的旧军官——的抗议，以及当高级指挥部处置地方队伍的自作主张和违犯纪律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不满。这新学派中的信徒，甚至以战略原则的名义，把“运动战”和“进攻战”推到极致，反对军队集中的组织，理由是不如此就会阻遏了未来国际战场上革命的创造力。本质上说，这乃是企图将内战第一时期的游击战术扩大为经常的和普遍的系统。好多革命的军官都更赞成这种新学说，因为他们不愿去研究旧的学说。这新学说的主要中心乃是察里津（现在改名斯大林格勒）。布登尼、伏洛希洛夫、以及其后的斯大林，都是在那里开始其军事工作的。
到了战争结束之后，才出现更有系统的尝试，将这些新发明建构为完备的理论。倡导者是内战时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现已身故的伏龙芝，他在帝制时代曾因政治罪被处苦役刑。伏洛希洛夫支持他，在某种程度上说，杜哈契夫斯基也支持他。本质上说，所谓“无产阶级军事理论”，是与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论”完全类似的，二者有相同的形而上学的图式主义。这一派的人遗下的著作，其中这样或那样的实际描写，都是将无产阶级看作是国际的和进攻的阶级，以此标准特性而演绎出来——即不是从真实的时空条件出发，而是从不动的心理抽象出发。马克思主义虽然处处受人尊崇，实际上则被纯粹的唯心论所代替了。这类胡涂思想虽然是出于诚意的，但不难从中看出一种迅速发展的官僚自满心理之萌芽，它想要相信，而且想别人也相信：无论在那一方面，历史的奇迹不需要有特别的准备，甚至不需要具备某些物质的前提下就可以完成。
当时军部的首领在报纸上回答伏龙芝说：“我也不怀疑，一个具有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要是不得不同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作战，则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一定是完全不同的。但是，绝不能根据这点而企图于今日的情况下无中生有出“无产阶级战略”来。……一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面提高群众文化水平，……我们无疑将赋予战争艺术以新的方法。”但为着这个，就必须努力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去学习，而不应“凭空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推论出什么新战略来。”（1922年4月1日）阿基米得说过：若有人给他一个支点，他便能够撬动全地球。这话说得很好。但即使有人给他这个支点，他仍需要一根杠杆来撬动。胜利的革命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支点，但要撬动地球还须要制造一根杠杆。
如同它的姊姊“无产阶级文化论”一样，“无产阶级军事理论”被党排斥了。然而从结果来看，二者的命运，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何等的不同。从“一国社会主义”之宣布至一切阶级之消亡这七年时期（1924-1931年）中，“无产阶级文化”的旗帜给斯大林和布哈林高举起来了，尽管肯定没有什么显著效果。至于“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则恰相反，以前鼓吹此理论的人虽然已经占据了国家的高位，但此理论从未曾复活过。这二个如此密切联系的理论，其命运外表上竟如此不同，这在苏维埃社会之演变上是有深刻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是关系着无足重经的事情；而且官僚愈将无产阶级排斥于政权之外，就愈宽宏大度地给予无产阶级以此精神上的补偿。反之，军事理论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不仅有关于国防，而且有关于统治阶层本身的利益。这里不容许玩思想观念上的把戏。从前反对聘用“将军”的人，现在自己变成“将军”了。提议设立国际参谋部的先知们，现在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国”参谋部里了。“阶级战争”为“集体安全”的理论所代替了。世界革命的前途让位于对现状的神圣化。为着获取可能的同盟者之信任，且不要过分刺激敌人，现在需要如何尽可能地、不惜任何代价地，减少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的差别。在这个理论改变和门面刷新之背后，隐藏着含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过程。1935这一年，军队方面发生了双重的、来自政权本身的革命： 在民兵制度方面的革命和在指挥部方面的革命。
