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典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民找到了科学的理论武器，从而实现了由旧式民主革命向新式民主革命的转变。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一批先进分子由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李大钊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革命精神及其丰富的思想理论著述和斗争实践，体现了十月革命在中国深刻影响和导向作用的历史轨迹，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后人为共产主义事业继续前进。
一、传播马克思主义，寻求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逐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前提条件。近代中国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特别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一定的发展，工人阶级有了新的觉醒，为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奠定了社会的和思想的基础。19世纪末开始，中国就零星有一些刊物、文章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也出现了诸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片段的翻译。应当肯定，这种情况确实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已引起这个东方大国内梁启超、廖仲恺、朱执信等思想家、民主革命家的关注，但这时马克思主义还只是作为一个学派被提及，其影响力较有限，有的革命家还用来附会自己的主义，用以证明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传播。之所以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传播，是因为:首先，它达到了应有的广度，比较全面、持续不断地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其次，它达到了应有的深度，是被作为科学的信仰加以传播，并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起点。李大钊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就充分体现了上述两方面的特点。
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是从介绍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开始的，这不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新的取向，而且也使得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亲切感。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中国的辛亥革命已在6年前发生，虽然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国家的情况反而一天天坏下去。其间发生了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帝制的反动逆流，而孙中山针对袁世凯专制主义的“二次革命”也以失败告终。正如鲁迅所言：“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1](P455)这反映了当时一般先进分子在经历对民主和科学的呼唤之后，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这场革命感到彻底失望，同时对前景依然迷惘的深刻反省。于是，有识之士开始了对中国革命发展新方向的探索。正是在此历史契机下，北方邻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人民当家作主，这对中国先进分子的影响力和震撼力是十分巨大的。
此时，中国的一些报章也加入世界反动势力集中全力诬蔑和攻击俄国革命的大合唱，一些报章充斥了“布尔什维克之阴谋”、“过激派阴谋”、“过激派侵入之危险”、“赤祸”等耸人听闻的报道。李大钊则以敏锐的历史眼光和大无畏的精神，于1918年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著名文章，集中阐述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历史意义。他明确判定处在不同历史时代的法、俄革命有着迥然不同的性质，并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20世纪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2](p226)他认为正是这一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强调对于这“世界新文明之曙光”，我们的态度“唯有翘首以迎”，“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2](P228)他还较深入地分析了十月革命，指明了其指导思想、革命目的和革命的依靠力量：指出指导这一革命的是布尔什维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指明这个革命的目的是要“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即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阐明这个革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力量，认定这种20世纪的群众运动必将战胜一切反动势力而取得胜利。这在相当程度上展示了俄国革命所蕴含的基本内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大钊把十月革命比喻为“惊秋之桐叶‘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他进而认为，十月革命对于垂危的中国，“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2](p268)此后，他更加明确地把中国革命看作是十月革命开辟的“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3](P67)这种对于历史时代发展的正确说明，表明中国革命开始有了新的取向。这相当大程度上启发了一批先进分子，帮助更多的人开始将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欧美转向了俄国，进而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广播,李大钊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较全面、系统而深入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他在1919年《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在中国第一次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文献。他明确说明写这篇长文的目的，是要“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3](P16)他对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怡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3](P19)文章还强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共产党宣言》，“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3](P32)诚然，作为早期文献，文章表述中还有个别提法不够准确，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及其意义的理解是正确的，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李大钊在他的传播工作中集中了很大的精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目的是要为中国人民提供新的科学的“认识工具”。这是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目标。为此，他先后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史学思想史》(1920年)、《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1920年)、《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1920年)、《研究历史的任务》(1923年)、《史学要论》(1924年)等一系列文著;与此同时，从年起，他还率先在北京大学等校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和《史学要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此外，他还在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校发表《史学与哲学》、《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演讲。正是这些文著、课程和演讲，比较系统而准确地阐述了诸如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历史变动发展的深刻原因是在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社会经济状况决定一切历史现象、社会革命的发生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等。在社会历史领域，这些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得以广泛传播，使得唯物史观取代了唯心史观，阶级论取代了进化论。这不但奠定了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的基础，而且也使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有了全新的内容，真正成为战斗的旗帜。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在当时高校史学界乃至全社会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3](P221)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不是书斋式的，而是在实践中寻求救国真理，寻求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因此，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注意引导先进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在李大钊指导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相继成立，吸引了校内外—批先进分子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引导他们走向工农中去，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建党时期50多位早期党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李大钊的影响而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革命道路的。如青年毛泽东两次来到北京，都得到了李大钊的帮助而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从此再也没有动摇过。1949年3月，当中国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时，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入北平，他在行进中看到古都城垣，引起了对往昔岁月的记忆，无限感慨地说：
