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
人民网网友：在未来的建设过程中，希望能着手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
央视网网友：希望党代表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理顺群众情绪，关心群众疾苦。对群众要有真感情，对群众的事情要下真功夫，以实干赢得民心，办实事造福人民。
网友的这些呼声反映了民众的愿望。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人民大众利益”的执政理念深入人心，已经成为当今民众的直接愿望。是民众的愿望，就应当转化为执政党的行动。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实干建构服务型政府的时候，更应当注意到列宁所指出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242页）人们不能不厘清指导行动的相关理论，自古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组织类型论：长老制、官僚制和服务制
如今的社会，官僚制组织类型占据着统治地位，也就是政府机构、公共组织和企业组织大部属于官僚制组织类型。比官僚制组织类型更为古老、简单的是长老型组织类型（下文简称长老制）。而官僚制组织类型（下文简称官僚制）必然向更完善的服务型组织类型（下文简称服务制）演化，这种组织类型在一些比较现代的组织中已经具备雏形，而且正在日益发展成熟。
所谓的长老制 ，也称为Ｖ型组织。对于Ｖ型组织，饱经沧桑的企业家陈天生曾经感叹道：“他们就像一群‘西部淘金者’，在挖到金子之前，不论发生什么天灾人祸，彼此都能团结一心，相濡以沫，可一见到金子，便开始残酷的争夺与厮杀，以至每一块金子上都滴着血。”淘金者之王何以能够产生并得以维持其地位，带领一帮淘金汉同心同德去寻找金子呢?《老子》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又云：“江河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也就是说，淘金者之中，有素养稍高者，能克己以让众人，主动承担群体的责任与风险，在天灾人祸不断，这一群人的共同追求尚且可望不可及的情势下，则其必为众人之王，把一群人团结在一个目标之下，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长老型组织。所谓长老，《要解》云：“德腊俱尊，故名长老”。德指德行，品德服人之谓也。腊，指戒腊，戒腊指比丘受具足戒以后之年数，资历之谓也。也就是由品德能服人，资历较深的长老为核心，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自发地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上至上古之圣人，如尧、舜、禹之辈，下至丐帮之流，甚至狐群狗党之王，以至于动物界的猴群之王，均是如此。凡事只顾一己之私者，与他人相处难，其势高；反之遇事能先顾及他人者，与他人相处易，其势低。势低者如山之谷，水必往低处流，于是众人从之。是以善下之者，能为王，势在必然。然而，这一群人追求之目标一旦达成，即使是初步实现——直观地说就是“金子到手”这一契机一旦出现，立时就把王者“势低”的形势彻底破除，众人为了争夺一己之私——把全部全部“金子”据为己有，立即会把王者的首领地位视为最有利的高位势，公共权力有利于争夺“金子”，这种视点的突然转换，使得本来的低谷突然变成高峰。位势突然逆转，犹如谷底突然爆发出一座高山，水四散而流已成必然之势，于是组织顷刻间就分崩离析。尧、舜功成而身退，不退必乱。而禹却不退，反而进而据有天下，其奥妙何在？审视其时，组织的类型已有突然的变化——结构演化为官僚制，或者称为Ａ型组织．此时组织的整体行为特性完全不一样了，其结局自然不同。
