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深刻而深远的。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民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武器，从而实现了由旧式的民主革命向新式的民主革命的转变，并初步明确了以社会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李大钊在这时提出的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对我们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100年前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典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民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武器，从而实现了由旧式的民主革命向新式的民主革命的转变，并初步明确了以社会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
一、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时，中国革命正处在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比俄国革命早6年发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既不敢鲜明地提出反帝的口号，又不能广泛发动农民群众，以致革命的成果很快落到封建军阀手中，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1915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口号，更加深入、广泛地开展了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社会制度为实际内容的思想启蒙运动，为这个时期寻求国家新的出路增添了战斗性很强的内容和新鲜气息，但是，经过民主与科学的呼唤之后，依然看不到国家的新希望。这种痛苦的历程，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1](P1470)而鲁迅对当时自己心路历程的描述，是对毛泽东上述结论的最好佐证，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2](P455)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在北方邻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人民当家作主，这对中国先进分子的影响力和震撼力是十分巨大的。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一批先进分子由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李大钊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实现中国革命历史性的转变在思想理论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划时代的意义作了准确的判断和阐述。中国革命的新取向，是以俄国革命为榜样的，因此正确认识十月革命就成为一个首要的问题。李大钊在论述十月革命的系列文章中，就对它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和比较深入的论述。一是正确指明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历史意义。众所周知，一个历史事件刚发生的时候，要准确把握它的本质和走向是不容易的;更何况这时的俄国已成为全世界反动势力竭力攻击的目标，弥漫全球的是对十月革命的歇斯底里般的咒骂声，这使得许多人对十月革命产生疑虑和恐惧。李大钊透过反动派欺骗宣传的重重迷雾，指明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伟大历史意义。他把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20世纪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作了比较，正确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着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3](P226)他认为正是这一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并预言：“20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3](P225)这是一个很有深度的见解。二是对俄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作了较深入的分析，比较准确地指明十月革命所展示的基本内容：指出指导这个革命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革命的目的是要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3](P260)这个革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力量，并认定这种20世纪的群众运动必将战胜一切反动势力而取得胜利。三是初步把中国革命同十月革命联系起来。他从上述认识出发，把十月革命喻为“惊秋之桐叶”，“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他说，十月革命对于中国，“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3](P268)在他以后的论述中，更加明确地把中国革命作为“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4](P67)即新的世界革命一部分。
其次，比较深入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联合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人民的事实，从而把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同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近代，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任务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然而这却是中国先进分子长期没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问题。近代中国革命惨痛的历史教训都同这个带根本性的缺陷相联系。同时，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出现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帝国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而只有科学揭示帝国主义的本质，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和接受社会主义。而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的阶段，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才实现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人普遍迷惑于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庆祝英美等协约国胜利的时候，李大钊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露了这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3](P255)这就从经济和阶级的根源上开始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在1919年1月《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第一次作了准确的表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实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它是与民族自决主义直接对立的。他明确提出了“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3](P270)即实行民族自决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在五四运动期间，他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正确指出当时正在发展的爱国运动，不能只限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要求撤换几个亲日派官僚，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的分赃活动，已经彻底撕去了它们所谓的和平、人道、正义的虚伪面纱，证明“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3](P339)同时，李大钊还深刻地指出外国驻华使馆集中的“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3](P341)形象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军阀统治者之间的主与奴的关系。引导广大群众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整个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从而把反对帝国主义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联结起来。
在应当如何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李大钊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深刻总结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想。这就是：一方面，不畏惧帝国主义，不轻视“民众势力”。他说：“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权威，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他搏战，信他必可摧拉”，[4](P77)这是对帝国主义外强中干本质的辛辣写照。另一方面，要认清帝国主义凶恶的面目，它们是“挟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对它不应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特别强调：“我们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不可再蹈从前‘以夷制夷’的覆辙”，[4](P77)并在反帝斗争的问题上阐述了国际主义思想。他在这里所揭示的两个对待帝国主义的正确思想，是在深入认识帝国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提出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同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是相似相通的，这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在理性认识和策略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有十分巨大的鼓舞力量。