四 民兵的废除与军阶的恢复
苏维埃的武装势力将有二十年的历史了，它今天的状况，与布尔什维克党写在其旗帜上的主张相比较，究竟符合至什么程度呢？
依照党纲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军队，应当具有“一种明确的阶级性——即是说，完全由无产阶级和农民中与之亲近的半无产阶级份子所组成，仅仅到了阶级消亡的时候，这样的阶级军队才转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民兵。”党虽然把军队的全民性质推延到未来时代去，但绝不因此排斥民兵制度。恰好相反，按照第八次大会的决议案（1919年3月）“我们正在把民兵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并转变之为苏维埃的民兵。”军事工作的目的，规定为渐次创设一种军队，“尽可能地使用超出兵营的方式，即以接近于劳动阶级的劳动条件”来培养。将来，军队的各部队在地域上是与工厂、矿山、乡村、农区及其它有机的集团相合一的，“有地方的指挥部、地方的军械库和一切军用品的储藏所。”青年之地方性教育、工业和体育的团体，将代替军营所造成的团体精神，而且养成自觉的纪律而无需高踞在军队之上的职业军官。
但是，民兵制度无论多么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性，却需要一个高的经济基础。正规军所需的特殊环境已经形成了。所以地方军队必须更直接地反映国家的真实条件。文化水平愈低，城乡差异愈甚，则民兵愈多缺点和愈参差不齐。铁路、高速公路、水道、以及汽车和车路之缺少，使地方军队在战事初起最危急的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行动十分迟缓。为了在动员期间保卫国境，作战略上的移动和集中，除了地方军队以外必须有正规军。当初红军之创设，正是这二种系统之间的必要调和，但较偏重于正规军方面。
1924年，当时军部的首领写道：“我们必须经常地留心两种情况：如果说转变为民兵制度的可能性已为苏维埃政权之建立所确定好了，但转变的仍然决定于国家一般的文化条件：技术、交通手段、识字程度等。民兵的政治前提已经很巩固地建立了，但经济和文化前提则仍然极端落后。”若是具备必需的经济条件，则地区制度比较正规军只会是更好，而不是更坏。为着国防，苏联必须付出极昂贵的代价，因为它太贫穷，不能采用较廉价的民兵制度。这里是没有什么可惊异的。正因为贫穷，苏维埃社会才不得不在脖子上圈着这非常破费的官僚制度。
这一个问题，即经济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不协调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任何方面都显露出来，在工厂、在集体农场、在家庭、在学校、在文学、在军队。一切关系的基础都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站在资本主义观点看也是低下的）和原则上社会主义的财产形式之间的对比。新的社会关系提高了文化，但是这个不足的文化又把社会形式拉低下来。苏联的实际情况就是这二种倾向之间的平衡。在军队中，由于结构的极端确定性，这平衡的程度是可以用相当正确的数字来计量的。正规军和民兵的相互关系，可以作为衡量向社会主义迈进程度的良好指标。
自然和历史给了苏维埃国家以一万公里长的边界，人口稀少，道路恶劣。1924年10月15日，当时快要下台的军事领袖，又再一次警告人不要忘记了“在以后若干年中，民兵之设立必然只有一种准备的性质。每走一步都必须小心地证实之前所有步骤的正确性。”但是，1925年，新的时代开始了。从前高唱“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人得到了军权，地力军队本质上是与这学派所主张的“进攻主义”和“运动战主义”相冲突的。但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忘记世界革命了。这些新领袖希望把资产阶级“中立化”，以此来避免战争。以后几年之中，竟有百分之七十四得军队在以民兵为基础进行改组！
