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世界保和平
近来国际国内舆论中开始出现“新冷战”的概念，与此相应，还有人提出“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口号。可以说，这两个概念都不利于我们当前的伟大斗争，因为这两个概念缺乏矛盾分析，它们从意识上掩盖了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国内正在发生严重分化的事实和趋势，模糊了我们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真正对象即华尔街国际资本。如果我们重复苏联的失误，接纳或默认这个概念和口号，就意味着不自觉地将中国置于莫须有的“西方阵营”以及整个美利坚民族的对立面，这样在客观上我们就犯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喝彩”的错误，并由此忘却、继而断送目前有利于我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外交优势。这是我们需要加以警惕的。
经济导刊：您可不可以对当前的中美关系做一个概括?
张文木：新时代中美关系竞争的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的美国已从一个原来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相反它使美国更加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1961年1月17日，他在卸任前“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时至20世纪80年代，顶着“冷战之父”光环的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也已看明白，他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
凯南提出的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的人员达37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
尼克松是依托石油美元的金融资本，特朗普又将美国从石油美元移至军火美元。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美中之间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华尔街及其白宫买办资本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
经济导刊：当前美国外交的特征是什么?
张文木：确切说，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换言之，战争，而且是世界级的战争已成为日益沉没的美国的“救生圈”。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的程度。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
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是一个手握大量军工订单的战争的政府，但是和其它产品不同，能使军工美元赢利的不是市场而是战场。1974年3月25日，在中南海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裁军”、“持久和平”口号的欺骗性时，毛泽东说：“这样一讲，他的(美国——笔者注)武器就没有销路了。”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异化为战争政府，这不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敌人”，而是因为返还订单利润的需要。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自列宁之后，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目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种新的矛盾结构中，美国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率及相应的利润盈利面严重收缩。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以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利润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名。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Goldman Sachs Group Inc.，GS)排名第一，2016年，这家投行连前10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标普500指数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华尔街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
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经济学家罗思义(John Ross)提供了详实的分析数据表明：七国集团(G7)在1929-1940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0.2%，而2007-2018年间增长仅13.8%，其中增长最慢的是美国。由此，罗斯义认为：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无独有偶，同样的形势发生在100年前。1916年，列宁对资本主义五强(美、英、俄、德、法)的国际利润分配差距做了研究后，列宁在相隔不过两页的文字中两次问道：“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其他办法吗?”
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军工行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强化美国军工可以对美国制造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美国2015年的军费开支近6000亿美元(包含其它“杂费”的国防开支为近80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武器出口带来的2000多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总收入约占当年全美制造业总收入的近1/3。仅航天军工对美国GDP的贡献度就达2-3%。 2018年美国国防部的预算占世界总体的40%，美国军费增长直接带动了全球军费增长的趋势。2018年11月，美国国会批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包括6340亿基础军费与660亿应急海外行动经费。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目前国际资本收益面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我们原来所说的“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的空间将迅速收缩。“山雨欲来风满楼。”对此，我们应争取最好的结果，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经济导刊：可否对当前美国的本质做一个概括?
张文木：“货币没有主人”，货币-金融资本也没有朋友。由于今天的华尔街集团资本收益与支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一时期的国际垄断资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显示出它的腐朽性和反动性：它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还与美国人民及美利坚民族、欧洲人民及欧洲民族资本家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
必须指出，新时代的世界政治既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延续，也有其独有的特征。“9•11”事件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今天的世界的南北矛盾已激化，民族压迫已不局限于南方国家，它正在加速向北方国家蔓延;准确说，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对手已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带有垄断资本特点的“金融帝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用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认识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的理论将作为垄断资本的大本营的“美帝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区分开来，认清新时代中国外交面对的真正的敌人。
经济导刊：在这种形势下，您认为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张文木：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是战争，它的敌人就是和平。而与和平为敌就是与人类为敌。和平，这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的旗帜，在这样的大背景中，中国就应理直气壮地高举世界和平的大旗。对于口袋里装满军火订单的特朗普而言，妨碍美国战争外交的主要障碍是与俄罗斯建立起联合阵线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因此，新时代中美之间的矛盾的本质是表现为美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中国主张和平因而是正义的一方，美国坚持战争是非正义的一方。
李斯特说：“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历史上因赢而败的战争要比因败而赢的战争多得多，这是由于战略制定者没有把握好资源和战略目标在特定空间距离间的匹配关系，以及利用地理阻力实现战略与目标之间矛盾转化的节点。与欧洲政治版图的破碎地带由中心发生的地缘形势相反，亚洲政治版图的破碎地带围绕中国展开，这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亚洲的中心和重心。中国与美国不同，中国是一个近邻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东接市场财源西接工业资源，这种天然优势使中国不需劳师涉远就可获得国际优质资源;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大陆国家，受四面牵制，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张都会导致另一方向受到相应挤压及不得不做出的相应的战略收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根据亚洲的地缘政治的特点，伴随国力增长，未来中国国家利益的拓展要在不失国重、保持国力支出不失衡的原则下进行。我认为：“国家保主权、国内保政权、周边保格局、全球稳利益、世界保和平”应是这一原则的具体表述，做到了这几点，国家基本就可行稳致远和长治久安，并在当前事关中国和世界的命运伟大斗争中，为中国，当然也为世界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
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经世色彩
学问必须经世，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为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
经济导刊：1998年您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了《美国的石油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新疆安全》，这是比较有影响的文章。你当时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研究项目?
