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场陈宏友的庐江中学讲座而引发的论战，成了各色人物表演的舞台。
就这几天功夫，数不清的洗地文章，被各种平台推送到公众眼前。
我们能想到的，以及想不到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洗地角度、理由、逻辑，方式，都出现了。
套路虽然多，但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颠倒黑白。在他们的文章里，那个陈宏友成了敢说真话的正面形象，而那个学生，则变成沽名钓誉、投机分子、心机婊、搅屎棍......
甚至于，在一个叫杨帆的教授笔下，学生的错比老师还大，触碰社会底线的不是那个利用讲座公开向学生兜售功利主义、以及西方血统高贵论、西方人种优越论的陈宏友，而是这个勇敢直言的学生，应该得到处分的是那个学生，理由是：这个学生对对老师的极大不尊重，侵犯了教师人格尊严，破坏了课堂纪律，还“使用了暴力强制力量”，“学生使用暴力是法律问题”。
他还言之凿凿地自称“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底线就是不能抢话筒。”
杨帆的“我们”究竟是指谁？是所有老师吗？他还真代表不了。网上有很多坚持用正确三观教育学生的老师，明确表态支持这个学生。
杨帆所指的“我们”，无论如何表演慷慨激昂，也许他们并不是都恨国，但无一例外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不是说其中的哪一个，而是全部都是。
杨帆用什么学生侵犯“师道尊严”给学生罗织罪名，他也真是好意思，因为理由完全站不住脚。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用韩愈的话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用现代人的要求，“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社会文明的推动者、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无论古今，对师者有着比较高的道德要求，让你做老师，不是给学生传授什么低俗价值观的。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有资格给学生当老师，也不是有教师职称就是当然的老师了。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一个道德上的渣滓，如何当得起老师？如何配得上学生的尊重？尤其是当他宣传崇洋媚外价值观的时候，他不仅站在道德之外，而且是站在民族和国家的对立面，承担着舆论战的角色，是向中国孩子进行思想洗脑的敌人。
伟人说过，“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陈宏友就是一个不拿枪的。我们至今都不知道他1800多堂讲座以及他平时的讲课，会塞进多少私货，影响多少学生。
对故意放毒的敌人还要尊重？这不是在侮辱我们的智商吗？
你说这帮人要是能一手遮天，这个社会还有道理可言吗？
这个叫杨帆的教授，后来被网民骂得删了贴。他和其他给陈宏友洗地的人一样，同样也低估了民意。
这次出来给陈宏友洗地的人，有一个算一个，自此之后，在自身形象上，是站不起来了。陈宏友有多猥琐，他们就有多龌龊。
为了自己的心中的龌龊，就去抹黑人家一个三观正的青年，上纲上线，却对一个突破底线的教育败类，避重就轻，百般维护。
什么仇什么怨？不就是因为这个学生，公开向崇洋媚外宣战吗？
他们恨的不是这个学生抢话筒这个动作（其实现场视频很清楚，根本也没有抢，说完了，就把话筒就还给那个陈宏友了），他们恨的是这个学生竟然敢爱国，当然敢说学习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竟然当众让崇洋媚外的专家成为小丑。
这就触动了这些这些势力的底线了，所有的仇恨都由此而来。
有人提出一个假设：如果被抢话筒的是司马南，这帮人会如何表现？
肯定话风180度转弯，这个学生马上就会被同一帮人褒扬为独立思考的典范。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10多年之前，司马南在一个学校公开讲座时，就有一个学生向司马南扔鞋子，这类人可是公开喝彩叫好的，理由都找好了：“不得已也”。
前段时间，网络上有谣言说司马南被人打了，这帮人不是激动地奔走相告吗？
2017年，年仅16岁的山东文登在校学生侯聚森，因为在网上跟一些恨国党辩论，就被人肉搜索找到家庭住址，遭多人殴打致伤。今天带头骂庐江中学那个学生的那些骨灰级公知，当时也是一片叫好。
这帮为陈宏友洗地，攻击蒋振飞的势力，基本上就是美西方强调的精神奴仆，他们的“主”就不讲规则，他们会讲规则吗？
但这一次，他们讲起规则秩序和底线来了。
这些人这一次仇视这个学生，说到底是因为他们仇视这个国家。
如果这个学生，公开说美国的空气特别香甜，还不得被这帮人吹捧上天？
同样也是这些人，曾经带头造谣污蔑中国的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对于中国的革命给予否定，把一切崇高的精神进行解构，带头败坏社会风气的正是他们。然后，他们这次告诉我们，这个社会无比现实，所以崇高没有价值，理想没有意义。
他们已经在精神上彻底堕落了，成了社会的渣滓，他们还不允许中国的青年人做出跟他们不一样的选择。
他们心里已经没有光明，他们也容不得年轻人心怀光明。
你说真正的中国人跟他们还有妥协、共存的空间吗？
中国如果按照他们的样子发展，必然会变成大号的南斯拉夫、大号的乌克兰、，或者大号的叙利亚。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自由”了，但那是国破家亡的“自由”，颠沛流离的“自由”、忍饥挨饿的“自由”，毫无尊严的“自由”、血泪斑斑的“自由”。
跟这些人之间的论战，本身就是战争的一部分，是我们的保家卫国之战。战争岂止在军事战场？舆论战已经是更高级的战争形态，话语权就是现代社会的制空权。失去了制空权的保护，是非都会被颠倒，我们怎么做都是错的。
之前的文章说这些人为了这一次洗地进行了舆论总动员，这个说法并没有夸张。大家只要回忆一下，最近被推送了多少给陈宏友洗地的文章。
也正因如此，这场论战就具有了大决战的性质，一方是支持陈宏友的西化“精英”，另一方以自发参与的普通网民为主体。
这些洗地文章无论是从数量、推送率以及曝光度上，都是占有明显优势的，但他们就是无法在评论区占得优势。因为前者可以通过资本的力量来实现，后者只能通过真实的民意来体现。大多数普通网民，没有时间和精力写那么多文章，写了也很难得到平台的推荐，但他们可以评论，可以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意见。