官僚制或Ａ型组织，管理学也称“层级组织”，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则称为“官制体系”。整个官僚组织有如一座金字塔，首领高居塔尖，独揽大权。这种结构把每个组织成员的需求紧紧地与组织捆绑在一起，他的需求的满足，有赖于组织目标的达到；而且他个人想得到的那一份，不得不依靠个人在组织中的层次等级而定。因而，一种无形的束缚使他在群体所追求的“金子”到手之时，他个人不再可能自由放任地拼杀抢夺，而导致整个组织的破坏。正如韦伯所描绘的那样：人们紧紧抓住自己的职位，处心积虑、不顾一切地渴望沿着官制化的等级阶梯往上爬。人们令人心寒地在韦伯极力倡导的这种长长的阶梯上追求自己的利益。终于，追求一己之私的破坏力被层级制所束缚并加以利用，组织有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但是这种稳定性很有限。“岌岌可危”一语很好地形容了这种状态。首先是处于Ａ型构架顶端的首领，处于高危的平衡状态，在任何外力或内力的作用下，唯有合力恰好为零的情况下首领的地位才可能稳定，此其一。其二，处于第二等级职位者，阻碍其上升的因素自然是首领。为了往上爬的渴望，必然一方面不失时机地攻击首领，同时伺机削弱同级的竞争者，以图得逞。因而内部争斗不断，有愈演愈烈之势。好在一群第二等级者均有相似的渴望，因而诸力相互平衡的可能性较大，也就提供了首领玩弄平衡游戏以维持稳定的契机。虽然这相当困难，但领悟了平衡游戏之奥秘的首领依然可以玩转。其三，等级制度赋予的职务权力，尤其是首领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各层次长官无限的权力都具有两面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职务权力与利益密切挂钩，对这些人有吸引力，使之皈依于组织，增强内聚力。另一方面则是容易伤到长官自己，造成组织成员的离心和剧烈反抗，最终动摇整个组织。而中间等级的长官在升职以图更高利益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容易走“捷径”，利用职权谋取灰色利益，从而导致腐败泛滥成灾，而极度的腐败最终断送整个组织。上司监管下属的腐败往往不力，一因下属腐败有利于上司控制下属并减少对自己的争权压力，长官更倾向于包庇下属的腐败，除非权力斗争的需要才会借其腐败的罪名来清除异己，但这毕竟是少数。二因上司为了自己的私利，更倾向于接受下属的贿赂，同流合污谋取腐败的利益，腐败也就很容易变成官僚制的不治之症。因而这种组织的效能也就远不及长老制。但内部的有序性与稳定性显然好于长老制。这种优劣兼备的组织结构，仍然是当前社会组织的主导方式。
到了现代，集前两种组织类型的优点，正在形成另一种新的组织类型——服务型组织（服务制）。服务制最显著的特点是组织的最高领导核心隐蔽、低调，处于整个组织的底层。反而让次高层管理者——中坚层出头露面，屹立于山之颠处理日常的管理事务，而最高领导核心则隐藏于山之谷，从容地处理组织治理等战略性问题以及支持并监管中坚层的管理工作。在组织中一反常态，不再是下级听命于上级，全体听命于最高首领，首领是组织的中心，一切围着首领转。而是上级服务下级，高层服务于基层，以基层（在企业是生产与销售现场）为组织的中心，一切围绕着基层转。因而这样的组织结构类型就被称为服务型组织（服务制）；组织类型论里称为Ｍ型组织。在现代高效的企业中可以发现这种组织结构的存在，各级管理机构普和后勤服务部门都围绕着生产现场或销售现场转，甚至经理的办公室没有椅子，必须走动管理，随时地服务于现场；后勤部门不是坐等现场派人来领物料，而是必须送料到现场；现场一旦发生故障，故障就是命令，管理、技术、设备、后勤全都奔向现场尽心服务，在现场解决问题，一般由现场的工长负指挥协调的责任，各职能部门负支持、技术业务指导的责任，完成责任的优劣与奖罚相联系，重在责任，无以张扬权力。这样的企业组织不再容忍任何的官僚主义，不再容忍高高在上的官威和拖拉的习气。以此平庸无能、人浮于事、低效率的官僚习气难以存活，组织效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如果政府也如此实现了服务制，官僚主义还能存在吗？由此，各政府机构的职权只能用来服务基层，再也没有可能借故刁难下属和基层，下属和基层也就没有必要“进京跑部”，贿赂高官，求高官网开一面，给予方便。于是腐败就失去了土壤，组织腐败的癌症也就不可能在服务型组织中存在。
