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洗劫一个国家的财富，最快的最有效的最残酷的方式是什么？是军事战争吗?二战那么惨烈，苏联从战后到经济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不过花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答案是金融战。被美国金融战洗劫成功的俄罗斯二十多年都没有恢复到以前的工业水平，而且按照现在的趋势看，再给俄罗斯二十年，也恢复不了苏联时期的强大的工业能力。不光是苏联，被金融战洗劫成功的阿根廷，现在一半多国民还处于贫困状态，至今不能走出那个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日本被美国金融战洗劫，从“失去的十年”到“失去的二十年”，经济已经失去了锐气。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二十年了，让亚洲的四小虎，现在还是病恹恹的。
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先祖，是为了宣誓要不忘初心，让江山不变色，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放到现在来说，就是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戎，以前是指军事战争，现在应该改为金融战争了。核武器时代，大国之间的直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基本排除了，大国之间的金融战争上升为战争的主要形式。战争，不管爆发的直接原因是什么，终极目的还是为了财富分配。既然用资本发明了更好的财富再分配方式，何必还要用军事战争那种笨办法。
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我们国家的共识;但是通向伟大复兴的崛起之路，绝不会平坦，有很多荆棘，也有很多陷阱。有很多门槛需要跨越，有很多风险需要拆除。
现在，中国要解决的最主要风险，一是信仰危机，二是金融风险。信仰危机，突出表现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中国革命道路被妖魔化，中国社会制度被丑化，这个是意识形态的舆论战范畴。以前已经讲过很多了，在此不再赘述，本文重点讲金融风险。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心脏，金融出现系统性风险，经济就面临着整体崩塌的可能，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也面临被洗劫一空的危险。
金融出现系统性风险，是金融危机的另一种说法。防范金融出现系统性风险，就是防范金融危机。
如果说中国经济六十多年，最大的幸运是什么?我认为是没有发生过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也就是没有发生过金融危机。
现在，防范金融危机，已经成为高层对经济的最重要关注点之一。中央最近已经把防范金融性系统风险，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最新一期政治局集体学习，更是把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作为学习内容。党要管金融，不能把金融交给那些“芝加哥男孩”任性使用，这才是正确的姿势。
高层的态度，说明了中国防范金融性系统风险的急迫性，当然也说明了中国现在金融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虽然还在可控状态，但如果不及时化解风险，就可能失去控制。
要化解中国的金融风险，就要先了解中国的金融风险，是怎么来的。我不认为这是经济自发的结果。
美国要让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说难其实也很难，必须要让这个国家按照自己期待的路线图进行金融改革。说简单其实也简单，提前布局，提前培养人才，等待这些人走上金融的关键岗位。只是这个等待的时间可能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个好的猎手，就是要学会等待。
金融危机的爆发，从来都是需要条件的。条件不具备，金融危机也没有爆发的可能。新中国六十多年，没有爆发金融危机，就是因为金融危机的条件一直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是金融自由化。
金融没有自由化，想发生金融危机也没那么容易。
尤其是进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现代的金融危机，都不是自发的结果，而是人为造成的，可以说是一个有“计划”的过程。要出现金融危机，就必须先进行金融自由化。要金融自由化，就必须先金融改革。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日本，就是这么做的。本来日本是一个金融管制很严的国家，所以战后的日本，长期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八十年代，是日本特别嘚瑟的时代，当时的日本富豪，喜欢全世界买买买，SONY购买“美国的灵魂”——好莱坞哥伦比亚公司;三菱重工购买“美利坚标志”——纽约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份。当时的日本富豪真是挺像现在的中国土豪。
