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在用唯物史观赋予宏观经济概念科学内含的意义上，应当说马克思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开创了科学的宏观经济学。《资本论》全卷都包含对宏观经济的论述;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乏适用于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学，没有根据。《资本论》批判了资产阶级宏观经济思想的五大教条，现代资产阶级宏观经济经济学依然沿袭这些教条，搬用它们对中国调结构必定无效。要高度重视应用《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统一。
【关键词】宏观经济 《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 资产阶级宏观经济思想 宏观经济调控
（*本文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4期,上网前做了适当补充）
2016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重大结构性失衡”[①]，这是一个需要人们高度关注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在1999年就提出，“目前经济生活中的问题，根本的是结构不合理，结构调整缓慢”;[②] 2005年又指出，“盲目投资导致产能过剩的不良后果正在显现”，“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相当艰巨”;[③]此后，又反复要求调整好宏观经济结构，足见问题由来已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8届3中全会上，要求全党，“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④] 如何消解当下经济运行的“重大结构性失衡”，就是必须确立的“问题意识”，而要解决好这个重大问题，最紧要的就是在实际经济工作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指导地位。
一段时间以来，有人认为，现在发展市场经济，需要有“现代经济学”来指导;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主张计划经济的，已经过时了。于是他们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有的用凯恩斯主义关于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原理，从市场需求方面提出调结构主张;有的则用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理论，从市场供给方面提出调结构主张。而坚持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则认为，真正能够指导中国解决“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的，只能是《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本文拟对此进行论证，向经济学界抛砖引玉。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概念
（一）应当赋予宏观经济概念唯物史观的科学含义
1.宏观经济这个概念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⑤]。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⑥] 我国有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曾不太主张使用“宏观经济”概念;认为西方宏观经济学并不是科学的理论，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⑦]，其中研究了资本主义国民经济总体运动，在研究方法、范畴原理和理论逻辑上，与西方宏观经济学有原则区别，没有使用过宏观经济概念，如果我们使用它，就可能与西方宏观经济学划不清界限。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不过，现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都使用宏观经济这个概念了。这是因为，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使用的描述经济现象的经济范畴，经过改造是可以借用的。实际上，《资本论》中的许多描述经济现象的范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都出现过，但是马克思用唯物史观对它们进行了“术语的革命”[⑧]，赋予了新的内容，就把它们纳入到工人阶级的科学经济理论体系来了。
2.宏观经济概念经过内含的改造是可以使用的。现在宏观经济这个概念得到广泛使用，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汉语中，“宏观经济”概念与《资本论》所说的“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全年社会总产品的流通”、“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复杂具体的形式”[⑨]等科学表述，在所描述的现象形态上，都是指一个社会的国民经济总体运动，而使用“宏观经济”概念对表述这种现象有简略的好处。二是随着我国经济学对外学术交流的扩展，使用在概念形式上有共性的词汇，有助于相互对话。至于概念形式相同而内含有本质区别，这可以通过“术语的革命”阐释清楚。因此，虽然西方宏观经济学是不科学的理论，但是这不等于“宏观经济”这个概念就不可使用;虽然《资本论》没有使用过“宏观经济”这个概念，也不等于宏观经济学就专属西方经济学。
3.我们使用西方经济学提出的“宏观经济”概念只是借鉴这个概念的外延形式。必须强调，借鉴“宏观经济”这个概念，绝不是要照搬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内容;更不是要按西方宏观经济学概念来审视“资本论”关于“宏观经济”论述;也绝不意味着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像西方经济学那样，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大板块，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辩证地反映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有整体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理论体系，所有理论部分都具有的内在联系，是不应分成相互割裂的板块的。现在使用“宏观经济”这个概念，这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对话上的需要。如果有人说，只有西方经济学才研究宏观经济，才有宏观经济学，那么我们可以回答他，就研究对象的“宏观”范围来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才真正从整体上科学地揭示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内在联系和客观发展规律;面对目前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出现的严重失衡问题，照搬西方宏观经济学只会饮鸩止渴。我们只有联系实际，深入研究和应用《资本论》，扬弃资产阶级的宏观经济学，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用以指导实践，才能解决问题。
（二）宏观经济概念的科学内含
1.应规定宏观经济为历史的范畴。宏观经济这个概念是不适用于描述人类社会的自然经济形态的。原始社会以氏族、部落为单位，经济规模很小，称不上“宏观”。奴隶制、封建制社会，虽然已有较为广阔的国家地域范围，但是，那时的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各经济单位之间并未结成社会性分工的依赖关系，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乃是这种经济形态的生动写照。那时虽有商品交换和市场，但是市场的商品、货币交换，主要起调剂生产和生活余缺的作用，并未成为连接各行各业的中介，更未成为生产的前提条件;城邦之间的经济活动也未构成相互依赖的社会经济整体，因此，还不存在社会生产的总体联系，也就不宜使用宏观经济范畴来概括。只有到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社会，各行各业的社会分工以市场为中介，形成彼此依赖的经济整体，这时，宏观经济概念才有了反映社会经济总体形态的实际含义。
2.应规定宏观经济有一定空间范围。宏观经济是有边界的。就社会的总体经济形态而言，可以指一国范围;也可指多国构成的大区域范围，如亚洲社会;甚至指全世界的范围。但是，由于当今人类社会仍是由一个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国家构成的，研究多国构成的区域经济或所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都需要在分析单个国家的经济为基础。所以，从形式逻辑关于概念要遵守同一律的规定来看，把宏观经济规定为表述一国总体经济为宜。超出一国范围的区域经济，可以直接说某区域经济，如东北亚区域经济、欧盟经济体经济、亚太区域经济等;分析全球范围的经济，可以直接说世界经济。至于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包含着若干省、若干市的区域经济，即使有的地域面积超过一些小国家，也不宜称之为宏观经济;而称之为中观经济，这未尝不可。
可见，纳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概念，它是一个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独立国家才有实际意义的经济范畴，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反映一国经济总体形态的范畴。