德国还在解除武装而且对苏联表示“友谊的”态度时，莫斯科总参谋部对于西方边界的计算，是以近邻罗马尼亚、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芬兰等的军事实力为根据的，也考虑到最强大的敌人（比如法国）可能提供的物资帮助。在这时期中（至1933年为止），法国还未被当成是来得及时的“和平之友”。近邻诸国一共可以出动一百二十师步兵作战，大约三百五十万人。红军的动员计划，准备以一支同样人数的第一等军队来保卫西方边界。远东如果发生战争，则不管情况有多严重，应付的人只有几十万，而不是几百万。每一百个战斗员，一年之内大约须补充七十五个死伤的损失。两年战争，排除伤兵康复再服役不算，全国要损失一千至一千二百万人。1935年以前，红军共有五十六万二千士兵--加上格别乌军队在内有六十二万士兵---外加四万二千军官。此外，我们已经说过，1935年之初，百分之七十四的军队是地方军队，只有百分之二十六是正规军。还有比这更好的证据，证明社会主义民兵已经获得胜利（即使不是百分之一百，也是百分之七十四）而且是“最后而不可更改的胜利”吗？
然而，上面那些计划（本身是含有条件性的），自从希特勒上台之后就根本没有作用了。德国狂热的武装起来，而且主要为着对付苏联。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幻想一下打破了。迅速临近的战争危险，迫得苏维埃政府，除了把武装人数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以外，还彻底改变红军的结构。现在红军里有百分之七十七的正规军，地方军则只 有百分之二十三地方军如此削减，差不多可说是废除了民兵制度——除非是你忘记了：军队不是和平时所需要的，而恰是战争危险时所需要的。这样，历史的经验，从这个最不许开玩笑的方面，无情地揭露出这样的道理：“最后而不可更改的”的收获，就仅仅是这样的受社会生产基础所能保证的收获。
虽然如此，从百分之七十四减而为百分之二十三，总嫌过分了些。我们可以假设，没有法国参谋部之“友好的”压力，苏联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更有可能的，这些改变很大程度上出于官僚的政治考虑，而他们此时恰好找到了有利于他们的借口。地方军，就其本性说，是直接依赖于当地人民的。从社会主义观点看，这正是这个制度的重要优点；但从克里姆林宫的观点看来，则是危险所在。正因为不愿意军队和民众接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机关才排斥民兵制度，虽然它从技术上说是很容易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代，红军表现出来的深刻不满，无疑也是废除地方军的一种重要的动机。
我们的意见一定会为反改革前后红军的详细统计所证实的。可惜我们没有这类统计，即使我们真的拥有，我们也不认为能够公开发表出来。但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意味着不二的解释：苏维埃政府将民兵在军队中的比重削减到了百分之五十一的时候，与此同时又恢复了哥萨克骑兵队——这是帝俄军队中的唯一民兵组织﹗骑兵一般是军队中享有特权的和最保守的部份。哥萨克更是骑兵中最保守的部份。在大战和革命时，哥萨克不啻是一种警察式的武力，起初替俄国沙皇服务，后来替克伦斯基服务。在苏维埃政权下，哥萨克一直是反动的。在他们当中进行集体化曾用过特别强暴手段才有成效，而集体化自然并未能改变他们的传统和气质。还有一层，哥萨克与众不同，已经恢复了私有马匹之权利。当然不会没有其它特权的。难道能不去怀疑这些草原骑士又是站在特权者方面反对被压迫者吗﹖在不断的压迫青年工人中反对的倾向这个背景之下，哥萨克骑兵队之恢复，无疑是特尔米多的最明白的表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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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红军军官以其一切资产阶级荣衔，这个法令则是给予十月革命原则以更致命的打击。红军的指挥部，其缺点及其不可估量的功绩，都是从革命和内战中产生出来的。青年人既然不许从事独立的政治活动，其中不少有能力的份子自然到了红军中去。另一方面，国家机关之日甚一日的堕落也不能不反映于红军的指挥部中。在一个公开会议上，伏洛希洛夫教训军官对于部下要以身作则时，不得不自白说：“不幸，在这一点上，我不能特别夸口”；下层兵士前进了，但“指挥官时常落在后头”。“指挥官常常不能以适合的态度回答”新问题，等等。
