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社会都离不开商业，笼统地说政商关系难免会成为对政府经济政策的讨论。本文所称的政商关系主要是指政府与大商人的关系，它与政府同小商人、小商业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与这个概念紧密相伴是资产阶级革命。教科书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巨大的先进意义，带来诸多社会价值观的进步和革命。因此，当今中国的政商关系在这种理论的背景下，既显得指向明确，也显得欲言又止。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一些历史片段来考察这一现象。
范蠡是中国历史上知名度很高的人物。2500年前，他背叛楚国，投奔越国，辅助越王勾践，最终灭了吴国，替卧薪尝胆的勾践报仇雪耻。范蠡之所以背叛楚国，是因为当时的楚国不允许非贵族当官。范蠡虽然博学智慧，但出身贫贱，在楚国没有当官的发展前途，便来到了越国。范蠡在越国最初并不成功，他二十多岁便来到越国，越王勾践兵败会稽山那年，范蠡已经四十二岁。第二年，他陪同勾践来到吴国为奴。在吴国三年期间，吴王夫差曾经劝范蠡离开越王勾践，转而为吴国服务，但是范蠡拒绝了。等到越国彻底灭掉吴国，吴王夫差自杀时，范蠡已经六十三岁。也就是说，范蠡一生最宝贵的时间都交给了越国，按理说他能得到很高的回报，功成名就之后，哪怕在官位上顺便做点生意、搞点舞弊发点财，应该也没多大的问题。但是，范蠡因为担心勾践会卸磨杀驴而离开了越国。
范蠡是否带着美女西施一起离开，这无关紧要。最关键的是，范蠡此后做了商人，并成为巨富。传说范蠡晚年三次主动散尽家财，又重新发财，即所谓“三聚三散”，显示了高超的经商才能。他的名号“陶朱公”也因此被尊为“儒商”鼻祖。那么，范蠡的发财与他做官有关系吗?传说范蠡离开越国后改了名字到齐国发了财，齐国国王又请他做官，他便离开了，同时散尽家财，也就是“二聚二散”。此后他又第三次发财，又为救儿子的命再次散财。换句话说，范蠡的经商才能非同一般。他之所以改名，也是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过去。凭他的经商才能，当年若不离开楚国，想必也能发财，只是不能做官。因此，范蠡前大半辈子只想做官，并不想发财。否则在越王勾践落魄之时，面对吴王夫差的诱惑，他没理由拒绝，依然跟着勾践受难。所以，范蠡作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谋略家和成功的商人，他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联想集团老总柳传志所说的“在商言商”，即政商分离：做官不讲发财，发财与政治保持距离。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名重要人物吕不韦曾经也是一个大商人。现在有人说，吕不韦一生中最大、最精彩的一笔投资就是让秦始皇的父亲继位。当时秦始皇的父亲子楚因为是庶出，被送到赵国当人质，子楚共有二十多个兄弟，能否立为太子，在常人看来胜算不大。吕不韦却认定子楚“奇货可居”，便花大钱供养子楚，并大把花钱让秦国将子楚立为太子。传说吕不韦自己有一个宠姬怀孕了，因子楚喜欢，便将宠姬送给子楚。以后该宠姬生下的儿子继承了秦国的王位，此人便是秦始皇。也就是说，传说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对于这一传说的真伪我们可以分辨和讨论，我是不太相信。但是，吕不韦的一系列做法，显然与范蠡截然不同。如果说范蠡是严格遵守了“在商言商”的政商分离原则，那么，吕不韦就是把商业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至于吕不韦的最终结果，不同的人也许会有不同的答案。
从一个角度说，吕不韦把商业等同于政治的做法大获成功，他甚至因此而获得了秦国宰相的高位。发财与做官两不误，养门客三千，还出钱编撰了号称“一字千金”的《吕氏春秋》。如此成功的商人，或者说把经商与做官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人，在历史上并不多见。然而，换一个角度说，很多人也认为吕不韦并不成功，或者说这一成功不值得。吕不韦因为感觉自己功劳奇大，或者觉得自己在秦王政长大后依然可以操纵政治，结果引起秦始皇的不满，最终不得不饮鸩自尽。因此，吕不韦的经历虽然精彩，但他留给后人的教训是，商人与政治过分紧密的结合，风险巨大。当然，从现代风险投资的概念说，高风险与高回报紧密相伴。然而，当这一风险是自己的生命时，是否还甘冒此风险，便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今很多成功的商人，在此问题上，我想也没几个愿意步吕不韦的后尘。
明朝的王崇古与上述两人则又不同。王崇古进士出身，为官生涯却与军事有密切的关系，曾经执掌山西军政大权。明朝虽然是在打败蒙古以后建立的朝代，但蒙古势力并没有消失，当时的山西是防范蒙古的边疆重镇，可见王崇古地位的重要。王崇古历史上留下的主要功绩是力主“隆庆议和”。由于明朝立国之初的传统，对于蒙古的主战派始终有相当大的势力。王崇古曾经同俞大猷一起抗倭，素有战功，将他放在山西主持军政，也是主战的体现。但是，王崇古却力主与蒙古议和，并坚持接受蒙古首领俺答提出的封贡要求。最后被明朝政府接受，从此结束了一直紧张的汉蒙关系。此后，王崇古历任兵部尚书、太子太保。
