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9日现代快报：《世行发布研究报告 为中国未来发展开6味药》：“昨天，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在京发布了一份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 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中国也可能将在2030年前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报告同时指出，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到达一个转折 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它还给未中国的改革者开了6味药，号称专治中国经济的顽疾。
2012年2月27日中国网络电视台《世行报告建议中国缩减国企 称不改革可能面临经济危机》：从《华尔街日报》披露的内容看，报告最热辣的建议是“敦促北京方面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 ，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
世界银行不是学术机构，它的头头是美国政客，而不是学术专家。中国由吴敬琏之类“专家”把持的“国研”也是政府机构，它仅仅对上头的指示作“注释”，也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机 构。因而两者合谋抛出的所谓《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下称《世行报告》）显然不是学术研究报告，而是提供给中国的改革者的锦囊妙计、 改革路线图和经济刺客的匕首。
因此，对《世行报告》评论就只能是政治批判，而不应当是学术评论。
著名的经济学季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资深副总裁与首席经济师，接触过世行大量机密文件）的《不变的是掠夺本质，转变的是掠夺方式》：指出，“与19世纪一样，欧 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 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货币战争》一书中对此有着更为详尽的阐述：“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第一副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受援国领导人只要同意贱价出让 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第二副药：资本市场自由化。从理论上讲，资本自由化意味着资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亚洲金融风暴和巴西金融危机 的实际情况是，资本自由流入来爆炒房地产、股市和汇市。在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热钱的投机资本总是最先逃跑，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 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吸干。第三副药：市场定价。当半死不活的受灾国被IMF拖到这步田地时，IMF又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须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 ，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第四副药：缩减贫困策略：自由贸易。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斯蒂格利茨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 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2004年出版的《经济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Man）则从实践者的角度为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加上了精彩的脚注。该书的作者约翰。伯金斯（John Perkins）以自己 的亲身经历，形象而细致地描绘了国际银行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不宣而战的秘密金融战争的始末。作为当事人，作者于60年代末被美国最大的间谍机构NSA（国家安全局）所招募，在经过一 些列的测试之后，作者被认为是非常合适的”经济刺客“的人选。为了防止暴露身份，作者被一家国际知名的工程公司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派往世界各国，去进行”经济刺客“的工作，一 旦作者计划败露，由于完全没有官方背景，当事国只能归罪于私人公司的贪婪。（来源：强国论坛”普通园丁“的帖子《不变的是掠夺本质，转变的是掠夺方式》）
可见，华尔街垄断资本通过国际银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经济战争所用的武器，不外是私有化、贸易自由、资本自由和政府不干预市场。如此，垄断资本就可以用这四把匕首轻易地夺去 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命，而任其宰割。
如今，中国的改革者已经病入膏肓，于是美国控制下的世行就故伎重演，给出了斯蒂格利茨所透露，世行给所有的国家同一类药方：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市场定价（政府不干预） ，自由贸易的四味毒药来保治百病。而全然不顾他们给拉美、东欧吃了这四味毒药之后，使其陷入经济困境甚至经济危机的丑闻。敢于公然发圣旨”敦促北京方面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在腾讯微博说：”杜建国的抗议，缘起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编著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其主旨是国企私有化。实际上，这个进程早就开始了，现在只是新一轮私有化的开始，要将剩下的铁路、电信、电网、邮电、石油、石化等领域也实现私有化，至少是部分私有化。“