二、《资本论》包含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
（一）《资本论》全卷都包含宏观经济的科学论述
1.马克思是科学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在用唯物史观赋予宏观经济概念科学内含的意义上，应当说，马克思是人类思想史上科学宏观经济学的开创者。仅从《资本论》第1卷到第3卷，有关篇的标题，如第1卷的“商品流通”、“货币流通”、“资本的积累过程”，第2卷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第3卷的“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等，就已经显示出大量的宏观经济议题。其实，《资本论》篇篇都有对宏观经济运动的分析。
可见，早在凯恩斯之前，马克思就系统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运动规律，其中包括商品生产普遍化社会的宏观经济一般的运动规律。可以认定，宏观经济理论是马克思科学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资本论》宏观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把《资本论》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简要梳理成以下方面：
（1）揭示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运动规律和各经济层面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1至3卷中，运用唯物史观的辩证法，先揭示商品、货币流通这些国民经济表层领域的运动规律;再深入揭示以这些表层运动为前提的国民经济深层领域的资本或剩余价值生产和流通过程;然后在揭示这些本质层面的客观规律基础上，再上升到国民经济的现象层面，揭示涉及分配领域的工商业利润、银行业利息和土地领域的地租的运动规律，在此过程中，揭示出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宏观经济运动必定要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论》这种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又由里及表、由本质回到现象的理论逻辑;在论述中从一般到特殊，从个别到整体、从分析到综合的方法，真实地反映出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动的客观辩证法，揭示出宏观经济运动的规律体系。《资本论》还深刻揭示出对立与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这些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在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动中的表现;并运用现象与本质、特殊与一般、原因与结果、形式与内容、可能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等辩证法的一般范畴或要素，揭示出宏观经济内部多层关系的来龙去脉和辩证关系。其中包含资本主义宏观经济体系中的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相互关系，社会再生产各部类之间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相互关系，社会再生产与货币流通的相互关系，对外贸易与社会再生产的相互关系、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相互关系，虚拟经济与现实经济的相互关系，地租与宏观经济运动的相互关系，社会生产力与社会消费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统一的物质循环关系，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在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收入分配、阶级关系与市场供求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等。而这一系列经济关系，都蕴含商品生产普遍化社会的某种程度的一般性，都值得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实践，深入领会。
（2）科学阐释一国宏观经济与别国经济、世界市场的关系。《资本论》论述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经济范畴和原理。在一般商品流通关系方面，有世界市场、国际分工、世界劳动平均单位、国际价值、世界货币、货币的相对价值、国际信用制度等范畴或原理；在一国内部社会总资本流通关系方面，有固定资本补偿与对外贸易、国际资本流动与国内货币流通等关系的原理;在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方面，提出了“国家实力和国国家优势”[⑩]的概念，阐释了国民工资差异的比较方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殖民制度的关系、生产力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关系等原理，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国际经济关系中，一般流通关系背后的不合理国际分工和不平等国际经济利益关系等。这些重要思想和方法，乃是指导我们分析当代国际经济关系，科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对外开放，维护本国国民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论基础。
（3）从宏观上揭示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规律。《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把这种循环称之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11] ，即宏观经济运动应遵循的客观规律。遵循这个规律，才能维护作为人类生存和生产基本条件的生态环境(清洁的空气、饮用水等)，才能实现今天人们所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唯物史观看来，土地是“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也是劳动者“原始的食物仓”和“原始的劳动资料库”，[12] 而只有遵循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循环规律，才能使土地始终能为人类提供基本生产要素，因此，这个规律是比生产力发展规律更基本的规律。要全面地认识宏观经济运动，必须把它纳入重要的研究视野。
（4）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宏观经济进行数理分析。《资本论》的宏观经济数理分析是贯彻全卷的。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始终把宏观经济的性质分析和经济数量分析结合在一起。在数理分析上，对有的经济联系直接提出了数学公式，有的则用语言做出了阐释。不难发现，在相同宏观经济现象的分析上，《资本论》的数理分析比西方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更为科学、准确。例如，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分析公式是恒等式，看不出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的因果关系;而马克思阐述的商品流通中的货币量规律，则明确商品流通是因，货币流通是果;[13]并区分了金属货币流通量和纸币流通量，揭示了通货膨胀的发生机理。特别要重视的是，马克思的经济数理分析具有全面和深刻性。他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关于商品相对价值形式的数量变动规律，由此全面揭示出引起商品价格水平变动的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在剩余价值规律基础上，从社会总产品出发，区分了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资本流通和一般流通，并根据劳动二重性的原理，从数量上揭示了社会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和实现条件，揭示出社会再生产的固定资本补偿机制，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货币积累和实际积累的平衡机制;还深刻地揭示了资本有机构成对劳动力变动及其工资变动的影响、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等等。这些反映宏观经济深层经济本质联系的数理分析，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见不到的。
以上方面足以说明，《资本论》确实包含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那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缺乏适用于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的说法，是肤浅的、没有根据的。
（二）纠正对《资本论》宏观经济理论的片面理解
