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公知”即国贼
黎阳 2013.2.28
罗援将军一句“外保国权，内惩国贼”如同“男厕所扔炸弹——激起公粪(愤)”，中国的普世大公知小公知准公知(也包括普世大母知小母知准母知)们一齐蹦了起来歇斯底里大发作，恶狼一般恶狠狠扑了上去。人大的张鸣一猪当先带头发难：“一个从来没有打过仗，且有临阵脱逃嫌疑的将军，总是在电视上宣扬战争，跑到微博上要开战。怎么，对国内的网民开战?你意中的国贼是谁?明白说吧。”(张鸣微博2013.2.24.http://t.163.com/zmbaohu)
罗援1973年就参过战(见http://bbs1.people.com.cn/post/60/1/2/127227643.html)，张鸣却硬说他“从来没有打过仗”;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1978年底开始动员，1979年2月打响，罗援1978年1月调入军科院(见http://bbs1.people.com.cn/post/2/0/1/127274031.html);那时没有战争迫在眉睫，张鸣却硬说他“有临阵脱逃嫌疑”——真要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会有1973年的参战吗?张鸣们如此造谣明摆着要栽赃陷害。为什么?被罗援的“内惩国贼”这四个字打疼了，恨到骨头缝里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内惩国贼”的口号“五.四运动”时就能提，如今反而提不得了，谁提就要把谁往死里整，为什么?贼怕说贼，做贼心虚，不由自主自我对号入座——一说“内惩国贼”，中国十几亿人中有几个工农兵老百姓敏感反感心惊肉跳?浮想连篇大发雷霆的唯有“普世公知”。脚正不怕鞋歪。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从来没做贼，不怕闻“抓贼”——如果“国贼”跟你毫无关系，八杆子打不着，那还急个什么劲?哪用得着象被蝎子蜇了似的暴跳如雷?如此气急败坏只能让人联想到和尚听到人说“贼秃”，阿Q听到人说“癞疤”。
谁是国贼?谁祸国殃民谁就是国贼——贪污盗窃损公肥私是祸国殃民，吃里爬外卖国求荣是祸国殃民，战略决策上自毁长城、里应外合毁灭国家生存基础更是祸国殃民，而且是最大最凶恶最狠毒的祸国殃民：
——勾结国际垄断资本消灭中国民族工业、伙同世界银行合谋对付中国国有企业、把中国的国家主权拱手相让、里应外合帮助外资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消灭中国的一切骨干民族工业：“市场换技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运十下马”……肆无忌惮向外资全面开放中国的工业、农业、金融、水利、新闻、森林、草原、土地、房地产、矿业、航空、能源、通讯、铁路、医院，甚至军工企业、公共供水系统等要害领域都对外资开放，任凭外资控制中国城市水务(美国的自来水公司归国防部直接领导，连美国私营公司都禁止进入)，导致中国28个战略产业有21个被外资控制……如此行径是不是祸国殃民?
——帮助国际垄断资本家肆意掠夺压榨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资源、帮助国际垄断资本操纵中国经济的定价权、迫使中国人始终处于“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贱”的极端屈辱、极端受害的境地、中国的战略资源稀土卖得比面粉还便宜还宣布“我们绝不对各国封锁稀土原料的出口”、中国煤炭被贱卖得让日本拿了去填海、中国60%的食用油依赖进口、石油储备仅够维持几周、任凭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产业被外国财团控……如此行径是不是祸国殃民?
——让外资低价圈占中国大型金矿、控制黄金产业、放宽黄金出口、严控黄金进口、把中国的黄金储备运往美国、把中国的金融命脉拱手让人、向外资贱卖国有银行股份、把十几亿中国人民用受尽盘剥之后残余的微薄收入积累而成的天文数字的万亿血汗财富换成美元白条、让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贬值全部侵吞(仅“两房”债券就使中国损失4500亿美元，超过甲午战争年中国损失的120倍。如今美日更进一步肆无忌惮以本币贬值代换人民币升值洗劫中国：去年以来日圆大幅度贬值，G20峰会却对日圆贬值只字不提，实际为各国货币贬值开绿灯，美国却咬住中国不放，继续逼迫人民币升值，同时狂印钞票、自贬本币币值。可以预见中国对美元、日元的货币兑换损失恐怕将达上万亿，其最终后果必将是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继续飞腾，直到达到天文数字，中国的亿万外汇储备将迅速变成一堆废纸);甚至在美国政要公开宣布决不会还债、美国通过法令宣布“抛售美国国债视为对美国的战争行为”之后仍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而且强行关闭左派网站，彻底封锁中国人民了解购买美国国债的一切渠道，使中国人民无从了解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实际情况……如此行径是不是祸国殃民?
——制造出“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中国人储蓄、美国人花钱”的“中美国”——美国不必生产、只印刷美元欠条就买下中国的工厂、拿走工厂的产品和利润、甚至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商品上只要贴上美国商品标签转手在中国市场售出便获得几倍的利润，如苹果手机、耐克鞋、名牌服装等。使中国以不到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生产了世界一半的工业消费品和基础工业产品，人均生产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四倍以上，人均消费却不到世界平均水平，占人口一半的农民从总体上还属于世界银行规定的贫困人口。(据中科院的报告，2011年中国被美国免费拿走的财富达3.66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当年总产值一半。一年的损失就超过旧中国一百多年的损失，使中国实际上成了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使中国建成的高效生产能力成为为美国服务的工具、对外奉送财富的工具)……如此行径是不是祸国殃民?