21世纪网《国资委强烈反对世行报告：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披露：反对世行报告《中国2030年》（下简称《报告》）的不仅有大闹发布会现场的”独立学者“杜建国，还 有掌控117家央企的国务院国资委。21世纪网从消息人士处独家获悉，如果不是因为国资委此前的反对，2月27日世行报告发布会的规格将会更高，本已列入邀请名单的超百家中外媒体最终也 被缩减至十几家。在发布会现场，佐利克介绍到，世界银行的这项研究的构想肇始于18个月前，并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支持，主要议题是面向2030年，甄别和分析中国中期发展所面临 的各种挑战。此后，这项研究由财政部牵头，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得以成文。上述知情人士告诉21世纪网，在形成初步报告后，财政部发文至相关各部 委会签。教育部、卫生部等部委给予报告高度肯定，认为报告给中国教育及卫生医疗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唯有国资委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并就此给财政部回文，认为《报告 》提出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的建议违反宪法，有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嫌疑，并要求与相关机构展开辩论。
杜建国和国资委的评论和反驳切中《世行报告》的要害。”世行“和”国研“合谋炮制的《世行报告》的所谓根据并不重要，那只不过是借口、装饰品而已，重要的是诱使中国的改革者 将国企私有化，让资本自由，全面兑现”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以取代所谓的”北京共识“（封建的社会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时，正如国资委所质疑的，作为 支持此项研究的国务院李副总理和国务院的研究机构，甚至连违反宪法也毫不顾忌，实在是旷世奇闻。
维基百科：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指的是，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 所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 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森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 条政策措施，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在威廉姆森看来，由于这些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 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体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曾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发 展中国家及转轨国家推动，其后果引起较大争议。在次贷危机、全球信贷危机愈演愈烈背景下的2009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称”旧有的华盛顿共识已经终结“。
”华盛顿共识“的主要主张就是：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关键点在于私有化和自由化。这就是英美资本主义的基本内核。
而所谓的”北京共识“，北京大学国家研究院副院长、天则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姚洋认为：中国自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每年经济增长率持续在10%左右，现在人均GDP是30年前的12倍。许 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其非常规的经济政策，即混合所有制、模糊产权及政府大力干预的综合。美国《时代》杂志前国际版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将其 起名为：”北京共识“。……同时，中国增长的奇迹也留下了不稳定因素。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曾深受”中等收入陷阱“之苦。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8000美元时，经济发展开始停滞 ，收入不平等开始增长，社会冲突开始爆发。事实上，中国已经进入此阶段，陷阱的预警征兆已无法忽视。最近几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加强。最显著的是目前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 在政府投资帮助下，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达到8.7%，赢得一片掌声。但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效率降低，国进民退，使中国经济窒息。（来源：财经网《终结”北京共识“》）—— 简而言之，《北京共识》就是以政府所控制的不受约束的权力，直接给予高官先富起来的特殊利益，或者用”给政策“的办法给予高官先富起来的机会，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发展官僚资本 主义；同时实施以市场换取外来投资和出口，依附发展的模式。
