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通观孔和尚在1980年代之前的“腐败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腐败产生于人的欲望与社会良知的失衡。即使在政治相对清明的时代，贪图小便宜的事情也每日每时都在滋生。过分苛责当然不合人性，水至清则无鱼。但放任不管，则必会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付腐败，没有自觉，仅靠监督不行；没有监督，仅靠自觉更不行。
改元市场、接轨西夷以来，社会风气大坏，隐隐有崩毁之虞，人心不禁思旧，纷纷以毛泽东时代之清廉，比照今日之污浊，颇有起毛公于九泉，横扫贪官污吏之切盼也。
而孔和尚独日不然。且不说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即使倒流，有没有办法治理，也是个未知数。单说毛泽东时代之清廉，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相对的是说，上跟旧社会比，下跟今天比，可谓清廉；有条件的是说，那个时代的相对清廉，一靠风尚，二靠制度，三靠监督，并非莫名其妙的只靠一个伟大领袖来掌舵也。倘若那个时代绝对清廉，为什么还要从三反五反，一直搞到四清四不清，一直搞到“文革”，批林批孔还要兼批走后门呢？建国之初的三反五反，查出二十多万党员有或大或小的贪污行为，处分了六万多，逮捕了四千多，其中省级干部二十五人，虽然占全党比例不大，但这能说是“绝对清廉”吗？
应该承认，那个时代不但有贪官污吏，而且已经隐隐埋下了政治腐败的转基因密码，不然毛泽东为什么忧心如焚，对那些功勋卓著的老战友痛下狠招，不惜得罪了整个国家机器和官僚队伍，落得个妻离子散、身后凄凉呢？看来我们要正确认识历史，不能为了今天的反腐重任，而神话往昔。其实左派右派有个很重要的共识——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俺今天不去讲当年的张子善、刘青山之类资深贪官，面对坏人坏事，孔和尚喜欢反躬自省。先看看当年作为一名“纯洁的少年儿童”的自己，有没有腐败？如果有，哪怕是一丁点，对于我们有何启示？这也算是一种“文革遗风”，叫作“狠斗私字一闪念”吧。
孔和尚据说从小就是品学兼优、啥啥都好的“百好学生”，除了美术，就几乎没有得不了一百分的课程。然而笔写的历史很辉煌，自家记得的，却颇有几页不光彩的章节。这里就选取学龄前和小学、初中的几段皮毛小事，来个“三省吾身”也。
学龄前的小屁孩，一无权力，二无野心，也会腐败吗？会，只要人有欲望，就难免有不择手段的时候。根据当地老人回忆，孔庆东三岁就会看报纸、三岁就会下象棋、三岁就会打扑克……这里就说打扑克，孔和尚一般是绝不作弊的，因为作弊不仅证明自己无能，还耽误了功夫的进步。但是有一次在楼前打扑克，属于赌博性质，问题就发生了。
那一天来了“崩爆米花”的，很多大人孩子都拿着苞米大米去排队。当时崩爆米花，一大锅是两角钱，小锅一角钱，没钱者可以贡献一大铁锹的煤。我们几个大人不在家的孩子，便抓耳挠腮地想办法。小军哥已经上三年级了，小滨哥上一年级，他俩合计了一个办法，抓住还没上学的我和小四儿，强迫跟他们打扑克，扑克由我提供，坐在小四儿家的菜窖盖儿上，打“对主”——即两人对家升级，输的两个人，一人回家拿苞米，一人回家拿煤，崩的爆米花四人平分。小军学习不好，加减乘除的水平还不如我这个没上学的，扑克也打得一般，但是他很霸道，经常欺负我等弱小。小滨学习比较好，扑克也打得很精，人品是趋炎附势，喜欢跟着大孩子狐假虎威。小四儿是我的死党，但是智勇双缺，百无一用，唯一的好处是对我愚忠而已。小军看准了这一点，他说：“咱们两边，都是一人好，一人臭，谁也不欺负谁，哪边输了要是赖账，我拍死他！”其实打对主这种玩法，不怕俩人都平庸，就怕一人特别木，一张关键的臭牌出去，就满把皆输了。所以这是摆明了要吃定我和小四儿了，但是众目睽睽之下，规则是公平的，只要“程序正义”，你明明被欺负，也没有道理可讲。