——不顾中国地震、冰灾、雪灾、旱灾、泥石流等灾难频发、不顾中国失学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教育费用高昂、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等现实，在全世界到处撒钱“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帮欧洲就是帮自己”、“全球化”、“负责任大国”、买美国国债、买欧洲债券、买希腊国债、救美国、救欧洲、到处免除外国债务、仅2009年一次就宣布免除50个国家256亿元人民币的债务、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在日本右翼政客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坚持否认南京大屠杀、坚持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的情况下鼓吹“把东海变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跑到日本宣称“决不延续仇恨”、大张旗鼓把日本核污染食品进口到中国毒害中国人民……如此行径是不是祸国殃民?
——使中国社会贫富极端分化、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公德全面崩溃、社会治安空前恶化、到处是冷酷无情、到处是尔虞我诈、到处是荒淫无耻、假冒伪劣泛滥成灾、环境污染登峰造极、贪污腐败穷凶极恶、无官不贪、官员个个富可敌国、中国的“三公”消费占的国家预算比例世界第一、借口“大锅饭养懒汉”、“改革代价”、“铁面铁腕砸三铁”、“破产保护”、“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买断工龄”、“产权不明晰”、“杜绝政府干预”、“公有制本来就没生命力”、“破产重组”、“企业改制”、“减政放权”、“私有化”、“MBO”;对资本家百般呵护：“赦免原罪”、“最大限度宽容不规范”、“只做蛋糕不分蛋糕”、只要不是“恶意欠薪”一概无罪、鼓吹“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如今中国人民处于世界上最低最贱最掺的境地、工作时间最长、工资最低、工作环境最恶劣、饭碗福利最没有保证、前途最渺茫、不准讨薪、不准罢工、不准组织工会、不准上访、不准请愿、“不准恶意自杀”、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没人替他们说话，还要忍受拖欠工资、物价飞涨、假冒伪劣商品毒害、养不起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饱受封建把头黑社会欺凌等无孔不入的敲骨吸髓的层层压榨，最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任何保障……如此行径是不是祸国殃民?
——对中国老百姓穷凶极恶：开口闭口“民智未开”、“民粹”、“愚民”、“屁民”、“刁民”、“暴民”、“劣根性”……三聚氰胺害了那么多儿童，只抓了几个养奶牛的;央视大火烧掉10几亿，只抓了几个运烟火的;上海静安大火烧死53人，只抓了4个电焊工……“菜刀实名制”、“微博实名制”、“维稳高于一切”、“维稳预算超过国防预算”、“全力维稳防群体性事件”、“严禁上访”、封杀全部左派网站、“只需轻点鼠标就能破坏稳定”、强迫拆迁、暴力劫访、满街警察红袖标，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警车、摩托、装甲车林立、藏猫猫死、俯卧撑死、鞋带上吊死、洗脸死、发疯死、激动死、喝水死、睡觉姿势不对死、自行从高处坠落而死、做鬼也幸福、被自杀、被涨薪、被幸福、被就业、被中产、被增长、被车祸、被代表、被自愿、被和谐……如此行径是不是祸国殃民?
——对外来侵略百般逢迎：严禁反映抗美援朝的文艺作品、对中国渔民船员被杀害默不作声、对韩国海警打中国人听之任之、对一个外国间谍之死大动干戈、对利比亚丢掉400亿无动于衷、特意邀请公然支持疆独闹事的土耳其总理到乌鲁木齐维族聚集区表演“亲民”扩大影响、对外资公司制造的渤海海湾漏油大污染装聋做哑、东海油气田谈判丧权辱国、南海诸岛任凭外国抢占、在中国南海的三十多个钻井平台全是外国的情况下高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慷慨解囊向侵占中国领土的国家菲律宾、越南等国提供巨额贷款甚至无偿援助、帮助侵略者用中国的钱买先进武器抢中国资源杀中国人，还振振有词：“韬光养晦”、“顾全大局”、“负责任大国”……如此行径是不是祸国殃民?
——遵照西方国家精英关于“世界人口的80%都属于‘垃圾人口’、必须用高技术清除”的1995年美国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决议，不动声色地、灭绝人性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中华民族实行全面的隐形大屠杀——无限制地毁灭可耕地(连“确保十八亿亩耕地红线”都不提了)、荒废水利设施、打击农民务农积极性、全面摧毁中国农业，蓄意把中国人都饿死;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水源，蓄意把中国人都渴死;无限制地制造环境污染(首都成“首堵”、北京变“雾都”，雾霾蔽日，伸手不见五指……)一步步把整个中国都变成巨大的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毒气室，蓄意把中国人都熏死;无限制地包庇保护假冒伪劣，放纵有毒有害食品药品泛滥成灾，蓄意把中国人都毒死;无限制地制造豆腐渣工程，蓄意把中国人都砸死;无限制地摧毁医疗保健体系和养老福利制度，使中国老百姓看不起病、养不起老，蓄意让中国人都病死;无限制地挥霍破坏中国的能源、矿产等要害战略资源，剥夺未来的中国人的生存必需，蓄意把中国人都困死;无限制地强制推广能毁灭生殖能力的转基因主粮，蓄意消灭中国人的后代，让中华民族断子绝孙……如此行径是不是祸国殃民?
