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师爷郑必坚的亡国之道
曾飞
一个认真的共产党员李树泉发文说：“2012年8月6日星期一，北京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复杂性科学与文化大发展第二届研讨会》在承泽园开幕。第一天主讲人是：吉林省原政协副主席林炎志先生。他心情沉重讲了一个小故事：听说十八大政治报告起草班子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有与会人员提出，把共同富裕写进政治报告，郑必坚先生闻听勃然大怒，啪!的一声拍案而起，茶杯蹦起老高，怒吼道：不行!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 一次我与这位与会人员同桌吃饭，当面与他求证这件事，他说：“确有此事，不过没有拍桌子、茶杯也没有蹦，那是夸张，郑必坚确实打断了我的发言，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大。更让我沉重的是，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人支声。”我听了以后，尤如一块石头，沉甸甸压在心上。”（《简评郑必坚说：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
十八大的政治报告这样描述科学发展观：“全党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更加自觉地把以人为本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更加自觉地把统筹兼顾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
报告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显然，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就必然要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就必须坚持邓小平“共同富裕”的主张；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就必然要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就必须兑现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承诺；把“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就不能只管少数人“先富起来”，必须实现绝大多数人“共同富裕”。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具有了正统的地位，那自然不能违背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和毛泽东“一切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的基本原则，那么“共同富裕”，确保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就是必须的，否则这个理论体系就失去了它的正统地位而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现代师爷郑必坚认定共同富裕是“亡国之道”其实并没有错。站在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郑必坚清楚地意识到，会因此而灭亡的正是官僚资产阶级的王国。郑必坚何错之有？从官僚资产阶级的角度看问题，郑必坚确实是大智大勇的“忠贞之士”。而从人民大众的角度看问题，则郑必坚当然是十足的大奸！仔细一想，真正兑现共同富裕，而不是仅仅在口头上说说，确实是精英智囊郑必坚最该担心的事。其间的道理十分简单：没有13亿人民大众的日益贫困化，就没有官僚资产阶级的日益富裕。和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除外）不同的是，资本家还能在谋取资本利润的同时，对社会做一些有益的贡献，而官僚资产阶级利用手中的绝对权力巧取豪夺从而极度富裕则完全建立在对13亿人无情盘剥的基础之上，13亿人共同富裕了，这种残酷的盘剥也就随之化为乌有，官僚资产阶级王国空前的辉煌也就毁于一旦——此为“亡国之道”，千真万确。然而，官僚资产阶级的王国不灭亡，人民大众之国就要灭亡。两者势不两立。因而，官僚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就只能是社会的一个大祸害，百害而无一利。
万幸的是现代师爷郑必坚的亡党亡国之道并没有被十八大所接受。“科学发展观”也没有按照他们这帮人的意愿来加以界定。然而人们不能无视精英中坚分子的反人民、反社会的“理论”及其嚣张气焰。这帮奸诈之人必定会成为帝国主义者图谋灭亡中华的帮凶与内应。“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人们不可不予重视。
郑必坚何许人也？
据任凭《一个可疑的高层智囊郑必坚——透视西方心理战与中国改革》一文介绍，郑必坚是一个所谓的“意识形态专家”，他前前后后炮制了一些了相互矛盾的惊世骇俗的“理论”。诸如：
郑必坚是“两个凡是”的始作俑者。《半月谈》杂志的创办者、曾任人民日报总编室主任、中央外宣办秘书长的喻权域在2008年5月《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思考》一文披露了两个凡是出台的内幕：1977年2月，中央的两位“秀才”――郑必坚和龚育之为“两报一刊”起草了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经当时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鑫同志审阅、签发，于2月7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引起全国轰动。那篇社论的要害是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伟大的理论“创举”给华国锋同志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更是给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染上了教条主义的色彩，导致脱离人民的严重后果。