这是军队里最负责任的领袖（至少形式上如此）的一个悲苦的自白，一个足以惹起警告但不足以惹起惊讶的自白。伏洛希洛夫说的话，拿来对所有的官僚说，也是贴切的。自然，伏洛希夫没有想到要将统治者上层也当作是那些“落在后头”的人的一部分。难怪他们无论何时何处都向人大声叫喊，气愤地大跺其脚，而且命令说“你们要好好做事”！事实上，落后、因循以及好多其它的弊病，其主要的根源正是包括伏洛希洛夫自己在内的那个不受监督的“领袖”集团啊！
军队乃是社会的缩影，社会的一切病症在它身上都会出现，而且通常还发作得更厉害些。战争本是严肃的事情，不容许幻想和抄袭。军队需要批评精神的新鲜空气。指挥部需要民主的监督。红军的组织者当初是明白这点的，而且认为必须准备采取兵士选举指挥领导这类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情。党关于军事问题的基本议决案说：“各独立小分队内部团结之加强，兵士对自己及其指挥官的批评态度之发展……将造成顺利的条件，使得指挥人员由下层选举之原则能渐渐推广应用。”这个议决案通过之后15年——这个期间是足够做到内部团结和自我批评的——统治阶层反而转到恰恰相反的方向去了。
1935年9月，文明国家人民，无论苏联的友人或仇敌，都一致惊讶地发现，高踞在红军之上的军官现在恢复等级制了，从最低的少尉到最高的元帅。依照事实上的军部领袖杜哈契夫斯基之解释：“政府之采用军队官衔，为的替指挥干部与技术干部之发展造成一个更稳固的基础。”这个解释是有意说得模棱两可的。指挥干部的权力首先依靠于兵士的信任来加强的。正为这个缘故，红军当初才废除了军官阶级。这种等级制度之复活，绝非军事利益所要求的。重要的是指挥的地位，而不是指挥的官衔。工程师和医生并没有官衔，但社会仍能安置他们于有用的地位。指挥的地位，是受研究、才能、性格、经验等所保证的，这些需要不断的考核、尤其是个别的考核。少校头衔对当好一个营长并无帮助。红军五个上级军官晋为元帅，也不能赋予他们以新的才干或附加的权利。得到了巩固基础的并非军队本身，而是那些军官本身，而这是以与军队疏远为代价的。这次改革实现纯粹的政治目的：即给予军官们以新的社会重要性。莫洛托夫便是如此解释这个法令的意义，他说：“为的提高我们军队的指挥干部之重要性”。事情还不限于采用官衔，同时还加紧替那些军官兴建住房。1936年规定要建筑四万七千个房间，而那些军官的薪俸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七。“提高指导干部之重要性”，意思是说：以减弱军队道义上的联结为代价，使军官们更密切地同统治阶层团结起来。
很值得指出的是，那些改革家并未曾认为必须发明新的头衔来称呼这复活的阶级制。恰好相反，他们显然要与西方并驾齐驱。同时他们又显露了他们的要害，即不敢恢复将军的头衔，因为“将军”二字，在俄国人中已成为笑柄了。当宣布五个军事要人晋为元帅之时——此五人之选择更多是根据他们对斯大林的忠诚，而非才能或功绩——苏维埃报纸并不忘记提醒读者以帝俄军队的情形，它的“阶级尊敬和服从”。为什么要这样奴隶性的模仿呢？在创设新的特权时，官僚每一步都要使用从前拿来破坏旧特权时所用的论据。傲慢与怯懦轮流出现，外加日甚一日的伪善。
正式恢复“阶级尊敬和服从”，初看虽然令人惊讶，但我们应该老实承认：政府并没有多少自由选择的空间。指挥之升迁，若是根据本人的能力和功绩，则须在军队本身拥有自由的创意性和批判精神的条件之下才能实行，而且须有全国的舆论来监督军队。严厉的纪律只能与宽大的民主制相辅而行，而且是直接依靠于民主制之上的。然而军队不可能比当时的政权更加民主。官僚主义，其积习及其丑态，并不是起源于军事上的特别需要，而是起源于统治阶层之政治需要。在军队中，这种需要只会表现得更完全。军官阶级被革命废除了十八年之后又恢复过来，是以下三个指控的铁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苏维埃军队已经失去了那使它得“红”军之名的主要特性，而官僚们是如何无耻地将这些堕落的结果确立成为法律。
资产阶级的报纸很赞美这个反改革。法国官方报纸《时报》，于1935年9月25日写道：“这种外表上的改变乃是一程标帜，表明现今在全国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政权现在确然没有危险了，而且正一步一步地稳定下来。在苏维埃家庭和苏维埃社会之中，革命的习尚正在让位给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中流行的情感和习俗。苏维埃已经资产阶级化了。”这个判断无需我们添加一个字。
