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航老师在课堂上的讲话被学生举报，该老师已经被暂时停课。
现实中不敢争论，网络上却可以很热闹，有一种说法比较流行，就是把学生的行为称为“告密”。作者的导向很明显，暗指学生不当。但网友的评论中则是支持学生居多。
事实上，老师在课堂上的讲话是公开的，全体学生都听到了，不是秘密讲话，把公开讲话举报不属于告密，因为老师也没有把自己的讲话当成秘密，而是当作传道。
不久前，安徽也发生了做励志演讲的教授胡说八道，当场被学生打断并批评。
对于两次事件中学生的表现，我本人更倾向于那位安徽中学生的处理方式，学生发现老师有明显错误，可以并且应该当场跟他理论、辩论甚至是打断，从法律和制度两个方面出发，老师可以犯错，学生也有权质疑老师错误，向上级举报并非最好的方式。
什么情况下需要举报呢？
在多数人都认为老师失范甚至违规违法又不听劝阻且还不做改正的情况下，学生应该选择举报，而不是一发现问题就举报，学生也应该容许老师偶然犯错并帮助老师改正错误。安徽中学生的方式为什么好呢？因为可以当场展示不同的声音，可以让胡说八道的人有所顾虑，可以让当老师的人学会严谨。
有些人把学生举报说成告密的理由是学生在阻止老师讲真话，并把此类学生定性为极左思维和文革认知。
我认真看了一下网传的南航老师在课堂上的主要观点，如果他真讲了这些话，这根本就不是讲真话假话的问题，是一种典型不学无术的表现。老师是干嘛的？按我们祖传的说法，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而南航的老师却在传播“小道消息”，稍有一丁点认知能力的人都清楚，除一两条是可以认定的，其余信息显然都是吃网络新闻快餐吃多了的表现，无知者可以信，大学老师就不应该轻信。
从最近的两件事，我又想起了两年前的“方方日记事件”，在知道方方要出书之前，国内网络对方方的赞美很多，我本人也支持她写日记。后来，大家发现并不简单，她写日记的目的变了，她写日记的追求变了，然后声讨她的声音便多了起来。
当她发现有一股浪潮在扑向她时，又习惯性祭出了“极左”和“文革”两把大刀，试图压制批评声音，因为国内宣传定式中不太喜欢这两种人。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公众并不认同她挥起的大棒。
她错在哪里呢？
错在虚伪的民主心理。她一直在鼓吹多种声音，一直在倡导民主，但一遇到批评自己的声音时，便不喜欢民主，她一面反对有人对自己上纲上线，一面又给批评者上纲上线。
跟她一样的人多吗？很多，并且大多出现知识分子堆里。
我也一直在倡导多种声音共存，我的文章也有人批评，但我从不干预，只有一种情况我会联系网站管理者，如果有些人的言论涉嫌违法或触及红线，那我就得请求网管删除。
学生举报老师后，南航停掉老师的课是否恰当？
我个人也认为，停课不能算是最好的方式，最好的方式是“当事人析理”和“督导跟进”。
在接到举报后，学校可以要求该老师在下一次课的课堂上跟学生把自己的十几个观点全部展示印证材料，并且是有准确证据的印证，不是把百度里查的文章拿来印证。老师为什么受尊重？传道授业啊！你得有超出其它各行各业的严谨性，你讲的每个结论都应该是认真考证和严密思考过后的产物，而不能像网络小混混一样信口开河，网络消息，学生自己也能看，还用得着老师在课堂上讲？
如果该老师无法对学生做出合理解释，那就要求老师当场向学生道歉，承认自己之前讲过的结论是不客观的，并希望学生给予原谅，鼓励学生今后选择当场辩理的好习惯，辩理的过程成为常态了，谁还会举报呢？中国老师有一个普遍的心理脆弱区——向学生道歉很伤自尊，都还活在把自己当“孔子”的高位上，容不得挑战，一被挑战，就喊逆天。十几年前，中国公知都在宣传美国的师生平等。现在，一碰到真有学生觉醒，心里又有些慌。
学校第二个要做的工作是，定期安排教学督导听该老师的课，考察他的教学能力是否符合大学老师的要求，如果发现他的水准确实达不到要求，可以停止的教师资格，如果他的水平没有问题，只是立场和观点偏激，可以要求他修正并接受监督。
现在，不得不要求我们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正常情况下，这些事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在国内为何就能演变成公共事件？
我认为，除了公知、演讲者和老师有问题，听众也有问题。
台上的人讲什么，台下的人就接受什么，99.9999%的人不管听了什么，都是被动地听，要么直接相信，即使不信，也不愿意当场质疑，否则，可能会违背中国做人的道理，默认胡说八道的理超过了辩论真理的理。久而久之，“无条件默认”就变成了“奴性接受”。
那为什么“奴性接受”会表现为一种社会现象？
这跟近几十年形成的“精英主宰”有关。经济的分化导致了阶层分化，阶层分化又导致了言论主导权的分化，言论是否是真理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掌握在谁手上，“精英言论”约等于“真理”已经成为惯性，站在反对精英立场的人，不是被认定为“义和团”，就是被认定为“红卫兵”，只要你很土，只要你很穷，只要你书读得少，只要你处在底层，你的话就不应该代表正确，如果奢望代表正确，那必须给你扣个帽子。“土穷盲底”反对精英是造反心理，“高大上贵”反对贱民是民主思维，格调就被这么给划定了。最近，你讲“资本家”三个字也不行，说是侮辱了民营老板。那我就想，你搞资本，不能称资本家，那搞科学的，也不能称为科学家了？你搞文学的，也不能称为文学家了？“资本家”难道是贬义词？不见得吧？
如果“土穷盲底”跟“高大上贵”有着每时每刻的平等话语权，方方写日记，中学生抢话筒，大学生举报老师，那还算事吗？根本就不值一提，早就日常化了，早就变成一种社会进步的动力了，早就成为改造劣根性的民主手段了。
然而，我们离这个远景还远得很，公众在觉悟上还差得远。特别要指出的是，恰恰就是我等这帮“土穷盲底”的群体中有着更多迷信精英和崇拜精英的灵魂死结，不愿意觉醒，不知道觉醒，甚至还有些人不敢觉醒。
对于“南航教师事件”，我本人坚持，不能简单停掉老师的课，用开放思维和民主方法可以引导师生走向理性化的路径，不要用简单极端的方法把师生关系引向互不信任的它途，过去，我们敢用大M大F大ZB，今天，我们还有什么不敢探索的呢？
一个人有思想的前提是，他的思想必须能够放开，他的思想必须有自由思考的能力，如果他失去了思考能力，就永远不可能真有思想，拥有的只能是简单记忆。
每天走在大街上观察，从物的形态上看，现代化是真实的，但从人的思想和行为上看，封建化也是真实的，这两者的矛盾将是整体现代道路上的拦路虎，每个人身上都有表现，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长久竞争力。
“中国人将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是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写于2023年3月12日星期日
【文/孙锡良，红歌会网专栏学者，独立时评人。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B”，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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