——公然美化汉奸卖国贼、鼓吹卖国有理、卖国有功、分裂有理、亡国有理、“国家分裂好”、“军阀割据好”、“军阀混战好”、“天下大乱好”——“三百年殖民地”、“带路党”、“国际接轨”、中国要“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中美国”、“迎外以安内”、“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战略伙伴关系”、“消气外交”、“中国的改革成果将与世界分享”、“秦桧站起来”、“岳飞不是民族英雄”、“李鸿章忧国忧民”、“汪精卫忍辱负重”、“义和团式爱国”、“爱国贼”……袁世凯、蒋介石、北洋军阀皆被美化，毛泽东、共产党皆被抹黑，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毛岸英、雷锋等革命烈士全部否定，连王二小、刘胡兰等孩子也不放过，却为日本开拓团立碑，为外国侵略喝彩叫好：“先进文明征服野蛮文明”、“八国联军代表先进文明”、“普世价值”、“中国人的劣根性”、“文化劣等”、“中国人都被秦始皇洗脑洗坏了，老是追求大一统”、“大一统使得国家内部失去前进变革的动力，趋于腐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民族自决”、“区域自治”、“七块论”、“台湾独立”、“西藏独立”、“新疆独立”、“内蒙独立”、“香港独立”、“广东共和国”、“卖国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错误，出卖人民才是严重的错误”、“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没有政府比有政府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如此行径是不是祸国殃民?
……
上述这些是不是祸国殃民?决策导致这一切的是不是国贼?
这一切是谁决策的?“普世公知”。
例如：
——中国越来越严重的污染是怎么来的?“普世公知”的功劳：GDP挂帅，不顾环境，疯狂发展房地产、无限扩大大城市、不顾一切普及私人小汽车——张维迎保证：“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厉以宁鼓吹：“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重工业化是必经阶段，对环境的污染势必难免。但我们获得了收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京城四少”之一的刘伟宣称：“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如今中国到处污染，癌症村遍地开花，首都成“首堵”，北京变“雾都”，雾霾遮天令人窒息……这一切不是“普世公知”的责任又是谁的?
——如今中国社会道德败坏、弄虚做假是怎么来的?“普世公知”的功劳：张维迎带头介绍经验“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拐”;CCTV公然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陈有西到处宣扬“没有家哪有国”，“普世公知”们无孔不入教唆不择手段、“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如今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弄虚做假，不是“普世公知”的责任又是谁的?
——如今“普世公知”们声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利益集团”造成的，然而当初他们是怎么说的?“大家不要一提到利益集团就觉得是贬义。其实利益多元化、利益独立化，才能出现一个多元的社会。”(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一个好事情”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6fcc040100c4jz.html)——要说中国一切问题来自“利益集团”，那么教唆干部以权谋私、一手制造“利益集团”的“普世公知”又该当何罪?
——如今中国社会泛滥成灾的腐败怎么来的?“普世公知”的功劳：张维迎当年宣布“腐败不是最好也是次优”、“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如今“总量增加了”、“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一切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腐败登峰造极，社会矛盾空前激化。此时张维迎对自己当初“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的信誓旦旦装聋作哑，反而强词夺理拼命为腐败辩护：“创造价值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是释放了政府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同时厚颜无耻反对惩罚腐败，鼓吹“宽恕腐败”、“特赦腐败”：“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反腐败问题应进行全民大讨论建议设立试点”、“全民公决投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张维迎：“反腐败的两难选择”http://business.sohu.com/20121219/n360945357.shtml)(注：怎么要反腐败惩办贪官了就“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全民公决投票”了?搞工人下岗、剥夺农民土地、强制拆迁时怎么不见你主张“全民公决投票”?封闭全部左派网站时你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跑哪儿去了?)
那个“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鼓吹腐败更卖力：“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腐败和贿赂是人们的一种理性行为，个人为何以及如何选择了这样的行为，取决于腐败和贿赂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及其比较”、“既然改革是一个权钱交换过程，改革的结果是要把一部分经济活动从公共决策变成私人决策，即把一部分‘公’权变成‘私’权”、“腐败和贿赂行为不仅有正负两种功能，而且有收敛和发散两种趋向和两种结果”(张曙光：“腐败问题再思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6fcc040100bwjt.html)“改革不仅要抑制腐败和贿赂，不使其发生革命，而且改革还可以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利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张曙光：“腐败产生的经济学原因”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6fcc040100bx4z.html)。当初拼命鼓吹“富腐败有利”，如今大肆鼓吹“特赦贪官”：“对贪官实行大赦和豁免鼓励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大赦和豁免，惩治后，不咎既往，才能使官员解除顾忧，公布财产一事才能启动和实行。”(张曙光：“2012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会上发言”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8946404)
一贯提倡腐败包庇腐败的张曙光却义正词严声称腐败的根源是共产党：“中国政体的最大弊端是党国体制，党政不分，党和政府控制了大量资源，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种体制下，官员权力无限且不受约束，贪污猖獗，腐败盛行”(来源同上)——拼命鼓吹“腐败有理”、拼命反对反腐败、拼命鼓吹“赦免贪官”的却倒打一耙指责别人是“腐败根源”，这仅仅是贼喊捉贼的耍无赖吗?不是，而是一个巧妙的连环套——先贩毒再缉毒，先教唆犯罪再通缉犯罪，先教唆共产党的干部腐败激起老百姓不满，再乘机借口反腐败煽动打倒整个共产党——所有这些都是事先预谋好的。过去有《三国演义》的“王司徒巧使连环计”，如今有“普世公知”毒设“腐败/反腐连环局”。中国登峰造极的贪污腐败的真正源头是“普世公知”，真正祸国殃民的是“普世公知”，真正的国贼是“普世公知”。
一旦要追究责任拉清单，“普世公知”们顿时争先恐后装出一付无害而可怜的样子：“穷教授无权无势无外国籍，更没有国库钥匙，当不了国贼”、“小民当不了国贼，真正的国贼都是手握大权、鱼肉百姓的混蛋”、“平民没当国贼的资格”……奇了怪了，你们不是一直傲气十足以贵族救世主自居吗?资中筠不是声称“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就是贵族”、“我们的社会应当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意识和科学精神，来培养出真正的贵族，这也是对传统士大夫文化的一种继承”、“中国知识分子——略相当于古之‘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里‘匹夫’实际上只能是‘士’，不可能包括引车卖浆者流”、“‘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为帝王师”吗?怎么这会儿突然如此“揪着胡子过河——牵须过渡(谦虚过度)”?那股气势汹汹气吞山河的嚎(豪)情壮志哪儿去了?