新中国在计划产品经济体制时期，[14] 经济学界曾受传统经济管理体制观的束缚，往往撇开商品、货币和资本一般流通关系来研究宏观经济。当时尽管注重研究和应用《资本论》第2卷第3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但主要研究“再生产”，注重的是各产业部门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却几乎不研究“流通”，也就很少关注在这一篇中，马克思揭示的货币流回规律和社会再生产实现之间的内在关系。[15] 当然，关于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研究本身，十分必要和重要，但是，撇开货币流回规律来研究，就显著地降低了《资本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实践的指导价值;并导致了一种错觉，认为《资本论》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只适用于计划经济，而不适用于市场经济。更值得提出的是，由于局限在《资本论》第2卷第3篇研究《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这就忽视了《资本论》全卷丰富的宏观经济论述，忽视了《资本论》揭示宏观经济运动规律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这乃是把《资本论》科学的丰富的宏观经济理论束之高阁，转而关注不科学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认识误区显然需要纠正。
三、重视《资本论》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思想的批判
（一）《资本论》批判了资产阶级宏观经济思想的五大教条
《资本论》原著的标题，“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平行的，这充分体现出《资本论》贯穿辩证法的科学特征。马克思指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6] 为此，《资本论》在创立科学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庸俗性)、虚伪性(欺骗性)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其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宏观经济思想的五大教条：
1.认为“商品流通必然创造买和卖的平衡”的“萨伊教条”。[17]萨伊(1767～1832)认为，每一次的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卖着会把买者带到市场上来。按照这种说法，商品流通或市场本身就没有矛盾、充满和谐。《资本论》则科学地揭示出，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流通，买和卖这两个行为并不同时发生，是会分离的，这与产品的直接交换有本质区别。萨伊不明白这个道理。实际上，即使是与小生产相联系的简单的商品流通，由于商品流通包含的多种内在矛盾，也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18] 马克思详细论证了，在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流通这种危机的可能性必然成为现实性，形成周期性危机。
2.把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三种要素说成是和谐并存的收入分配源泉的“另一个萨伊教条”。它又称之为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19]或者“按要素分配论”。马克思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深刻揭示出，土地是自然物质;资本作为价值体是死劳动，其生产资料形式是物资形态，它们都不可能创造价值，更不会自动创造出地租和利润(或利息);而工人的活劳动本身并没有价值，只有劳动的凝结才形成价值。因此，“三位一体”教条或“按要素分配论”，在理论上把根本没有因果关系的东西硬联系起来了;抽掉了资本、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权的社会形式，在政治上则充满剥削阶级的辩护性;“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20] 如果相信“按要素分配论”，就永远也不可能消除私有制造成的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现象。
3.认为“商品价格按货币增减的比例而涨跌”的“李嘉图教条”。[21]本来，如果金属货币的价值已定，那么按照劳动价值论，一定时期的商品的总价格就决定按照一定流通速度流通的金属货币量;超过商品流通需要的金属货币量，就会退出流通，成为储藏货币;反过来，如果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不足，储藏货币就会转为流通手段进入商品流通，或者用生产的金来补充流通需要增加的货币量。可是，李嘉图(1772～1823)却倒因为果，认为，如果流通中金属货币量增加，一定量商品的总价格就相应地上涨;反过来，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减少，商品的总价格就相应地下降。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李嘉图抹煞了“货币除了流通手段的职能以外的一切其他职能”[22]，不懂货币还有储藏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并混淆了金属货币流通和纸币流通，混淆了金属货币流通和信用货币(银行券)的流通。当时英国的中央银行用李嘉图教条制定货币发行政策，用金属货币规律来调节银行券的发行，以为这样做可以消除商业危机，结果反而加剧了危机。[23]李嘉图乃是西方经济学货币数量论的鼻祖。
4.把所谓劳动基金看作固定不变量的“边沁教条”。[24]边沁(1748～1832)把社会总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资料的总量，称之为劳动基金，把它虚构为社会财富中的一个由自然界限决定的固定量，认为全社会被雇佣的工人多了，工人的工资就必然会下降。按此教条，工人的贫困是由绝对人口过剩产生的，减少人口才能够恢复平衡。按此教条，要提高工人阶级的收入，从这方面扩大有购买力的需求，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在满足它们个人消费之后，必然要资本化，即转化为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全社会可变资本量的变化，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而绝不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边沁教条完全掩盖了资本剥削关系是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的原因。
5.认为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斯密教条”。[25]斯密(1723～1790)认为，在全社会的再生产中，每种商品的价值即产品价值(c+v+m)通过交换最终会分解为利润、工资和地租，即(v+m)，这就把产品价值中的不变资本价值c丢掉了。这就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影响面很广很深的斯密教条。尽管说，斯密在研究社会再生产涉及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时，又不得不把c偷偷地引了进来;在阐述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时，表露出一些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科学思想，但是，斯密教条却使他陷于理论上的矛盾，终究不能弄清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实现问题。马克思吸收了斯密经济思想的科学成分，批判了斯密教条。指出研究社会再生产，要从社会总产品∑(c+v+m)出发，必须解决好社会再生产中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包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补偿问题，并结合货币流回规律，科学揭示出社会简单再生产和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并深刻指出，斯密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一是他不懂得劳动二重性的科学原理，不懂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因而把年产品价值∑(c+v+m)和年价值产品∑(v+m)混为一谈;二是他不懂得资本流通与简单流通(包括劳动力商品的流通)的区别;三是把商品生产一般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混为一谈。
上述五大教条都属错误的宏观经济思想。马克思把它们称之为教条，是因为它们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影响十分深广。现在看来，这些教条一直沿袭到了当代。这些教条体现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通病，《资本论》对此做了深刻地揭示：它们在基本指导思想上都贯彻唯心史观，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最合理的、永恒的;都不懂具有一定历史特征的生产方式是与之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都以“满脑袋都是生意经”的资产阶级眼界，把信用经济和货币经济当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特征，都不明白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特征;[26]都不懂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抽象人类劳动和具体有用劳动的二重性，因而都不能从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两方面来进行宏观经济分析;都不懂商品流通和资本流通的共性、联系和区别，只用简单商品流通的眼光来分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都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经济基础，也就是离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并掩盖或回避剩余价值体现的剥削关系;都以单个资本家获得利润最大化为分析前提，都站在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马克思的这些深刻、科学的批判，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并深入理解。只有这样，在实际经济工作中才能确立《资本论》宏观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