1978年5月，胡耀邦等同志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许多讨论文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都发表了意见。据湖南的同志讲，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之后，于80年代中期回到他曾经长期工作过的湖南省看望。他曾几次在湖南发牢骚说：两个秀才(指郑必坚、龚育之)起草了一篇讲话稿，我拿到会场上去念了一遍，就把“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栽到我头上了。喻权域对此感慨道：奇怪的是，发明“两个凡是”，写出“两个凡是”的社论来的郑必坚和龚育之，三十多年来没有作过任何自我批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1980年初，中央政治局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决议》起草小组，邓小平、胡耀邦亲自主持。直接负责人胡乔木点将郑必坚参与编写。在《决议》起草的过程中，郑必坚的理论功底和文笔被胡耀邦赏识，《决议》起草工作尚未完成，郑必坚就被胡耀邦调去起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讲话稿去了。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从此，郑必坚作为胡耀邦的秘书和助理，主要在文件和报告起草方面协助胡耀邦工作。……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胡耀邦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的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就是由郑必坚等人执笔。这是郑必坚担任胡耀邦秘书后参与起草的第一份党代会工作报告。1986年底，胡耀邦准备起草十三大报告，郑必坚被任命为起草小组组长。1987年1月，胡耀邦辞职后，中央仍然吸收郑必坚参加起草小组，并指定他为起草小组的三名负责人之一，郑必坚负责报告的第二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和第七部分《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的起草工作。这份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工作报告的最大贡献，是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88年，郑必坚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他的理论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之后，郑必坚相继参加了十四大报告(负责《十四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部分)、十五大报告(负责《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部分)、十六大报告(负责《总论》部分)的起草，又参加了这期间各次中央全会的理论性、纲领性决议的起草。
——在现代师爷郑必坚之流炮制的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理论”的恶劣影响之下，改革开放中的许多做法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渐行渐远，导致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人们有理由怀疑，现代师爷郑必坚充当了美国佬用以瓦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内奸。
仲呈《郑必坚，中国高层智囊第一奸？》一文则指出：
邓小平在1989年11月23日曾敏锐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于1990年3月3日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年他在南方讲话中又进一步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郑必坚于2005年发布了三和理论：“现在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内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对外谋求和平，对内谋求和谐，对台海局势谋求和解。”他们曲解邓小平的意见，咬定“和平发展”四个字，误导国家在面临对外冲突时不断妥协退让，希望以退让换和平求发展，其最终结果是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郑必坚等人的错误在于，幻想美日已经改变了其侵略本性，国际局势得到了根本性缓解，和平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永远主题。当中国某些外交人员在郑必坚的指挥下一步步对外求和平、求妥协时，当美国日本逐步发现中国丧失了对他们的危险能力时，针对中国的围堵打压便接踵而至。
郑必坚还说：“是经济全球化成全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国无意于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更不主张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经济全球化提供了不必对外扩张和争夺殖民地去掠夺别国资源，而可以通过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去获得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资源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当然，现存国际秩序也有许多不合理之处，所以我们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而不是别的什么办法来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12年，郑必坚还对21世纪第二个10年世界大势做出如下基本估计：“第一，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谁也离不开谁。第二，大国关系出现重大调整，相互竞争和合作更加明显。在合作中求发展，又在竞争中谋优势。控制竞争、发展合作成为一种必然要求。……”对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郑必坚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他主张中国应该走这样一条道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在努力搞好自身力量建设包括国防建设的基础上，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全方位地与世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发展‘利益汇合点’，构建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