张文木：我在学术研究中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经世的色彩。正是因此，我才选择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之后不久，我将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思考的问题整理出一篇关于美国南亚政策的文章。这篇文章至今都在产生着影响，而且我愿继续接受历史的检验。我在文章中提出“建成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管道线路，对我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此外，还分析了修建这条管道及保障安全的可能性。当然，“西气东输”现在已成为现实，但在1998年提出这个想法时，有的同志认为这简直是“幻想”。我不认为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多大的作用，只不过与其他一些有眼光的同志想到一块了。我更不认为这篇文章有什么了不起，及时提出我们应做的事，不然要我们学者干什么。
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
经济导刊：您是当代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学者，您怎样看西方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的贡献、影响以及缺点?
张文木：地缘政治(geopolitics)是一个外来词汇，但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没有地缘政治思想，中国古代多用“形胜”、“方舆”等，现代中国则多用“历史地理”或“地理政治”等来表述“地缘政治”的内容。比如中国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魏源的《海国图志》，都是近代以来中国地缘政治的奠基之作。前者重点研究中国内部的山川形势，后者研究世界地理布局，贯穿其中的还有相当丰富的利用地形争衡天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地缘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围得到极大的推进。在中国曾问吾、史念海、谭其骧等在其中都有大贡献;西方同期的麦金德、马汉、凯南、布热津斯基等的研究也对学界产生巨大的冲击。前者是为了中国反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时代主题，后者是为英美国家拓展“生存空间”、推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家私利的需要。19世纪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倡导者们认为，“地缘政治是一种科学方法，是一种以编排地理资料去开发地理空间的思想。”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起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而贯穿其间的生存斗争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绝对底线和动力。由此而言，地缘政治的本质并不是地理与地理的关系，而是地理与政治的关系。换言之，人类如果没有必须时时面对的资源紧缺的问题，那世界就不会有地缘政治这门科学。
我说过：“没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识只能成为学科而不能成为科学。”近代以来，西方为了“生存竞争”将学科纳入政治视野来研究，而现在我们一些学人大概是和平时期太长的缘故，反将政治纳入学科来研究，其结果进步的是思辨，丢掉的却是国家。意识形态严重脱离实际是要亡国的。这方面的前车之鉴有中国在战国时期的齐国和20世纪的苏联。秦军抵齐城下时，齐人“竟无一人是男儿”，全城静音投降;苏联和苏共更是在无人能敌时自行静音解体和解散。
那么，什么是政治呢?政治问题就是吃饭问题，对于国家而言，就是资源问题。由此而论，“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而资源则是地缘政治的核心。极而言之，没有资源就没有地缘政治。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世界资源密集区便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天然中心。与大西洋不同，太平洋是世界新兴市场国家最密集因而也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区域，印度洋是世界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工业资源最丰富的区域，这使得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并为控制这一区域进行决战。
我在研究中，发现学者与政治家对地缘政治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差别：学者注重并能较好地把握地理中的点与面的关系，以麦金德为先驱的西方的地缘政治学者提供了从整体上认识世界地缘政治的全球框架。同时产生的问题是，他们这些优点的过度运用便成了其理论的缺点。他们往往得鱼忘筌，注意了地缘却忽略了政治，结果写出的只是优秀的“地理手册”而不是“地缘政治”。他们笔下的“形胜”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他们书中那一个接一个的“枢纽地带”宛如一串动人的“塞壬的歌声”，诱使他们的国家为争地而四处“拼命”，由此拉长战线、透支国家资源并导致国家的衰落。结果也同样犯了思辨上去了、国家却衰落了的错误。
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卡尔•豪斯浩弗说：“在地理上无知的代价将是巨大的。”可惜的是，豪斯浩弗本人的理论就过于深入地理而由此失去了政治，这让他的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学者杰弗里•帕克评价说，正是“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思想促成了1945年5月第三帝国的众神之日”。如将这个评价用于西方许多地缘政治学者及其理论也是合适的。