于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政府干预导致经济停滞为由，美国的政客伙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力图终结”北京共识“，全面转轨，推向”华盛顿共识“，也就是被称为”完全的 市场经济体“的完全的资本主义。使中国从带着一层薄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纱的隐形的官僚资本主义，转变为公开的资本主义。不过在中国所谓的完全的资本主义也只可能是半殖民 地性质的附庸资本主义。全盘的控制者不再是中国的官僚，而只能是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在美国政客直接控制下炮制出来的《世行报告》正是取消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进一步私有化， 金融资本自由控制一切，从”北京共识“模式转轨到”华盛顿共识“模式的改革路线图。
而《世行报告》所给出的药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的中国版，要点依然是老掉牙的国企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市场定价（政府不干预），自由贸易的四大毒药。吃下这服药 也就等于是从”北京共识“模式（官僚资本主义，依附发展）蜕变为”华盛顿共识“模式（新自由资本主义，半殖民地经济），充当美国政治与经济的附庸，实现”中美国“资本共荣圈。也 就完成了美国彻底解决中国的战略目标。
这四大毒药毒害了拉美和东欧等发展中国家，让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都以失败告终。美国垄断资本以损人利己为本性，把屡战屡败的路线图推销给中国，这理所当然，很好理解。而中国 的改革者在当前的格局之下已经拥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为何也心甘情愿地想吞下这些毒药呢？这种合谋似乎很难理解。
其实美国垄断资本之所以敢于把屡战屡败的路线图明目张胆地推销给中国的改革者，是看准了中国改革者的困境。美国重点控制中东，重点构筑太平洋岛链、挑起南海争端、控制印度洋 ，阻断中国通向非洲、拉丁美洲的海上与陆上的通道，半月形战略包围中国；挑起中美贸易战；进行文化入侵；控制中国粮油和金融，重压之下，迫使中国的改革者内外交困而且惧内甚于惧 外，因而将不得不向美国屈服而甘当附庸，以图自保。何况”领导人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的收买政策对利益熏心的政治家具 有何等的诱惑力！而推销给中国的改革者的《世行报告》之内核又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其实也就是”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因而”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 行的秘密账户上“的诱惑将起关键性的作用。对于唯利是图的一些所谓的”改革者“来说，他们一向膜拜”鸟为翅亡，人为财死“的信条，于是可能达成合谋也就很容易理解。
看看中国改革者所面临的内部困境，除了官僚严重腐败而内部争斗日益强烈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和多数干部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
《邓力群同志的梦》——邓小平在80年代中央理论务虚会上有过这样一番讲话：
……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从反修防修角度出发的，用意是好的，但多余。少奇同志和我什么时候说要搞资本主义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也好，奖金鼓励也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搞的，永远不会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只会让中国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蒸蒸日上。我说没有用，实践会检验的。少奇曾跟我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 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
改革才是出路，分成两步走。第一，回到56年八大的路线上来，也就是我和少奇同志的代表的路线。第二，向世界开放，欢迎外国人来投资。有人怕这怕那，祁人忧天吗。有少奇同志的 书在，有我人在，不会出问题的。
邓力群同志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到中国遍地是贪官。胡扯！我们的干部都是共产党人，是我们亲手提拔的，即使有点官僚主义，也到不了贪官的份上，再说，还有公检法么。如果真是 那样，我们的改革就出了问题了。
他还说：梦到了中国会有资产阶级。不能！我们49年就消灭了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会有资产阶级呢？阶级斗争还没有搞完？文革思想！我们应该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他们 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咱们孩子们都是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他们会去帮助别人的。我放心！
邓力群同志还梦到：中国有了黑社会。荒唐！香港，台湾才会有呢。我们消灭黑社会31年了，中国现在不会有，将来富裕了也不会有。否则，我们的改革真就出了问题了。
邓力群同志还梦到：有钱人杀人，逍遥法外，穷人有苦无处诉。共产党员脱离群众。不可能！我们党在文革中才会脱离群众，现在改革了，党的工作会越来越好，共产党员离群众会越来 越近的。实践会检验这点的。