“普世公知”们说自己“无权无势”，不对，是有权有势，而且权势熏天——能决策祸国殃民，权势难道还小了?
“普世公知”们的权势分明暗两大类。明的是硬权力，暗的是软权力。
先说硬权力：
“普世公知”们通过“文凭至上”排斥异己、拉帮结派、里通外国而直接获得的战略决策权。最典型的就是张曙光主持的那个“天则经济研究所”——根据“天则经济研究所”公布的资料(http://english.unirule.org.cn/Html/About/index.html)，已经与这个“民办私人机构”建立起了正式的“密切合作关系”的有中国的要害决策部门，包括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的官方媒体，包括新华通讯社、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证券报等;中国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在“天则经济研究所”2012年公布的158个“特约研究员”中，直接来自政府机构的官员就有29个，占18.35%，光一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已经至少有8人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人(吴敬琏、刘世锦、巴曙松、张永生、卢迈、陈剑波、刘守英、吴庆)，来自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拥有决策话语权的“学者”83人，占 52.53%。这个所谓的“民间学术机构”实际把持了国家一切重大经济决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搞的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联合研究报告”(“中国：2030”)，负责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人、使用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运用的是“天则经济研究所”推崇的理论，整个报告实际完全由“天则经济研究所”包办，换句话说，中国经济最高决策权实际掌握在“天则经济研究所”手里，掌握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普世公知”们手里。
中国的最高经济决策权实际掌握在“天则经济研究所”手里，而“天则经济研究所”实际掌握在国际垄断资本财团和外国政府手里”——“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中文网页宣称：“天则所不从任何政府部门获得财政支援，全靠来自中外社会机构的捐款和项目经费。项目包括委托天则所的研究、培训及天则所的其他服务。”然而这不过是表面上的冠冕堂皇。实际情况是“天则经济研究所”全靠外国人给钱——茅于轼说得明白极了：“我根本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我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谁给我钱?政府的钱，我们很难拿到。有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的，靠这个根本活不了。”“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英文网页(http://english.unirule.org.cn/Html/About/index.html)承认：“天则经济研究所在最近的几年中已经与许多国际私人机构建立起了各种合作关系，如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会、美中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等组织等;与此同时还与许多国际组织建立了各种合作关系，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天则所同时与许多在北京的外国大使馆保持着关系，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兰、俄国和新加坡。”
什么“私人机构”能如此神通广大，同时与国内外建立这么要害部门要害机构建立起这么多这么正式的“密切合作关系”?这决不是任何私人或私人机构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般的政党所能做到的——普通政党能同时跟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这些机构建立起“密切合作关系”吗?能整天跟外国大使馆关系密切吗?这已经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准政权机构才有条件做到的事了。真正的解释只有一个：通过这个“天则经济研究所”，“普世公知”们实际不但已经成了一个不叫政党的政党，而且成了一个中国法律事实上不敢管、“能做不能说”地享有着“治外法权”的国中之国、独立王国。它一头通向外国基金会、外国组织、外国大使馆，一头分别通向中国上层建筑一切要害部门，天罗地网密密麻麻，上通下达，四通八达，来自外国的指令通过它这个“中转站”和“放大器”，转变成各种形式的讨价还价，再变成“政策交易”，又摇身一变为“中国包装”的“政策决策”、“学术研究”和“舆论呼声”，最终转化为“中国内政”、“最高决策”。
(注：就凭这，张曙光们的“腐败有理”、“保护腐败”之类主张要变成国家决策强制实施有何难?难怪导致中国社会腐败泛滥、让中国吃亏倒霉的各种决策源源不断。)
