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本质的讨论
卢麒元
笔者与台湾经济学家马凯先生等学者参加了一个研讨会。
会上,马凯先生介绍了台湾二十五年来经济发展的状况。马凯先生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两蒋专治下的台湾,经济发展最快(高增长)、最好(较均富);民主后的台湾,经济发展最慢(低增长)、最差(贫富分化)。马先生是高度理性的,他关注民主与市场的有效性,也关注民主与市场的有限性。
笔者在发言中指出,马先生的立论基础似可讨论,“民主”一词费思量。笔者认为,民主的本质,是经济民主。笔者认为,两蒋时期,台湾经济民主大幅度改善,所以经济发展是最快(高增长)、最好(均富)的;两蒋之后,政治民主化,反而使台湾的经济民主大倒退,所以经济发展是最慢(低增长)、最差(贫富分化)的。
爲了进一步说明这个判断,笔者阐释了华人社会政治博弈的结构性特征。一般而言,华人社会官商一体,利益集团占据了主要的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他们享有的权力和利益往往缺乏边际限制,可能会大规模侵蚀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可是,普通公民严重沙化,缺乏组织和斗争的能力,无法与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进行公平的博弈,他们权利和利益可能会被残酷地剥夺。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华人社会需要代表民众利益的强权,代表民众与官商利益集团博弈。两蒋时期,特别是蒋经国时期,集权专治政府与人民利益高度吻合,很好地遏制了官商特权的掠夺和剥削,基本达成了均衡博弈的局面,使民主效能和市场效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当然也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所以,两蒋时期经济发展最快、最好。在后二十五年中,所谓的民主化,其实是资本集权专治,民主效能和市场效能不能充分发挥,反而使得台湾经济发展最慢、最差了。用一句话概括,无论是民主还是市场,不能执著于名相,而要观察结果。
马先生没有直接回复我的发言。不过,马先生表示,改革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执著于名相,不要简单套用西方的东西。
非常有趣,研讨会上,台湾欧亚研究中心主任傅仁坤先生重申了王阳明心学“致良知”的主张,提出了改革应“止于至善”的原则。
不太有趣的是,国内的学者更喜欢引用西方学者的概念和逻辑,强调民主和市场的有效性,而较少注意民主和市场的有限性。
笔者认为,事务的发展,都无法超越特定的历史条件,我们只能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做到目的与方法的统一,要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经济民主问题,也就是分配问题。经济民主了,政治民主也就好办了。所以,我以为,不设定道路,不强调颜色,可能会更接近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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