舆论上，这帮人是赢不了的，但是现实中，要想真正击败这些势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既不能悲观，也不能太乐观。
你看世界上哪个国家，会因为一个学生公开地表达爱国情怀，而遭受这样暴风骤雨的攻击？
这种现象的存在，本身就是巨大的隐患，给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也给急于遏制中国的外部对手，增加了很多希望。
中国人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走出历史低谷，实现了民族独立，又要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向世界巅峰攀登。到目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但另一方面，“越是接近目标，越会面对比以往更加复杂的矛盾问题和艰巨的风险挑战。”
我们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存在短板的。而我个人一直认为，话语权问题是目前最大的短板。
因为我们内部有太多掌握媒体话语权的人，或者在利益上和外国绑定，或者在精神上皈依了外国，站在这个国家的对立面上。他们见不得这个国家好。
以前不相信有这个问题存在的，通过这次的话筒事件，也应该相信了吧。
二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百多年之前，既有革命前辈带头喊出“为中国之崛起而读书”，也有人和现在的陈宏友们一样，非要做逆向种族主义者。这个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胡适。
胡适曾有名言：“中国不亡，世无天理”，因为他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
青年时代的胡适对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赞赏有加：“（一）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
胡适还为此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的爱国学生运动，骂爱国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胡适表态：“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胡适全集》第21卷第610、617页）。
他主张“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胡适全集》第21卷第478页）。
曾给日本出主意：“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可以征服中国”，这就是“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胡适全集》第21卷第603页）。
致信过当时的国民政府，建议“承认”伪“满洲国”。
胡适去世时，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胡适前些年被一些文人捧到了天上，把一个政治上卖国的，生活里嫖妓为日常的胡适，说成“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完全是学者相，完全是君子相”；“民国大先生，世间真君子”；“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
把胡适抬得这么高，是要中国“走胡适代表的方向道路”。
而被公知贬低的郭沫若，则是坚定的抗战派。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克服重重困难和日本军警的阻挠，从日本回到上海，并写诗明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他去日本的原因是受到国民党的通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退党，而郭沫若在“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后，冒着生命危险追上起义队伍，随军南下广东，转战途中入党。早在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前的3月31日，郭沫若就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历数蒋介石的罪行，号召“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1927年5月6日，国民党中执委以“趋附共产”为由，开除了郭沫若的党籍，并予以通缉。
回国之后，在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郭沫若坚持战斗在最前线。日本人因此逮捕了他的妻子。
1938年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再次被授中将，领导文化抗战，还创作了多部鼓舞抗战意志的经典作品。
武汉沦陷当天，郭沫若中将是作为最后一个高级将领撤离武汉的。
和胡适比，在国家危难之际，郭沫若的骨头是很硬的。
但是在公知掌握话语权的时代，胡适得到大力追捧，郭沫若被各种抹黑。就跟这次这股势力非要用话语权把陈宏友洗白，要把学生蒋振飞抹黑一样，都是颠倒黑白。
现在的他们正在被年轻人抛弃，但他们就是不肯反思自己，这一点也跟当年的胡适一样。
当年胡适承认：“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同样不肯反思自己“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仍然不肯放弃他们，我仍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
一百多年前，中国主要面对救亡的问题。因为胡适这样的人太多，到抗战时期，伪军就超过一百多万。中国的抗战进行得尤为艰难，大大增加了抗战的成本和代价。
一百多年后，我们要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最大的风险还是这类人。
【文/尹国明，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微信公号“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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