单说王崇古的这段经历，似乎看不到与政商关系的联系。但深入一点就会有其他发现。王崇古是山西蒲州人，父亲王瑶和伯父王现都是商人，王崇古家族的同辈和晚辈中也有不少商人。王崇古的舅舅、姐夫是当时山西著名的经商世家。王崇古在朝廷中的政治支持者之一名叫张四维，曾任吏部侍郎，后官至内阁首辅。从私人关系说，王崇古是张四维的舅舅。从社会关系说，张四维家族也是山西著名的经商世家。因此，王崇古和张四维政治上互为倚重的背后，是明朝朝廷重臣与商人世家紧密的官商网络。而王崇古、张四维力主的“隆庆议和”导致的结果之一是，明朝与蒙古开边互市。如今被人们熟知的晋商，在原先基础上，从此有了更大的发展，并一直延续到清朝终结之后。在这些晋商中，毫无疑问就有王张两大家族。换句话说，王崇古、张四维力主与蒙古议和、开边互市，实际上对他们的家族生意是有很大好处的。他们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巩固和扩大了各自家族的商业利益。
然而，王崇古所体现的政商关系不能简单冠以官商勾结的帽子。从国家利益上说，明朝实现与蒙古的议和，有助于民族团结，也有助于不同民族群众的安居乐业。开边互市则有助于发展经济，给汉蒙民族都带来好处。因此，王崇古的商人家族背景并不是商人主导国家政策，而是商人借助国家一项良好政策得到巨大的发展。这一政商关系既不同于范蠡的“在商言商”，也不同于吕不韦的由商业主导政治，而是商业服从政治，积极顺应政治趋势，从而得到巨大发展。就晋商而言，明朝时期王崇古等人主导的与蒙古议和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到了清朝，中俄“尼布楚条约”导致的恰克图通商，是又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换句话说，晋商几百年的历史及成就，与政治密切相关。必须指出，这种密切的关系不是商人主导，而是政治主导，商人服务于政治。
清朝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商人，尤其是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清朝中晚期。例如号称“红顶商人”的胡雪岩，亦官亦商的盛宣怀，广州十三行里成为当时世界首富的买办伍秉鉴，状元出身却离开官场大力兴办实业的张謇等等。虽然他们的结局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商业为政治服务。即便其中有貌似“在商言商”的，事实上也是顺应政治潮流。因此，总的来说，商人要获得高速发展，例如像胡雪岩那样从一个毫无背景的普通人变成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为政治服务。当然，从吕不韦时代人们就看到商人与政治过于紧密的风险，因此，有些商人为了规避这类风险，也会提出“在商言商”，似乎要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事实上依然在顺应政治，否则，很难成为迅速崛起的成功商人。
这种局面不仅在中国存在，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历史上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很明确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在它那里，政治就是商业，商业就是政治。其他还有引发社会危机的南海公司等。现代美国社会最著名的成功商人，例如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IT精英们，表面上看似乎像“在商言商”，与政治没什么关系。事实上，美国整个硅谷爆发产生的一系列新企业和一批成功商人，本质上都顺应了美国从传统产业向高技术产生转变、以信息技术替代传统工业的战略大趋势。因而，他们同样是与政治挂钩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反对政府、要求革命的商人有没有?应该说也有。例如当年资助孙中山的很多海外华侨。但是，商人们这种反对政府的背后，实际上是支持另一个政府，本质上仍然是服务政治或顺应政治。其中以陈嘉庚为代表的一批商人在政治上表现出鲜明的支持与反对立场，几乎都与民族利益、爱国主义有紧密的关联。换句话说，这些商人更多是在爱国主义立场上，义无反顾地明确表达政治诉求，尤其在八国联军、抗日战争背景下，他们不惜像文天祥一样毁家纾难。反过来说，在和平年代挑战政治根本的大商人，细细想来并不多见。即便有，结局大都难以善终。
当今有一些人在“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下，完全从书面文字理解出发，希望当今中国的商人们起来对政府革命、做烈士，或者支持反对政府的革命、做斗士，这是非常幼稚的。当然，这种幼稚可能不仅仅存在与某些书呆子或别有用心的人那里，个别商人也会受此幼稚观点的影响，公开或暗中支持反对政府的言行。我认为，他们终难成气候。事实上，从中国古代历史上看，各种各样的政商关系都有鲜明的案例，受西方思维影响的某些人如今还在纠缠于此，只能说明西方的后发达，在此问题上还在摸索、探讨，缺乏成功和失败的完整经验。因此，当今中国的某些人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只要多看看中国历史，应该就会有答案。如果纯粹从西方历史和西方理论出发，要么是想当然，要么是误打误撞。当然，如果有人不顾中国的历史经验，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们也没办法。
注：本文刊于《新商务周刊》，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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