我脑海里七上八下，把脑浆子转得跟豆浆机一般，瞬间定下了一条腐败计策。借着找砖头当座位的工夫，快速跟小四儿嘀咕道：“有大王摸左耳，有小王摸右耳。”小四儿是著名的榆木脑袋，说复杂了他会发懵，只能制定最简单的联络暗号，让他一下子记住。以后的情节不用讲了，就靠这一条，我方大胜，白吃了一顿爆米花，小四儿从此对我更加愚忠。不但小军小滨不明就里，连围观的大人孩子也不知其中奥秘。其实这是最简单的串通作弊法，后来许多人都会了，于是经常先要规定不许摸这儿摸那儿。但法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动了腐败的念头，法律是阻挡不住欲望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我后来打牌坚持不作弊，不是因为有监督，而是自我清高，觉得那样玩就没意思了。而学龄前的这一次小小“腐败”，虽然带有“抗暴”的味道，但毕竟是“胜之不武”。要论腐败的性质，应当属于“打假牌”，串通信息，以非公平方式，不当牟利。这跟“踢假球”、“开假会”性质是一样的。
所以不要动不动就说孩子是纯洁无瑕的，很小的人儿，就可以有许多“坏心眼儿”了。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制约，任其“快乐教育”、“自由发展”，那么老百姓说的“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就绝非夸张了。
如果说把这件事也认成“腐败”，有些上纲上线，有点牵强的话，那么上学以后的腐败，可就是板上钉钉了。
我上小学后，很快就成了班里第一名红小兵，后来转为少先队。现在的很多史书说1978年以后才恢复了少先队，这是错误的记载，其中包含的愚昧逻辑是“文革什么都错，改开什么都好”。1978年共青团中央作了个统一的决议，取消红小兵，恢复少先队。但实际上很多地方1975年就恢复了少先队，或者两个名称并存。我的红小兵袖章，没戴几年就换成了红领巾，而且老师一定要说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每次集体活动的“三件套”，就是白衬衫、蓝裤子、红领巾。我因为登上了第一班车，所以班里其他同学加入红小兵或少先队，都要经过我的同意或推荐。我们班换了几届班主任，皆非常倚重于俺，凡遇大事，都要听听我的主意。如果我不同意的事情，往往很难贯彻也。
虽然俺一颗红心，秉公执法，但毕竟能够感觉到，手里有那么一份沉甸甸的权力。权力的使用，即使是公平的，也容易让人骄傲。比如我的死党小四儿，让他干啥就干啥，集体活动踊跃参加，可就因为学习成绩差，我让他三年级才人的红领巾。这时候俺觉得自个，好大公无私啊、好大义灭亲啊、好光明正大啊、天好高地好厚啊……于是在同学眼里，俺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
到了四年级，班里大约一半的同学都人队了。儿童节前夕的某一天，魏吉祥突然请我和小四儿到他家吃饭。那时候请客吃饭可是一件大事儿，特别是小孩子，虽然到别人家蹭饭是经常的，但专门被请吃饭，非同小可。
这个魏吉祥，长得白皙清秀，德智体美劳，全部中等，没有一个强项，所以比那些“差学生”还要受人欺负。他人很老实，作业从来不抄；不爱劳动，但也不弄虚作假。有时候嘴损，喜欢攻击同学，所以就更加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丈母娘看见踹三脚。当初他看见我前呼后拥的，对我也不恭敬，让他扫除他逃跑，让他擦黑板他反而在上面画小王八，我便借他的名字，给他取了个长长的外号：“喂鸡喂狗喂猫屎”。同学们觉得这个外号非常顺嘴儿，一天到晚哈哈大笑地叫着。那个时代的人都很“知耻”，或者说很迷信语言的魔力，魏吉祥好像中了魔咒，觉得快要活不下去了，只好求我饶了他，发誓今后如果再不听我话，回家就变成“喂鸡喂狗喂猫屎”。我便命令大家不许再喊那个外号。为了转移大家的兴奋点，还特意给二班的一个头发乱蓬蓬的姓赵的女生取了个外号“赵妖精”。古人是“围魏救赵”，我这是“围赵救魏”，从此魏吉祥就成了我的又一个死党。
可是魏吉祥每年都写申请书，就是入不了队。他几次满脸真诚地恳求我：“老孔，够哥们意思，下回发展我吧。”我摆出一副臭脸：“这可不行，人家范小妮比你学习好，人家还没入呢，你得往后排。”魏吉祥急道：“我知道范小妮长得漂亮，她爸是团参谋长，你喜欢她。那让她先入，再下回发展我吧。”旁边的小四儿说：“放你妈屁！谁说老孔喜欢范小妮？老孔喜欢的是吕梅梅，还有谭美娟。你连老孔的心上人都不知道，你还想入队？”魏吉祥认真地说：“多喜欢几个不更得劲儿吗？我也是为了老孔好啊。咱们到五年级就毕业了，要是最后入不了队，我爸说了，要把我的腿打折，不让我上中学。”我说：“别听你爸的，你爸当局长当惯了，就会瞎诈唬。”小四儿也说：“对，别听他的，自个的儿子把腿给打折？那不是大人们常说的忤逆不孝吗？”于是魏吉祥的政治诉求就这样一直拖着。