1908年，英国寇松勋爵在他的《边疆线》一书中就疯狂主张：“沿着上千英里的遥远疆界，都将出现我们20世纪的边防骑士(Marcher Lords)。”与20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的学说一样，寇松的地缘政治学说成为让英国为扩张利益无节制地四处拼命的学问。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事实上，由于岗哨林立，美国可以大大自我批判。”
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毛泽东同志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这就是说，拼命只是战役层面上的事，绝不能将它上升到战略，尤其是国家战略层面。1938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提出“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的原则。由于中国坚持了这一原则，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英国的麦金德、德国纳粹时期的豪斯浩弗、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一整套导致国家为争地盘而四处拼命的研究，结果他们的国家倒在这些学者的眼前。
遭遇到“大失败”的为什么总是这些“满腹经纶”的人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研究偏离甚至违背了地缘政治的本质和其中“环球同此凉热”这样一个连中学生都不陌生的“能量守恒定律”。地缘政治的本质与生活常识是一致的。违背常识是要吃亏的，而违背常识的往往是其认识走不出书斋的人。
政治家是实践地缘政治学的主体。历史上，能够吸取和运用学者研究成果，充分认识不同地理空间的不同特点，较好地把握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能力的匹配及其矛盾转化关系的政治家，一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的认识会使国家培养元气，行稳致远，而这样的学识恰恰是麦金德、凯南、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政治学者力所不及的。当然作为同行，这些学者的这些缺点也是我力图避免的。
经济导刊：您认为地缘政治的本质和规律是什么?
张文木：地缘政治本质上应被理解为国家“养生”和争取有方向的世界和平的学问。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人物集中于优秀政治家群体，其中大多数人的伟大，并不在于他们对本国战略目标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而在于对本国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匹配关系及其矛盾转化节点的认识和把握能力。这正是地缘政治的要义。
地缘政治是刀尖上的哲学，而地缘政治学的要义不在刀子而在哲学。刀子是要有对象的。这就要求明确我们的敌人是谁，另一方面，哲学是讲边界的，这就要求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力量边界在哪里。1972年，尼克松来到中国，说要跟毛泽东谈哲学。他说的“哲学”就是两个国家的国力边界及其合作的边界。毛泽东与尼克松这两个谈哲学的政治家一见面，这个世界就向光明的方向转变。麦金德、凯南，尤其是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战略大师”为自己的国家提供的是只有刀子而没有哲学、只有战略目标而没有能力界限的学说，这些学说则诱导他们的国家走向衰落。
1972年年底，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是在警示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扩张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在国际博弈中，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具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19世纪初，拿破仑法国与英国作战，曾取得过辉煌的战绩，法国继而于18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三年便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与英国作战并控制了西欧，1941年德国侵略苏联，其后又是三年便败;同期的日本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三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同时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三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同时与中国和苏联作对，最终还是以惨败告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同时作对，导致苏联的最终解体;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确定了7个所谓的“邪恶轴心”，其结果导致美国由此衰落。
1972年初，中国政府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
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底线
国家战略切中的是国家利益，尤其是关键利益
经济导刊：您是长期从事大战略研究的，您如何理解“大战略”这个概念?
张文木：大战略，其要义不在“大”字。但现在也有一些大而无当的倾向：将国家安全战略写得像国家安全大全。这种研究无边无沿，以致人类安全都成了“非传统安全”的核心。这就脱离了国家安全战略的本意。战略，就其本性而言，切中的是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而国家战略切中的则是国家利益，尤其是其关键利益。国家利益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底线，这个底线并不能以一个“大”字而随便超越。大战略基于大的历史结构：纵的方面是历史，横的方面是现实，这样构成一个战略坐标系。
经济导刊：你认为，中国的战略研究，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和提升?