在金融方面，日本就像一面历史的镜子，从当时的日本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样子。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先是在1985年接受了广场协议，日本相对美元大幅升值，协定签订之前，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5%。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这一招当然也会削弱日本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但这不是最主要的目的，让日本产生稳定升值预期，美元资本进入美国，套利，爆炒日本资产，把日本资产，主要是债市，股市和房市，都推向高点。这一切发生在美元的扩张周期，由美联储向世界提供廉价美元。就跟前几年的美联储通过扩张资产负债表，向世界倾泻美元一样。
光有升值预期还不行，还必须解除金融管制，拆除金融防火墙，让资本可以自由进出。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请美国人给制定金融改革方案，启动金融自由化改革。当然，这样的改革，也要师出有名，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名义就是：日本国际化。有没有觉得很面熟？不错，中国前几年的金融改革，也是喊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口号。
人民币国际化应该不应该?应该。但是要在合适的时机，按照合适的顺序，做合适的事。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是时机错了，顺序错了，结果也是可想而知了。这两年，开始重视金融风险了，为了保外汇和汇率，限制资本流出，这等于暂时中止了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以人民币国际化名义推动的金融改革制造的问题，却不会随之自动消失。日本当年以日元国际化名义放松金融管制，代价惨痛到无法想象。
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把日本的金融防火墙给拆了，外国资本出入自由了。这个时候日本的资产价格已经快高上天去了。股市大涨，高到什么时候，日本的股市市场从1986年1月进入大牛市，4年上涨了3倍。再以日本房地产价格为例，日本人回忆：
“其实一直到1980年，房价还和整个70年代差不了太多。真正开始疯涨还是在1985年到1989年之间。1980年同样一套30坪的房子在京都市中心还只要3000万日元，涨得不算特别狠。但是1985年就要5000万日元，1987年就要8000万日元了”。到1987年底，日本全国土地的时价总额为1673万亿日元，是国土面积为日本26倍的美国全国土地时价总额的2.9倍(引自时代周报《日本房价启示录》)。
人类最大的历史教训，就是从来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全球最大空头大师詹姆斯•查诺斯2013年曾称，中国当下的房地产热酷似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巨大的房产泡沫规模无疑将载入历史，并将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沉重打击。据其试算，从建设成本来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估值已升至GDP的300％~400％，而1989年日本的这一比例为375％。现在四年又过去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估值又增加了多少？
后来，日本果然发生了金融危机。1989年，日元开始升息，利率从持续两年多的2%调整到3.25%，很快，新任日本行长又把利率调高到4.25%。日本央行采取了紧缩银根对策，土地价格下跌，随之房价下跌，银行出现呆账坏账。这是日本金融危机的内因，当然也有外因：美国因素。事实上，日本的这一波金融改革就是美国软硬兼施的结果，等到时机成熟，美国资本就出手了。日本的货币政策开始紧缩后，美国投资基金大量买进日经225指数成份股，用拉高成分股的方式，推动指数上涨，同时在日经225指数期货建立起足够的沽空仓位后，开始抛售吃进的日经成分股，引起日经225指数的下跌，美国投资基金在股票市场和股票期货市场同时运作，把日本股市的泡沫击溃。
最后的结果是日本的股市跌去80%，房地产价格跌掉了90%。资产泡沫的刺破，也传导到金融和经济系统，大量银行和企业破产。这场危机，打断了日本高速发展的进程，迎来了停滞时代。日本的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一是外部有美国压力，二是内部有内鬼配合。本来，不按照美元升值和金融自由化，日本还不至于发生金融危机。
美国有计划施压，日本内鬼有计划配合。内鬼，内鬼，内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光是日本，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也是在金融自由化改革实施之后出现的，拉美国家当时主导金融和经济改革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芝加哥男孩”。