再次，开始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努力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19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就零星有一些刊物、文章提到马克思和他的学说，也出现诸如《共产党宣言》片段的翻译。应当肯定，这种情况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它已引起这个东方大国像梁启超、朱执信等思想家、民主革命家的关注。但这还只是作为一个学派提到，无意于扩大它的影响，有的还是用来附会自己的主义，用来证明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我们所以说是十月革命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是达到了应有的广度，是比较全面地、持续不断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二是达到了应有的深度，它是作为科学的信仰加以传播，并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起点。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就表现了上述两方面的特点。所以，李大钊能够把社会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新取向，能够初步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探讨和思考，形成有实践意义的社会主义观，就不是偶然的。
李大钊是比较全面、系统而深入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广播，李大钊为此写了一系列文章，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他在1919年《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在中国第一次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文献。他明确说明写这篇长文的目的，是要“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4](P16)他在系统阐述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时指出：“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按：即阶级斗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4](P19)文章并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4](P32)诚然，作为早期的文献，还有个别提法上不够准确，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及其意义的理解是正确的，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毛泽东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1](P1515)在李大钊的传播工作中就体现了这样的特点，所以他以很大的精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中国人民提供新的科学的“认识工具”。同时，从1920年起，他还率先在北京大学等校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此外，他还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校做了“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演讲。正是通过这些文著、课程和讲演，比较系统准确地阐述了诸如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历史变动发展的深刻原因是在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一切历史现象、社会革命的发生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等。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广泛传播，使得在社会历史领域，唯物史观取代了唯心史观，阶级论取代了进化论，这不但奠定了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的基础，而且也使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有了全新的内容，真正成为战斗的旗帜。唯物史观广泛传播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正如李大钊所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4](P221)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不是书斋式的，而是为国家寻求救国真理，寻求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因此，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注意引导先进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在李大钊指导下，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引了校内外一批先进分子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引导他们走向工农中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在建党时期50多位早期党员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李大钊的影响而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的。如青年毛泽东两次来到北京，都得到李大钊的帮助而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从此再也没有动摇过。1949年3月，当中国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时，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入北平，他在行进中看到古都城垣，引起了对往昔岁月的记忆，无限感慨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这哪里呢!”[5](P125)“他是我真正的老师”这句发自肺腑的话，是对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伟大功绩的最好评价。
二、初步回答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
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使他能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中，重视运用这一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从而初步指明符合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正确方向。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是中国革命发生历史性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但由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国情的极大特殊性，就使得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必须加以正确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说，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是从书本出发照搬照抄，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对立的不同学风，这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前进还是后退的重大问题。而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李大钊就比较自觉地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应用于实际才能发生效用。1919年李大钊在同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针对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谬说，指明“宣传理想的主义”和“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道理，并特别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4](P3)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思想。李大钊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都蕴含着这一正确的学风。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期，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往往把社会主义作为直接的目标提了出来。1921年1月，李大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一文中，就提出“现在的中国能否即可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反驳了那种认为只有实业发展了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指出“在现存制度下不可能发展实业”，要“使人们了解发展社会主义实业的方法，就是说劳动者能为自身的利益而发展实业需要有一个过程，掌握这些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他明确表示：“我坚信，将来是必将要进入这一步的，这是最终而且必须达到的目的。”[4](P255)同时他表示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这反映了李大钊具有的卓越看法，同时也表现了探索的特点。但应当肯定，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目标的坚定信念，有助于他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而对中国革命面临问题的正确回答，也是使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重要条件。