“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4](P125)
这句发自肺腑的赞叹，是对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伟大功绩的最生动的评价。
二、李大钊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初期，李大钊就比较自觉地主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应用于实际才能发生效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一场论争，1919年，在同胡适的论战中，李大钊明确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和“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道理，同时强调：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3]P3
可以说，李大钊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思想，他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都秉承着这一正确的学风与观点。
(一)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从感性推进到理性阶段
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民主革命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但中国近代以来在长时期内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阶段，在反帝斗争中或采取单纯排外的错误做法，或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前者有义和团运动的悲剧;后者有如毛泽东所说，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一生“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5](P1474)
因此,近代中国革命惨痛的历史教训，都与这一根本性的缺陷相联系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开始进入从感性推进到理性的阶段。李大钊做的首要工作，就是系统而广泛地传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知。
1919年1月，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_文中，李大钊第一次准确地表述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曰本军国主义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其实质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这与民族自决主义是直接对立的。他明确主张“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2](P270)即实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的斗争任务。他还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军阀统治者之间的主子与奴才的关系，[2](P341)引导人们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联结起来。其《再论新亚细亚主义》—文，深入总结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思想：一方面，要不惧怕帝国主义，要重视“民众势力”。“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3](P77)这是对帝国主义外强中干本质的辛辣写照;另_方面，要认清帝国主义凶恶的面目，不应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特别强调:“我们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不可再蹈从前‘以夷制夷’的覆辙。”[3](P77)并在反帝斗争的问题上阐述了国际主义思想。李大钊正是在深入认识帝国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对待帝国主义的正确思想。一定意义上而言，这与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思想是相似相通的。这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反帝斗争的过程中，理性认识和策略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指明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先锋，是新的领导力量
近代中国新旧革命转换的主要标志，就是领导权的变化。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认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高潮中表现出来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伟大的历史力量，并加以热情歌颂。他指明今后人类发展的前途必将是“劳工的世界”，并在1919年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文章中预测了中国工人运动必然会发展起来。李大钊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既受本国资本家又受外国资本家的压榨：“欧美各国的经济变动，都是由于内部自然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变动，乃是由于外力压迫的结果，所以中国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牺牲更大。”[3](P147)因而中国无产阶级有坚强的革命性。他批驳了那种认为“中国劳动者与社会无关”的错误论调，指出他们能够组织起来，同世界各国无产者联合，在本国社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党内有人对于工人阶级的力量表示了悲观失望，对于工人运动采取了消极的态度。[6](P124-125)但李大钊在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大会上发表演讲，充分肯定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先锋作用：“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并声称正是工人阶级的这种革命精神“引导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7](P394)虽然当时全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还处在不完全自觉的状态，而李大钊表现出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指明农民群众是伟大的革命力量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度，中国共产党只有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才能保证民主革命的胜利。李大钊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极为重视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8](P76)并且断定农民群众中间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8](P85)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为了把农民群众广泛深入地发动起来，李大钊还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首先，提出只有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这是在乡村中开展农民运动的“第一要紧的工作”;[8](P84)其次，要注意武装农民，只有这样才能抵抗一切反动势力的压迫，他强调农民武装是农民自卫的性质，要严格防止被军阀、土豪、土匪利用;再次，“耕地农有”是广大贫农的急切要求，革命当局应该“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8](P83)他还号召进步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到农村去进行工作，开展农民运动。[8](P133)李大钊对农民的正确态度和策略，同毛泽东后来所坚持的正确方向是一致的。
(四)指出中国的社会问题要“根本解决”
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在社会改造问题上主张“根本解决”。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在讨论废娼问题时就提出：“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份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2](p334)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的“问题与主义”论争，其中涉及对中国社会改造是要根本解决，还是点滴改良。也就是说，是通过渐进式的点滴改良，还是要进行革命变革的根本改造。针对胡适的改良主义的主张，李大钊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它做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_个_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反复阐明中国问题“根本解决”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他指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为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针对胡适脱离当时的政治现实，反对根本解决，李大钊明确指出：“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3](P6)也就是说，只有进行经济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如若只进行点点滴滴、枝枝节节的改良，不但在当时社会制度下无法实现，而且也永远不能指明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李大钊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回答，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社会改造问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五)指明中国革命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