张文木：关于中国的战略研究状况，一句话概括就是：短期策略有余，而长期战略不足。今后中国的战略不能只要“把自己的事搞好”就行了，还要有全球眼光，因为中国政治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但就整体而言，目前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高于美国。但这不够：在全球眼光及世界治理能力上，中国还要扬弃性地学习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一些东西。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
中国的战略研究还没有形成整体：一方面是风景这边独好，另一方面还有点食洋不化。印了那么多关于战略的西洋书，却没有考虑洋人们是在什么背景下思考和解决怎样的问题。只论述“战略”或“大战略”是什么，这没有用，我们应结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研究中国战略。现在还有一个提法叫“软战略”。软倒是不怕，只是有时软得失去战略的基本原则。战略是贯穿政治的，政治就是国家战略不能再让的底线，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战略能力要求在复杂的问题中看到最关键的问题。我在印度时注意到中国与印度战略研究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印度学者将战略谈得过于窄，中国学者则谈得过于泛。印度学者谈得相当具体，其关键词基本就是“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和“中国”。中国人视野比印度人要宏大得多，但内容比印度学者要空泛和含糊。比如我们常看一些学者文章中有“世界形势无非三种可能性”“机遇与挑战并存”等，都是一些不着调的空泛断语。终极政治就是战场，战争没有什么“三种可能性”：要么生，要么死。选择正确者生，错者亡。掉脑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乱想。
不过，那些不着边际而又满嘴“世界前景无非三种可能性”、“其结果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学者们，往往冲在国际前台，真诚且不知疲倦。这些人对中国崛起是有特殊“贡献”的;塔利班和萨达姆没有这种“人才”，反将刚上台就喊着中国是“潜在对手”的小布什引向并使之陷入中东。由此，中国在新旧交替因而是比较脆弱之际获得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总之，政治问题就是吃饭问题，稀缺资源应是战略研究的逻辑起点，国家利益应是战略研究的目标。离开这些的战略研究，基本上是不靠谱的。
理论逻辑必须接受实践经验的约束
如果世界是多元的，必然性也是多元的，认识能力的强弱在于我们对多元世界合力的驾驭
经济导刊：您怎么看待战略理论中存在的各式流派，您如何评价您自己的理论特点?
张文木：我对目前那么多不着边际的流派不感兴趣。如不结合中国实际，学那些东西就是浪费时光。被压迫者没时间去跟着富人的“文明理论”瞎转悠。学习至今，如果说从属感，我倒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学说是为被压迫的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从方法论上它也讲究实事求是，讲究“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我在哲学上认可辩证唯物主义。和平的基础是均势，在力量均势的基础上才可以建构理念。中国正在直面越来越大的国家风险，很可能还有离我们不太遥远的战争风险。如果中国现在已强大到了美国那个程度，我可能更多地强调理想与和平。我现在看问题基本不带流派色彩，看出的是“X光片”。我只归属于自己的祖国。
经济导刊：您一直说自己是“实事求是”派，您认为哲学上对您产生影响的是哪些?
张文木：我受中国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比较大，仅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无论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还是西方培根、杜威的经验主义，我都推崇。从某种意义上说，杜威的实用主义就是美国式的实事求是思想。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法权分析是我研究的重要视角之一。而且我做的不是学理上的，而是基于现实利益的法权分析。逻辑上我更多的是根据现实逻辑而非理论逻辑。现在学者往往从逻辑上而非根据经验来推理政治学问。但逻辑必须受实践经验的约束。有时逻辑没错，但经验上却不是那回事。比如，一只狼和一只羊在一起，是1+1的逻辑，还是1-1的逻辑?是前者，却不等于2，是后者也不等于0。一只饥饿的老虎与二只羊在一起，就既不会等于负1也不会等于3，而是等于1，这正如萨达姆与布什加在一起，就不会等于2而是等于1的道理一样。有人不同意，说只有同等质量的事物才能形成某种数理关系，但这只是逻辑推论。而实际经验是，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事物每分每秒都处在变动之中，质量绝对同等或一致的事物关系是不存在的。因而“1+1=2”的算式只是观念中的抽象而非现实的展现：现实生活中的解题更多地要靠“实事”中得到的“是”即实际经验。中国目前的现实逻辑是，与美国相比，中国处在弱势，我的学术任务就是研究如何改变中国的这种弱势地位，此后再谈与美国的“1+1=2”的和平认知。我不认可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中立原则，政治是最讲求实际利益的。
另一方面，我也接受爱因斯坦的宇宙和谐思想，认为宇宙是一个群环共构的体系，世界也是由不同的以主权为基础的相互依赖的法权体系，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力量成为整个世界的绝对主宰。这样就引导出我的“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的结论。
从哲学上来说，真正对我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相统一的思想，也就是儒家讲的“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握住国家力量的有限性是国际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力量的国家不会有人认同，但有力量却不尊重其他民族的国家也不会得到认同。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这里的“霸”，就是仁爱之霸。没有力量，谈不上仁，没有仁爱，则无大国地位。人也是这样，一定要认识自己的有限性，过了有限性就自我否定了。
经济导刊：您提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的科学”，怎样理解?