同时，服务制在外力的冲击下有良好的稳定性。最高领导核心不再危机四伏、岌岌可危。在官僚组织的情境下，最高领导者直接暴露在山顶，任何外力都首先打在最高领导者的身上，这对于处于高危状态的最高领导者来说，失稳的可能性很大。而在服务型组织的情境下，外力的冲击，首当其冲的却是中坚层领导层。由于中坚领导层有处于山谷的最高领导核心的支持和中坚自己的下属和基层的支撑，他们的稳定性要好得多，失稳的可能性很小，万一失稳，最高领导核心也还有机会来加以补救，组织不易崩溃。其二，服务型组织的内部摩擦要小于官僚制。在官僚制的情境下，中层领导者迁升到最显赫地位的障碍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和同级，因而攻击上司、与同级闹摩擦就司空见惯。而在服务型组织的情境下，中坚领导者已经身处最显赫的地位，他们需要获得身处低谷的、不那么显眼的最高领导核心的支持来维持自己的显赫地位，与之对抗对自己不利，因而形成对抗局面的可能性不大，除非他们的修身养性已经达到与最高领导核心的成员相当的境界，竞争才会发生。然而，这种竞争是良性的，犹如尧舜之禅让替代，竞争是为基层服务的竞争，而不是斗权术，这样的竞争对组织有益无害。而同级之间，处于一种“一个山头一只鹧鸪”，相安为生，甚至协作共生的局面，其结构接近于自然界的生态体系，内部摩擦造成系统损耗的可能性降到最小的程度。也就是说，官僚制存在结构性内耗，而服务制不存在结构性内耗。后者明显优于前者。须知，当前全世界的企业大多数采用官僚组织，其内部冲突日益明显，为了应付这种局面，经理人参加“冲突管理培训”已成热潮，企业高层和高官一样，甚至手捧当官秘籍、权术大权以应付内部冲突，以求在恶斗中升官发财。因而，服务型组织的这种优势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其三，服务型组织中组织成员的满足感与安全感高于官僚组织，他们可以用自己完成职责的正当的努力去获得较高的薪酬，而无需苦于表面上的低工资（中国历史上甚至出现过县官无俸禄而听任县官自己去刮地皮的怪现象），而必须费尽心思去谋求灰色收入而搞腐败，处于悬崖边沿而岌岌可危。在服务型组织的情境之下，一反常情，除了最高领导核心之外，下级的组织成员反而自觉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上级屈尊为下级服务，这种奇特的结构有利于满足人们自我实现的需要，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组织成员积极性，使整个组织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推动组织高速发展。从而能够克服人们在官僚制情境下被动受压，满足感偏低，下属消极怠工的通病。其四，服务制有利于管理机构的精简有效。官僚制的通病是各管理部门热衷于扩大自己的队伍，水涨船高抬高自己的地位，谋取更多的利益，整个组织也就不断膨胀，管理层次不断增加，机构最终由于臃肿而瘫痪。因而必须反复进行机构精简工作，以克服结构性弊病。但每一次精简之后，必然迎来更大的机构和官员膨胀。服务型组织则不然，处于低谷的最高领导核心，能否有效地控制处于高峰上的中坚管理层是他们成败的关键所在；中坚管理层的人数逾多，控制的难度就越大，对最高领导核心本身不利。何况一个山头一只鹧鸪，有多少山头就只适于安置几只鹧鸪，结构本身限制了中坚的人数；“三个和尚没水吃”，害怕责任不能很好完成的中间层领导者也不希望本部门滥竽充数，人浮于事，于是精简、合理成了结构本身的要求。因而服务型组织能从结构本身克服机构膨胀的弊病，保持机构精简、合理的优点。其五，服务型组织只有智者才有可能处于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不像官僚组织那样只要有“合法”途径，傻子也能当大王。由于傻子缺乏应有的品格和能力，在系统中傻子不但没有足够的自由能，而且本身是“快变量”，不是“慢变量”，按照协同论慢变量控制快变量而达到系统协同的原理，他根本无法成为系统的“序参量”，系统也就不可能形成协同结构；也就是说傻子如果处于服务型组织的低谷地位，他就无以控制身处高峰的中坚层，无法保住最高领导核心的地位，势必被淘汰。这就保证了组织在信息时代不被淘汰的必备条件：组织具有智慧型的领导核心。至此，最高领导者自身的危机问题，就从组织结构上得以根本解决。服务型组织比官僚组织具有明显的优势，必将逐步取代官僚制而成为现代组织的组织构型。
更详细的理论和数学模型请参考：
中华出版社网页：曾飞著《M理论：人性化管理哲学》http://www.publishcn.com/yzws16.htm；
百度文库：《曾飞：组织类型论》http://wenku.baidu.com/view/13d1f9fbf90f76c661371a09.html。
官僚制与服务制的结构特征
官僚制的显著特征是权力是关键词，官员的利益与权力的大小相联系。组织中的最高权力被人为地高度集中于首领手中，首领的权力又层层分授给下属。而首领的权力本质上来源于暴力征服。但表明上却托于天授君权，或民意的被代表，或全民票选授予。不过这都是用以掩饰真相的虚假托词，依靠暴力集中权力依然是权力高度集中于首领的真实原因。于是，整个组织都眼睛向上看，从下向上服从于最高权力。因而政府官员有恃无恐，可以炫耀权力，强调民众服从权力，对官员感恩戴德，感谢他们赐予的幸福；官员也就有理由拿权力换取私利，甚至公然要求权力与利益的挂钩制度化，按照官职的大小瓜分利益。
