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逆转
二、利比亚：世界格局转换的枢纽
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绝对规律”进入活跃期
四、世界政治力量在大分化中进行着新组合
五、“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
六、政策和策略
[内容提要] 2010～2011年影响中国安全环境最大的事件是美国重返亚洲和中东动荡及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行动。这说明欧盟和美国有了抛弃雅尔塔体制并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欧美共治世界体制的战略意图。在苏联解体和欧洲接近完成统一后，美国便将战略重心移向亚洲，其目标就是中国。作为回报，利比亚之后的欧盟也将会在远东，尤其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保持相当程度的合作。美国与欧盟正在进行着新的战略分工和利益分配，世界力量正在进行着重组。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挑战正在来临。
[说明] 本文是笔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撰写的2011年《战略思想报告》。该报告主要内容刊于《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8期；全文刊登于春秋综合研究院主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010年初，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并与韩国、日本等在中国海[1]及其附近海区连续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2011年初，“茉莉花革命”[2]由突尼斯起，开始在中东地区[3]如火如荼铺开，导致包括埃及在内的多国政权更迭以及接踵而至的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这两年接连发生的事件，具有世界政治格局转换的“关节点”性质，值得高度关注和研究。
一、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逆转
2001年“9?11”事件开始，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了近10年的军事行动，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力，200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更使美国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小布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利使奥巴马上任之初不得不放弃小布什时期军事加单边的强势外交，转入新尼克松主义轨道[4]。但从2010年起，美国外交风云突起，希拉里·克林顿于1月发表“重返亚洲”讲话，随后便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及美韩在中国海及附近海域进行的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这些对奥巴马推行有利于美国的新尼克松主义外交路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奥巴马在东亚采取符合美国军火和能源财团利益的攻势政策。
如果比较一下美国自奥巴马就职以来的外交政策，我们会发现，从2010年始美国外交出现转向，即从奥巴马就职初期带有尼克松主义色彩的有节制的外交路线已经屈服于咄咄逼人的带有奥尔布莱特色彩的外交路线——奥尔布莱特时期的外交本身就带有两个“克林顿”即时任总统的威廉·克林顿和他的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子。
2008～2011年全球从经济动荡发展到政治动荡，使世界大势进一步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在北约打击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美国罕见地主动放弃在北约军事行动中的指挥权，这是自苏联解体以来西方世界内部出现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它折射出欧洲与美国之间力量对比出现了接近布热津斯所说的“1+1” （美国＋欧盟）[5]的变化，以及由此出现的欧洲在世界政治中初步显现相应的攻势。迹象表明，自苏联解体迄今的美国，已是虎落平川，而自苏联解体迄今的世界格局[6]，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研究当今世界的变化，需要从雅尔塔体系说起。
和平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法权体制，而法权体制在历史上多是暴力的结果。我们知道，当代世界和平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即苏联、美国、中国、英国等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制。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其中的英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唯一的在获得战争胜利的同时其海外殖民利益在战后又被同盟国变相剥夺了的国家。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英国及欧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实际受损者，他们被剥夺的不仅是一些海外殖民财产，而是整个曾由英国及欧洲主导的世界和平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要颠覆这个体系的不仅仅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其实还有美国、苏联等。只是由于德、日、意三国率先向英、法发难，这才使美国和苏联得以利用欧洲内部及日本和欧洲的矛盾，联合丘吉尔领导的英国和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抵抗组织在击败德、日、意后，再反过来逼迫英、法放弃东欧及欧洲以外的殖民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法权体制被称为雅尔塔体制，在此体制上形成的世界和平体系被称为雅尔塔和平体系。