张文木：如果世界是多元的，那么必然性也就是多元的。认识能力的强弱不在于我们对规律的把握，而在于我们对多元世界合力的驾驭。驾驭实质上是一门艺术。大凡伟人，都是艺术家。杜威说，理论是科学也是艺术。现在也有人在国际关系领域讲“科学主义”，研究问题讲究定量，乃至数量化，但这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比如教学领域或计算机软件设计领域)是有意义的，而在更为复杂的现实国际政治领域，它无异于“宋襄公”的兵法。国际政治本身是博弈学说，博弈就是一门艺术。艺术多是无固定章法和反形式逻辑的。我是从实践的角度提出“国际政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的科学”。
艺术是高度灵活性而又有其原则边界的，但如果越过了艺术许可的边界，灵活就成了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艺术灵活性的机械形式，因而它与科学主义一样都是另类的反艺术主义。科学主义者们(我指的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如果还不能理解这些，那他们就永远不能理解“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奥妙，更不能理解“无，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的深意。我说的“艺术”，更接近老子的“道”的表述。
当代中国崛起最需要的是龙派
今天我们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确定的。“学术自由”不能作为学者推卸国家责任和历史责任的避难所
经济导刊：中国学派，首先要研究中国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这就必然牵涉政治。目前学术界有些学者，要么刻意地远离政治，要么过度政治化。作为中国学派，如何看待和协调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张文木：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这句话把古今很多学者弄得颠三倒四。其实，直接操作的规律和学术研究的规律不一样。学者的任务是发现“天理”，通过发现“天理”来改变“人欲”。为政者则是研究“人欲”，通过“人欲”实现“天理”。行政的有效性源自它的垂直性，而学术的有效性源自它的平等性。孔子一生的目标是“学而优则仕”，想做政治家，《论语》中充满了“逝者如斯”的践行精神，为此他一生颠沛流离，其结果还是文人的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命运竟如此富有戏剧性：求之，不得;不求，上进。
为文的和为政的双方要相互理解。学者往往认为发现了真理就要看到结果，不顾对方接受的程度或建议可行与否而执着“诤谏”，这是由于误读历史而产生的书生气。我们是否在要求为政者尊重学术规律的同时，也要尊重为政的难处和他们的独立思考和选择权利?另外，学者的建议万一错了，可以以“思想自由”或“学术无禁区”而溜之大吉，而为政这时面对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行政法律责任，当然，更重要的还有历史责任。
这里面主要是心理认识上的差异，如果我们认识到为文和为政的一样，其作用也是有限的，那么情况就会好许多。互相批评可以，但是不要对对方形成过大的压力。有人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批判，这种理解是片面的。知识分子拥有话语力量，因而对社会也是有责任的。历史上的大进步或大灾难，哪一样没有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呢?为文的作用是建言，但要从建设性和对社会负责的角度说话。知识分子与政治家都是为社会“治病”的“医生”群体。医生不能用病人的身体来试验自己的思想或“理论框架”，而是要研究病因，将病人的病治好。中国历史上政学双方都有走的过头的时候，其结果都不好。人，不管是谁，接受某种思想是需要时间的，让人家认识，进而接受，比让人家佩服更重要。我们过多地强调尊重学术，是由于过去对学术尊重不够。但我们也应该尊重政治。我们不能要求学者和政治家都是全才，他们也是普通人：即使学者提出一个好建议，还得经过政治家个人的消化，反之也是一样。
我现在更欣赏“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的守成心境。我还是一介书生。书生有长处，但如不自量，那短处就更多。这短处害了个人也就罢了，但如果像盖达尔那样害了国家和百姓，就罪莫大焉。做智囊我不一定合格，作一个学者还可以。理论正确与否不在逻辑，更不在胆大，而在历史的检验。学问不是用于炫耀个性的东西，它牵扯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经济导刊：有人称您为“民族主义者”，也有人称您为“国家中心主义者”?
