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处在巨变的前夜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察维度
赵磊 等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作者按：这篇文章发表于《江汉论坛》2017年第1期，是我们对资本主义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思考。与当下主流的逻辑不同，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世界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外生”的癣疥之疾，而是“内生”的制度危机。我们的结论是：世界正处在巨变的前夜。至于这“巨变”将如何展开，马克思主义早已做出了科学地回答。需要说明的是，或许是出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文章原文中最后一段话在公开发表时被删除了。这段话是：“然而历史反复证明，即使生产的‘社会形式’已经容纳不了日益发展的生产力了，‘无知’的资本依然会坚决捍卫自己的私人利益。那么生产关系的改变又何以可能呢?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显然，这个‘革命’，不仅仅是生产力的革命就可以OK，‘革命’要OK，还必须有生产关系的革命。”我们完全理解编辑的职责和苦衷，对于《江汉论坛》能够发表有悖于主流话语的拙文，我们在此表示诚挚地感谢!
摘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越来越难以把控的时代。经济增长疲乏、金融市场动荡、主权债务危机、负利率的无奈、恐怖主义威胁、环境危机和气候危机，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常态”，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不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没有争议的问题。今天的人类必须严肃面对一个问题：智能机器人可以替代人类的生产功能，但是它能不能替代人类的消费功能?一个越来越现实的困惑是：一旦人类步入 “非生产元素”的“后匮乏时代”，如何保证每个人的消费权利?这个问题说穿了，也就是以 “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市场经济如何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因此，不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创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需要自身的反省和创新。
关键词：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互联网;智能机器人;社会结构
一、引言
上个世纪 90 年代，美国已故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预言，主宰未来世界演化方向的是“文明的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亨廷顿对未来的预期似乎并不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然而，他对未来世界的演化方向不仅有着明确的事实指向，而且有着明确的价值倾向，那就是：“对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权来说，不仅要有政绩的合法性，而且还要有程序的合法性。”所谓 “程序合法性”，归根结底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普世价值。正因为如此，在后来出版的《第三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亨廷顿充满信心地展示了“时间属于民主这一边”的历史前景。亨廷顿所谓的 “民主”，就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在亨廷顿逝世8年后的今天，主流学界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期已经很难继续乐观下去了，即使有人乐观依然，却已经没有多少底气了，而来自于体制内的反叛者却呈风起云涌之势。法国新生代经济学家皮凯蒂，虽然他骨子里并不认可马克思的立场，但却忧郁地得出了一个与马克思相近的结论：资本收益率始终大于经济增长率。正如量子基金创始人罗杰斯所言，“历史给人们最大的教训是，人们不会吸取历史的经验，同时，历史还告诉我们，就算是那些懂得历史的人，他们也同样不会以史为鉴。”无论资本主义主流学界对亨廷顿所钟情的“普世价值”如何具有理论自信，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都不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没有争议的问题。因此，讨论世界资本主义的演进方向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预感与无知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是无声无息的漫长历史，质变则是惊天动地的一瞬间。每当世界面临惊天动地巨变的前夜，如同大地震前的先兆，有人总会有预感。至于预感是来自于特殊的直觉，还是来自于长期的跟踪研究，这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即使是专业人士也很难准确预测世界将要发生的巨变———比如，起始于2007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和 2008年震惊世界的汶川大地震，又有几个机构或专家准确预测到了呢?倒是某些直觉或许更要靠谱些。我们不是说这世界巨变明天或者明年就会发生，人类社会历史的风云际会至少以30年为单位才能看清一二，其中的变化绝非个人生命长度就可以度量。不过，还是有人敏锐地预感到了即将发生的巨变，且意识到了这种变化的历史转折性。比如，“量子基金”创始人罗杰斯说：“我对当今形势非常担心，因为如今我们所将要面临的，有可能比大多数人这一生所见到过的灾难更糟糕。但或许，世界早就该面临如此巨大的危机了。纵观历史，我们确实已经经历过一些重大危机时刻。眼下，我并不是指诸如 1968 年或 2008 年这样的危机，而是一场更加严重的世界性危机，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大量银行破产、大面积失业、独裁者出现以及战争。”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鞠建东认为， “大概一万年以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将在50到200年之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一次的物种变革却有可能在50到200年、几代人之内实现，因此这一次的物种变革会激烈动荡，我们正在迎来一万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变局”，“这一次的物种变化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生物人和机器人将有机结合”，“其次，精神和物质相统一”， “再次，个体与总体相统一。”
悲观的罗杰斯预感到了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但他不知道，除了继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路径依赖，人类社会还有什么出路可供选择?乐观的鞠建东预感到了科技进步将会在生产力维度上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刻巨变，但他不清楚，这样的巨变将会对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制度带来何种性质的改变?