1921年1月，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_文反驳了那种认为只有实业发展了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指出：“在现存制度下不可能发展实业”，要“使人们了解发展社会主义实业的方法，就是说劳动者能为自身的利益而发展实业需要有一个过程，掌握这些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同时他表示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3](p255)这反映了李大钊见解卓越，同时也体现了他勇于探索的特点。李大钊在对当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中正确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并具体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澄清了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要特别指出，由于他十分重视介绍唯物史观的工作，并努力运用这一新的历史观阐述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问题，因而他在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时，是充分重视公有制的地位和作用的。他认为，未来社会主义实行国有经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生产事业都归国营，则小工厂都合并于大规模的工厂，俾收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因为，“从前私营的经济组织之下，有很多很重要的生产事业，或因利益不多，或因效果难期而置之不理者，今则国家都一律照办”。他认为，这样做能够有效地、合理地利用和发挥各种资源的作用依据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他还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有了强大的国营经济，还可以同国际进行经济合作。总之，在李大钊看来，未来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具有很大的好处，“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无论工农生产事业均渐扩大，生产自然增加。此时最经济的运输法日渐扩张，既便于材料的供应，又便于成品的分配，于生产事业、分配事业均有利益”。[7](P136)论述社会主义时，同样指出不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要把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既要遵循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要表现出自己的特点。他说：“社会主义的理想，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李大钊正是根据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原则，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7](P197)上述这些看法表现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深入的见解，这对我们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有启迪意义。
如上所述，李大钊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和回答，对实现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并同社会主义前途相连接的伟大转变，做了理论上的重要准备。这种开创性的工作功高至伟。
三、学习和弘扬李大钊的理想信念和革命精神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吴玉章1959年为《李大钊选集》出版题写的诗句，是对李大钊在中国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作用和意义的生动写照，同时也体现出十月革命道路深远的历史意义。李大钊英勇就义时年仅38岁，但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彪炳日月，辉煌千秋。他的一生，是战士与学者两种品格完美结合的一生，是共产党人学习和弘扬的一个伟大楷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永远不忘初心，而李大钊革命的一生就是我们党初心的一个重要原点。
我们要学习李大钊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爱国情怀和人民情怀是接受真理、通向革命的重要前提。有至诚的爱国情怀就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有热爱人民的情怀就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当李大钊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形成了鲜明的反帝爱国思想，他积极参加救亡图存的实际斗争，并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做过一定程度的分析;他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9](P138)正是在这样思想的指引下，他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开始，他以西方的代议制度为学习的方向，冀望再造“青春之中国”。当历史证明这条道路走不通的时候，他发出了“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的慨叹。[8](P251)但真诚的爱国和人民的情怀使他不会颓废，而是为“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进行着不懈的探索，终于通过十月革命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自觉地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坚定的理想信念，使李大钊具有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革命品格。1957年，李大钊就义30周年之际，陈毅以诗作生动地描述了李大钊一生高尚的品格，他写道：“革命思想早，行动守纪律，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计公操翰墨，前后十三年，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自学浑不倦，诲人何其勤，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北京同就义，鲜血久愈红，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负隅终自误，等待缘何情，其实真爱国，合作可三能。屈指捐躯日，迄今三十年，人民大统一，告慰更向前。”[10]李大钊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是一位大无畏的革命战士。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他始终英勇顽强，不屈不挠。他曾用下面这样的话表达了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献身的高尚情操：“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3](P84)他被捕后，受尽各种酷刑，始终无所畏惧，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体现了一名共产主义者崇高的革命气节和无限忠诚的革命精神。他在狱中仍不倦地宣传革命真理，鼓舞大家的斗志，赢得了全体难友的尊敬。他的夫人和两个女儿与他同时被捕，但他“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他在狱中所写的自述中，回顾了自己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一生，表达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伟大抱负;为了保护同案青年，他最后声明：“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8](P230)为了不使同志们遭受无谓的牺牲，他坚决阻止了北方铁路工人的劫狱计划。李大钊革命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人党性的最好写照。
回顾李大钊革命的一生，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何等伟大而崇高，这是对真理的信仰，对科学的信仰，是建立在理论自觉基础上的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革命精神的充分体现。正是这种理想的力量，使他敢于在反动统治的心脏播撒真理的火种，点燃被压迫、被侮辱的人们心中的希望;当五四运动后期，改良主义者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竟把李大钊要“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张称作“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李大钊则公开表示，“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3](P4)他坚信真理必胜，人民必将获得解放，但他又清醒地认识到革命的道路是艰难而曲折的，他坚定地表示：“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7](P375)白色恐怖之际，许多同志劝他离京南下，但他考虑北方革命工作的需要，毅然决定留下坚持斗争。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就是理想信念的巨大力量。
重温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我们深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绝不会因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暂时挫折而失去真理性的光芒，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绝不会改变的。一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以仇视和咒骂的历史近视者，都将被证明不过是历史的小丑而已。在今天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理想信念失落的严重情况下，学习和弘扬李大钊坚定信念和革命精神，对践行习近平“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号召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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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李大钊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陈毅.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三十周年
[EB/OL].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1148/72755/4948258.html.
(作者简介：梁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察网www.cwzg.cn摘录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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