张文木：“民族主义”不能准确地表达我对国家问题的理解。我认为民族主义在国家成立后，往往演变成一个文化而非政治的概念。文化是只有权利而没有权力的。权力是要经过法定的授权程序，而权利则不一定要经过授权，有些权利可以理解但不一定要受法律的保护。比如，你有想入非非的权利，如果没有人大授权，你就没有实施你这些想法的权力。确切地讲，我主张“公民国家”的概念。国家的主权是由居民的人权、继而民族的自决权来让渡并由此形成的公民权的支持而来的，公民必须依法纳税和效忠国家，与此同时，国家应该依法尊重公民的权利。如果没有公民的支持，国家就难得和谐。中国的公民国家有中国的特点：与法国“公民”概念最初更多的是指占人口多数的第三等级的经历相似，由于中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国家，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应当是以工农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以工农为基础人口的人民还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一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的国家。“人民”是一个居民主体而非少数个体的概念。现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国”，但中国的法制不能等视为西方意义上的法制，中国的法制应以保护工农利益为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工农的支持，国家也就成了泥足巨人。这样的国家与蒋介石时期的国家就没有什么不同。依靠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要求。如果我给自己定位，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语境中的社会主义者，“环球同此凉热”将是我追求的理想。
经济导刊：您怎么看待对您个人的一些评价，比如 “激进”“左派”“鹰派”等?
张文木：其实这是雾里看花，根本不是那回事。学术上我无门派。面对不一样的现实问题，学者的逻辑规则也不一样。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实事求是”派。但是这又说不明白，别人不好定位。其实，今天我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该“鹰”就“鹰”，该“鸽”就“鸽”，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对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的国家来说，“左”一点较好;对受压迫的国家来说，还是“鹰”一点比较好，哪里有压迫，哪里自然就有反抗;但是对一个强国来说，还是鸽派好些。如果硬要概括，可以说，当代中国崛起最需要的不是鸽派或鹰派，而是龙派。
现在我不担心中国能不能崛起，而是担心中国崛起后会骄傲，并由此走入英美式的世界扩张道路。所以我提出“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的警告。崛起难，守成更难。守成之难不在外敌而在我心。我深感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思想以及邓小平提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是有深谋远虑的。中等发达国家就是地区性守成的国家。我不希望中国也重蹈古罗马、近代英国和今日美国过度扩张的旧辙。中国今天不处在那个历史阶段，加之台湾尚未统一，所以我强调强力崛起，强调“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进中国的海军建设，将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弱势转化为局部地区的强势，并以此解决分布于中国海区的主权和海权问题”，强调“要实现台湾连同其合理的现代文明成果完整平顺地回归祖国，非海军大规模地扩展则不可能”。在主权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应该是坚决、果断的;在国际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应是多元、协商与和平的。
经济导刊：您一直非常强调学者要有立场，是不是不太赞同“客观”“中立”提法?
张文木：不仅是学术，即使做一个公民也不是没有边界和立场的。学者不能像有些教授那样一生梦想“当兵就当美国兵”。学问尤其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是要扎根于祖国这片土地的。在祖国的立场上，犯了错误好改正，如果脱离了这个立场，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学术错误了。“学术自由”不能作为学者推卸国家责任和历史责任的避难所。
我反对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所谓“客观”“中立”之说。政治尤其国际政治本身就不能是中立的，国际政治研究的结论几乎是要步步见血的。我们看看国际边界，尤其是资源富饶区域的国际边界，曲曲折折，有哪一个拐点不流淌着鲜血，不是国家实力对比的拐点?在天国中讲国际政治，只能是美国卡特总统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事，其结果已是不言自明。国际政治研究也是“图穷匕首见”，“图穷”是理论说明的尽头，“匕首”是理论研究的结果。在这点上我们不能书生气太重，真以为它是所谓纯学问。
经济导刊：您近两年有什么研究和出版计划?
张文木：2017年，我走入人生甲子年，六十岁的人要对自己的学术成果作一个总结。已有出版社计划出版我的战略文集，总括下来要有十卷本的规模。未来一两年，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外，其余时间我可能要在这套文集上投入较多的精力。至于时间，可以用减法实现加法。
地缘政治中国化并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是我研究努力的方向。最近，四川大学西部边疆中心地缘政治研究所成立，我受聘名誉所长。
中国改革开放引进并推动了地缘政治学在我国的传播和研究。经过四十年的吸收和消化，地缘政治学开始在中国本土扎根，中国学界的地缘政治学将告别“言必称希腊”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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