邓力群同志又梦到：工人失业了，下岗了。资本家回来了搞剥削。农民没有地种。人民受二茬罪。这不荒唐吗。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太多，还怕工人不够呢。粮食都不够，农民怎么没有地 种呢？要是真这样，我们的改革就走上邪路了。
最可笑的是邓力群同志还梦到：中国到处是妓女，性病，穷人把女儿送进地狱。我看，邓力群同志太过分了。我不会连蒋介石都不如吧。共产党早就消灭性病了。主席，总理虽然不在了 ，可是我还在，陈云在，这么多老同志还在，难到说无数先烈换来的社会主义会葬送在我们手里吗？实践会检验真理。说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邓小平就是历史的罪人 ！
诚如邓小平自己讲的：”实践会检验真理。说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邓小平就是历史的罪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在确实已经被改革改掉了。如今中国确确实实到 处是贪官、妓女、黑社会、失业和剥削，农民没有地种，穷人有苦无处诉等等中国全有了。这一切噩梦全都实现了。按邓小平自己的说法，邓小平和改革者已经铁定是历史的罪人了！唯一没 有实现的却是”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他们会去帮助落后的人们，最后达到共同富裕。“于是邓小平和一帮改革者就把自己推向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陷入民众的包围之中。这就是让他们心 惊肉跳的所谓”危险“与”危机“。
这种局面和当年清王朝害怕民众甚于害怕洋鬼子的困境有些相似。虽然当年大清帝国GDP世界第一，是世界第一经济体，经过洋务运动的改革，船坚炮利，国民反抗洋鬼子的作战也英勇无 比，从南到北，屡战屡胜。但是请王朝的官吏腐败不堪，八旗军一战即溃，害怕民众造反成了统治者的第一忧患。于是，向洋鬼子屈服称臣也就成了唯一出路。
这种危机和当年李自成进京之后的困境更加相似。李自成进京之后，手下的高官大将如刘宗敏、牛金星之流就以为起义胜利了，可以开始发财致富，以至杀人无数，掠夺财宝美女供自己 享乐，”平民的薪米尽被农民军抢掠以供军用，城内饿尸遍地，坊间怨声载道“。李自成治不了手下的高官大将，民心尽失。这些高官大将还逼反了边关守将，吴三桂引清兵入侵。李自成的 农民军失去了当初的希望，也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原有的战斗力丧失殆尽，一战即溃。李自成自己甚至死于百姓之手。如果当时李自成能够听明智的部下的劝告，当机立断，清除腐败的高官 大将，给手下官将以合理的地位和待遇，保持内部团结，聚拢军心，不失民心，劝降边关守军，那么摆脱危机创建新的时代还是有路可走的。但李自成选择了死路。
从实际上讲当年邓小平和刘少奇代表的路线还不是直接走资本主义。当年他们这些新上任的高官手头只有权力，没有资本。说他们当年就想直接走资本主义似乎太早，有太大的提前量。 当年邓小平和刘少奇最直接的无非就是想通过给官员们特殊的利益，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这就给了他们自己无限的憧憬与希望。当年他们两人 的一切权术、政策全都围绕着这一点转。他俩利用所包揽的党政大权把毛泽东一切为人民，坚持社会主义的路线与政策故意推向极端，搞成共产风、浮夸风、大锅饭、按百分比定右派（邓小 平总书记的功勋）、残酷的阶级斗争（刘少奇的杰作，处理饿死百万农民的”信阳事件“计划杀2万基层干部和党员［注］）的极左行径，也就是为了彻底否定毛泽东一切为人民群众利益的路 线，代之以当年邓小平和刘少奇代表的路线：一切为了官僚的利益。路线之争的聚焦点在于到底是一切为人民群众利益还是一切为官僚的利益。结果是少数的官僚暂时居上风，刘邓一切为了 官僚利益的路线取得了控制性的地位，称之为邓小平改革路线：把一切体制改变成对官僚有利。利益的重新瓜分就是所谓的”改革“。
网上流传的《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讲话》清楚地描述了他们内心的真实的想法。
邓小平关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讲话：”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只能说一半，不能全说。全说出去就坏事了，就没人听了，就没人信了。例如，‘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 就是对外只能讲一半，而且不能争论，一争论底子就会露出来。“ ”我们说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多数人会理解为所有其他人以后都有机会跟着富起来，这样就制造了一个让所有 人都有个奔头的境地。等到他们弄清楚搞明白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培养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环境下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富起来的任务了 。他们一旦有了社会基础，有了经济基础，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力量，再要改变就已经不容易了。“……”现阶段让什么人富起来，让什么人先富起来，这还是我们的权力范围内可以掌握控 制的，也是可以办到的。……只要我们给予他们适当的政策，允许他们使用适当的关系和机会，让他们先富起来应该来说是不太难的。但是我们在舆论上更多的还是应该宣传那些白手起家的 万元户，这样看上去就体现了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富的标准是很灵活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富，是指在国家层面上能够掌握巨额资本能够组织生产的富。而对于民工来说，富就是指 他们努力干活有了工资收入，回到贫困地区可以做小买卖，比原来的生活提高了，这就算富起来了。无论那种富，对于国家政府的税收方面来说都会增加，国家也会很快就富起来了。国家有 了钱就好办事了。过往的经验证明，国家手头是需要有巨额现款有些事情才是能够办到的。国际关系交往中，大型工业项目是我们手中外交谈判的牌，每次谈判没有几个这样的牌子作为交易 ，人家总是欺负你。……“