雅尔塔和平体系形成的起点是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和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其终点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在德黑兰会议上美苏迫使丘吉尔同意从法国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东欧交留苏联解放的决定，意味着东欧被划入战后苏联的势力范围。欧洲被东西切断，意味着从地缘政治上粉碎了支撑欧洲世界霸权的核心和基础。雅尔塔会议基本上解决了战后和平体制安排问题。此后就是美苏暗中推动的世界范围的民族自决运动，由此英国和法国的战前海外利益被剥夺殆尽。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7]发生，美国与苏联联手逼迫英国和法国退出埃及。失去埃及，欧洲也就失去了地中海。这个结局对曾由欧洲人主导的世界体系无疑是最后的挽歌。失去东欧，欧洲只是分裂出一半，而失去地中海，欧洲就失去了它在历史上曾拥有的全部辉煌。明白了这点，也就明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德国都将防御的重点放在地中海南岸的原因，以及1956年英法被逼退苏伊士运河对于欧洲的意义。埃及是地中海南岸的支柱国家，失去了埃及，也就失去了地中海南岸，失去了地中海南岸，欧洲也就失去了整个世界。当时英国麦克米伦首相在与朋友共进午餐时望着窗外木然地挥挥手说：“这是我们美好的文明；很可惜，这一切都完了。你知道，到1957年底，我们所知道的西方文明都要完了。我设想在布尔什维克统治若干世纪之后，还会产生一种文明，但是我不知道它将是什么样子。”[8]当时有英国学者评论1956年纳赛尔总统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决定是“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另一个时期的开始”[9]。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时提到艾登时说：“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吃了大亏。”希思回答说：“是的，吃了大亏。”[10]
苏伊士运河事件的结局让欧洲人始料不及，对欧洲世界霸权来说更具毁灭性。H.斯图尔特·休斯在《欧洲现代史：1914～1980年》一书中写道：“在20世纪之初，人们仍然认为欧洲的领先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几乎所有的欧洲人，还有大多数非欧洲人，都认为这个小小的大陆，将继续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就像前四个世纪那样。很少有人察觉到欧洲的世界霸权的末日已经在地平线上露头。”[11]苏伊士运河事件后，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说，它“引人注目地显示了”欧洲已不复存在任何强国。一个大陆在铁幕前四分五裂，被分成一些弱小的依赖他人的国家，它们“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都无法坚持自己在外部世界的切身利益”。[12]中国欧洲史学者惠一鸣教授补充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曾尽力阻止这一历史过程继续发展下去，但是遭到了惨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爆发后，欧洲人才终于明白，在这个巨大的历史变迁面前，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适应新时代。”[13]
二战结束使欧洲人体会到了“兄弟阋于墙”的后果。关于此，惠一鸣教授概括得非常精彩，分析得也非常辩证：
美苏对欧洲的争夺，是一场以获取世界霸权为目的的遗产之争。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美苏瓜分了欧洲，并对欧洲进行无孔不入的控制。这导致了欧洲的大分裂和附庸化过程。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在战后被分裂为东西两大阵营，分别屈从于美国和苏联。在它们的驱使下，欧洲人兄弟阋于墙，不仅要为双方搭建争斗的舞台，还要充当打手，完全失去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此情此景，堪称是欧洲人的巴比伦之囚。在这样的状态下，欧洲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其生存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欧洲的选择性与生存空间同时被大大压缩，社会结构与发展也被强力改变了。欧洲已经完全陷在了自己延长部的争夺漩涡之中，而这个漩涡就是欧洲的新生存环境和新的发展框架。[14]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正是这股强制力，把欧洲带出了历史困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说，美苏的争夺与冷战就是孕育欧洲一体化运动的温床，欧洲的历史性悲剧就是欧洲复兴的起点。如果没有超级大国的诞生和冷战的爆发，强大的历史压力和规范性就不会诞生，欧洲的旧秩序将不会被突破，欧洲一体化的梦想也就只能还是一个梦想。[15]