这天魏吉祥突然请客，我联想到可能跟人队有关，但一是感到不好拒绝，二是自己嘴馋，心想不知道他家用啥好吃的招待我们，这不过年不过节的，难道他家舍得买鱼买肉？所以决定去，不怕他家求我什么事儿，反正俺学习李玉和，“赴宴斗鸠山”呗。于是我又叫上两个同学，好像是华兵和张少铭，四个红小兵，放学后齐奔魏家。
魏家住一套带院子的小平房，里外两间屋，外带个小厨房。他爸他妈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几个小屁孩，把我们请进里屋，每人一个小马扎，围坐在地中央。被我们围着的，是一个坛子。其他同学都不知坛子里卖的什么药，孔和尚的父亲工作在豆腐厂，所以俺一眼就认出，这不是腐乳坛子吗？
魏吉祥的妈妈走过来一介绍，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魏吉祥的爸爸是电业局的一个分局长，控制着我们南岗区好大一片企业的电力分配，所以那些企业经常给他“打溜须”。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电力是国家的，企业该给多少就给多少，用不着巴结谁呀，怎么这里边也能弄权呢？反正魏吉祥的爸爸，经常“被送礼”。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腐败”吧。然而那时候的腐败是什么程度的呢？为了感谢魏局长本年度对南岗豆制品厂的大力支持，我爸爸的厂子就“贿赂”了魏局长一坛子腐乳，一共是五十块。魏家正好苦于儿子入队要走门路，招待几个毛孩子，大鱼大肉不合适，窝头咸菜不像话，于是就搬出这一坛子腐乳，又买了二十个芝麻烧饼，请我们四位红小兵大快朵颐。
可不要以为东西平凡啊，要知道毛泽东时代的哈尔滨腐乳，一开坛就香飘半里。我亲眼在爸爸的工厂里看见，做腐乳要用雪白的E罩杯的大馒头和正宗的老白干，不但没有一丝一毫的假冒伪劣，而且块块都是营养丰富，秀外慧中。章诒和女士在《往事并不如烟》里描述的遗老家庭吃腐乳的派头，虽然那种傲气凌人的姿态是孔和尚批判的，但是她所描写的腐乳之美妙，的确是真实的。这样鲜红欲滴的腐乳，加上刚出锅的香喷喷的芝麻烧饼，简直是英雄配美人。我们四个，加上魏吉祥兄妹，一共六人，顿时馋水直流。抓起烧饼，一筷子戳起腐乳，风卷残云般大吃起来。
我们吃着，魏吉祥的父母站在旁边就数落着魏吉祥的这不是那不对，说你要多向人家孔庆东学习啊，老孔那么照顾你，你要知恩报答啊之类的。我吃了四个烧饼四块腐乳，小四儿吃了五个烧饼五块腐乳。然后每人咕咚咕咚喝了一大碗他们家自制的酸梅汤，浑身舒坦极了。我们背起书包跟叔叔阿姨告辞。临出门时，他妈妈对我说了句：“老孔啊，我们家吉祥入队的事儿，就托付给你啦啊！”这种话放在今天，属于一般人情。但当时听了，马上令人彼此都脸红，因为谁听不出来，这不就是赤裸裸的“走后门”吗？
此后的几天，我就像那些小说里描写的，“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还跟我的死党们开了好几次“民主生活会”。最后大家决定，还是不能让魏吉祥现在入队，老孔如果那么做，等于开后门，等于丧失组织原则，就会被吕梅梅和谭美娟看不起，革命事业就会遭受加倍的损失。一定要等范小妮和杨长生等表现更好的同学入队后，才能考虑魏吉祥。于是这个儿童节，又让魏吉祥失望了。
过了一阵，不知谁向班主任李大牙打了小报告，李大牙把我找去训斥了一通，说我革命立场不坚定，差点中了糖衣炮弹等等。“你爸爸就在豆腐厂，你没吃过腐乳呀？你像个红小兵领袖吗？你咋那么馋呢？不知道吃了人家嘴短吗？”我自知理亏，一句也没有反驳。我怀疑是魏吉祥报告的，但也觉得对不起魏吉祥。其实每次发展红小兵，并没有名额限制，多发展几个无所谓。而且学校的政策是，到五年级毕业之前，要让大部分同学都加入。可是根据已有的惯例，每一批应该是综合表现和威望差不多的同学，按照“原则”，魏吉祥实在够不上这一拨呀。我由此悟得一个道理，违反原则的事儿，要勇于拒绝，不能办就是不能办；在原则范围之内可以通融的事儿，则答应了人家就要给办，要么就别答应。决不能做既对不起原则又对不起群众之事也。
