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大方向
作者：张文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本文写于2012年4月，首发于7月17日环球网
近来一些声音期待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将“加速社会改革”，笔者与此没有分歧，问题是改革的方向。笔者认为：十八大后中国的改革方向将会更快地向以共同富裕为原则的社会主义传统回归。
现在一些人所说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其潜台词实际是要与西方价值接轨。在我看来，这样的判断不符合中国历史进步的一般规律。改革开放起于中国近代史，当时许多中国人为了向西方学习，曾多次启动过轰轰烈烈的西化运动，其结果无一不是向传统回归。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能够成为传统的东西一定是经过历史沉淀因而是有生命力的，中国这么大的版图历经了5000多年仍然能保留下来，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1]。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并试图由此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价值学习和扬弃并为此经受磨砺的过程。起初，我们中国人将这个过程想象得诗情画意，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行了，但在鸦片战争中，中国“学生”挨了西洋“先生”的打。此后，中国人转学东洋日本。结果还是挨了日本的打并在甲午战争后失去台湾。20世纪始，我们又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向“德先生”、“赛先生”学得不彻底，有人提出要“全盘西化”，结果又迎来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和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20世纪末，西方利用苏联戈尔巴乔夫急于与西方接轨的善意，瞬间将苏联肢解。这些沉痛的教训反复告诉我们，历史并不支持那种仅凭善意就能在国际上受到善待并迎来盛世的观点;学习西方不能失去自我。黑格尔说：世界历史是在“恶动力”[2]的推动下前进的。他还说“文雅和修养根本是不合罗马人本性的”。[3]
西方对中国的欺辱和侵略造成中国人民的反抗并在反抗中形成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认识到中国进步的力量来自传统和本土。国民党是从学习日本和西方英美国家起步的，但最终却保留下很浓重的中国儒家传统;共产党是从学习苏联起步的，尽管学到了许多有益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但食洋不化的学习后果导致党的认识最终转向本土并由此推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遵义会议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从中国传统中寻找力量的重要历史节点。毛泽东思想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因为它找到了本土的即人民的力量。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
政治革命完成后，中国面临着经济建设的重任。我们在经济上先学苏联，最终在战略性关键领域我们遭到了苏联的“背信弃义”，这使中国人民认识到“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5]的道理并由此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巨大胜利。1978年我们开启改革并再次向西方开放，当时人们学习西方的热情如此之高以至出现了东方的“黄色文明”注定不如西方的“蓝色文明”的思潮，其结果我们再次遭遇到“老师打学生”的尴尬：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南海撞机事件以及西方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军事和侵略行为，使我们终于认识到西方的“普世”标准只是为别人定做的。2011年西方发生的由劳动者发起的各式“占领”运动，更使我们进一步看到，西方的标准在他们自己国内也出现了动摇。现在我们按着他们的“市场准入”尺度发展的结果使我们国内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其他社会问题，以至使我们的发展不可持续。这些再次让我们党和人民意识到：中国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就不能没有人民的支持;而脱离人口占99%的中国人民的利益诉求，脱离中国国情和中国传统从而没有人民支撑的改革，在历史上是没有不失败的。
历史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前进的方向。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中国改革向传统回归的转变最先从20世纪末的文学艺术领域悄然开始。当时中国开始流行原生态艺术表现形式，21世纪初又流行传统文化，继而是毛泽东热，这些都是这一历史转向的一个个重要节点。与此同时，我们党更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从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更是将这个回归进程从文化认识层面提升到国家政策实践层面。近些年中宣部在全国新闻战线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国土资源部2011年10月开始的组织基层干部“三进四同”(进国土所、进地质队、进矿山，与基层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学习)主题活动，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并受到人民支持的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重庆经验，以及2011年3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从中国国情出发，向全国人民作出的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郑重宣誓等，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更多地向党的传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回归并从中汲取新的力量的政策体现。
我们在总结上述历史经验的同时，若能再细心地将这些在党的十八大前些年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和政策重要变化逻辑地联系一起，就不难从中看出今年的十八大将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体现其中的将更多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中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传统元素;中国社会演进的下一步方向必然是更快地向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回归。看不到或忘记这一点而空谈“加速改革”，就是“言不及义”，就没有抓住时代变化的脉搏。改革必须是要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在当代中国只能是社会主义方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结论在世界资本主义再次整体性地陷入严重危机的今天，更显出真理的光芒。可以肯定，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述中指出的“共同富裕”道路，将是未来中国改革顺乎民心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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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西藏工作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113页。
[2] 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参阅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关于黑格尔历史“恶动力”思想参见《法哲学原理》第18、139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第3章。
[3]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9页。
[4] 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5] 这是毛泽东同由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参见“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 (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8页。
原载环球网：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7/29217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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