五 倘若战争发生时苏联将如何？
战争的危险反映出苏联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因此，战争的危险也是批评那种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乌托邦思想的论据。但是现在，这不祥的“论据”终于提出来了。
要预先列举未来各国之间大混战的一切因素是不可能之事。这种事先的计算若是可能的话，则利益之冲突都可以用账房先生的和平协议结了。在血淋淋的战争方程式中，有太多的未知数。无论如何，苏联方面是有很多有利因素的，有些从过去承继下来，有些是新政权所创成。内战几年中，外国干涉的经验又再一次证明了：俄国的最大优势依然是它的广大领土。外国帝国主义只消数日就推翻了匈牙利苏维埃——里面自然也有贝拉·孔[35] （Bela Kun）政府令人惋惜的帮忙。苏维埃俄罗斯一开始就被切断了同周围各国的交通，却能反抗外国干涉至三年以上。有个时候，革命的领土差不多缩小至旧时莫斯科公国的版图。但是，即使那样，它仍能够支持，而且终于获得胜利。
俄国的第二个大优势则是它的人口众多，每年差不多增加三百万人口，现在全苏联人口显然超过了一亿七千万人。每年的征集就有一百三十万人。最严格的检查，无论身体方面的和政治方面的，也不过排除四十万人而已。可服兵役的人，理论上估量为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实际上则可视为无限制的。
但是，领土和人口不过是战争的“原料”而已。所谓战事的“潜力”首先须依赖于国家的经济强度。在这方面，苏联比旧俄罗斯又不知便利了多少。我们之前说过，计划经济，从军事观点看来，给予了苏联以最大的优势。僻远区域，尤其西伯利亚之工业化，给予草原区和森林区全新的价值。然而苏联依旧是一个落后国家。劳动生产力之低下、生产物质量之拙劣、交通工具之薄弱——苏联在土地和人口方面的优点只能部份地抵消这些弱点而已。在和平时代，两个敌对社会制度间经济力量之决赛，可以设法延缓下去——不是无限期延缓，而是延缓一个长时期——譬如用政治手段，尤其用垄断对外贸易的方法。在战争时代，则直接在战场上决定了。这便是危险所在。
军事的失败，虽然时常引起巨大的政治变动，但其本身不不一定造成社会经济基础上的变动。一种社会制度若能保证较高度的财富和文化的发展，则决不会为枪炮所推翻。反之，胜利者倘若在进化上及不上被征服者的话，则会采取被征服者的制度和习尚。财产形式要能为军事力量所推翻，那除非是这财产形式已经与本国经济基础处于剧烈冲突的地位。德国同苏联作战，若是战败，则不仅希特勒垮台，资本主义制度也要垮台。另一方面也不难想到：苏联若战败，则不仅危及苏维埃统治阶层，也将危及苏联的社会基础。现时德国社会结构之不稳定，乃因为它的生产力早已超过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形式。反之，苏联社会制度之不稳定，则是由于它的生产力远远赶不上社会主义的财产形式。战争失败之所以会危及苏联的社会基础，同这个基础在和平时期需要一个官僚制度和一个对外贸易垄断一样，是由于这个基础本身的薄弱所造成。
然而我们能希望未来大战时苏联不致于失败吗？对于这个坦率的问题，我们也要坦率地回答：如果战争始终限于战争，则苏联之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技术、经济和军事方面，帝国主义是无比强大的多。若不是受了西方革命的麻痹，帝国主义一定会铲除那产自十月革命的制度。
人们可以回答说：“帝国主义”乃是一个抽象名词，其中是充满着矛盾的。这话不错；而且若没有这类矛盾，苏联早已从国际舞台上消失了。苏联所订的外交和军事的协议，一部分就是立足在这类矛盾上面。然而倘若没有看见这类矛盾的限度，那将陷于足以致命的错误。恰如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从最反动的到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斗争，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直接威胁之前就要停止一样，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也是会妥协的，为的是阻止苏联的军事胜利。