（二）深刻认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弊病
现代资产阶级宏观经济经济学依然沿袭《资本论》批判过的上述教条。这里着重评析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严重弊病及其危害，因为它们近年来对我国经济学界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1.必须破除对凯恩斯主义的迷信。有西方学者指出，凯恩斯之后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有不少改进和发展，先后产生“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等多个流派;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超越凯恩斯的基本理论，这些流派的学者都承认自己的理论与凯恩斯理论存在着联系。[27] 这就告诉我们，认清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弊病，关键是要认清凯恩斯理论的弊病。
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理论历来持辩证分析的态度，还出版了有关专著，既肯定凯恩斯理论具有某些合理成分，如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否定“市场机制万能”，“把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结合起来”进行总量分析等;又明确指出，凯恩斯站在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立场上，“实际是从简单流通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实质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28] 然而，近些年来，有些人却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不能不借助于凯恩斯理论。于是凯恩斯主义“三驾马车”的宏观经济政策话语，频频见诸报刊。其实，只要深入研究《资本论》，就可以认定，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思想的批判同样适用于凯恩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不科学的，存在严重错误的。主要是：
（1）沿袭了“斯密教条”。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从工资、利润和利息构成的国民收入出发，这就体现出，他只是分析社会总价值产品∑(v+m)，而不是从社会总产品∑(c+v+m)出发，也就丢掉了生产资料(不变资本∑c)如何补偿这个在社会再生产中的最重要的问题。凯恩斯分析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排斥了社会再生产中生产资料生产部类体现不变资本的企业之间的Ⅰc=Ⅰc的交换关系。[29]因此，凯恩斯理论不可能解决社会总产品价值的各组成部分，如何从价值和使用价值两方面实现再生产补偿的问题。
（2）“三驾马车”的宏观经济调节政策思路是片面的。它是斯密教条的具体体现。所谓追加“投资”增加有效需求，由于丢掉了不变资本∑c，并且不从生产领域调节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平衡，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所谓“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只能在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上有某种合理性，其实决定市场需求即有购买力的“消费力”的，是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离开生产关系谈消费拉动经济，颠倒生产与分配、分配与消费的因果辩证关系，因而不能真正“拉动”消费。所谓“外贸”拉动，把外贸这种外因的作用，当成国民经济内因的直接作用，这种混淆容易导致国内产业结构的失衡。
（3）指导数理分析的“总储蓄=总投资”恒等式是错误的。凯恩斯把这个公式明确解释为，“社会上所有的人的总储蓄必然要等于社会上现行的新投资。”[30] 新投资即追加投资，可见，这个恒等式实际含义是“社会总储蓄=追加总投资”。公式中的“追加总投资”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扩大再生产中的“实际积累”;社会总储蓄，却除了用于追加投资的储蓄，即马克思所说的“货币积累”，还必然包含企业固定资本折旧基金积累、居民消费储蓄等在内的实际上并不用于追加投资的储蓄，显而易见，这两者是不可能恒等的。《资本论》揭示出，只有在属于剩余价值组成部分的、用于追加投资的“货币积累”，与用于购买追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实际积累”平衡或相等时，才能满足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要求。[31]因此，即使“社会总储蓄等于追加总投资”，宏观经济也是不能实现扩大再生产的。
（4）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的宏观经济理论必然对宏观经济调节无效。凯恩斯认为，通过“充分就业”就能达到提高市场有效需求，解决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但是，他指出这种充分就业的“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与总供给函数的交点”，这个交点以资本家的“预期利润会达到最大化”为前提。[32] 可见，凯恩斯理论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的，是以维护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最大化为前提的。这就注定他的理论根本不能消除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也就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从而不可能消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上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爆发“滞胀”(经济停滞和通胀同时)大危机，证明凯恩斯主义治标不治本，它只能起掩盖并加深生产社会化和私人所有制这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而必然会使这种对抗性矛盾产生的危机，以更严重的形式爆发出来。在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为发端，至今仍未出现转机的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救市”，并未见效，又再次证实凯恩斯主义不是科学理论，而且对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有害无利。因此，决不应当搬用到中国来。
2.必须认识供给学派的弊病。西方供给学派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是在凯恩斯宏观调控政策失效时产生的。供给学派沿袭萨伊教条，认为“从整体上看，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会创造出对它们的产品的需求。”[33]主张从供给方面提高人们的储蓄、投资的能力和积极性，以推动经济增长，走出宏观经济的“滞胀”困境。为此，提出了对企业减税、控制货币信贷、刺激私人投资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里根政府曾采纳这些建议，但是，虽然一时缓和了通货膨胀，但是政府的税收却并没有增加，财政赤字反而加大了。于是供给学派被美国政府疏远，风光不再。[34]
供给学派宏观调节的主要政策是减税。但是，用《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分析，这种政策对于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必然是无效的。政府对企业降税，固然能减轻企业成本，有利于增加私人企业主利润，但是这也同时助长企业之间“大魚吃小魚”的自发性无序竞争。而全社会的各种产业，都是由一定企业构成的，在产业结构(各产业生产要素的比例关系)已经失衡的情况下，公平地降低所有企业税率，绝不可能改变失衡的产业结构。而降低企业税收，却势必降低国家的财政收入。须知，国家为了调节失衡的宏观经济，这时却正需要增加财政支出，然而普遍地降税，却降低了国家实施财政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等于雪上加霜。这就是西方供给学派用减税调节宏观经济无法解决的矛盾，也是供给学派对宏观经济结构调整无效的原因。