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由大数据生成的新范式和新工具，毫无争议地正在改变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与此相应，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 VR 技术(Virtual Reality 的缩写，即虚拟现实)的飞速发展，对于经济运行模式以及经济运行规律的影响更是引人注目。问题在于，一方面，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信息化和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生产社会化程度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是以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生产关系私有性质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固化。前者，要求生产关系必须突破私人占有的狭隘境界，以此与生产日益高度社会化、国际化的现实相适应；后者，却死死捍卫着产权的私人性质，极力维护着垄断资本的私人利益。现实的案例实在是数不胜数：“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的市场已经经历了两次50%的暴跌，我们是不是还将面临第三次50%的下跌?既然市场可以跌50%，那么是否也存在下跌75%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并且最终必将发生。同时，那些如同洪水般被滥印的钞票会将股市拉高，中央银行会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更多手段让游戏继续玩下去。”“过去的两个月里，我们见证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英国脱欧、恐怖袭击、警察被杀、德意志银行近乎崩溃以及德国长期利率转负等等。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世界形势更将急转直下，经济愈发萧条，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动荡，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将激发更多怒意，更疯狂的政治家将步入政坛。纵然有骑士骑着白马，试图赶来拯救我们，但往往只会将事情弄得更加糟糕。”
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灾难越来越积重难返。然而要命的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功能可以由机器人包揽，但人类社会的消费功能却无法由机器人代替。今天的人类必须严肃面对一个问题：智能机器人可以替代人类的生产功能，但是它能不能替代人类的消费功能?换言之，人类可以让智能机器人来代替自己生产，但是，人类能不能让智能机器人来代替自己消费?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生产活动中的人力正在逐渐地被自然力所取代，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自然力取代人力进行生产，并不意味着自然力同时也取代人力进行消费。正如彼得·富雷兹所说：“人类作为生产的元素已经是多余的，但是作为消费者依然是必要的。”于是灾难出现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千千万万劳动者不再被生产过程所需要 (“雇佣”)时，他的消费又何以可能呢?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迎面而来：在人类已经不是“生产元素”的“后匮乏时代”，如何保证每个人的消费权利？这个问题说穿了，也就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市场经济如何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令人不解的是，对于这样一个要命的问题，“自由民主”的市场经济不仅依然是“无为而治”，而且居然完全处于“无知”的状态!
三、困惑与出路
于是我们看到，在当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可调和。这种矛盾反映在上层建筑，则是政治权力结构以及作为软实力的意识形态，已经越来越无力应对经济基础遇到的来自生产力的挑战。美国最近的大选为什么很无奈?因为 “美国人民只能在骗子和疯子中间选择”。难怪罗杰斯会发出如下哀叹：“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切，我们无处躲藏。我不是说今年或明年危机就将到来，而且也无从确定危机到来的具体日期。但是如今世界的不平衡恶化到了如此程度，已经无法再长期维持下去了。”
很遗憾，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严重缺乏对自身“合法性”进行反省的自觉性，依然天真地钻在资本逻辑的死胡同里，心满意足地继续做自己的发财梦。有些资产阶级学者虽然意识到了当下的困境，但是他们摆脱不了“经济人”假设的逻辑框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了。当记者问到消除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有什么有效办法的时候，他回答说：“没有，我没有找到任何办法。因为我认为这在根本上是由技术推动的，是因为 ‘智能机器’有能力代替形式越来越多的人力劳动。传统的解决办法是再分配，我认为需要这么做。某种程度上，需要拥有一个社会保障体系，需要保护人民，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在根本上帮助不大。它将破坏工作的热忱，而且最终可能无法真正填补其中的一些缺口。经济学家们常常主张的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就是更好的教育，但我还是不确定这能真正解决问题。首先，改革教育体系并不是那么容易; 其次，即使教育工作做得再好，我们还是不清楚是不是每个人实际上都能通过训练而各有所用。”福山正确地看到了问题的根源 “是由技术推动”所造成的，但是，坚信普世价值的他根本“找不着北”，所以 “没有找到任何办法”。福山的困惑是必然的：一方面是“需要再分配”，另一方面是 “它将破坏工作的热忱”;一方面是“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是“每个人都能各有所用吗?”一旦锁定在“经济人假设”的逻辑里，福山既没有办法找到解决困境的出路，当然也理解不了解决困境的马克思主义逻辑。