后来到五年级，魏吉祥终于入队了。他又要请我吃烧饼，我谢绝了。我说：“哥们上次对不起你，但哥们心里绝对有你，懂吧？”魏吉祥高兴地说：“我知道，咱班就他妈的数你老孔，对我最好！”
上了中学，我们不在一起了。后来就没再见过面，但我一直，忘不了魏吉祥那张诚恳的白皙而清秀的脸，还有那一坛香喷喷的、鲜红欲滴的腐乳。
初中是我人生里最“权重位高”的阶段。我们哈尔滨第156中，只有初中没有高中。我上初一不久，就第一个加入了全国最后一届红卫兵，随后发展了小四儿加入；到初二又第一个入了团，担任了学生会主席，还是校团委三名委员中唯一的学生委员。同时还兼任班长和数学课代表，偶尔也客串一下其他角色，比如体委和文委什么的。学习上仍然是除了美术，都轻轻松松可拿第一。因为初三年级不是选拔的，素质不如我们初二，所以我在初三年级说话也绝对管用。那几年真是志得意满，风光无限，既锻炼了多方面的工作实践能力，也早早品尝了绝对权力的滋味。所以真正长大后，最看不起的就是权力，对那些争权夺利之辈，对那些尸位素餐之辈，对那些以权谋私之辈，一点也不气愤，而是打心眼儿里感到“不知腐鼠成滋味”的可怜可笑也。
一个大权独揽的初中少年，能不腐败吗？那是不可能的。虽然那时候已经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时代，但社会风尚和制度基本还是毛主席时代一脉相传的。整个时代都是“清廉”的，所以个人如果有了什么腐败，可不能诿过于社会，只能说，没有监督，光靠自觉，是靠不住的也。
我那时不但在同学中可以随便呼风唤雨，老师们也多视我为神童。学校有重大活动，必让我去发言，老师们期待我的发言，胜过所有其他领导讲话，仿佛那是会场上唯一的亮点。老师们对我的骄纵，有时已经到了很不理智的程度。
一次放学路上，王大营和柴国军两个同学打架，我公平劝架，却遭到柴国军的误解和辱骂，气得我也打了柴国军几下。其他同学上去，又给了他一顿拳脚。第二天柴国军到教导处告状，说同学对他围殴，老师们本来都同情他，一定要惩罚打人者。可是细问之下，当听说打他的人里还有“孔庆东”时，顿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所有老师都说，孔庆东打你，那一定是你不对！咋不打死你呢！你说，打你的人里到底有没有孔庆东？可怜的柴国军一看形势不妙，只好改口说没有孔庆东。但是这也挽回不了局面，老师们说既然孔庆东在场，这事儿就由孔庆东处理，他是学生会主席，他肯定比我们处理得好。今天想想，这是何等荒唐的决定，让参与打人者处理打人事件，老百姓还有活路吗？幸亏当年的孔和尚，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红小兵和红卫兵，还知道啥叫个廉耻，啥叫个是非。俺主动承认了错误，当众给柴国军同学道了歉，但是也批评了他的不分好歹。此事虽然不属于“腐败”，但充分说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何等可怕。用不着掌权者自己去牟取私利，其他人会自动地让你享受好处。一个校园就能如此，放大到一个国家，修正主义和党内资产阶级，不就是这样产生的吗？
初中时期，每年仍然暑假有“拾榆钱”任务，寒假有“积肥”任务。小学毕业鉴定上写着我是“积肥超千斤”的模范，那是真的。是我和同学们冒着三九严寒，到郊区生产队的河沟里挖河泥的战果，我一个人积累的“粪票”，就达到两千多斤。上了初一，我积肥仍然达到五百斤。可是到了初二，情况有变。负责管理积肥的是学生会劳动部长李玉华，她长得白皙高挑，伶牙俐齿，是个冰雪聪明的初三女生。她对我说：“孔主席，清明街拐角那儿，有个马棚，你到那儿去铲点马粪。我值班那天，你来交粪就行了。”说着，她冲我眨了眨那双睫毛长长的俊眼。我就依照她的指点，去了两次那个马棚，铲了一大箩筐金黄的马粪，大概一百斤左右。李玉华值班那天，我用爬犁拉到学校去交粪。小四儿也拉着差不多同等分量的一箩筐去了。