服务制的显著特征是责任是关键词，管理者的利益与责任的大小，服务的优劣相联系。组织的最高权力自然地存在于人民大众的手中，执政党（企业组织则是董事会）汇集民意（企业组织则是汇集顾客、投资者和员工的意愿），关注舆论走势和民间智囊的理论成果，形成组织治理的方略，通过民意代表机构的确认之后由民众所聘请的政府工作人员来执行，层层服务于下一级，最终服务于每一个国民。人民大众通过各种渠道监督管理机构的服务质量，随时罢免那些不称职的管理者，以维护人民大众的最高权力，维护全体民众的利益。人民大众最终以全民的武装力量来保障他们的权力与利益，维护宪法的权威，而不允许任何人侵犯。整个组织都眼睛向下看，从上向下提供服务。因此，政府服务人员讲服务，讲责任，而无以炫耀权力。政府服务员获得报酬的依据与普通民众一个样，是他们个人服务劳动的量与质，完成职责的好坏，而不是权力的大小。所谓市长为老板成就了一个数亿的项目，就理应获得数千万的回报（贿赂，权钱交易，适度腐败）的说辞才会真正成为人们的笑柄。
因此官僚制内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处于高度对抗的状态，内耗导致组织的低效能；服务制内部广大组织成员与服务者处于高度合作的状态，团结协作导致组织的高效能。
具体的讲，官僚制的基本结构是：（一）制度化、法规化的正式层级结构，最高权力处于金字塔的顶峰，权力从上向下层层分授；（二）下级服从上级，权力与利益挂钩；（三）各级官员按等级迁升。而服务制的基本结构是：（一）制度化、法规化的服务链，最高权力自然地存在于组织的全体成员手中；（二）上级服务下级，职责、服务质量与利益挂钩；（三）各级服务人员接受组织全体成员的监督，随时可以被他们解雇或重用。
两种组织类型的结构不同，导致两种组织的功能不同。官僚制的基本功能是维护少数特殊阶层的利益，或者是王亲国戚之类的官僚集团，或者是垄断资本大佬组成的团伙。服务制的基本功能是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企业组织是维护顾客、投资者和员工的利益，在社会是维护民众和政府服务员的共同利益。由此，两种体制的软肋也很不相同。官僚制的软肋是官员失控，腐败泛滥成灾，直至组织崩溃；服务制的软肋是民意的汇集结构被少数人利用职便而破坏，导致民众的权力被少数人篡夺。官僚制的腐败是无药可治的，而服务制民众的权利被少数人篡夺的危险性可以用社会的民主化和党内的民主化来防止，最终的保障则是人民自己的武装。因此，热衷于维护少数人特殊利益的人们最憎恨的无过于义务兵役制的人民军队，最急于实现的也无过于“军队国家化”，从而建立由官僚的国家直接控制的可以用来镇压民众的雇佣制常备军。
恩格斯在1891年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写的《导言》中就已经指出：“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起初用简单分工的办法为自已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来保护自己共同的利益。但是，后来，这些机关，而其中主要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特殊的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种情形不但在例如世袭的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的共和国内也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34—335页）列宁也强调：“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依然是国家，也就是说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员，‘社会公仆’，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74页）实际上，这一切正是官僚制政府机构的显著特征，权力中心必然会把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带有旧国家机器基本属性的社会组织形式无产者不可能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对此，马克思早就得出结论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须把它“打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72页、第4 