外交协定，借用某首相曾经说过的话，不过是“几张废纸”而已。并没有规定过外交协议至少在战争爆发之前有效。苏联与别国所订条约，当欧洲某地的社会革命产生直接威胁之时，没有一条能仍然生效的。假设西班牙——且不说法兰西——的政治危机进入了革命的阶段，那么劳合·乔治所设想的希特勒是救世者的希望一定会支配所有 资产阶级政府。另一方面，倘若西、法、比等国的动摇局势终于造成反动胜利的话，则那些条约也要消失得无踪 无影。最后，即使那“几张废纸”在战争初期仍努力保持其效力的话，那也毫无疑问，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势力的结合将受其它有力得多的因素所决定，而非受那些以食言为职业的外交家所订的盟誓所决定。
自然，倘若资产阶级同盟国获得切实的物质保证，确信莫斯科政府不仅在战争阵在线站在它们一边，而且在阶级阵在线也站在它们一边，那情形一定会完全不同的。利用苏联处在受夹攻地位的困难，那些资本主义的“和平朋友”自然要想方法在对外贸易垄断上和苏维埃财产法上钻开一个缺口。亡命在法国和捷克的白党所以渐渐开展“保卫主义”运动，就是完全依靠在这个希望之上。倘若你假定世界斗争只限于军事的层面，那么那些“同盟国”有相当的机会达到它们的目的。没有革命的干涉，苏联的社会基础一定要垮台，不仅战败时如此，战胜时也是如此。
两年多以前，一个名叫《第四国际与战争》的纲领宣布用如下的话概括苏联的前途：“国家十分迫切需要日常用品，在此影响之下，农民经济中个人主义倾向将强盛起来，集体农场内的离心力也将每月增长。……在战争的热浪之下，我们可以设想到……对同盟国资本的吸收，对外贸易垄断的违反，国家对于托拉斯监督的减弱，托拉斯之间的冲突的加剧，托拉斯和工人之间的冲突，等等。……换一句话说， 如果在长期战争时，无产阶级仍旧是无所动作，那么苏联内部的社会矛盾，不仅可能而且必然发展成为资产阶级邦那巴主义的反革命。”最近两年的事变更增加这个预测之力量了。
但以上的论断并不必然导致所谓“悲观主义的”结论。如果我们不愿对资产阶级世界之物质上优胜，对帝国主义“同盟国”之必然叛变，以及对苏维埃制度的内部矛盾视若无睹，那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致于过分高估敌对国或同盟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在一个消耗到底的战争能够彻底衡量经济力量之对比以前，制度本身之相对稳定性早已受到考验。认真推测未来大屠杀的严肃理论家，都一致将革命的或然性或甚至必然性列入于战争的各种结果之估量之中。在某些圈子里有人时常提起一种小规模“职业军”的想法，尽管这种想法同戴维和歌利亚[36]中的个人英雄思想同样虚幻，但在其虚幻之中却透露出对于武装民众之惊恐。希特勒从来不放弃机会来表明他的“爱好和平”，他常提醒：西方若是发生战争，必然要惹起新的布尔什维克风暴。今天以前阻止战争爆发的力量，并不是国际联盟，并不是集体安全公约，并不是和平主义运动，唯一的是统治阶级对于革命的自卫性的惧怕。
社会制度，同其它所有现象一样，必须用比较的方法去估量。虽然有这许多矛盾，苏维埃制度在稳定性方面，仍然比其可能的敌人的制度有巨大优越处。纳粹党所以能够统治德国人民，乃由于人民忍受不住德国社会矛盾之紧张。这些矛盾并未除去，也未减弱，不过给法西斯禁压住了。战争的发生又会使这些矛盾显露出来的。希特勒比威廉二世更不可能令战争走向胜利。惟有及时的革命，才能使德国免于战争，因此免于又一次的战败。
世界舆论将不久之前日本军人残杀政府大臣的事件，说成是一种过度狂热的爱国主义的笨拙表现 。其实，这个残杀，虽然意识形态不同，仍与俄国虚无主义者用炸弹攻击帝俄官僚制度，源于同一的历史典型。日本人民在亚洲式的农地制度和超现代的资本主义配合压迫之下窒息受苦。朝鲜、满洲和中国，一俟军事压迫稍微松懈，就要崛起反对日本的暴政。战争将使这大和帝国遭受最大的社会灾难。
波兰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毕苏斯基的政权是一切政权中最无所作为的，它甚至不能减弱一下土地对农民的奴役。 西部乌克兰（加里西亚）在很严重的民族压迫之下存活。工人不断的罢工和反叛，动摇了全国。波兰资产阶级企图与法国联合又与德国亲近以求自保，但它的诡计除了加速战争之爆发，并在战争中必然灭亡之外，是没什么结果的。