“知耻近乎勇。”[16]只有在失去欧洲后，丘吉尔才体会出当年张伯伦先生的良苦用心，他同时也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地给欧洲带来的灾难。令人感动的是，已至72岁高龄的丘吉尔在哪里跌倒从哪个里爬起，下定决心为英国皇室“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17]。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 “铁幕演说”，9月，又在苏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欧洲合众国”[18]的概念，决心将破碎的欧洲整合为美国那样统一的国家联合体。此后，欧洲各国开始进行内部整合并在英国的带动下开始为恢复凡尔赛体系即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而默默准备。苏联学者对丘吉尔的目的洞若观火，B.T.特鲁汉诺夫斯基写道：
丘吉尔的计划是打算恢复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企图把美国排挤到第二位。丘吉尔认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使美苏发生冲突。因此丘吉尔加紧鼓动美国，在对苏关系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19]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通过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表达了当时欧洲人卧薪尝胆、“收拾旧山河”的决心：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20]
汤因比在这里说的“内部的一次大革命”，就是要求欧洲的内部——首先是东欧与西欧——的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削弱美国和瓦解苏联。此后的英国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被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即用扶撑雅尔塔体系的“右手”（美国）打倒扶撑雅尔塔体系的“左手”（苏联），其目的是为了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并最终将美国逐出欧洲。汤因比认为，完成这个任务大概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间。现在回头看来，从1946年丘吉尔“铁幕演说”算起，欧洲人以非常低调的形式仅用了50多年的时间就接近实现了这个目标。
1946年3月，丘吉尔在“铁幕演说”中疾声呼吁“世界的安全要求有一个任何国家都不能被排除在外的团结的新欧洲”[21]，9月，他又在苏黎世大学发表演说，提出“我们必须再造一个欧洲合众国”[22]的任务，他说：
我们恒久的目标必然是建设和巩固联合国组织。在这一世界性的理念之下和之内，我们必须以一种也许可称为欧洲合众国的地区性结构，重建欧洲大家庭。第一步是组建一个欧洲委员会。如果一开始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或能够加入合众国，我们也一定要着手把那些愿意和能够的国家聚集起来。[23]
当时的欧洲人真是做到了痛定思痛，见贤思齐。英国在历史上是利用欧洲大陆分裂形势获利最多的国家，即使如此，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识到自己也是欧洲分裂的受害者，并决定放弃自私自利的外交政策，主动呼吁欧洲统一并自觉加入欧洲统一进程。
此后欧洲统一进程加速。1948年5月，欧洲统一运动首届大会在海牙召开。1949年5月5日，英国、法国、荷兰等10国政府成立了“欧洲委员会”。不久希腊、土耳其、联邦德国、冰岛、奥地利、塞浦路斯、瑞士、马耳他等国先后加入。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巴黎签订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2年7月25日，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1957年3月25日，这六个国家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1958年1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正式组建。1965年4月8日，六国签订的《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67年7月1日条约生效，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
此间，欧洲怂恿美国与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展开全面“冷战”，美国从朝鲜战场败退后又陷入越南战场。
1972年，尼克松纠正了前任“世界主义”的天真，通过与雅尔塔和平体系中的另一关键性支柱国家——中国和解，大幅减缓了美国的外交压力，降低了美国国力的消耗。美国外交的迅速转向，迫使英国人“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以断臂决心和勇气放弃了曾使英国大获其利的“均势”外交传统，于1973年毅然加入“欧洲共同体”。英国外交的这种自我牺牲为欧洲统一清除了最坚硬的障碍。随后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后加入欧共体，欧共体成员国扩大到12个。欧共体12国随即建立起了关税同盟，统一了外贸政策和农业政策，创立了欧洲货币体系，并建立了统一预算和政治合作制度，逐步发展成为欧洲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代言人。1991年12月11日，就在苏联解体（1991年12月25日）的前14天，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