卷第392页）在打碎国家机器之后，无产者及绝大多数人就必须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来建构自己的统治形式。正因为如此，实践、创新服务制的社会组织形式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服务型政府（人民的国家机器）的构建
通俗地讲，一是服务制比官僚制具有明显的优势，必将逐步取代官僚制而成为现代社会的组织构型。一是人民政府的根本属性是服务于人民大众，因此也必须采用服务制才能胜任自己的根本性任务。
而服务型政府（扩大了讲是“人民的国家机器”）的基本结构《宪法》已经正确规定了。过去的主要问题是长官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宪法》得不到确实的贯彻，甚至被刻意违反而无人敢予追究。今后的主要问题是如实实施宪法，通过实践不断完善服务型政府或人民的国家机器，真正为人民服务。建构要旨主要如下：
最高领导核心：
服务型政府的最高领导核心由人民大众（绝大多数人）、民间智囊、执政党（人民大众的先锋队）和人民代表大会（两会）四个要素构成。人民大众是最高领导核心的基本力量；民间智囊[注]独立地通过哲学思考并应用科学手段研究维护民众利益的理论和各种策略方案，提供决策参考；执政党汇集民意和研究成果，通过民主集中的形式形成执政方略；两会审议并形成执政的最高决策（法律和任用）交由人民政府等国家机器执行，并加以监督。
执政党要巩固党内民主制度，以保证其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先锋队的根本属性。党政要分开，不能以党代政，一把手搞独裁，独揽所有的权力。早在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个意见是中肯的，非常必要的。唯有如此共产党才能真正成以人民大众为基本力量的最高领导核心里的先锋队，才能真正具有执政党的资格。脱离了人民大众，党就失去了她的力量的源泉，就没有能力执好政。
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公有资产监管委员会：
《韩非子.显学》曰：“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最高领导核心任用的执行人选务必是进过实践磨练的、有真才实学，有过人的实际能力和优秀品格的服务员，从实践中层层选拔，让时间考验，让人民评价。而不是历代帝王官吏的两大真实来源：官宦的关系网和科举网罗的被官方儒学奴化了的文人。其中的政治官员必须继续认真地限定任期，异地任用，规避亲属关系，防止形成官员庞大的个人势力，最终蜕变为社会的主人。而对政府服务员的监督来自人民大众、两会和两院。但监督的主力必须从以官督官为主转变为以民督官为主。两会和两院必须认真执行民众检察和罢免的动议，并依照法制程序认真办理，明确给民众一个交代。官员正道的工薪收入应当从优，而严格控制灰色收入，对腐败零容忍，可以试验设立廉洁退休奖励基金，褒奬吴仪一类的廉洁的优秀官员。并依照习近平领导的新执政班子的部署，掀起一场廉政风暴，建立公布高官资产给人民众监督的廉政制度，确保廉洁政府的持续健康。同时必须明确的是：人民群众的监督与用网络等工具进行反腐是人民大众的主人的直接体现之一，《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纪委与公检法等的制度反腐必须为人民群众的监督与反腐服务。制度反腐从属于人民群众反腐，而不是颠倒过来。某些人力图让网络反腐、实名举报等人民群众反腐从属于制度反腐的图谋就是试图把官吏变为社会的主人，这是违背宪法的违法行径，必须坚决制止。另外，“国有资产”、“国有企业”必须正名为“公有资产”、“公有企业”。公有资产不能交给政府官员来管理。政府官员不得直接干涉公有企业的营运。必须试验建立独立的公有资产监管委员会来监管公企集团。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由“人大”直接任命和监督，不归政府管辖。