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新著《战略学札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该书从1996年始记录至今，汇集了作者在战略研究领域的认识成果和学习体会，包括心得、史鉴、治学、笔记、人物、人生、文艺、字词等诸多方面。现分篇选发有关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1、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1](毛泽东，1941)
2、1942年8月15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关于“还政于民”这个口号之不妥，我记得对你说过了。早几天解放报社论末段有“官方干部”“纯老百姓代表”的话，也有不妥处，不知此文是否你写的?我们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说“还政于民”，也不可分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论的意思并不坏，是说要让新选代表多说话，只是不宜将“官方”“纯老百姓”这样对称起来，请加考虑。[2]
3、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蒋介石在他的阶级敌人面前是警觉、坚定、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阶级政治家。[3]
4、1944年4月9日，毛泽东复信陈毅：“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4]
5、1944年9月14日，毛泽东就审查干部政策问题复电罗荣桓等，指出：“延安审查干部经验中，在初期有许多是过左的，后来已纠正，你们不要重复。山东应该稳重谨慎地去做，凡无充分可靠证据，不要轻信某人为特务，要把特务、叛变、自首、党派及犯错误等项分别看待，严重嫌疑分子(有证据者)可以暂时逮捕候讯，但为数应极少，尤要坚持一个不杀方针。”[5]
6、1966年9月10日，毛泽东审阅国庆节标语口号，批示：“标语、口号太多，是烦琐哲学，要大精简，各有十几条就够了，至多总共不要超过三十条。多了，谁也不记得，不看作一回事了。”[6]
7、资本是不知道爱国的。[7](拉铁摩尔)
8、P.奥沙利文(Patrick O’Sullivan)《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书摘：
空间分隔效力已经缩小，甚至有人说，随着电子通讯和飞机的使用，地理距离在世界政治中已经失去了重要影响。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有距离影响的，它把人们的存在和活动分开。即使在国家事务中，尽管穿梭外交的狂热努力，但不论其作用好坏，距离仍然有影响。的确是这样，就减少和那些可以被认为是专横国家的贸易和社会往来而言，与政治野心保持隔离兴许是天上的赐福。当然从军事上来讲，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
距离对于实力发生影响的最引人注目的图式是由博尔丁(Boulding)提出的“力量梯度损失”(loss of strength gradient)的观点。这一看法表示势力在本国最强大，它离国内基地的距离拉得愈远愈弱，力量越是扩张，则强度越是减小。除了克服距离损耗的摩擦效应外，在控制越来越辽阔领土的能量耗费以及对远离本土的遥远地方缺乏亲熟性(famliliarity)，可以严重地影响扩张者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
博尔丁解释了强权随距离增加而削弱的关系，在运输力量和交通通讯上，距离的摩擦损耗侵蚀了实力的强度。由于海军，还有无线电、空军、火箭和卫星的发展，已经减小这种梯度，以至于有些人忽略了距离因素对实力平衡的影响。但是为了美国在中东行动而建立快速部队的努力，说明距离仍然是需要花费代价。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在7000英里长的供给线上暴露出的种种困难说明，在军事力量与距离因素之间成败之机是相互参半的。在贸易上也确实显示出随着距离加长而减少的趋势，施行经济影响的可能也必定是以同样的方式衰减。[8]
假若一个帝国或是一个霸权势力的国家核心以一定的能力部署人力和物力，那么当有扩张边界的领土野心之时，同样的实力必定扩散得更为稀疏，从而使它的效力受到损失。若在一片辽阔的平原上匀称地扩展力量，那么随着每一次帝国半径范围的扩张，其实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率削弱。同样的军力在越变越大的圆周内扩散，其密度和强度会相应地削减。从另一角度来看，假若各地单位面积的控制花费相等，随着一个帝国的圆周的扩大，整个控制费用将随着半径的平方而增加。为了维持对各地一定的控制规模，当帝国的范围增大，它的军事机构建制必须呈指数状态增加。不管有没有摩擦效应，随着野心或偿付义务的极度扩大，将会造成军事力量的分散。同样的作用也将会对宣传、颠覆或是经济援助造成影响。克里姆林宫似乎是考虑到这种影响而劝阻了古巴将革命扩大到美洲大陆的企望，因为它是绝对供应不起另一个古巴的。[9]
9、正如住房面积不应仅以平方而应以立方标准计算才更为科学的道理一样，地理两点之间的距离也应分为平面和立体两类，前者属于(无限接近)无障碍距离，后者属于(相对)有障碍距离。如此计算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其中的地缘政治关系。翻山越岭或由低而高的路程与一马平川或居高临下的路程，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从这个视角看待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世界最高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山带，就会发现，其间任意对应两点并不遥远的平面距离，因其4000～7700米的海拔高度使得其立体距离陡增并使历史上所有的外来征服者——即使横卧于帕米尔北侧的俄罗斯人——在此屡屡败北。
事实上，立体距离和平面距离，利用“权重理论”是可以换算的。权重换算的基本公式表明：“当每公里水准测量的精度相同时，水准路线观测高差的权与路线长度成反比。”[10]同样的道理，世界上没有绝对水平的地理条件，立体或平面距离也都是相对的，比如在同等的立体距离中，由高向低的行程和由低向高的行程就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由此就可以解释在自然动力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在南北向的同等距离中，位居上势的北方政治集团总能雄居天下的原因。司马迁感觉到这个规律并将它概括得更为简单，他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11]还有在沙漠中的行程与平地上的同距行程也不是同一概念;即使平地，不同气象和生存条件的相同距离，也不是一个概念，比如北冰洋和欧洲大平原的同距平面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此，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不管用什么办法，想把地球表面变为平面，结果都会扩大或缩小距离、方向、形状和面积的真实关系。数理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想出一些调和的办法使这些绝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误差和歪曲缩小到最小限度。[12]