既然“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经费来自外国基金会，那么从“天则经济研究所”拿钱=从外国基金会拿钱。
既然“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市场经济”，那么外国基金会的钱决不白给，一切都是交易。
既然“有来无往不成买卖”，那么通过“天则经济研究所”拿了外国基金会的钱就必须有回报。如何回报?制造外国基金会需要的“学术研究成果”、“舆论导向”、“政治决策”——你给我钱，我按照你的要求办。
拿了别人的钱说别人要你说的话不属于言论而是广告——所有广告都是收别人的钱说别人要你说的话，说话的人并不需要相信自己所说的东西的真假对错。拿了外国的钱说外国要你说的话连广告都不算，而是间谍、谋略战、叛国。问题的性质已经不是言论自由或广告自由的问题，而是间谍自由、卖国自由、灭国自由的问题。把言论自由、广告自由、间谍自由混为一谈，这是为卖国当间谍狡辩。“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普世公知”们拿外国垄断资本基金会的钱说外国垄断资本需要说的话，这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行为，不折不扣的祸国殃民。
这才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真正功能——外国基金会控制中国中国政界、学界、舆论界的“包工头”、“联络站”、“培训班”+“政策交易所”——外国基金会直接向中国官员、“专家”、“学者”、“精英”塞钱太露骨，风险太大，通过这个“天则经济研究所”，拿同样的钱以“研究经费”、“咨询费”、“服务费”名义去行贿就名正言顺了。(注：整天拼命喊“政治改革”的“普世精英”们喊了几十年都没有 “国际接轨”地改革出“外国利益代理人登记管理法”和“禁止公职人员以任何形式收取任何外国机构的任何钱财”之类最起码的法律，就是为了使自己可以“曲线受贿”——以“研究经费”、“咨询费”、“服务费”之类形式通过“天则经济研究所”这类“政策包工头”大摇大摆冠冕堂皇地从外国基金会拿贿赂。)
“百度百科”对“天则经济研究所”介绍如下：(http://baike.baidu.com/view/848414.htm) “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庆承认，中国私有化改革一开始世界银行就介入了，换句话说一开始美国就介入了，“中国刚刚开始改革的时候，开放的时候，我也请了世界上这些著名的人物，来给我们提建议，提方案，给我们支招，那么在当时这个世界银行就帮助我们请了不少的国际级的这个大人物来帮我们。”(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2-03-03/9563.html)由此可见今天改革造成中国社会的种种恶果——国有企业大改制、大破产、大下岗、国有资产大流失、老百姓看不病、养不起老、上不起学、有毒有害食品泛滥成灾、房地产投机、道德败坏、贪污腐败……全跟世界银行出的点子有关，全是美国人早就设计好了的。
“普世公知”们外有国际垄断资本财团基金会和外国政府豢养，内有上层建筑各要害部门的硬权力撑腰，整个宣传领域话语权全部把持在手，靠山来头这么多这么大这么硬，要钱要权有权，硬权力软权力样样齐备，里应外合、上下勾结、八方呼应、呼风唤雨，哪个具体的官员的权力能比?如此气势汹汹还装出一副可怜相说自己“无权无势”，滑稽不滑稽?——岂止是滑稽，简直是令人作呕。
再说软权力：
通过操纵中国的几乎所有媒体网络，“普世公知”们把持垄断了话语权。把持垄断话语权就意味着垄断软权力。垄断软权力意味着可以任意操纵软暴力，可以随心所欲制造出选择性舆论狂潮。
语言信息的本质是软暴力——使用语言信息归根到底是为了影响其他人的行为。人的任何行为从本质上讲都是有形的硬暴力。人改变其他人行为的手段无非两种：一是用行为，二是用语言信息。用行为改变行为是用“有形的硬暴力”改变“有形的硬暴力”。用语言信息改变行为是用“无形的非暴力”改变“有形的硬暴力”，而且更有效——用暴力制止某人行凶伤人既危险又费力，而且后患无穷。但如果言词得当，三言两语就能让同一个人自己放弃行凶伤人的念头，既轻松又经济。反过来也一样：用暴力逼某人行凶伤人既危险又费力，而且后患无穷。但如果言词得当，三言两语就能让同一个人自己愿意行凶伤人，同样既轻松又经济。硬暴力能做到的，语言信息同样能做到，硬暴力做不到的，语言信息也能做到。可见“语言信息”的效果不亚于硬暴力，至少能等效。既然能等效，那就同样属于暴力。暴力而无形，故区别于有形的硬暴力，称之为“软暴力”。
一切硬暴力都受软暴力控制，一切硬权力都受软权力控制。掌握了软权力就能最终掌握硬权力。
“言论”是软暴力。“舆论”是成规模的软暴力。“宣传机器制造的选择性舆论狂潮”是大规模软暴力。“言论自由”与“舆论潮流”不是一回事。“言论自由”是双向的，“舆论潮流”是单向的，“开动宣传机器制造选择性舆论狂潮”则是高度集中、专门定向、精确瞄准的。“言论自由”虽然是软暴力，却是分散的、孤立的软暴力，可以争辩，也就是说，可以相互抵消。“舆论潮流”则是某种特定的语言信息软暴力的集合与凝聚。在“舆论潮流”面前，反对意见基本被压制，发不出声音。“开动宣传机器制造选择性舆论狂潮”则是特定软暴力的大规模精心合成、迭加、放大和精确制导——或者说，是软暴力的大规模同步聚焦，压倒一切，不容置疑，不容争辩，不由分说，不分青红皂白，不允许任何不同意见，不需要任何证据，未审即判，要的就是对上层建筑造成破坏性共振，不择手段毁灭对手。正常的“舆论潮流”还有可能是自发形成的，“开动宣传机器制造选择性舆论狂潮”则完全是少数人蓄意制造的大规模毁灭性软暴力——比如中国共产党什么时候正式彻底否定过毛泽东?但某些人开动宣传机器制造的选择性舆论狂潮不由分说就把毛泽东彻底妖魔化了。不仅把毛泽东，而且把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尤其1949年以后的一切全部妖魔化了。然而仔细一查，如此定性的正式根据、手续、文件、决议一概没有，完全被选择性舆论狂潮硬生生造成了既成事实，不知不觉变成了年轻一代的习以为常。
