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中国青年报刊登了方舟子的一篇文章，说“坐月子是受中医文化影响的一种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陋习”，读了以后很不以为然，觉得这既反映出方舟子的无耻，也反映出中国青年报编辑的无知。
方舟子上来就告诉大家，说“古人把生日称为“母难日”，……女人在一生中由于生产而死亡的可能性高达九分之一。由于现代医学的进步，现在发达国家的产妇死亡率已降到万分之一左右。”母难日是中国人的一种说法，虽然不太流行，但出处很早。方舟子说坐月子时空气不流通，妇女容易感染细菌，不运动，不利于恢复。西方人生了孩子就出门运动，因此产妇死亡率非常低。
这些话对真实不真实呢？有的地方真实，但有的地方不真实。生了孩子不出门不运动确实不必要，也许确实有方舟子担忧的问题，但是，这与中医无关，更无所谓陋习。最主要的是，西方人现在产妇死亡率大幅降低与产妇生了孩子就出门没有关系，生了孩子就出门的习惯也不是什么西医的建议。方舟子为了攻击中医写这篇东西，中青报就只管登载，显得编辑无知。
中国人确实自古就有妇女生产坐月子的习惯，那时候中国人确实不知道有细菌。但是方舟子无法从中医书上找到一句关于妇女生孩子必须坐月子和为什么要坐月子的内容。西方人自古就不坐月子，妇女生完孩子就该干嘛干嘛，但当时西方人也不懂细菌，巴斯通先生是在一百多年前才知道有细菌，李斯特大夫发现细菌会感染人是一百四十年前的事儿。西方真正普遍知道细菌的危害也就一百年多一点。因此，中国妇女坐月子和西方妇女不坐月子的“习惯”与医学并没有关系。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自古妇女生了孩子要在屋子里呆一个月，不动凉水不干活，要人伺候。而自古西方人生了孩子就没事儿人一样的乱跑呢？这与古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制度与西方不同有关。
中国自秦以后就是小农经济，自耕农占农民的主体，也是中国人最大部分。即使家里没地做佃农，但一个农民家庭还是个独立的经济体。西方不一样，占人口最大部分的农民在罗马时期是奴隶，到十八世纪前后是农奴，没有清晰的家庭经济。什么是农奴，看看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就知道了——除了没有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以外，连个人身份都不自主。西方贵族除了有初夜权可以睡农奴新娘，而且假如是两个不同封地的农奴的青年男女结婚，其中一方对生下的孩子有权要走。
这就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把孩子，尤其是男孩儿对一个独立经营的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孩子不仅是家庭经营的主要劳动者，还是财产继承者。但孩子对于西方或者西藏的农奴家来说就不具备这个特征，他是领主的劳动力，自己家里除了生活资料没什么可继承的。
这是本质性的差别。因此在中国，无论婆媳关系如何恶劣，无论婆婆平时如何凶恶，可儿媳妇生孩子期间这个婆婆一定变脸，慈眉善目，笑脸常开，嘘寒问暖，跑前跑后的干活。婆婆为什么，是心理变态了？不是，是因为这小蹄子要给家里添一个劳动力，一个财产继承人，一个希望，她乐得不行！哪怕这一个月放下身段辛苦一下。记得08年西藏闹事中央台请一些原来的农奴孩子讲述，一个人说他生下来的当天母亲就下地干活了。其中原因就不用分析了。
这才是中国人坐月子西方人不坐月子的根本原因，与什么西医中医无关。中国人坐月子，到农业社会晚期有4亿人，比整个欧洲人都多，能说中国人坐月子坐得产妇死亡率高？
中国青年报的编辑可能年轻，但是也该看懂方舟子这个文章明显是在批判中医呀。这是中青报报社对中医的态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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