欧洲人借美国之手打倒了雅尔塔体系的关键支柱国家苏联，欧洲失去了东面的战略压力之后，便正式打出统一的旗帜。1993年11月1日，条约正式生效，“欧共体”更名为“欧盟”。这标志着欧共体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1995年，奥地利、瑞典和芬兰加入，使欧盟成员国扩大到15个。在西欧统一完成后，欧盟又乘胜东进，科索沃战争后，迅速收复了“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即丘吉尔所说的“铁幕”以东地区。2002年11月18日，欧盟15国外长会议决定邀请塞浦路斯、匈牙利、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10个中东欧国家入盟。2003年4月16日，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上述10国正式签署入盟协议。2004年5月1日，这10个国家正式成为欧盟的成员国。2007年1月，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加入欧盟，至此，欧盟经历了6次扩大，成为一个涵盖27个国家，总人口超过4.8亿的当今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欧洲人仅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接近完成了汤因比前述的所谓的“内部的一次大革命”即欧洲大陆的内部整合。
需要说明的是，欧洲实现统一并不是由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像印度阿育王[24]那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结果，而是由于欧洲自身分裂导致其屡失世界霸权的经验使然。欧洲人在统一欧洲本土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在他们撤出的其他如南亚、东亚、非洲等地区持续制造分裂并使之进一步碎片化。从苏联解体直到最近的苏丹分裂、利比亚分治等欧洲之外的世界持续破碎与欧洲本土持续统一同时并进的现实，迄今还在继续并正在从中东向东亚推进。
如果说1972年美元和黄金脱钩，动摇了美国的经济基础，但美国迅速抓住中东石油，使石油成为比黄金更有力的美元信物。石油美元使美国渡过了当时的危机。现在，美国要从中亚撤退了，这意味着美元将与石油脱钩，而中亚石油一旦不以美元结算，那美元就与纸张无异。现在这样的形势出现了：2008年美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和2010年8月31日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这让世人对美元信心发生了动摇——这恰恰又是自丘吉尔“铁幕演说”以来欧洲人梦寐以求的结果。当年坚持支持美国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并“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25]。布莱尔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得更直白：“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26]布莱尔的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感到欣慰，让罗斯福、马歇尔感到痛心。如果我们了解二战前英国那呼风唤雨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布莱尔这句表面顺从的话中包含着英国人对美国人的那刻骨铭心的仇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体系的转换，惠一鸣教授有一段非常辩证的精彩评论，他说：
超级大国的诞生与欧洲的衰落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部分，存在着紧密的因果关系。没有欧洲的明确衰落，美国与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就很难体现出来，而没有超级大国的诞生，欧洲在世界体系中的衰落也不会表现得象今天这样明显和确切，历史性的交替超越也就不会发生，与之相连的一系列历史变迁也就不存在了。这个一兴一衰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27]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光阴荏苒。现在读起这段文字时，时间仿佛发生倒流：今天欧洲崛起似乎与美国的衰落也是 “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部分，存在着紧密的因果关系。”没有美国的明确衰落，欧盟的大国地位也“很难体现出来”。