把持软权力使“普世公知”获得了媒体舆论信息控制的压倒优势，能够操纵公众思维，把老百姓的思维玩弄于股掌之上，随心所欲决定让老百姓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怎么想、不怎么想，任意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信息封锁、信息压制与信息欺骗、信息误导结合到一起，充分利用宣传机器的巨大威力全方位无限制地对老百姓实施信息覆盖、信息疲劳轰炸和强制性信息灌输，实行无限制的信息战超限战——想让你知道的东西铺天盖地叫你躲都没地方躲，不知不觉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信以为真;不想让你知道的东西一方面严密封锁真相，一方面用无数真假难辨的假信息、垃圾信息把你层层迭迭包围得水泄不通，对你没日没夜地疲劳轰炸，利用“三人成虎”、“众口烁金”、“假做真时真亦假” 、“久入鲍鱼之肆而不觉其臭” 、“谎言重复千遍就成真理”等规律使你筋疲力尽、神经因疲劳而麻木，因麻木而产生条件反射，不知不觉忘了寻找真信息，甚至根本想不到还会有真信息，甚至拿到真信息都不肯相信，由此制造出大规模的盲目、怀疑、狂热、惊恐、轻率、慌乱、丧失自信、丧失判断、丧失原则、无所适从、不知所措、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直至精神崩溃，最终不由自主被“普世公知”们牵着鼻子走。
普通老百姓如此，国家决策层同样如此，谁掌握软权力谁就将最终掌握硬权力——即使表面上没当权，但实际上能操纵当权者的思想，这就等效于当权。
“普世公知”已经通过把持话语权而等效把持了国家决策权，还说自己“无权无势”——“无权无势”?“无权无势”怎么能如此迅速制造出如此大规模选择性舆论狂潮：
——罗援没说过“轰炸东京”，硬说他说过;
——罗援1973年就参过战，硬说他“从来没有打过仗，且有临阵脱逃嫌疑”;
——对“轰炸东京”之类捏造出来的谣言义愤填膺，对“如果让我掌握中国的权力，我首先把八千万GCD员和他们的亲属全部杀光!”、“美国应该先发制人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国民党的时候，我们家里很多土地，日本人来了，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加，结果共产党一来，全部让那些穷鬼分了，我恨不得将这些人抽筋剥皮!”、“那些拥护GCD的都是些被洗脑的废物，这些人就应该通过战争让他们死掉一半以上!”、“杀左族毛”之类实实在在客观存在的咬牙切齿杀气腾腾佯装不知;
——满口“宪政”“宪法”，实际上处处破坏宪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只追究别人有无国外亲属，不过问“普世公知”们长期、大规模、公开、直接从外国基金会拿钱、按照外国基金会需要制造“国家战略决策”;
——只允许“普世公知”们大肆宣扬“(钓鱼岛)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中国和日本争夺得很厉害。在我看来，双方都不值得为此伤感情。把争夺钓鱼岛的力气用在国内对百姓真正有益的地方岂不更好”、“别为这个弹丸荒岛争了”、“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中国)不是在保钓而是在夺钓”、“你所了解的(南京大屠杀)很多情况都是片面的”;不允许爱国军人誓言“外保国权，内惩国贼”;对日本侵略百般辩护柔情无限，对中国军人凶神恶煞杀气腾腾：“军人干政”、“‘内惩国贼’涉嫌违宪”、“军人根本就没资格惩治国贼”、“文职少将赤膊上微博”、“思想抢滩，让文革思维军事化”、“请XXX将军闭嘴!”“老老实实遵守纪律，别惹是生非!”“中纪委和国防部好好管管他们”……
当年一个秦桧用一个“莫须有”杀害了一个岳飞;如今一群“普世公知”用一堆“莫须有”杀害一切爱国军人。“无权无势”，岂能如此疯狂大张旗鼓围剿人民解放军，如此大规模用笔杆子叫板枪杆子?
硬暴力的破坏性有形有限，软暴力的破坏性无形无限，为害性远比普通人能想像出来的大得多。“普世公知”用软权力不但能轻易毁灭一个人，而且能轻易毁灭整个国家。
例一：战国时代秦赵长平之战赵国为什么一败涂地全军覆没?因为赵王临阵换将，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了久经杀场的老将廉颇。赵王本来信任廉颇，为什么中途变卦了?因为赵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赵王为什么会中反间计?因为赵国内部拿了秦国贿赂、掌握话语权的“公知”们在整个赵国社会造成压倒一切的倾向性舆论狂潮。在这种有组织、大规模、排山倒海、压倒一切的软暴力面前，赵王个人基于常识的精神力量极其渺小微不足道，轻而易举就被击溃了，秦国除掉廉颇的反间计得以圆满成功——导致赵国长平惨败、几十万士兵全部丧生、国家一蹶不振的真正罪魁祸首不是别人，就是这些拿了敌国贿赂、吃里爬外里通外国、用话语权为敌国服务的“知识精英”、“公知”，是他们用话语权制造的压倒一切的倾向性舆论狂潮，是他们的软暴力、软权力。
例二：“九.一八”中国为什么丢了东北?“绝对不抵抗”。为什么“绝对不抵抗”?怕“国际舆论”，怕被洋人说成“义和团”：“如果不发一枪，那么就可以绝对证明中国人没错，是日本人侵略，国际社会就会站在他一边，谴责日本”;所以“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怒含愤，暂持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结果就是“绝对不抵抗”。