面对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重大结构性失衡”，一些学者眼见搬用凯恩斯主义失效，于是转而搬用供给学派的理论。它们要求减少政府行政干预、完善市场机制体制，通过减税增加生产要素供给数量和质量、增强企业的效率与活力，减少市场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等政策主张，乍一看来，不无道理。但是，用《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来分析，它们所谈的“结构调整”主张，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的交易方式上，几乎没有涉及调结构的主要内容，即如何促进生产领域社会各产业生产要素之间比例关系的平衡。完善市场机制体制和增强企业活力固然重要，但是《资本论》已经充分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也证实，市场机制本身只能通过周期性的危机，即社会生产力的周期性损失，来迫使产业结构适应价值规律。夸大市场机制作用，鼓吹市场机制万能，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之一。这些主张对于解决结构失衡问题，可以说文不对题。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批评了一些人把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同于西方供给学派的错误观点，它强调，“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35] 这是很有针对性、很及时的。
总之，只要认真领会《资本论》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思想的批判，就可以得出，搬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对中国调结构必定无效。要从根本上解决当下宏观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促进国民经济走上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之路，惟有认真理解并应用《资本论》的科学宏观经济理论，。
四、应用《资本论》指导宏观经济调控
（一）坚决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1.深刻认识所有制在宏观经济结构中的基础地位。应用《资本论》指导宏观经济调控，涉及诸多领域。本文拟从所有制、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国际经济关系这三个主要方面谈些认识。首先要强调，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是调整好宏观经济结构的基础。
《资本论》贯彻唯物史观，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其中包含着商品生产普遍化社会的宏观经济一般结构。主要包括：(a)商品流通(又可进一步分为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b)生产资料所有制、(c)生产的社会分工(产业结构)、(d)人与自然的关系和(e)社会总资本三种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结构关系这五个基本层面。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整个经济结构的基础。马克思指出，“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乃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隐藏着的基础。” [36] 引文中的“直接关系”，就是指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或生产关系。
马克思精辟揭示了市场供求关系(商品流通)、生产的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所有制这几个层面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不是停留在市场流通层面分析供求关系，而是注重揭示流通与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市场供求关系取决于生产供给和人们收入决定的购买力；决定生产供给和购买需求的，实际上都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这是因为，生产的支配权和收入的分配权都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掌握的。所以，在宏观经济中，生产领域的社会分工状况或产业结构的状况，取决于资本家阶级或生产资料所有者阶级的生产支配权和控制权;而市场需求者的收入或购买力状况取决于分配关系，“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37]，因而也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可见，对于市场供求结构状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流通领域和分配领域本身的因素，而是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占有关系乃是所有制的核心。明白了所有制在经济结构中的基础地位，也就找到了解决宏观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的科学路径，弄清调整所有制关系对于调整总体经济结构的关键地位。
2.振兴公有制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重大结构性失衡”问题。遵循《资本论》关于所有制是宏观经济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这个重要原理，我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失衡，无疑应当从所有制层面寻找原因。事实上，上世纪末以来我国经济结构失衡逐步加重的过程，正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被削弱的过程，两者成正相关。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显示，到2013年末，公有制经济在第二、三产业的所有制结构中的比重已明显小于私有制经济。[38] 这说明在这些产业中，公有制主体地位已经不再。而私有制经济比重超过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力就必然加大，这就必然导致市场无序竞争加剧、收入两极分化和经济结构失衡。这正是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危害。近些年来，有些经济学者和经济管理干部却认为，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民营经济(私营经济)比重上升，这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该达到的目的，因为只有私营经济才适应市场经济，才有效率;至于出现居民收入两极分化，可以通过政府财政的“再分配”来缩小。这种观点其实使用民主社会主义的“私有制加公共财政二次分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作辩护，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是由初次分配决定的，而后者则是由所有制或生产关系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坚持私有制的经济基础，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基本矛盾就必然起决定作用，宏观调控就必然无效。
因此，只有遵循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庄严规定，坚决贯彻习总书记关于“壮大国有经济”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指示，尽快振兴包括国有经济和城乡集体经济的整个公有制经济，使之真正成为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掌控国民经济这个主导力量，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才能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服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利益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大目标，使国民经济运行形成全国一盘棋，从而及时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不良问题，不断促进国民经济稳定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二）努力实现国民经济综合平衡
1. 坚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对《资本论》宏观经济理论的具体应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在1956年，曾提出 “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重要范畴;此后，从实践角度阐释了国民经济应当坚持“综合平衡”的重要理念，[39]并取得实践成效。这是对《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创造性的应用，必须继承和发展。