2008年的世界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28]。此时的美国已被伊拉克战争拖得精疲力竭，而欧洲的——用奥巴马的比喻就是“从诺曼底（Normandy）到巴尔干（Balkans）到班加西（Benghazi）”[29]——统一进程却在大幅推进且接近完成：上半年（2月17日）科索沃“独立”并很快获得欧美外交承认，这使欧洲统一进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最后收口，下半年（7月13日）欧洲召开首届地中海峰会，决定正式启动萨科齐竞选法国总统时提出的“巴塞罗那进程： 地中海联盟” 计划。从当时会议现场照片[30]看，此时的欧洲人大有一种“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31]感觉。在他们眼中，历史似乎正在从“雅尔塔体系”向欧洲人久违了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回归。与20世纪初期欧洲主导世界形势不同的只是，21世纪初的世界体系的主导权尚在美国手中，因此，如果以主导权优先原则排序，它应该被称为“华盛顿-凡尔赛体系”。这个转换过程在欧洲大西洋地区接近完成，接下来就是亚洲太平洋地区。
战略转移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战略空间和资源空间的让渡，美国显然决定将欧洲放还给欧盟。关于此，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已对“跨大西洋体制内权力分配”有了说明：
美国的总目标对美国而言，主要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以法德关系为基础的欧洲，一个具有生存活力、与美国始终联系在一起并能扩展合作与民主的国际体系范围的欧洲。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的有效运作主要依赖这一体系。因此，这不是一个在法德之间作出取舍的问题。缺了法国或德国，便不会有欧洲。
从前文所述大体上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美国必须介入欧洲统一事业，以补救已在削弱欧洲活力的内部士气与目标危机，克服欧洲普遍流行的关于美国最终并不赞成欧洲真正统一的疑虑，并为欧洲联合事业注入必要的民主兴奋剂。这就要求美国就最终接受欧洲是美国的全球性伙伴作出明确的承诺。
2.从短期看，在策略上反对法国的政策并支持德国的领导地位是有道理的；从长远看，倘若真正的欧洲确实应运而生，则欧洲联合必须具备更鲜明的欧洲政治和军事特性。这就需要逐步对法国关于跨大西洋体制内权力分配的观点作出某种迁就。
3.法国和德国均未强大到可单独建设欧洲或同俄罗斯解决在确定欧洲地理范围方面的固有麻烦。这便要求美国有力地、专注地和义无反顾地参与进来，特别是与德国人一道来确定欧洲的范围，并以此应付诸如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乌克兰在欧洲体系内的最终地位等这些特别是对俄国来说十分敏感的问题。[32]
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始，世界体系经历过19世纪的英国人和俄罗斯人主导的“维也纳体系”（1815～1918）、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人主导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1918～1945）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和苏联人主导的“雅尔塔体系”。如果说，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斯拉夫人主导的“雅尔塔体系”可说是——经过盎格鲁人共治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否定——向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斯拉夫人主导的“维也纳体系”回归的，那么，从2008年欧洲进取北非与2010年希拉里？克林顿宣布“重返亚洲”紧紧相随的时间排列看，美国与欧洲之间似乎对21世纪有了某种 “慕尼黑”式安排，即以牺牲昔日盟国俄国和中国为代价“埋葬雅尔塔遗产”[33]，建立共济会主张的美国与欧洲联手恢复盎格鲁撒克逊共治的世界的安排[34]。如果说，20世纪初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由于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力单独支配世界而被迫将远东让与美、日的结果，那么，这次美国放弃雅尔塔体系则是美国在打倒苏联，继而陷在中东后不得不将欧洲及北非放手欧盟的结果。至于中亚和印度洋，鉴于其丰富的资源存量，则是留待美欧解决亚洲之后，由欧美人内部调整解决的战略空间——这与当年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将中东、印度洋部分留待战后进一步调整解决的思路近似。
二、利比亚：世界格局转换的枢纽
利比亚是北非国家中唯一抵制欧盟向地中海南岸扩张的国家。2008年6月10日，卡扎菲在的黎波里举行的阿拉伯6国首脑协商会议上宣布拒绝地中海联盟计划，指责该计划企图破坏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团结。他指出，如果欧洲希望合作，就应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联盟，而不只是同其中一部分国家进行合作。7月9日，卡扎菲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一些欧洲国家曾反对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的地中海联盟设想，原因是他们不允许欧洲被分割，不允许属于欧盟的欧洲南部国家加入地中海联盟。同样，“我们也不允许作为非洲联盟一部分的北非国家加入地中海联盟”。卡扎菲呼吁加强欧洲、非洲和地中海地区之间的合作。[35]
祸从口出，这在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的欧洲国家那里亦无例外。卡扎菲曾自愿放弃研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接受国际社会的核查；主动加入西方反恐阵营并对利比亚境内的基地组织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尽管如此，利比亚还是遭到以法国为先锋的北约实施的铺天盖地的导弹打击和要求卡扎非下台的通牒[36]。