李玉华身穿小白花点的红棉袄，娉娉婷婷地迎在校门口，一看见我就嚷道：“孔主席来啦，你们快来接过去！孔主席冻坏了吧？快进楼暖和暖和吧。”于是过来两个初一的男生，把我的爬犁接过去，领着小四儿一块去过秤。李玉华引我到值班室喝开水，给我讲初三学习要注意啥，还说她是考不上哈三中的，连师大附中也考不上，希望我将来能考上，为156中争光。说着收粪员来报告：初二•一班孔庆东同学，积肥一千二百斤，小四儿是三百斤。我听了有点不知所措，李玉华冲我眨了眨美丽的大眼睛，笑道：“祝贺孔主席，你又是今年的积肥冠军了。我还要继续忙呢，你们快回家玩去吧，提前给你拜大年啦！”
我迷迷糊糊就被她送出了校门，跟小四儿拿着收据回家了。我虽然从小当学生干部，但不曾亲自处理过收粪问题，不知道数量上的出入怎么对付。路上对小四儿说：“咱俩加起来也就二百斤，那多出来的一千多斤，他们怎么办哪？”小四儿说：“你怎么比我还糊涂呢？别人交的粪，每人扣过来十斤，一百个人不就是一千斤吗？”我看着小四儿那张狡黠的脸，蓦地想起多年前我对他说的：“有大王摸左耳，有小王摸右耳。”小四儿的坏心眼儿，别是我给启的蒙吧。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正是早已被神话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过后不到一个月，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无意把一个学生干部的腐败跟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联系起来，用数据上的弄虚作假来提高干部的威信，并不是改革开放的发明，只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后，成了畅行无阻的通例。学生会主席，就得当积肥冠军；市委书记，就得当运动会冠军，这是什么规矩？2011年7月16号，广州市组织两千多人进行横渡珠江比赛，这本来是件好事。然而令孔和尚抚肚微笑的是，冠军乃市委书记，亚军乃市长大人。无独有偶，其他地方也频频出现书记市长勇夺冠军的报道。然而孔和尚清楚，他们都是“交粪冠军”尔。孔和尚当年积肥，数据是假的，但本人毕竟还战严寒、破冰雪，有过辛苦劳动。这些运动会的书记冠军，也毕竟亲自参赛，挥汗如雨。更有那些端坐家中，就成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威信，是谁慷慨赠予的呢？
通观孔和尚在1980年代之前的“腐败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腐败产生于人的欲望与社会良知的失衡。即使在政治相对清明的时代，贪图小便宜的事情也每日每时都在滋生。过分苛责当然不合人性，水至清则无鱼。但放任不管，则必会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付腐败，没有自觉，仅靠监督不行；没有监督，仅靠自觉更不行。打牌作弊也好，吃请受托也好，政绩作假也好，虽然发生在少年儿童身上，但充分证明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所说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孔和尚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也常为无产阶级说话，但真的不敢以无产阶级自居。正如我们填表时，祖籍不等于出生地，家庭出身不等于本人成分。我深知自己有封建主义思想，有资产阶级思想，有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有江湖义气等等非正宗无产阶级思想。我对那些动不动以无产阶级和马列主义代言人自居的朋友，看得清清楚楚，但是这不等于我自己就干干净净。我们即使已经成为一个觉悟者，也不过是向着神性进发的凡人。在这凡俗的长征路上，我们还会像儿时一样，不时腐败一下，不时软弱一下，不时野蛮一下。但正如鲁迅所言：“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我们才好该扫除的扫除，该鼓舞的鼓舞，拯我中华民风，救我中华黎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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