——现代师爷郑必坚炮制的“三和”理论和“和平崛起”理论巧妙地配合“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配合美国“彻底解决中国”的战略，从内部解除中国的思想武装，引发中国四面挨打的屈辱景象。据此，人们有理由怀疑现代师爷郑必坚是美国佬的头号内应、内奸。
现代师爷郑必坚还气焰嚣张地在《大变动 新觉醒——从9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变动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一文中宣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直接见效于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从而实现了三个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解放思想与解放生产力相结合之始终一贯……”现代师爷郑必坚把“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界定为“解放思想与解放生产力”。所谓的“解放思想”指的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新觉醒”，乃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新觉醒”。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假，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成“教条主义”抛弃，让他们这些官僚资产阶级的活动家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为所欲为。他们抛弃马克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公开否定整个无产阶级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宏观斗争，却利用自己手中窃取的权力静悄悄地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阶级专政。他们抛弃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残酷利用绝对权力剥削民众，以惊人的速度暴富起来。他们抛弃马克思“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基本原则，只为少数人先富起来而奋斗，并且把邓小平的“共同富裕”主张贬为平均主义的“亡国之道”。
他们摆脱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束缚为的是“解放生产力”，但他们刻意隐蔽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建立“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然而，在世界进入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统治的霸权时代，在中国建立“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可能的了，充其量能够建立的也只能是半官僚半殖民地的美国附庸社会。这是反人民反社会的图谋。现代师爷郑必坚用以改造中国共产党，使之“觉醒”的东东才是真正的亡党亡国之道。
总之，无论在党内、国内还是在国际上，现代师爷郑必坚炮制的“理论”都着力维护当权高官的自身的政治利益而无视人民大众的利益，更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则于不顾，任意做实用性的曲解，耍弄政治权术，以满足政治权力斗争的需要。现代师爷郑必坚所炮制的前后自相矛盾的“理论”也就必然不断地伤害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制造社会混乱，充满了反人民性和反社会性。此等奸诈之人继续充当高层的师爷，躲在幕后进行“顶层设计”，任意摆布国家的命运，实在是国之灾祸。国人务必去之，莫使其继续害国害民。
最后，还需看看郑必坚此类的无良师爷，何以能够如此祸害中华。所谓师爷，源于古代的养士，其后为幕僚，到了清政府搞定中原时，大批汉族士大夫持不合作态度，以致各地州县官署乏人，长官常由旗人武夫充任。这些人多半不识汉字、不通文墨，只能招募网罗一些汉族文人入署帮助。《清史稿·循吏传序》称：“清初以武功定天下，日不暇给。世祖亲政，始课吏治。”清世祖亲政当年(顺治八年，1651)，多次下诏要求澄清吏治。他在闰二月丙辰的上谕中，提到不少州县官为“不识文义之人，益不胜任，文移招详，全凭幕友代笔”，因此下令吏部对应选官员进行考试，“优者选用、劣者除名。”而各省督抚也要对下属州县官详加甄别，淘汰“不识文字，听信吏役害民，不堪为民牧者”(《清世祖实录》卷五十四)。可见当时州县官素质之差。幕友佐治之风当即盛于此时。十几年后，大批“正途”官员补充至正印官位置，既不习惯、也不屑于刀笔之事，便因循旧例，仍请幕友帮助，于是此风牢不可破，最终形成“无幕不成衙”的定局。官员拿钱聘请“师爷”，全靠师爷来处理公务的现象，确实是清代政治的一大特点。这种师爷的正式称呼是“幕友”，或者叫“幕宾”、“幕客”。在清朝各种大大小小的政府衙门里，都有幕友参与政务，帮助官员处理各项公务。由于师爷并不是朝廷认可的官僚，所以在清朝晚期，著名的洋务派官员张之洞向皇帝上奏，呼吁改革师爷制度，被采纳，师爷的历史就此终结。但张之洞并没有真正终结师爷制度，大量的无能官员依然需要依仗师爷，于是师爷从体制外转移到体制内，依然是当官必备的拐杖，此风至今依旧，没有“秘书”、“高参”之类的帮闲，众多的高官寸步难行，甚至连做一个报告，没有刀笔吏帮闲，也犹如赶鸭子上架。于是一些奸诈的师爷也就有了售其奸的用武之地。如此官场的腐烂风气显然在于用人不当，无能者凭各种关系上位，这些庸才当官只为了谋财，并不为人民办事，这才造成了官场如此腐烂的官风。但愿在人民的中国此风不再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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