为什么那么怕被洋人说成“义和团”?“普世公知”袁伟时、朱学勤们的祖师爷一手制造的妖魔化义和团的选择性舆论狂潮的硕果——洋人代表“先进文明”、“先进生产力”，洋人侵略不是侵略，而是“先进战胜落后”、“文明战胜野蛮”，反抗洋人就是“野蛮对抗文明”、“义和团式爱国”、“爱国贼”、“暴民暴乱假爱国真祸国”、“民粹爱国是害国”、“民族主义最危险”、大逆不道，罪该万死……中国当权者从辛亥革命起就一直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跟义和团划清界限，一切出发点是别惹洋人不高兴：“他们必须表现得跟‘扶清灭洋’盲目排外的义和团不一样才行”、“最担心的是西方说他们不文明，最怕西方说他们是义和团。革命中西方人对革命党人的抗议，基本都有效，只要人家的抗议说他们不文明，他们马上就改。革命后出的告示，也刻意跟义和团划清界限，不仅不排外，而且强调要保护外国人，保护教堂，对趁机抢劫外国人的行为，一律加以严惩。甚至，革命党人特别在意的剪辫子运动，只要外国人抗议，他们也收敛。尽管，在革命党人看来，剪辫子之举，恰是为了向往文明，跟西方接轨。”“文明成了社会最时髦也最流行的用语。在那个时代，所有跟西方沾边的东西，都被冠以文明两个字。西式礼帽是文明帽，西式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车叫文明车，话剧叫文明戏，西式结婚，被称为文明结婚。这样的称谓，不仅仅是个称谓，而意味着人们的追求，一种基于价值的追求。可以说，正是这场革命，促进了人们对文明的向往和追求。”“凡是西方的，就意味着文明。西方的意见，就是值得尊重的意见。作为一场学习西方制度的革命，革命的发动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应该成为追求文明的表率。”(张鸣：“有关辛亥革命的几个隐性的问题”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2e4pl.html)
“绝对不抵抗”使日本轻而易举获得了东北的全部人力物力资源，使日本侵略实力空前增长，侵略野心极端膨胀，决心全面侵华，一口把整个中国吃掉，从此得寸进尺变本加厉：“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东北、华北、华东、华南、中原、南京大屠杀……追本溯源，所有这一切都起源于“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的战略决策。如果不是“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南京大屠杀的牺牲、八年抗战的牺牲都可能避免——“打得一拳开，防得百拳来”。然而“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的战略决策又来自哪里?来自中国“普世公知”，来自他们制造的妖魔化义和团运动的倾向性舆论狂朝，来自“普世公知”的软权力。
中国“普世公知”们不仅对“九.一八”的“绝对不抵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对南京大屠杀和抗日战争中无数大屠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南京大屠杀时几个日本兵就能看押上千中国人走向屠场?为什么南京那么多中国军民会如此驯服地被屠杀而不敢反抗?为什么抗日战争时一个日本兵能让一个县的中国老百姓“跑反”?中国人的血性都到哪里去了?被中国的“普世公知”们用软刀子杀光了。抗战前几十年中国“普世公知”们整天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老百姓外国人如何“文明”、中国人如何“野蛮”、反抗如何如何不好、“义和团式爱国”如何如何可恶……中国老百姓整天听到的就是不要反抗、要“听话”、“守规矩”，从来都被告诉这不能干那不能干，从来不告诉他们什么能干，最后的实际效果只能是得出结论：什么也别干，在日本鬼子的屠刀面前仍然以为逆来顺受就可以活命，等日本鬼子的屠刀砍到头上才明白一条真理：“千错万错，不反抗是最大的错”，然而为时已晚。南京大屠杀、平顶山大屠杀……无数大屠杀，无数受害者不仅是被日本鬼子用硬刀子杀死的，更是被中国“普世公知”们用软刀子杀死的——受害者的反抗精神和意志被中国“普世公知”们用妖魔化义和团、宣扬绝对不抵抗的软刀子杀死在先，肉体被日本鬼子的屠刀杀死在后。没有丧失反抗意志、面对屠刀逆来顺受的精神崩溃，日本鬼子岂能轻而易举用那么点的力量杀死那么多毫不反抗的中国人?中国“普世公知”们实际是日本鬼子的帮凶。他们的双手蘸满了无数无辜中国人民的鲜血和生命。
当年“普世公知”们用软权力制造倾向性卖国舆论狂潮差点让中国亡国。如今“普世公知”们又用软权力制造倾向性卖国舆论狂潮，而且变本加厉——放眼古今中外，真没见过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有谁象中国的“普世公知”们这般疯狂地诋毁自己民族的一切，敢把爱国咒骂为“爱国贼”、鼓吹当“带路党”、鼓吹“三百年殖民地”、鼓吹中国人给外国人当奴隶、给外国转基因公司当实验小白鼠、疯狂煽动中国人相互仇恨、铁了心要把中国推向崩溃和内战……对此只能有一个解释：蓄意卖国当汉奸——在已经有了“九.一八”的教训、有了南京大屠杀的教训、有了八年抗战的教训、有了无数中国人用性命鲜血换来的教训的今天还要用软权力制造倾向性卖国舆论，这不是蓄意重演“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是什么?不是蓄意卖国是什么?不是蓄意当汉奸是什么?“普世公知”们不是气势汹汹地问：“我不掌握大权，如何卖国”吗?就是这样卖的：用软权力制造倾向性卖国舆论狂潮的方式鼓吹左右国家战略决策，为重演新的“九.一八”、新的南京大屠杀创造条件——一个“绝对不抵抗”的战略决策“九.一八”时让日本占了多大便宜?通过左右舆论制造如此战略决策是不是卖国?是不是汉奸?需要军政大权在握吗?哪个“普世公知”干不了?如此卖国哪个侵略者不欢迎、不需要、不肯为之掏腰包?这种卖国方式对中国的为害难道比大权在握直接卖国的汉奸卖国贼对中国的损害小?难道可以不算数?难道可以饶恕?