2011年3月19日（北京时间20日）凌晨零点45分，以法国、英国为先锋，美国予以支持的多国部队对利比亚政府军开始了被命名为“奥德赛黎明”（Operation Odyssey Dawn）的空中军事打击。
我们没有必要陷入利比亚战局的细节之中，在此，需要讨论的只是这场战争将对世界格局的意义。
现在回头来看，东西欧的统一并不是从属于而是与雅尔塔格局相排斥的历史进程，其目标是欧洲人在新的形势下试图恢复欧美人共治的世界体系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苏联（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合作维护的“雅尔塔体系”。1972年尼克松访华，表明美国认识到英国人怂恿的意图并减少了与雅尔塔体系主导国家的内耗。这促使英国人痛定思痛，放弃自私的欧洲政策，于次年（1973年初）加入欧共体。苏联解体及随之而来的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表明，从1946年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卧薪尝胆式的准备，欧洲人在欧洲大陆已经接近实现了瓦解雅尔塔体系和恢复凡尔赛体系的战略目标。
说“接近实现”，就是说还没有最终实现，这是由于欧盟还没有收复地中海南岸。地中海是欧洲“柔软的腹部”，如果不能收复地中海南岸，欧洲大陆就失去了安全屏障，其统一成果就不能巩固。黑格尔注意到了这种规律性现象，他说：“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37]便无从谈起”，而非洲更是“欧罗巴洲利害关系的所在，欧洲人始终要努力争取一个立足点。”[38]从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欧洲人明白：地中海是欧洲命运的旋转门，而北非的突出部突尼斯和利比亚（即古代迦太基领土部分）便是历史上欧洲开启这扇旋转门的枢纽。
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扩张给古代欧洲带来了文明，而成就罗马文明的关键步骤是罗马人跨海突破迦太基（今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一带）并于公元前146年对其实行完全占领[39]；同样，来自中欧平原的汪德尔人（Vandals），占领迦太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横贯北非的汪德尔王国，公元455年趁西罗马帝国内乱从迦太基发兵北上攻陷罗马城。由此结束了欧洲的古代文明即罗马文明。
资本主义是欧洲近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它在给世界带来工业文明的同时，也提高了欧洲争霸战争的规模和频率。不管这些战争的性质如何，结局总是由地中海战场决定的。19世纪初的拿破仑与英国的争霸战争，从结局上看，拿破仑失败于1815年的滑铁卢之役，而滑铁卢失败的起点却是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40]。此役失败导致拿破仑失去了地中海制海权，而失去地中海，拿破仑也就失去了欧洲大陆。拿破仑失败后便是英俄在维也纳体系下的百年争霸，尽管战事遍布世界，但其胜负分水岭却是1853～1856年俄国与英国和法国在克里米亚的大战[41]。这场战争导致俄国几乎是永久性地失去了进入地中海、进而由此控制欧洲的可能。20世纪前半叶发生了两次欧洲大陆国家与英国争夺全球霸权的世界大战。冲突双方的目的都集中于争夺地中海。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与俄国利用“萨拉热窝事件”[42]为争夺巴尔干而发动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于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由此对英国在地中海的霸权形成的挑战；“沙漠之狐”隆美尔在北非方向的失败也是轴心国命运逆转的重要原因。同样的理由，为了保卫欧洲，丘吉尔坚持“第二战场”从“欧洲柔软的腹部”即地中海发起，而为了瓦解英帝国和欧洲的世界霸权，罗斯福则联手斯大林坚持从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开始；将欧洲一分为二，东欧归入苏联控制，欧洲实际上被压缩为“西欧”。与杜鲁门不同，艾森豪威尔是对罗斯福分裂欧洲政策理解得比较好的总统，1953年当选总统后，他果断地终止了始终受到欧洲人鼓励的朝鲜战争，1956年他又和赫鲁晓夫联手利用“苏伊士运河事件”将英法逐出埃及。失去埃及，欧洲人就基本失去了北非；失去了北非，欧洲人也就失去地中海；失去地中海，欧洲就失去了自卫能力；失去了自卫能力，欧洲人就必须对美国形成绝对依赖。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时光似乎发生倒流。欧盟的边界已推至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但“行百里者半九十”[43]，如果不能将地中海，尤其是地中海南岸揽入欧洲的控制之下，欧洲大陆统一将会功亏一篑。为此，欧盟联合美国于2008年2月17日促成并很快承认了科索沃议会通过独立宣言，这使得欧洲统一进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最后收口。但欧盟没有片刻喘息，立即于科索沃独立的当年（2008年）马不停蹄地向地中海南岸推进。7月13日，欧盟27个成员国和16个地中海南岸国家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 决定正式启动“巴塞罗那进程： 地中海联盟”计划[44]。峰会发表声明，表示要把地中海沿岸变为一个和平、民主、合作和繁荣的地区， 并宣告地中海联盟正式成立。
2010年初，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宣布-“重返亚洲”[45]，同年下旬，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作战部队从伊拉克撤出[46]。这发生在同一年的两件大事，让欧洲有了1956年艾森豪威尔同样有的“凯旋”感。不同的只是，当年艾森豪威尔要填补的是英法退出中东地区后留下的“政治真空地带”[47]，而今天英法要填写的是美国退出后留下的“政治真空地带”。