除了上述他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初步论述、关于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之外，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明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新的领导力量。近代中国新旧革命转换的主要标志，就是领导权的变化。因此，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仅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问题，而且也关系到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十月革命发生后，李大钊热情歌颂人民群众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认为这是伟大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力量。他特别指明今后人类发展的前途必将是“劳工的世界”，并在1919年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文章中就预测了中国工人运动必然会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建立后，他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既受本国资本家又受外国资本家的压榨，身受的压迫是极为深重的，他说：“欧美各国的经济变动，都是由于内部自然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变动，乃是由于外力压迫的结果，所以中国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牺牲更大。”[4](P147)因而有坚强的革命性。他批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劳动者与社会无关”的错误论调，指出他们有能力组织起来，同世界各国无产者联合，在本国社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当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党内有的人对于工人阶级的力量表示了悲观失望，对于工人运动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与此相反，李大钊却从二七罢工斗争中进一步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专门在广州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大会上发表演讲，热情地讴歌“为自由而战的劳动同志何等壮烈!”明确地强调：“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6](P393-394)正是工人阶级的这种革命精神“引导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6](P394)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先锋作用。虽然当时全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还处在不完全自觉的状态，而李大钊在这里确是表现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对于中国革命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有重要意义。
第二，指明了农民群众是伟大的革命动力。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中国共产党只有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才能保证民主革命的胜利，也才有社会主义的前途。李大钊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极为重视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7](P76)同那种所谓农民“保守”“散漫”“难以加入革命”的错误估计相反，他断定在农民群众中间蕴藏着大革命力量，他说：“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7](P85)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为了把农民群众广泛深入地发动起来，李大钊还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首先，要“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因为只有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他认为,“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这是在乡村中开展农民运动的“第一要紧的工作”;[7](P84)其次，要注意武装农民。只有这样才能抵抗一切反动势力的压迫，他强调农民武装是农民自卫的性质，要严格防止被军阀、土豪、土匪利用;再者，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耕地农有”是广大贫农的急切要求，革命当局应该“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7](P83)他还号召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到农村去进行工作，进行农民运动，以便引导在水深火热的沟洫中倒卧着的广大农民“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7](P133)李大钊对农民的正确态度和正确策略，同毛泽东坚持的正确方向是一致的。
第三，指明了中国的问题要“根本解决”。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李大钊与胡适为代表的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一场论争。这里涉及对中国社会改造是要根本解决，还是点滴改良?这也就是说，是通过渐进式的点滴改良，还是要进行革命变革的根本改造?针对胡适的改良主义的主张，李大钊认为，若在一个良好的社会里，一个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若像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它做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反复阐明了中国问题“根本解决”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他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正确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为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这就正确地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针对胡适脱离当时的政治现实，反对根本解决，要求一点一滴地去解决从人力车夫生计到妇女解放等问题，李大钊明确指出：“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4](P6)这就是说，只有进行经济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如若只进行点点滴滴、枝枝节节的改良，不但在当时社会制度下无法实现，而且也永远不能为解决中国问题指明出路。李大钊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不仅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社会改造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而且明确把根本解决定位为改变旧的经济制度，从而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指明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
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业中，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中国革命的前途，他努力运用新的理论武器，探索和思考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由于他的早期思想就有活跃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所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后，能够从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的角度观察历史，敏锐地看到社会主义的兴起乃是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在这时提出的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对我们今天仍有启迪意义。
首先，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中，正确地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兴起之时，各种名目的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都以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李大钊在阐述社会主义思想时，不但同基督教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费边社)、行会社会主义等思潮划清界限，而且比较准确地阐明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关系。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既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了历史的局限性。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分两种，即空想的社会主义及科学的社会主义，彼之社会主义是属于空想者。但一般人均鄙弃空想社会主义，因为不能实行之故。至于科学社会主义可以实行，遂为人所重视。其实不能如是，因空想社会主义是母，科学社会主义是子，故其关系颇切”。[6](P206)主张“取其精者，弃其糟糠可矣。”[6](P211)在这里，“母”与“子”的比喻虽不很精当，但它所包含的继承性和超越性是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