比较而言，海洋——如果不计汹涌的海浪的话——可算是最接近距离的“水平”条件，而帕米尔高原则可视为“立体距离”的绝对样板。麦金德形象地说：“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13]中亚——也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既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14]。根据上述关于距离研究的新推进，现在可以再补一句，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权斗争必胜的天堂。
10、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15]
11、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16](毛泽东，1958年)
12、1946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准备分校北归，冯友兰为此撰写《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认为：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邦虽旧，其命维新”者也。[17]
13、1905年(明治三十八年)3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日俄战争时日本的参战陆军编为“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18]
14、1789年，明慧的法兰西人民，在其智慧之都巴黎看到了美好的远景、气魄宏伟的美好的远景——自由、平等、博爱。但是不久，法国的理想主义抓不住现实，以致随波逐流听任化身为拿破仑的命运的摆布。拿破仑以他的军事上的高效率恢复了秩序，但是在恢复的过程中建立了法国霸权，这种霸权本身的规律就是否定自由。[19]
15、1919年地缘政治理论先驱学者哈·麦金德以赞扬的口吻说：地图是日耳曼文化的重要工具，每个受教育的德国人都可以说是个地理学家。德国人一直受教育，看地图不光看几张纸上因袭画成的界线，还看到永久的天然的机会。他的现实政治浮现在他的脑海中的地图上。如果你要一张好地图，精确地而又写实地把基本的对比表达出来的好地图，你多半还要找一张来自德国的地图。原因是德国有许多制图家，他们是有学问的地理学家，而不只是测量员或者制图员。他们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有受了教育的广大群众，他们懂得重视，也愿意出钱买绘制精妙的地图。[20]
16、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会议，说：“现在得彩的是左派，这些人政治资本大了，将来挂帅的、可能出乱子的，也就是这些人。”[21]
17、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22]
18、事在四方，要在中央。[23]
19、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24](毛泽东，1964年)
20、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25](毛泽东，1975年)
21、什么叫政权?什么叫力量?没有别的，只有军队。[26](毛泽东，1970年)
22、知识分子一遇麻烦，就爱标榜退隐，其实，历史上有许多所谓的隐士，原是假的，是沽名钓誉，即使真隐了，也不值得提倡。[27](毛泽东，1975年)
23、一切共产党员，决不容许参加任何资产阶级的派别活动。[28](毛泽东，1975年)
24、1942年5月27日，在谈在欧洲战场的“第二战线”问题，毛泽东说：“英、美对于开辟第二战线不很热心。第二条战线总有建立的一天，因为希特勒快要垮了，有死老虎可打，他们一定要去打。”[29]
25、夫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其为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30]
26、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31]同日，毛泽东致信张闻天：“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32]毛泽东的这些批评既是认识古今知识人的视角，也是今天知识人需要认真领会和自查的方面。
27、1965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回答说：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33]
28、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34](毛泽东，1959年)
29、毛泽东说：“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35]无独有偶，黑格尔也看清这一点，他说“中国的宗教，亦即度的宗教”，“对这些度及其演化的详细探考，则成为对整个中国哲学和学术的研究”[36]。
30、将来美国在东方战争中不依靠日本是搞不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日本的情况。[37](毛泽东，1958年)
31、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38](毛泽东，1964年)
32、1959年6月3日，毛泽东同林克谈《东观汉记•梁鸿传》，讲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鼓励他不要仰仗别人。毛泽东说他给自己的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39]
33、1959年4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到“藏独”分子的要求时说：“西藏一共120万人，讲民族自决，是由118万人自决呢，还是由两万反动派去自决?”[40]
34、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主持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作题为“工作方法”的讲话，共十六个问题。第十五个问题仅有一句：“李锐怕鬼。你前怕龙后怕虎，很多顾虑。”[41]李锐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通信秘书。
35、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42](毛泽东，1960年)
36、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谈到赫鲁晓夫问题时说：“我是中间偏左。”[43]
37、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家应同时是政治家，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44](毛泽东，1957年)
38、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45](毛泽东，1957年)
39、“坏事越多，好处就要来了。”[46](毛泽东1957年)
40、“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47](毛泽东，1957年)
41、“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48](毛泽东，1957年)
42、我们见到三个地方的朋友最亲热，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我们感到平等。[49](毛泽东，1956年)