认真研读《资本论》原著，可以知道，马克思揭示了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产业结构与商品流通之间的因果联系，指出货币流通“是由商品本身的形式变换引起的”[40]，“货币运动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现”或“结果”;[41] 以后又进一步把商品流通层面的这种因果联系，扩大到以货币流通为中介的社会再生产领域，揭示了宏观经济运动中的货币流回规律，即“当再生产(无论是简单的、还是规模扩大的)正常进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必须流回到它的起点(无论这些货币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借来的)。这是一个规律” [42] 。这个客观规律揭示出，在宏观经济运动中，必然存在“产业结构—→商品流通—→货币流通”的因果链条。这样，在产生了中央银行的历史条件下，只要社会再生产各部门比例关系平衡，那末中央银行的货币信贷就必定平衡，即贷放投入的货币必然通过还款流回到银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念，正是对这种内在联系，结合国民经济管理的具体阐释。陈云指出，在国民经济管理中，应当努力在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包括财力和基本建设规模)这几个重要方面，实现综合平衡，“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43] 这就是说，财政收支平衡、银行信贷(包括货币和货币资本的借贷关系、外汇收支关系)平衡，乃是市场购买力和物资供应(包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供应)之间实现平衡的表现或标志。这意味着，如果能够遵循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促进市场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就能促进财政收支关系和信贷关系实现平衡。
由此可见，促进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乃是在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条件下，遵循社会再生产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实践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历史条件下，是绝不应当淡化或抛弃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为此，不但要纠正那种搬用西方宏观经济学制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的倾向，而且要更加自觉地应用和发展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这种实践形式;按照这种指导思想来制定宏观经济调控具体政策，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地调结构、促发展。
2.遵循货币流回规律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秩序。近年来，金融领域出现某种不稳定现象，应用《资本论》论述的货币流回规律原理来分析，原因是很清晰的，这正是宏观经济出现的重大结构性失衡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因此，要促进金融稳定，就必须着眼于调整生产领域的产业结构，抓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而不宜孤立地谈金融体制改革。从维护国家金融秩序的要求看，也需要重视理解货币流回规律。因为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W—∑G—∑W…∑P…∑W)的过程中，要保持流通环节(∑W—∑G—∑W)畅通，除了产业结构比例关系平衡之外，货币越统一(国内法定使用同种货币)，银行管理越集中，就越有利于遵循货币流回规律，越有利于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流回状况，观察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这就意味着，只有坚持金融机构国有化，并由中央银行代表人民利益，自上而下，集中统一管理各类、各级银行，统一管理货币流通，才能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因此，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的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集中统一管理的国有金融管理体制，这无疑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有利条件，只能改善和巩固，绝不应当被削弱。但是，近些年有人却一再鼓吹发展私人银行，乃至鼓吹引进外国战略性金融资本来促进所谓“金融深化”改革，美其名为 “提高金融效率”，还有人放言“影子银行”[44]有存在的合理性。这些主张其实都是阻碍货币流回规律实现的，对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有害无益。虽然生产领域在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可以支持和引导发展私营经济，但是，这不应当推广到金融领域，也就是不应当发展私人银行，尤其不应当允许“影子银行”的存在，更不应当引入外国金融资本入股中国银行系统。原因就在于，一是这违背马克思揭示的货币流回规律的客观要求，对宏观经济调控不利;二是这会扰乱国家对金融秩序的绝对维护。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国家的银行，应当完全集中于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国家手中。
（三）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统一
1.用《资本论》的宏观经济理论指导扩大对外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外开放的经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扩大经济对外开放，这是通过“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45]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正确战略。而这离不开科学的宏观经济理论指导。《资本论》对一国宏观经济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有丰富的论述。提出了反映国际经济关系的世界货币、国际价值、世界劳动平均单位、货币的相对价值、国际分工、世界市场、汇兑率、国际信用制度、国家实力、国家优势等一系列范畴和原理；其中一些范畴如信用制度、汇兑率(汇率)虽然与西方经济学概念相同，但是都进行了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上的“术语革命”，在含义上有原则区别。《资本论》还揭示了一国宏观经济运动与世界市场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一国资本运动具有联系世界市场、扩大世界市场的必然要求;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可以从世界市场获取更多的优惠，“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46];如果一国的社会再生产发生产业部门之间或固定资本补偿上的比例关系失衡，对外贸易“能起补救作用”[47]等。另一方面，又论证了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和无序性，会对一国宏观经济形成负作用;一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外贸就会把社会再生产比例失衡的祸害“推入更广的范围” [48]，由一国经济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危机等。这些重要原理，对于我们辩证地处理国际经济关系，趋利避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历史造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人才、先进技术、制造能力、人均资源占有等许多方面，仍然据国际竞争优势地位;而帝国主义发展到与国家政权融合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基础的新阶段，它们对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我国，更是虎视眈眈，包藏祸心。这样，我国在对外经济开放中，就不能不增强维护国民经济独立自主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自觉性，这涉及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国际经济合作诸多方面，都需要我们重视应用《资本论》的有关原理。以下就目前的两个热点问题，简要地谈些认识。
2.坚持国家对汇率的科学控制。一个问题是，国家是否应当放弃控制汇率?搬用西方金融理论的学者认为，汇率应当市场化，即由国际市场关系来决定，国家不应当干预汇率。这种观点与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对中国成为所谓“汇率操纵国”的声音，是一致的。但是，应用《资本论》的汇率理论分析，在当代汇率已是国别纸币比价关系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则必须干预或控制汇率。