战争的危险和苏联的失败是实在的，但革命也是实在的。革命若是不能先爆发来阻止战争，那么战争就将帮助革命的爆发。第二次分娩一般 总比第一次容易些。新的大战发生后，不需两年半便会出现第一个暴动。而且，革命一经开始，这回就不会半路而废。长远来说，苏联的命运不是由总参谋部里的地图来决定，而是由阶级斗争的地图来决定。惟有欧洲无产阶级坚决地反对其资产阶级以及与资产阶级同一阵营的“和平朋友”，才能保卫苏联，免遭毁灭，免遭“同盟国”的暗算。若是无产阶级在好些国家得到胜利，即使苏联战败了，那也不过是短时期的事。反之，若是帝国主义仍旧操纵了苏联以外的世界，则苏联无论如何战胜，都不能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
苏维埃官僚的支持者，说我们“轻估”了苏联与红军等等的内在实力，就像我们以前“否认”一国社会主义之可能性一样。这类的论点如此不通，使得连交换意见也不可能。没有红军，苏联早就像中国一样被击碎了、分裂了。惟有红军对于未来资本主义敌人之顽强和英勇的抵抗，才能替帝国主义营垒中阶级斗争之发展造就顺利的条件。这样说来，红军是一个有巨大意义的因素。但是绝不是说它是唯一的历史因素。它能给革命以一种强大的推动就已经很不错了。革命能完成主要的任务，单靠红军是完成不了的。
没有人要求苏维埃政府到另一个国家进行冒险、作出不合理的举动、或者尝试以暴力催迫世界改变。恰好相反，过去官僚们做这类尝试时（如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和广州等）只能给反动势力所利用，当时左派反对派都曾作出及时的批评。这里所说的，是关于苏维埃国家的一般方向的问题。苏维埃外交政策和世界无产阶级殖民地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其最不祥的表现，就是共产国际屈服于保守的官僚主义及其无为迟钝的新宗教之下。
欧洲工人和殖民地民族，站在“维持现状”的旗帜之下是无法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要爆发出来并且破坏现状，恰像胎儿已经长大必然要打破怀孕的现状一样。劳动者并无丝毫利益来保卫现存疆界，尤其是在欧洲的疆界——在受本国资产阶级统治时如此，在暴动起来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时更是如此。欧洲的衰落正是为了这个缘故：即在经济上分裂为差不多四十个准民族国家，各有各的关税、护照、货币制度和保卫民族特殊性的庞大军队等，由此成为巨大的障碍物，拦阻了人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道路。
欧洲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不是永久保持疆界，而是用革命方法废除疆界，并不是维持现状，而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合众国”！
[29] 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son, 1859-1925), 英国保守党人﹐1919至1924年任外交大臣。
[30] 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 1863-1945), 英国保守党人﹐1916至1922年任英国首相。
[31] 巴尔都(Jean Louis Firmin Barthou, 1862-1934), 英国政治家﹐律师﹐1913年任总理﹐1934年任外交部长﹐同年十月被法西斯份子暗杀。
[32] 鲍尔温(Stanley Baldwin, 1967-1947), 英国保守党人﹐三度担任首相(1923-1924,1924-1929,1935-1937) 。
[33]莱翁·勃鲁姆(Léon Blum, 1872-1950), 法国社会党领袖﹐三度出任法国总理(1936-1937, 1938﹐1946-1947)。
[34] 史泰福德．克里布斯(Stafford Cripps, 1889-1952), 英国工党人﹐二战期间曾任驻苏联大使﹐战后任财政大臣多年﹐1951年任费边社主席。
[35] 贝拉·孔(Bela Kun,1886-1939), 匈牙利共产党领袖﹐1919年三月在匈牙利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任总理。同年八月一日共和国给推翻。
[36] 戴维(David) 是以色列王﹐少年时代曾以一块石头打败了巨人歌利亚(Golia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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