芝加哥男孩，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对一群智利籍经济学家的非正式称呼，这些经济学家都在芝加哥大学接受教育，西方国家设立各种基金或奖学金，为这些国家培养一批又一批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人才，经过精心包装之后，然后输送回他们的国家，影响他们的国家的学术系统和经济改革。1973年，美国支持的依靠政变上台的智利皮诺切特启用了大约30个“芝加哥男孩”，以经济自由主义来治理国家，结果引致国家经济灾难。“芝加哥男孩”并非只是智利的特有现象，从50年代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开始资助芝加哥大学，为拉美国家培养经济学家，灌输新自由主义思想。这些经济学家回到国内，得到重用之后，推动经济改革，开出的药方无一例外的就是经济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也就是美国向中国极力推销的经济改革方案。这些“芝加哥男孩”真是没有辜负美国的培养之恩。以阿根廷为例，阿根廷自1989年阿根廷长期奉行的贸易自由化、经济市场化和国企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就放开了对外资的限制，没有外汇限制，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出入自由。大量国有资产被出售，金融系统的国有股比例从改革前的1992年的82%下降为金融自由化改革之后的40%左右，外资在阿根廷银行的股份超过50%，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金融危机。阿根廷的大量资产被外资廉价收购，民众收入大幅下降，全国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美国不遗余力的通过为其他国家培养学者的方式，对外输出学术规范、思想观点以及话语体系。这些培养计划都是由美国的各种基金会出面，美国的基金会成为美国情报部门的触手，这已经不是秘密。
据美国作家马克•佩里《美国中央情报局秘闻》一书：自本世纪以来，美国情报机构在一些高校和学术研究机构加紧特工组织的发展工作，他们有计划地每年在中国政府机关、经济、文教、宣传部门邀请一些对国家决策有影响力或潜在影响力的人士访美或赴美学习考察。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账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王绍光：中央情报局和文化冷战)。
回到中国。改开之后，以美国的福特基金会为主体，也给中国培训了一批经济学家(当然不会全部接受新自由主义观点，但是有大部分人接受就够了)。这批学者后来回国之后，也纷纷走上重要岗位，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成为一时的显学，中国也启动了经济私有化的过程，经济土豪批量制造，贫富差距迅速拉开。但是幸运的是，中国的金融自由化一直滞后于美国的期待。
1998年中国避过东南亚金融危机，一个原因是中国当时还没有实施金融自由化改革，还有坚固的金融防火墙，把外国投机资本挡在了外面，尽管当时中国的金融也是有很多问题，银行坏账比例很高，但是因为有坚固的金融长城，所以外资资本没有办法偷袭围猎，金融危机就不可能出现。
从1994年1月1日开始，人民币汇率结束双轨制，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上长期是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汇率长期稳定在8.3左右。当时的人民币汇率确实存在着低估的现象，但是也因此增加了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压低汇率，也是中国商品迅速占领世界低端市场的重要原因。
但是这一切从2005年开始发生变化了。美国开始跟当年对日元那样，开始拿人民币汇率说事，给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当时中国政府虽然口头上声明美国的指责没道理，但还是通过改革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变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开启了长达十年的人民币升值之路，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一夜之间升值2.1%，从1美元对8.2765元变为1美元对8.11元人民币，到2014年1月份的最高中间价6.093。名义有效汇率升值30%以上，这还只是针对美元的升值幅度，如果把欧元和日元的贬值考虑在内，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升值超过60%。
2014年，美元结束了贬值周期，开始进入升值周期，2013年12月23日，美元指数也仅为80.54，并且开始放风美元升息。全世界的资本开始回流美国，又引起全球金融的滔天巨浪。欧元贬值，日本贬值，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俄罗斯的卢布，纷纷倒下。一直到2015年8月，人民币成为跟随美元升值的唯一国家，人民币跟随美元升值的结果，就是出口发动机熄火，出口导向的中国工业迎来窒息的时间段，沿海地区大量的出口加工业关门的关门，走人的走人。
对于外向型经济体，汇率才是经济的第一指挥棒。汇率升值，压制本国商品出口，经济压力会沿着出口导向的产业链一直传导到上游企业，一直到资源采矿业。中国一直到2015年811汇改，人民币跟着美元在全球货币丛林中高高在上，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也跟着走高，有贬值预期，就会有资本外流。2013年，世界就开始预测美元升值，从2014年1月份到2015年8月份，二十个月的时间，是人民币贬值的最好时机，这个时间窗口被中国央行人为关闭了，麻烦和代价随之而来。
到了8月11日，央行才开始慌了，811新汇改，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当天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大跌1.8%，此后三个交易日累计贬值4.45%。呵呵，要不挺着不贬，要不就来一个猛的，加剧了市场对人民币的悲观预期，资本的外流加剧。
一直到今天，环顾全球，人民币表现最为坚挺。虽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贬值，但无疑贬值幅度是最小的，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庞大的经济体量发挥了作用。虽然经济也遇到了困难，但如果用比烂的角度，中国经济也不是最差的。