43、毛泽东说：“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1956年)“管业务管得很好，不管思想工作，结果来了大民主，就会把你搞掉。”[50](1957年)
44、“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51]“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52](毛泽东，1957)
45、“我们从来不搞一鸣惊人的事情，我们什么事情都慢慢来，实际上很快。”[53](毛泽东，1956年)
46、“改革的事，没有多数人的赞同是办不通的。”[54](毛泽东，1954年)
47、“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人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都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势。”[55](毛泽东，1955年)
48、“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删去。”[56](毛泽东，1955年)
49、“帝国主义是不怕我们的几千年文化的。古董当然是要保护的，但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57](毛泽东，1965年)
50、“哥白尼，他是一个天文学家，他不仅属于波兰一个国家，他属于全世界，凡是科学都是全世界的。”[58](毛泽东，1965年)
注 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7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7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5页。毛泽东：《对伪军的政策及对伪官兵的处理意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61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6页。
[7][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8][英]P.奥沙利文(Patrick O’Sullivan)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1～12页。
[9][英]P.奥沙利文(Patrick O’Sullivan)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2～13页。
[10]引自《维基百科·权重》，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3%E9%87%8D。
[11][西汉]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
[12][美]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页。
[13][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译者引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5页。
[14]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
[15][英]P.奥沙利文(Patrick O’Sullivan)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2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8页。
[17]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第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301页。
[18]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语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19][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页。
[20][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9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1页。
[22]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23]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2页。
[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9页。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9页。
[2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参阅同书第383页。
[30]吴云、冀宇编辑校注：《唐太宗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5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7页。
[33]《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3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19页。
[36][德]黑格尔著，魏庆征译：《宗教哲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9页。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6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4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7页。
[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页。
[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5页。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1页。
[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页。
[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2、34、92页。
[5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
[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
[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页。
[5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7页。
[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0页。
[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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