其实，不只是专业人士，就连普通民众也感受到了巨变前夕的压力。根据外媒最新调查，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走上邪路，人们对美国的政治、社会、治安等各种情况愈发不满。民调分析认为，美国人对未来似乎变得越来越不乐观。根据“清晰政治”网站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68.9%的受访美国人认为，美国当前处于错误的轨道上，仅有 23.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处在正确的方向上。马克思说：“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 [commerce] 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当代资产阶级“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他们“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这个“社会形式”的标准模式，就是被定义为普世价值的 “英美民主体制”。
重要的是，即将到来的巨变将会怎样改变“英美民主体制”呢?预感到生产力的变化方向不难，难的是预感生产关系的变化将会指向何方。
四、改变与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形式改变的物质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智能机器人等等)，而改变的内在根源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2015 年12月，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召开。与此同时，央视第9频道跟进播放了10 集大型纪实片：《互联网时代》。这部由著名作家麦天枢担纲创作指导的《互联网时代》告诉人们，互联网正在以下方面改变着人类社会：
1.互联网正在改变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在大工业时代，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不仅很不和谐，而且极不平等。供给学派的鼻祖、庸俗经济学家萨伊说“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这个“创造”，与其说是供给对需求的积极引导，不如说是生产对消费的强势欺凌：生产占据着主子地位，消费居于屈从地位。用经济学家的话说：“企业生产什么，你就消费什么;媒体发布什么，你就看什么”。生产任性是有代价的，这代价就是产能严重过剩的常态化。
在互联网时代，生产与消费的不平等关系正在遭到颠覆。随着互联网的渗透，生产越来越被消费所主导，以至于产生了一个新名词：“生产消费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管伊藤穰一说：“在互联网上，生产者与消费者已经开始融合”。这个将生产与消费合二为一的社会主体无情地向世界宣告：各种各样以市场为生存平台的中介，已经或正在成为社会肌体的多余废物。对此，美国学者巴斯卡尔·恰克雅维奇肯定地说：“中间媒介的消失是一个自然结果。”《互联网时代》(第三集“能量”)列举了一个发生在中国的例子：雷军的“小米”手机。小米手机的诞生，就是一个生产与消费融合的过程，让众多消费者来共同“创造”小米手机。雷军和他的同事把“你想要一款什么样的手机”的询问发布到网上，结果，“关于小米手机的畅想”迅速汇集成拥有 1.8 亿条帖子的专门论坛，被称为 “米粉”的发烧友高达 60 万人，他们既是小米的消费者，又是小米的设计者，同时还是小米市场扩张的推动者。这个改变的背后意味着什么呢?如果展开马克思主义的想象力，那么与“买卖分裂”的市场经济相比，“产销合一”的计划经济将是与互联网更能匹配的经济形态。
2.互联网正在改变所有权观念
自从我们的祖先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加，人类逐渐明确并强化了所有权 (产权)的制度和观念。人类对时间和空间，对资源和环境，对一切事物，都有着占有和拥有的强烈欲望，这被主流经济学视为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法则。于是，私有制成了人类生存的“最佳”社会状态，而私有产权则成了经济学解读人类行为的“唯一”法宝。当现代经济学还陶醉在私有产权编织的神话故事里面的时候，互联网却使得“共享”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的普遍状态。
今天，对时间和空间，对资源与环境，对一切事物，人们更看重的是使用 (共享)，而不是占有!正如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教授卢恰诺·弗洛里迪说：“数千年来，我们发展出了所有权，或者说财产观的态度：我拥有我的汽车，我拥有我的衣服。……互联网时代，实际引入了一种 ‘使用’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正在成为主导。这提供了一些对所有权的不同解释。这些解释提供了是采用所有权，还是采用 ‘使用文化’。在一个使用文化里，这些所有权就不是非常重要了。”在一个以“这是我的”为文明标志的现代社会，所有权何以会变得“不重要了”呢? 《互联网时代》第三集“能量”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全美国有 8 千万部电钻，但平均使用频率只有 13 分钟。《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问:“我们真的需要 8 千万部电钻吗?”这是一个令产权明晰的现代社会感到十分尴尬的问题。在一个私有观念盛行的社会，私人若不实际拥有一台电钻，就会很不踏实，很不方便。然而从“使用”的角度看，社会完全不需要私人占有这么多台电钻。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快捷方便地“共享”一部电钻，而并不需要自己去实际“占有”一部电钻。
当代哈姆雷特正面临着一个困惑：“占有还是共享?这是一个问题”。对此，《互联网时代》纪实片的编导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新时代的新财产观会因此产生吗?”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新财产观”不是会不会产生的问题，而是一个什么时候产生的问题。互联网正在改变所有权的观念，在我们看来，这个改变的背后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步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3.互联网正在改变社会结构
