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关于重庆反腐的文章让我十分兴奋——《重庆11亿惠农社保金遭截留 贪官暗箱操作入私囊》，我为什么兴奋呢？因为我近年来多次发表文章谈“三农资金”被截留的问题，也写过信件到上层有关部门，最后都是石沉大海，今年初，我又写了二篇文章《要把“一号文件”落实成“一号工程”》和《水利资金不能搞“权力回扣”》（寄往某市市长的，没有任何人给出处理结果），重庆现在查出来的现象正是我调查时看到的现象，重庆的现象也是全国的现象，为什么重庆一次性能揪出2000多问题干部？是重庆的贪官多吗？不是，是其它地方没有查，查起来也许更多。看到重庆的表现，我不想赞美它都不行。
我将近有一年多没有写有关重庆的文章了，因为重庆的表现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拥护，不需要再写太多。“重庆模式”已经逐步形成了比较鲜明的轮廓，不管某些人心里多么不舒服，不管某些人如何挑刺和批判，重庆的表现足以让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有为之一振的感觉，看到了重庆的作为，就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
重庆的希望到底在哪里呢？难道只是近年来的反腐败和打黑唱红吗？我想不完全，在我看来，重庆的希望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路线正确。别人怎么总结“重庆模式”我不清楚，我心中的重庆模式就是“过渡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纯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过渡模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经过几十年的全国性所有制改造，重庆也不可能是世外桃源，重庆的“公有制”也早已经被改得差不多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属性也已经不复存在了，重庆要在短时期内搞过去的社会主义模式非常困难，所以，走很长时间的过渡期是必然的，重庆模式一旦成形，将非常接近北欧国家的福利模式，然后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模式。从感情上讲，我并不认为中国非得走这样的道路，因为中国曾经探索出了一种不算很成熟但是比较成形的社会主义模式，不过，这种模式“被改造”以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不复存在，走“过渡社会主义”道路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重庆的探索是一个艰难的开始，也是希望的开始。
第二个方面：重庆不搞阳奉阴为。胡锦涛总书记曾经给重庆定了一框架“314”，重点在“四个着力”。实事求是地讲，重庆近几年来一直就是沿着这个指示走过来的，而且是不打折扣的执行。有人曾感叹：“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实际上说明很多地方政府在阳奉阴为，在对中央的政策大打折扣。再看看重庆，执行政策和路线的坚定性就非常强：一是着力探索发展新模式，开展体制改革和制度设计，尤其是在解决农民问题上作出了很多新的探索；二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两型社会”上成就巨大，重庆的环境变好了，重庆的生态更好了，重庆的形象更美了；三是努力促进社会和谐，尤其是在推动保障房建设上走在了全国的最前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抑或是租金上，重庆都是做得最好的；四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方面为全国做出了榜样，“唱红打黑”只是一部分，20万干部下基层是一个标志性成就，干群关系慢慢变得融洽了，基层中的问题也容易找出来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越来越正面化了。
第三个方面：重庆的行动正确而又坚定。不管干什么事情，最怕的就是三心二意，最怕的就是虎头蛇尾，最怕的就是知难而退，重庆没有这样，薄熙来同志和他的队伍认定正确的政策和做法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从来都没有因出现杂音动摇过，“唱红打黑”这件事，说风凉话的人很多，讽刺的人也很多，攻击的人也不少，但重庆不为所动，坚持走自己的路，现在出成果了，重庆的治安环境好了，犯罪份子怕了，人民的心安了，精神气上来了，整个城市更和谐了。相比之下，全国其它地方就做得不是很好，“一阵风”刮过之后就没有下文，恶性循环反复进行，老百姓的消极情绪越来越浓，极大地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共产党人做事就是要坚定而又有信念，共产党人做事就是要说到做到，共产党人做事就是要让人民群众看到成果，重庆做得很好，全国很多人都信服。
第四个方面：重庆做事实事求是。薄熙来强调，搞专项斗争一定要坚决，同时一定要依法办事，一定要稳步实施，要稳、准、狠。法制是现代文明的重要体现，公安、检察、法院都要严格依法办事。打黑的过程也是法制教育和实践的过程。每个环节，每个程序，都要严格依照法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被告人应当享有的辩护、申请回避等诉讼权利，不能因其罪大恶极而被剥夺。审理过程中既要体现威严，也要体现文明。他说，依法办案，实事求是，是我们的总体要求。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根本的思想路线。所以我们提出，在办案过程中对每个案子的性质，不压低也绝不拔高；对团伙涉案人员，不缩小也绝不扩大。简言之，不压低、不拔高；不缩小、不扩大。怎么办呢？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薄熙来的正气就是重庆的正气，重庆的正气就是中国人的正气，共产党政府如果不能展示出自己的正气，就不能管理好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今天对某种现象放纵，明天对某种恶行让步，最后，就剩下“一堆子石头”压在自己的脚下，必将是一个寸步难行的局面，只有碰到石头搬石头才能让道路变得一片平坦，搬的过程要讲理，要依理服人，要依法搬运，要有合适的安置，不能一扔了之，重庆的做法很科学，对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方法，做到处理少数人，救活多数人，这就是共产党和毛主席主张的“治病救人”的方针。
重庆市对于“三农资金”的依法治理让我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希望，也看到了其它各项事业的希望，中国每年庞大的几千亿的惠农资金如果有80%用到农村事业上面去，中国的农村就会是另一种景象，中央向农村拔付的资金目前来讲最多只有50%用到了农民和农业上面，不管什么性质的资金都存在大量的“权力折扣”。希望重庆方面治理涉农资金的好经验能够在全国得到推广，因为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问题不是一样的，尤其是中西部省份的问题更大，不抓紧时间整顿好基层政权的依法行政，中国“三农问题”还要在糊里糊涂中摸索几十年。
本不想写重庆，但想不赞美也不行，因为我曾经很失望，但我今天看到了希望！
孙锡良（ 2011年4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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