汇率是不同国家的货币在一定时点相互兑换的比例关系。《资本论》揭示出，汇率的本质关系是两国货币所含国际价值的比例关系，而货币的国际价值是用世界货币的黄金来表现的。在宏观经济运动中，一国对别国的汇率的形成，是由(a)国别货币的国际价值含量的变动、(b)商品进出口价值额的变动、(c)国际相互投资额的变动、(d)其他场合需要支付世界货币这些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这也就是一国汇率形成机制的科学含义。可见，认为汇率由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这种观点是片面的，没有真正弄清外汇市场背后起作用深层因素和形成机制。在当代，虽然“世界货币”职能，已经由国别纸币来充当，但是《资本论》揭示的汇率的本质关系和形成机制的原理绝没有过时，只不过在当代汇率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中介因素增多了，增加了可能引发国别纸币发生通货膨胀的因素。
根据《资本论》关于只有贵金属金(或银)才能承担世界货币职能、国别纸币的国际价值只能由黄金这种世界货币来表现的原理，世界货币由国别纸币来充当，即所谓“黃金非货币化”(实际是世界货币非黄金化)，这并不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是一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经济现象。正因为这种违背，才导致了不同国别的纸币究竟含多少国际价值量的难以确定,造成了当今国际汇率关系出现不统一、不公平的混乱状态。这种对客观规律的违背，祸首是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严重经济危机，只好在国内被迫放弃美元的金本位;但是为了维持自己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美国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国际贸易也完全停止金本位制;同时，用“石油美元”的方式，强制推行纸币美元替代黄金作为世界货币。[49] 可见，以国别纸币的关系来表现汇率，这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强加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形式。正因为这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所以美国只有通过超经济的霸权手段才能推行。
必须充分认识，在使用纸币“世界货币”的条件下，国别纸币的国际价值是不可能得到客观表现的，因而国家之间也就难以产生客观的、公平的汇率。而美国则可以通过大量发行充当世界货币的纸币美元，来弥补自身的财政赤字，同时通过纸币美元的贬值，来冠冕堂皇地无偿占有那些使用和储藏纸币美元的国家物质财富，并促成对美国自身有利的汇率。由此，维护纸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反对别的国家控制相关汇率，这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美国金融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惟有发挥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自觉捍卫民族经济主权和利益，抵御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汇率关系，才有可能控制好本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汇率关系。[50]而这离不开《资本论》关于汇率形成机制因果关系的原理的科学指导，即：促进国内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促进主要由国际贸易(进出口)、国际资本流动(外资引进和对外投资)综合形成的国际收支平衡—→基本稳定的汇率。其中，促进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平衡，或者说着眼于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社会分工比例关系的平衡，这是实现汇率基本稳定的宏观经济基础。[51]
由此可见，反对国家控制汇率的主张，初看似乎很尊重市场的客观作用，其实，这否定了纸币条件下汇率关系必然存在的主观性和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公平性，是完全错误的主张。我们的国家政府绝不能听从这些主张，而应当从维护国民经济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出发，理直气壮地控制好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汇率。
2.用《资本论》原理认识人民币资本账户的管理。另一个问题是，涉及外国资本进出的人民币资本账户的汇兑是否应当放开?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完全放开，如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宣扬，“资本项目的外汇自由兑换通常是经济市场化最优秩序的最后阶段。”[52] 我国一些经济学者照搬这种理论，主张人民币资本账户要尽快彻底放开。然而，应用《资本论》来分析，把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资本账户的开放或自由兑换，说成是完成市场化改革的最后阶段或标志，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具危害性的判断标准。
《资本论》揭示了商品流通(包含货币流通)与资本流通的共性、联系与区别。[53] 本质区别是，商品、货币流通体现等价值平等交换;而资本流通体现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以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为目的。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国际商品、货币流通和国际资本流通同样具有这种本质区别，前者被记录在国际收支表的经常项目中，涉及的主要是用于国际贸易等价交换关系中的外汇兑换;而后者被记录在国际收支表的资本项目中，在外汇与本国货币兑换的形式下，实质内容是外国资本进出本国，这就是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外汇自由兑换，同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外汇自由兑换的本质区别。因此，主张放开资本项目的外汇自由兑换，实质是主张放任外国资本自由进出本国。
然而，根据马克思揭示的国际价值规律和社会再生产规律，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如果放任劳动生产率高的外国投资自由进出，这必然给本国造成两大不利后果，一是让外国资本的高端商品占领本国市场，并让外资掌控本国的民族制造业，控制本国经济;二是本国的产业结构势必由于外国资本的自由出入，而处于无规律的变动中，发生失衡。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必须有基本经济前提，一是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已经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准，可以真正与之实现平等竞争;二是必须建立起有效宏观调控机制，能够维护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家经济安全。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危机中没有受到致命伤害，不能不说，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过早开放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外汇自由兑换。显然，在中国尚不具备上述基本经济前提的情况下，硬要人民币资本账户彻底开放，这对国家经济安全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而科学地深化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就应当把生产领域和货币流通领域的改革结合起来，努力创造资本账户开放的基本经济前提，一方面，应当在促进金融管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同时，在人民群众中大力提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努力发展高新科学技术，创造越来越多的民族品牌，促进劳动生产率水平尽快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必须创造出一套宏观经济监管方法，实现外国资本进出本国与本国宏观经济产业结构平衡相统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过一个简要而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54]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唯有建立在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运动矛盾关系的基础上。而这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只要我们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弄清了当前宏观经济发生“重大结构性失衡”的真实问题所在，就一定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让我们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继续前进，努力在实际经济工作中，促进现阶段的市场经济社会分工制度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有效结合，推动国民经济运行走上协调运行和科学发展的轨道，为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贡献力量!