2011年初，“茉莉花革命”由突尼斯在中东地区如火如荼铺开。值得体会的是，与19世纪初在拉丁美洲和20世纪中叶在世界范围广泛爆发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内容相反，那时运动的矛头所向多是亲近欧洲的政权，这次“茉莉花革命”动荡矛头所向多是亲美的政权。2011年2月11日，执政长达30年，曾经给美国以色列政策予以相当帮助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抗议声中黯然走下政治舞台。与20世纪50年代埃及变局导致美国控制地中海南岸的后果一样，2011年的埃及变局也使欧盟的力量在北非的影响有了巨大扩展。
美国人很快意识到问题所在，9月13日，曾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伊斯兰事务顾问达丽娅。穆加赫德披露说：美国政府本不希望埃及发生革命，认为穆巴拉克的存在更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稳定。穆加赫德指出，尽管穆巴拉克早已经成了阶下囚，但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美国人认为穆巴拉克是一个很容易打交道的人，他在台上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另外，当时美国政府认为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勒会接班，他接班后埃及的政策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现在美国很难对埃及新政权起多少影响作用。[48]
但欧盟并没有因小胜而止步，它还要从中东政治动荡中继续扩大战果。2011年2月27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就中东地区局势发表电视讲话，表示：眼下地中海多个国家出现局势动荡，现在正是重建地中海联盟、使其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3月1日，法国新任外交部长阿兰·朱佩在就职讲话中为法国今后一段时期的外交方向定下基调，将重建地中海联盟、强化欧洲共同安全政策、加强与新兴国家伙伴关系和促进非洲发展作为法国外交的主要目标。[49]
但是，对世界治理曾有过丰富经验的欧洲人明白，完成这样的任务，仅靠“笔杆子”是不行的，对于那些不愿接受联盟“招安”的非洲国家，还需“枪杆子”的敲打。这样，在众多与欧盟“不和谐”的非洲国家中，利比亚便合乎逻辑地成了埃及之后欧盟进军地中海南岸需要用“枪杆子”解决的目标。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卡扎菲在西方人眼中“表现”得不够好吗？
我们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能明白这与卡扎菲表现没有大的关系。利比亚对于欧盟进入北非有着非常的地缘政治意义。利比亚地处北非中段，东接埃及，西连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控制利比亚就控制了突尼斯；控制了突尼斯就控制了以西西里岛为跳板欧洲进入北非的最近通道，由此也就通过意大利将欧洲与北非连为一体：东可控制埃及，继而控制苏伊士运河和红海，西可通过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与法国和西班牙南北呼应控制直布罗陀海峡。历史上的古罗马文明就是从这里突入北非，同样也是被从这里出发的汪德尔人毁灭的。历史的经验是，没有利比亚，就没有欧洲控制的北非；没有北非，就没有地中海；没有地中海，已统一的欧洲就是泥足巨人。
17世纪初，莎士比亚将“生存还是毁灭”[50]的问题摆到已来到世界新文明门坎的英国人面前，现在“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再一次摆在欧洲人的面前。这次接手北约并出兵利比亚即是对欧盟50多年卧薪尝胆推进的统一成果的总考验。美国已经放手北约，欧洲一旦在英法的带领下，以1856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胆气——哪怕是部分——拿下利比亚，那美国人也会品尝到1956年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被逐出北非时的那种失落。
“大事业往往需要一点天真去推动。”[51]萨科齐的轻率性格这次很可能要为欧洲开辟崭新的历史。欧洲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拖垮了美国，这方面英国人为欧盟立了“头功”，在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时，欧洲人——不管这场战争的结局如何——已独立地将其作战力量投入北非。在这方面法国人为欧盟立了“大功”。美国的退出使法国和英国确实没有退路。但从战略上看，欧洲还是有力量实现有限目标的。根据19世纪英法等欧洲国家治理世界的经验，在利比亚南方保留而不是消灭——当然最好是没有卡扎菲的——卡扎菲政权，同时在利比亚北方地中海沿岸扶起另一个反对派“政权”，将使欧盟战略利益最大化，因为只有在卡扎菲政权的压力下，利比亚反对派“政权”才会对欧洲军事力量形成绝对依赖，有了这种绝对依赖，欧盟不仅能无限制地攫夺利比亚的石油等物质利益，还可以在利比亚立足并进一步向东西推进，以最终完成欧洲统一的战略目标。无疑，这也将是欧盟主导下的北约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意味着由华盛顿主导的新“凡尔赛体系”在欧洲的大体奠定。至于远东，那是美国“重返亚洲”后欧美将联手下一步共同推进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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