各公企集团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政府官员不得摇身一变成为公有企业的高管，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谋取私利；必须依照程序公开聘任市场上的著名经理人来经营管理，并直接对民众负责；不能单纯以营利率来考核公企的经营管理者，要注重公企保证供给，服务社会的基本属性，并以此来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所有的组织都必须依照服务制的基本原则来建构。依照《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因此确保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因此对公有资产与公有企业的监管体制也就上升为政治体制问题，不能不予重视。
人民武装：
由来自人民大众的义务兵组成，拒绝雇佣兵。务必保持人民子弟兵的根本属性。人民军队由人民大众的先锋队直接领导，不能归给国家所有，以防止官僚在蜕变成社会的主人的时候把军队转化成官僚的禁卫军，从而复辟传统的剥削制度。治军中不得把军队变成对官僚唯命是从的所谓“铁血之师”而毁灭了人民军队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必须解散用来弹压民众的过分庞大的、职业化的所谓“武装警察部队”——在扩大“武警”、“特警”名目掩盖下的官僚常备军，这种花费相当于国防开支的巨额钱财建立起来的变相的常备军在使用催泪弹镇压反日示威的政治事件中已经充分暴露了它的反人民的真面目。只有人民大众自己的武装——人民军队才是人民大众利益的最后保障。人民军队务必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武装起来，用国产为主的现代武器装备武装起来。军队内部也必须实行军事民主，积极发展现代化的人民武装的战略战术。
总之，无产阶级与绝大多数人要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就必定实现马克思指出的任务——“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须把它“打碎”。列宁则指明：“最能表明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列宁选集》，第3卷，第13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因此，粉碎官僚制政府机器，建构服务型的政府来为人民大众服务，以及从根本上消除由官僚直接控制的、用来镇压人民大众的常备军，而保持义务兵制的人民武装，以保卫人民大众的最高权力是带根本性的两个任务，人民大众及其先锋队务必全力去完成它。在群策全力完成人民大众自己的历史任务的时刻，人们务必先认识清楚：建构服务制的人民政府替代官僚制，以及保持义务兵制的人民军队，反对军队国家化，拒绝职业化的常备军这是人民大众的根本性诉求。而强化“理性官僚制”，把“军队国家化”，建立职业化的常备军则是官僚资产阶级图谋让自己变成社会的主人的根本性诉求。两者根本对立，有我无他，不可妥协。在这一点上，国人绝对不能有丝毫的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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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民间智囊相对于官僚御用文人和汉奸智囊而言。民间智囊独立研究，直接对人文精神负责，对研究成果的真理性——与事物的规律相符合负责；研究结果公开发布，接受实践和时间的考验，提供民众与决策者参考。而官员依照民众的愿望，参考民间智囊的研究成果独立进行决策，直接对决策后果负责。两者必须分离，不许用长官意志干涉研究，也不许文人、师爷操弄政治，更不许可官僚御用文人和汉奸智囊扰乱政局。坚决清除那些接受国际垄断资本资助的汉奸智囊和由官僚直接操控的，专门对长官意志进行注释、包装的御用文人或帮助官僚玩弄权术的师爷。这样才能有效建构中华的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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