[①] 新华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2016年12月17日第1版。
[②] 江泽民：《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0页。
[③] 胡锦涛：《搞好宏观调控，促进科学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④]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01 版。
[⑤] 我国有学者指出，“宏观经济学这个术语是挪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里希(R.Frisch)于1933)年提出的”(参见张培刚、厉以宁著：《微观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另有美国学者奥利弗·布兰查德认为，“宏观经济”一词直到1941年才在经济学文献中出现;而“宏观经济学”一词出现在1946年(参见[英]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 著，佘江涛、魏威、张风雷译：《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4页)。
[⑥] 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宏观经济研究的“所有学派在界定自己时”，都承认自己的理论与凯恩斯宏观经济思想的联系，要么是某种发展，要么是复活。见[英]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著，佘江涛、魏威、张风雷译：《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⑦]《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⑧]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⑨]《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455、512页。
[⑩]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885页。查德文原版，此处为“der nationalen Macht und des nationalen Uebergewichts”，“Nationalen”这个词首要意思是指“民族的、国家的”。《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87～888页，译为“国民实力和国民优势”。笔者认为，国际之间的“国民实力”比较，含有平均的单个人实力比较的意思;而“国家实力”比较，则是指国家整体实力的比较。因此本书采用1975年版的译文。
[11] 《资本论》(中共中央编译局根据马克思修订的法文版第1卷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7页。
[12]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页。
[13] 参见陈其人著：《货币理论与物价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147页。
[14] 应当把“计划经济”与“计划产品经济”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前者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规律，要求国民经济管理遵循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后者指用自然经济的产品经济观来认识国民经济运行，由此形成高度集中的、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经济管理体制。我们要扬弃的是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而不应否定计划经济。
[15]关于货币流回规律，本文下面再具体论述。
[16]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7]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
[18]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
[19]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1页。
[20]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41页。
[21]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9～629页;《马克思恩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3～164页。
[22] 《马克思恩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4页。李嘉图认为金属货币无论多少都会停留在商品流通中，完全没有看到货币还具有储藏手段的职能。
[23]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9～629页
[24]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03～705页、第809页。这种观点认为，工人平均工资是这种国定的劳动基金除以工人人口的结果。
[25]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2页，注(32);《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1～427页。
[26] 参见《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37页、第132～133页。
[27] [英]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 著，佘江涛、魏威、张风雷译：《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3页。
[28] 参见丁冰著：《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2～95、292～298页。
[29] 这从凯恩斯关于国民收入的收支流程图可以明显看出，这张图上只有企业和居民的收支关系。这类似于马克思的Ⅰ(v+m)+Ⅱ(v+m)=Ⅱ(c+v+m)交换关系，却没有Ⅰc=Ⅰc。参见高鸿业：《译者导读》，[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页。
[30]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9页。
[31] 参见《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6页。
[32] 参见凯恩斯著、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正文第30页。
[33] 转引自高鸿业、刘凤良主编：《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6页。
[34] 参见高鸿业、刘凤良主编：《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7～138页。
[35]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6年5月10日第1～2版。
[36]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94～895页。引文中的黑体为引者所加。
[37] 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10章“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第51章“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17、998～1000页。
[38]据2014年12月16日发布的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2013年末，我国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在公布数据的第二、第三次产业九个行业(从业人员占所有行业的91.5%)中，按加权平均计算的占比计算，只占7.5%;如果把“股份制和其他企业”中的一半算成公有资本控股(实际上可能不到一半)，公有制企业的从业人员也只占25.5%。参见何干强：《振兴公有制经济刻不容缓》，《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5年第5期;公开发表于《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39] 参见《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11、244～245页。
[40]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38页。
[41]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
[42] 《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511页;关于货币流回规律，马克思在该卷第3篇多处提到，另见第446、459、507、533页。
[43]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3页。
[44] 影子银行是不透明的金融投资业务和投资工具，包括非法银行及其合法银行中的理财产品、不披露信息的互联网借贷平台等，这些业务在合法的资产负债表上得不到反映，因此是对法制监管的逃避。影子银行通常承诺对投资的较高利率，它助长投机，扰乱金融秩序。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2、769页。
[46]《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
[47] 参见《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525页。
[48] 参见《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525页。
[49]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控制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欧佩克)的国家，规定石油市场必须以纸币美元计价和结算。这样一来，凡是要购买石油的国家，就不能不用有真实价值的商品换回纸币美元，并把纸币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世界货币的储藏货币形式)。可见，是美国强迫别国承认美元纸币充当世界货币的。
[50] 目前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51] 参见何干强：《用〈资本论〉原理指导认识和控制汇率》，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52] 周庭煜等译，[美]罗纳德·I·麦金农著：《经济自由化的秩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53] 参见何干强;《唯物史观的经济范式及其应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5页。
[54]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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