但是代价也是很惨痛的，外汇储备，快速减少了四分之一。外汇的大量流失，意味着进入中国的资本不但带走了资产价格推高的利润，也套汇成功。如果是8块钱进来，6.5出去，就算进来不动，也有可观的利润空间，这个利润也会表现为中国的外汇损失。如果算上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所得，那么这个损失就更为巨大。
资本游戏，一进一出之间，就是巨量财富的转移。
以前通过战争手段转移财富，抢劫财产，现在通过金融游戏，轻松搞定，不见痕迹，只留下一地鸡毛。
要在中国复制一场日本式的金融危机，需要人民币升值，形成可靠的升值预期，外国资本流入中国，把汇率推高，制造汇率堰塞湖，积聚巨大的下跌势能。这一步已经通过强迫人民币升值实现了。
然后美元开始升值，美元开始回收，资本开始回流，人民币跟着美元挺了二十个月，欧元日元带领其他货币迅速贬值，进一步增加了人民币的贬值预期，资本流出，带走利润，带走财富，并快速消耗中国的外汇储备。这一步也基本实现了。
但是，要制造一场“完美”的金融危机，光有汇率的有计划升值和有计划贬值还不够，还需要拆除中国的金融防火墙。资本的外流，是需要快速进出通道的，兵贵神速，才能猝不及防的发动一场漂亮的金融围歼战。这一步用人民币国际化的口号来推动，就跟当年的日本用日元国际化的名义一样。金融自由化也是写在佐利克报告里面的，美国给中国的药方，跟当年给阿根廷的药方，给俄罗斯的药方，只是这次目标变成中国。接受美国药方的，都先后发生过金融危机了，没有一个例外。
中国的金融防火墙，还没有全部拆掉，但拆掉了大半，标志是当时宣布的中国资本项目实现基本可兑换。满足了这个条件，人民币才可以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资本账户细分为7大类11大项40个子项。根据周小川的讲话，完全不可兑换的有5项，其他35项已全部或部分实现了可自由兑换。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7年又表示，下一阶段的人民币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将率先实现直接投资基本可兑换。
看周行长近年来的表态：
2013年，周小川：中国将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2014年，周小川：人民币汇率改革将进一步改善，资本账户可兑换的步伐将稳步提升。实现人民币更大范围的国际化确实需要一个条件，应该大体实现人民币可兑换。
周小川：2015年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2017年，周小川又提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成为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不管它叫什么，本质就是金融自由化。
IMF将资本账户细分为7大类11大项40个子项。根据周小川最新的讲话，完全不可兑换的有5项，其他35项已全部或部分实现了可自由兑换。有人形容，如果把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的完成比喻为一条百公里道路的贯通的话，之前的99公里已经修通了，还有最后一公里需要打通。
但是，距离一场能够撼动中国经济基石的金融危机的条件，拆除金融防火墙还是不够的，金融危机，不只是要做空汇率，还要做空利率，实现双杀，通过利率飙升，才能让中国的经济链条全面崩溃。做空利率的前提，是要接触利率的管制。所以，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也被提上日程。2016年3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16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应该说在去年年底之前基本上就已完成。
总之，要把利率和汇率都交给市场，这就是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而这恰好也是制造金融危机需要的前提条件。
推动人民币自由兑换，就是要拆除中国的金融防火墙。这是金融危机发生的重要条件。
人民币升值了，金融防火墙也一段段拆除中，距离一场金融危机的实现还缺少什么工具?还需要提供给资本用起来顺手的金融核武器。第一颗是外汇期货，这个不在中国的在岸市场就可以实现，早就具备了。第二颗是股指期货，已经通过金融改革准备好了，其威力在2015年的那场股灾中，已经显示威力。第三颗是国债期货，也已经有了。2013年，证监会批准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开展国债期货交易。
任何改革都是有内在逻辑的，金融改革也不例外，有些逻辑，可能你站在中国立场上看不清楚，但是如果你换个角度，站在美国立场上去看，逻辑就会变得清晰。金融改革当然也是有路线图的，这个路线图，似乎可以在佐利克的世行报告里面找到。
这一轮金融改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是通过货币超发，金融加杠杆等方式，进一步推高资产价格，还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让实体经济走出困境了？是解决了以前的问题？还是制造了新的问题？答案很明显。现在高层高度重视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中国的“芝加哥男孩”又在复制拉美的故事，但是，你以为这就是全部吗？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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