例三：前苏联是怎么崩溃的?俄罗斯是怎么一厥不振的?“普世公知”们用软权力疯狂煽动选择性舆论狂潮左右最高决策：“普世价值”、“新思维”、“人道社会主义”、“休克疗法”……结果整个超级大国陷入重围、全军覆没。
例四：南斯拉夫是怎么分崩离析的?“普世公知”们用软权力疯狂煽动选择性舆论狂潮左右最高决策：“普世价值”、“自由选举”、“一人一票”——“1990年7月，南联邦通过了《政治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一个人口只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现了2百多个政党，而赢得最多选票的都是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政党，他们的口号就是‘斯洛文尼亚属于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属于克罗地亚人’、‘科索沃属于科索沃人’，口号越激烈、越极端，越能赢得选票。1991年，从斯洛文尼亚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共和国宣布独立，脱离联邦，南斯拉夫‘内战’随即全面爆发。”
上述例子中，一群“公知”就凭话语权、软权力制造出倾向性舆论狂潮，一枪未放就把整个国家搞得死去活来。“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
贪官污吏以权谋私祸国殃民，“普世公知”决策卖国更祸国殃民。都是祸国殃民，但程度大不相同：一个是战术性技术性的，一个是战略性根本性的;一个是零敲碎打小打小闹地零售，一个是持之以恒釜底抽薪地批发;一个是长期见效的“量变引起质变”，一个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斩首行动、一箭穿心”;一个是疥藓之疾，一个是心腹之患;一个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尚不至于搞垮整个社会，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使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彻底崩溃。
“存在决定意识”。“普世公知”的存在决定他们必然与国家为敌，与人民为敌——“普世公知”自命“精英”。既是“精英”，就必须高人一等，就不能与普通老百姓平起平坐，就必须处处优先：“精英”的利益必须高于国家利益，“精英”的利益必须高于老百姓的利益——“普世公知”们称颂的时代和地方从来都是重用“精英”、让“精英”高高在上任意摆布别人的时代和地方。由此可见“精英”的原则是只要“精英”需要，无论是国家利益还是老百姓的利益都必须让路，必须牺牲——为了“精英”的利益，祸国就祸国，殃民就殃民。这就是“精英”敢于祸国殃民的理论根据和心理根据。“精英”要实现高人一等就必须把老百姓踩在脚下，就必须寻找借口、制造理论根据。这个借口就是“文凭至上”，这个理论根据就是“精英论”。“精英”用“精英论”把老百姓贬为“劣等”，用“文凭至上”实现对老百姓的歧视。歧视即仇视，歧视即敌视，歧视即蔑视。不管什么借口，不管什么程度，只要制造了歧视，就必定在通向敌视、仇视、蔑视的敌对之路上越走越远不能自拔，直至你死我活——看看“普世公知”们对普通老百姓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他们对人民群众是何等鄙视、敌视、仇视：开口闭口“脑残”、“智障”、“民粹”、“愚民”、“暴民”、“屁民”、“民智未开”、“社会必须由精英管理”……只要自命“精英”，就不能不贬低老百姓，就不能不制造歧视，就不能不仇视、敌视、蔑视老百姓，就不能不与人民群众为敌。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条规律决定“精英”必欺压百姓;“普世公知”必为人民群众为敌，是拿笔的敌人。
拿笔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坏、更阴险、更凶残，更恶毒，罪恶更大——拿枪的敌人是拿笔的敌人制造的。拿枪的敌人的士气和战斗力是拿笔的敌人维持的。每个拿枪的敌人背后都有个拿笔的敌人。每个被拿枪的敌人打死的烈士归根到底都是死于拿笔的敌人，都有拿笔的敌人的血债。拿枪的敌人可能是被迫的，拿笔的敌人必定是自觉的，不自觉写不出有煽动力的东西。“交枪不杀”的真正含义是“交出武器就不杀”。拿枪的敌人可以“交枪不杀”。而拿笔的敌人第一，应该是“交笔不杀”。不交笔，那就等于没放下武器，照样属于敌人，照样可杀。第二，拿枪的敌人交了枪就不再能杀人，就不再是敌人。而拿笔的敌人即便交了笔，以前写的杀人文字仍然存在，仍然能继续杀人。因此拿笔的敌人即便放下武器交了笔也仍然是敌人，不能象拿枪的敌人那样交了枪就不再致命，就不再是敌人，就可以变成自己人。对拿枪的敌人可以交枪不杀，对拿笔的敌人必须坚决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遭受的最大困难、最大牺牲都是拿笔的敌人造成的。比如，所有回忆录都说建立根据地最大地障碍就是群众受到敌人反共宣传的欺骗而躲着共产党。这“群众受到敌人反共宣传的欺骗”就是拿笔的敌人干的。又比如，一个“共产共妻”的造谣就迫使共产党不得不用格外严格的军纪证明自己，往往沾了“调戏妇女”的边就杀，以至于一些本来罪不至死的人也死了。这些帐也应该算到拿笔的敌人的头上。
“普世公知”肆无忌惮制造大规模选择性舆论狂潮，无非是搞垮中国好让自己篡夺政权。如果他们得不了逞自然是枉费心机。如果得逞了呢?那对他们也未必是好事——“普世公知”们从来只会靠欺骗咒骂侮辱威吓等软暴力让别人服从自己，擅长制造敌人，却从来毫无凝聚——对老百姓无凝聚，同伙之间也无凝聚。这就决定他们有本事破坏，没本事建设;只会搞垮政权，不会建立政权，一旦得逞搞垮中国，结果必定是国家崩溃、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天下大乱。那时中国老百姓必定实实在在领教到什么叫“乱世人命不如狗”、什么叫“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什么叫“水深火热”，必定对用“民国时代虽是社会政治上的动荡乱世，却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没有政府比有政府好”、“政府不干什么比干什么更重要”之类花言巧语使自己陷入这种绝境的“普世公知”们恨之入骨。老百姓即使别的做不了，但找“普世公知”这些祸国殃民的国贼算帐还是做得了的。那时“普世公知”们再也休想获得外国主子的真心保护——“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中国垮了，“普世公知”们就没有了利用价值，犯不着劳神费心保护他们免遭老百姓的清算。因此“国家若有崩溃日，必见全民杀公知”。除了少数逃亡海外的，做为整体，“普世公知”们的命运可想而知——那时恐怕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别让愤怒的人民群众活剥了撕成碎片。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花得花，种荆棘者得刺”——不知无所不知的“普世公知”们对此常识知也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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