于是改革者利用权力直接让一部分的官员（不是全部）先富起来，让官僚所控制的国家先富起来。他们原本就没有打算让民众也富起来，”后富“的宣传不过是谎言，不会说谎话就办不 了大事而已。本来以为到了民众明白自己受骗了，那时他们不怕民众反对，因为官僚阶级已经”有了社会基础，有了经济基础，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力量，再要改变就已经不容易了“，所以 可以不必担心。”人家总是欺负你“，也就是担心列强的欺负，但是到了国家很有钱，谈判有了本钱作为交易，妥协也就不难，也可以不怕。于是按照改革总设计师的设计，到了今日，官僚 集团富裕的局面再要改变就已经不容易了，他们掌权也就稳如泰山了，可以坚持一百年不动摇，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可是事与愿违，现实偏偏不是这样，反而是内外交困，内外担忧。这就 是今日改革者所面临的”危险“与”危机“。
这种”危机“，其实也就是历史上诸多的改革、变革、改制、新政、维新、变法走向失败的悲剧。这些改革之所以失败，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改革者以为民谋利为借口，实则为自己和极 少数人谋利益。王莽、王安石、李鸿章身败名裂，明治维新日本帝国败亡，叶利钦休克疗法改革引发经济崩溃，美国虚拟经济变革迎来经济危机，卡扎菲先没收外国资本后投靠西方引来杀身 之祸等等均为如此。成功的改革，为民谋利是必备的前提，如华盛顿解放黑奴的变革，促使美国强盛；卡斯特罗社会变革，造就国民的幸福等等就是如此。
解决危机的办法最常见的无非是改弦易辙，回到为民谋利益的道路上来；只让国家干部获得合理的、相当于企业高层和高级科技人员的劳动报酬，团结他们去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就 必须放弃它们多年来维护官僚特殊灰色利益的成果和努力，这对于改革者来说，相当困难，有如登月，没有民众的觉醒和卓越政治家的果敢恐怕难以办到。除非迫于全国人民大众、绝大多数 党员的高度压力，通过民众的抗争，把那些私利熏心的政治家轰下台，支持好的干部来领导党，局面才有可能改变。另一个办法就是饮鸩止渴，接受外部列强的锦囊妙计，如眼前的《世行报 告》，挾外自重，甘当附庸，出卖民族，出卖民众，充当民族败类。不过，这也只能暂时维持一段时间，失败是无可避免的。或者被外强所抛弃，或者被民众所抛弃，更惨的甚至是内外夹击 。唯此而已。那就是萨达姆、卡扎菲之类的政治强人的可悲结局。在这种结局之下，更悲惨的却是整个民族国破家亡的人间惨剧。而如今的改革者学雷锋的叫喊声相当响亮。但他们要的是民 众当”雷锋“当愚人，无限奉献，而官僚自己当”锋雷“当智者，像伟大的改革理论家厉以宁说的那样，没有”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的辛苦（当“雷峰”奉献），哪有少数人的享乐（当“峰 雷”享受）“。由他们这些人来深化改革，就只能是越改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实施他们的”人之道“：”损不足以补有余“。如今这些改革者业已狠下一条心，一条死胡同走到底，很难 让他们改弦易辙了。
然而，当前的改革困境，解决的办法是现成的。那就是从所谓的北京共识模式转向厦门模式（厦门特区改革的成功实践所启示的正确发展模式，并非厦门已经全部做到；和全国一个样， 厦门特区也在”北京共识“泰山压顶之下苦苦抗争）的改革、变革、建构。当前的经济结构建设（也可以叫做改革、变革或建构）的要点应当是：
1.公企为主，自主发展。培育以”公企“为主导的多种经济体的产业集群，保证自主的经济发展。”国企“还原为”公企“；”公企“以为社会创造价值为目的，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公企“归人大监管，不归国务院直管；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禁止官员直接插手，防止变成”官企“。国家负责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受两会和民众监督，不得以任何形式进入市场经营牟 利。以公企为主导（应包含公众股为主的股份公司，农民的股份合作农业公司），和私企、外企并存，公平竞争，建构企业集群；反对任何形式的垄断和暴利，包括银行暴利，禁止投机、奢 侈品和路桥设卡收费。创造条件吸引外资及其技术进入，严禁商业贿络，拒绝苹果－富士康之类的血汗工厂。内需为主，外需为辅，自主发展。
2.鼓励创新，保障民生。政府创造条件，鼓励企业创新，重点发展高新产业；保证基础教育普及，注重技校、技术学院等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技术水平；逐步提高工资，吸引人才；大 力建构卫生保健、住房保障、养老等民生体系；倡导大众体育、大众文艺、大众文化、大众休闲，保障民生。
3.保护生态，绿色发展。维护生态环境，保护海洋和水资源，不许任意建造水坝、水电站、破坏原始森林的蓄水功能，保持地下水的正常水平，不许滥用矿产和海洋资源，保障陆地和海 洋生态。
4.培育道德，文明发展。干部带头，党政军民共同建构文明社会，培育良好的道德风尚，建构经济发展的道德基础。
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敢问路在何方？就在脚下，在全体同胞的脚下。只要大众、党员和干部充分觉醒，勇敢地走中国人自己的路，充分利用当前非常难得的机遇，发展民族的自主经济 ，富民强国，广交全球朋友，维护国家利益的斗争有理有节，中华民族一定能兴旺发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愿国人齐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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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刘少奇的态度，是一直主张严惩”信阳事件“直接责任者。其派出的代表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曾在河南省委讨论拟定了一个杀2万”信阳事件“直接责任者的计划。（见路宪文《”信阳 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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