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型，每个人都处于金字塔的不同层级———阶级或阶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大卫·史塔克说：“社会结构的老系统是什么?它基于一座金字塔，随着等级上升，人数会越来越少。”现在，互联网正在压扁社会结构的金字塔系统，“网络社会”、“网络企业”、“世界是平的”，越来越成为当下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只有在互联网时代，“主体间性”这个口号才真正成为后现代的标志。诚然，作为社会结构内涵之一的收入分配结构依然故我，两极分化甚至还有不断恶化的趋势。但是，随着网络化的扩展，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甚至人们的婚姻结构以及与此相应的权力结构正在趋于“去中心化”和扁平化。
对于政治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现代社会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对于经济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现代社会不仅反应迟钝，而且有着天然抵触情绪。“普世价值”在二者上的选择性失明，使得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根本不敢正视经济权力结构变化的必然性。当资产阶级还在义愤填膺地抨击政治权力世袭制的时候，互联网并没闲着，它一边偷偷地在撼动资本权力世袭制的暗流中火上浇油，一边又明目张胆地在解构资本权力的群殴中跟着起哄。尽管资本竭尽全力地维持其在经济结构中的“中心”地位，但是在经济关系中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的趋势已然命中注定，势不可挡。
4.互联网呼唤新的社会调整能力
互联网时代不仅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也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飞速发展的时代。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桑内特说：“金融业、房地产业、保险业，这些岗位将在 5 年之内被计算机所取代。”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联合创始人米切尔·卡普尔说：“我相信，只需要一代人时间，无人驾驶将基本代替人工驾驶。美国有三百万人靠驾驶维生，他们怎么办?”《互联网时代》展现了不久将来的社会图景：随着计算机、机器人逐渐取代人力，我们将怎样面对商品过剩和人力过剩的双重压力。对此，纪实片的编导发问：“这是个绝对丰裕绝对剩余的时代，最终被剩余的，会是人吗?新技术新时代一定在同时提供着新岗位新职业，但最终是消失的岗位更多，还是新生的岗位更多?我们还要期待，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社会调整能力。”
其实，对新时代社会调整能力的变迁方向，马克思早就做过极为深刻的揭示，那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这似乎被 《互联网时代》的编导所忽略了。不过有一点，编导还是正确地意识到了：“现代福利制度，本质上是为工业时代周期性的就业颠簸而准备的。在互联网时代的大面积剩余面前，这个世界还缺乏准备。”在我们看来，与新时代相匹配的社会调整能力，不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而只能是公有制的计划经济。这个改变不仅意味着政治民主(政治权力公有制)的狂飙突进，而且也意味着经济民主(生产资料公有制)必将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强劲呼声。互联网带来的变化仅仅是正在发生的变化的一个侧面，而且这个变化才刚刚开始。但是，我们要指出的是，正在变化的方向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有着惊人的一致。这就够了。
五、结语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已经是世界最完美的制度，无需创新和改变，更谈不上什么“革命”。由此形成的思维定势是：只有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需要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才需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其实，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然面临的困境，更需要自身的反省和创新。不论愿不愿意，西方自身面临的问题正在倒逼“自我革命”的来临。
鞠建东虽然不清楚未来生产关系变化的方向，但是他正确意识到了普世价值并不是永远正确的“宇宙真理”：“我们很多人认为，只有中国这样相对落后的国家才需要思想、理论、文化的创新，而中国的思想创新，只要 ‘国际化’，只要学习西方的‘普世价值’、‘先进理论’、‘先进制度’就可以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中国的思想界，经常忽略西方主流学界近年来，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思想变革的讨论。思想的变革和创新不仅仅是中国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全世界的需要，是全人类的需要，是人类物种变革的需要。”
马克思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蒸气、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这三个人都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革命家。在马克思的语境里，革命就是创新，它既包括生产力维度的创新，也包括生产关系维度的创新。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的创新看作是比那些革命家都 “更危险万分”的不安定因素，足见马克思非常重视生产力维度的创新，把它视为人类一切创新的基础所在。
(注：本文发表于《江汉论坛》2017年第1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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