历史告诉我们，当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之后，在大地升起文明曙光的同时，私有制的残酷性和不合理性也开始显现出来。世界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有先进人物苦苦追求和探索更加美好而合理的社会理想，但限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个愿望还只能寄托在诸如“桃花源”式的梦幻之中。以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为标志，开始了先进分子对高于资本主义的美好社会理想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思考和追求。这就是长达300多年，到18世纪达到比较完备状态的空想社会主义。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同情劳动群众的贫穷和苦难，开始探究造成劳动者悲惨境况的社会原因，探索消除这种社会弊病的途径。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为启发工人觉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对未来的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的主张和天才的预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但由于他们还没有能够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揭示未来社会问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追求也还停留在伦理道德的范围内，因而没有找到正确的实现途径，还是一种空想的、乌托邦的性质。这就如李大钊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成为实际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仅以人的理性为根据，力量极为薄弱，如砂上建楼阁也”。[6](P207)到了19世纪中期，在继承人类先进文化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又同当时的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并以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并指明了实现这一社会变革的正确途径、手段和社会力量，从而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传播，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次历史性飞跃，也使进步人类的理想和追求获得了科学的依据。
正是通过上述这样的比较，李大钊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实际运动，应该具备政治、法律、经济三个方面的特征，他说：“照政治方面言，必须无产阶级专政，方合其目的。……照法律方面言，必须将旧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废止之，扫除之，如私有权及遗产制，另规定一种新的经济生活与秩序，将资本财产法、私有者改为公有者之一种制度。从经济方面言，必须使劳动的人，满足欲望，得全收利益。”[6](P195)李大钊把这作为观察社会主义的依据，也作为分析和批驳各种不同的错误主张的依据。这里虽然个别的表述还不够准确，但就其本来意义上说，他坚持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制度上要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在分配上，劳动者要获得最大的利益。应当说，这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些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也是未来社会主义必须体现的基本特征。
其次，阐释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以极端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不但使中国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极大的怀疑，而且也有助于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李大钊曾从智、情、意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他说：“由智的方面观之，社会主义此为现在存在之资本制度之批评指南。由情的方面言之，则为以新的、好的秩序，代替旧的、坏的制度。由意的方面言之，则使人发生努力，以平静寻秩序，代替旧秩序。”[6](P194)这就是他所说的，从精神方面表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初期，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产生种种误解和偏见，李大钊为此专门写了《社会主义释疑》一文，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也以专门一节回答“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他在释疑中阐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这主要有：1.针对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会使人“穷苦”“不享福”的错误观点，李大钊指出，资本主义才是使大多数人穷苦，享福的只是少数人，社会主义正是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所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整理生产，就是通过有计划的增殖，不断扩大社会生产力;通过合理的分配，彻底改变多数穷人供奉少数富人的状况，“这样一来，就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2.针对有人认为社会主义会“发生怠工”“决不发生竞争”的观点，李大钊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实行强迫工作，非常痛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所以，“我们的工作是要免除工作的苦痛，发扬工作的喜悦的，哪里有像现在劳动的劳苦，有怠工的现象发生!”李大钊认为，社会由竞争而进步，社会主义社会有正当的竞争，它所反对的是那种“使人类入于悲惨之地”的资本主义的竞争;它所禁绝的，是那种“使人犯罪等”的不正当的竞争。3.针对有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是不自由”的观点，李大钊指出，“有了经济上的自由，才有真的自由”。“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那里有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少数的资本家的自由”。因为生产资料，包括高楼、大厦、汽车、马车等生活享受物都被他们占据，而劳动者劳苦终身还得不到温饱。“所以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6](P354-456)上述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已有很高的认识水平，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介绍唯物史观的工作，并努力运用这一新的历史观阐述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问题。他对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有比较深入的认识，因而他在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是充分重视公有制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未来社会主义实行国有经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他说：“一切生产事业都归国营，则小工厂都合并于大规模的工厂，俾收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因为，“从前私营的经济组织之下，有很多很重要的生产事业，或因利益不多，或因效果难期而置之不理者，今则国家都一律照办”。他认为，这样做，能够有效地、合理地利用和发挥各种资源的作用，他说：“依照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他还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有了强大的国营经济，还可以同国际进行经济合作。他说：“有需国际的共营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间亦可共同举办，但此实有利无害，断非现在什么中日合办，中英合办的种种事业可比。”总之，在李大钊看来，未来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具有很大的好处，“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无论工农生产事业均渐扩大，生产自然增加。此时最经济的运输法日渐扩张，既便于材料的供给，又便于成品的分配，于生产事业、分配事业均有利益。”[6](P136)上述这些看法表现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深入的见解，精彩迭起，这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是很有帮助的。
再者，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行必然带有自己的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不是千篇一律的、一成不变的。这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8](P274-275)李大钊在论述社会主义时，同样指出不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要把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既要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要表现出自己的特点。他说：“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他特别对共性与特性的结合作了明确的说明：“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李大钊正是根据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6](P197)诚然，这时社会主义运动刚在中国兴起，还缺乏实践的经验，李大钊不可能对这种中国特性作出具体的阐述，但他为此提出的一些思想仍是很有意义的。比如，中国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同本国资产阶级应该有不同的策略;又如，提出思考中国问题，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包括“近今之国情”即现实的社会和“往昔之国情”即中国的历史;再如，提出要注意“施展我们的民族特性”，“表扬显着我们的民族精神”，等等。这些思想，对我们探索自己的特性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转引自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
[6]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7]李大钊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张 楠
本文刊发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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