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毫无疑问，这个问题也是改革开放的首要问题。确切地说，这个问题更是对外开放的首要问题。
敌人(enemy)是一个相对概念。作为一种相对概念，就必须首先确定其存在的先决条件。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例如，时间上存在相对性，昨天的敌人可能是今天的朋友;例如，空间上存在相对性，在民族大义下，阶级敌人也可以成为朋友;例如，主次关系上的相对性，当金融威胁压倒军事威胁的时候，国际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就成为了中国最主要和最危险的敌人。鉴于敌人概念的相对性，清晰界定敌人，并分清敌人的主次关系，变得极端重要。
安全是一个绝对概念。必须绝对控制敌人的敌对行为，才能确保自己的绝对安全。绝对控制敌人的敌对行为，前提条件是，必须准确识别敌人，必须充分掌握敌情。
我国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除了强大的军队，还有国安系统和公安系统。国家机器能否有效保障国家和国民的安全，全赖国家机器对于敌人的认识。
作为相对概念，敌人一直在变化着。现在，在中国强大的核威慑之下，外国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的机率大幅度降低了。对中国构成直接威胁的敌对势力，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敌特组织，而是承载了新型使命的民间金融机构，以及与这些金融机构密切关联的宗教、文化、教育、学术、传媒等国际组织和私人机构，以及与上述组织千丝万缕联系的各色人物(很可能是亲朋故旧)。老实说，过去的敌人可能仍然是敌人，但已经不再是主要敌人了。而过去的一些“朋友”，那些个深入到我们国家每一个角落的“朋友”，已经成为足以伤害甚至毁灭我们国家的主要敌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的国家机器对于敌人的相对性缺乏深刻认识，他们在认识敌人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错位。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放过了真正的、主要的敌人，使共和国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
维护国家安全(维安)是国家机器的首要任务。维护国家稳定(维稳)是国家机器的次要工作。一定要把主次矛盾分清楚，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绝对不能本末倒置。非常确定，那些拒绝拆迁的人，肯定不是敌人;那些上访告状的人，肯定不是敌人;那些善意批评的人，肯定不是敌人。而那些渗透到我国金融体系和资讯体系的机构和个人，可能已经成为我国最主要和最危险的敌人。需要警觉的是，我国国家机器对于最危险和最主要的敌人缺乏认识和了解，我国的国家机器缺乏应对此类敌对行为的工具和手段。最最需要警觉的是，国家机器千万不要成为敌人对付自己人的工具。在中国的金融高边疆上，几乎没有任何国防可言。值得欣慰的是，一些自觉的爱国者，自发地在祖国的金融高边疆站岗放哨，他们在自觉地捍卫共和国的安全。但是，这些自觉的爱国者，极大地损害了敌人(国内外利益集团的)的利益，敌人正在采取残忍的手段(威胁、陷害和剿杀)对付这些爱国者，我们的国家机器非但不能提供有效支援，时常还会沦为敌人打击爱国者的工具。
我们恳请国人高度警觉，在国安和公安无法界定敌人的时候，整个国家的宗教、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军事、资讯等各个系统均处于高度风险之中。悲剧往往发生于是非不分和黑白颠倒的状态之中。
我认同张捷先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知。国家安全的焦点是信用安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安全极端孱弱。在我们国家，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事实上，金融冲击足以摧毁经济信用;资讯冲击足以摧毁政治信用。在经济信用和政治信用出现危机的时刻，反对派稍加恐怖攻击就足以制造出社会动荡的局面。近年来，北非和中东的一系列危机，充分印证了我们的忧虑。我国的安全系统和公安系统将会面对严峻的形势，迫切需要迅速完成历史性的转型，我国必须建立应对此类风险的强大能力。
国人必须清醒，就金融安全状况和资讯安全状况而言，中国的国家安全保障极端脆弱。我国政府对于金融安全缺少最低限度的防范措施，我国的金融命脉很难说掌握在谁的手中;我国政府对于资讯安全更是缺少起码的反制手段，我国的主要资讯系统长期被资本势力控制。非政府的国际金融资本对中国金融和资讯的渗透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了。更为严重的状况在于，敌人在中国各个领域的布局或许已经接近完成了，而我国的情报系统和决策系统隔绝和麻痹的状态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深深地忧虑，即便是情报系统开始运作了，即便是决策系统正常工作了，我们也无法立刻实现对敌人的有效打击。请设想一下，如果你发现，你的亲朋故旧已经蜕变成共和国的敌人了，实施打击将是何等艰难的行动。
敌人，早已经进入国门了，他们就站在我们的身旁。
我们决不允许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悲剧在中国上演。
我们凄厉地呼喊：小心敌人!
(来源： 四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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