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按：历史是一面镜子。前苏联的历史是我国改革最有价值的一面镜子。站在这面镜子前面的，不是几个人或一个组织，而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是否度过了幼稚期了呢?这个民族能否从前苏联的教训中领悟到一些有益的东西呢?新一代领导集体应该静下心来，先多了解一些历史，少做一些激烈的动作。要想搞清楚前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必须放大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我们有必要先研究1913年威尔逊总统的美国改革。研究100年前威尔逊总统的改革是一种反向观察，那是一次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避免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改革。威尔逊先生带领美国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并奠定了此后美国百年霸权的政治经济基础。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某种东西就一定就是好的，更不能够神话为僵死的教条，会害死人的。毋庸置疑，我们必须汲取前苏联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轨失败的深刻教训。我们的结论就是：静下心来，正心以中，不要走极端!资本主义有它合理的成分;社会主义有它存在的理由。绝对不能走极端，更不能搞什麽“断腕”和“休克”式的自残。威尔逊先生是成熟的，他从来不说不要什麽，他只是说他想要做什麽。他的一系列立法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却没有人认为威尔逊先生是社会主义者，也没有人认为美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正因为如此，威尔逊先生可以在暴风骤雨的前夜，将一艘大船开进了一处安全的港湾，避过了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风暴。相反，戈尔巴乔夫先生太幼稚了，他在资本主义汹涌的浪潮中显得惊慌失措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搞资本主义革命是两回事情，中国的“包产到户”和“深圳特区”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绝对不是搞资本主义革命，邓小平就有威尔逊的深邃。从威尔逊到邓小平，实际上是主义的交融进化过程，而不是盲目地分别和取舍。前苏联激烈的“自宫”，并没有练成其梦寐以求的“葵花宝典”，反而使其成为了一个历史的笑柄。中华民族应该成熟了，我们可以从容，我们也应该从容。我们为什麽要搞“壮士断腕”?既然知道是“地雷阵”、是“万丈深渊”，我们绕开走不就行了吗?是的，我们已经知道了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就解决这些问题。同样，我们也知道了资本主义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避免这些问题。为什麽?我们必须要尝试一遍别人的错误呢?
前苏联的悲剧是民族性的悲剧。一个成熟的民族，就是一个不走极端的民族。走极端的民族，没有一个不是悲剧的!北非和中东的那些国家，仍然在走极端，只能走向悲剧!在美国，像斯蒂格里茨先生这样的，左翼的、民粹的、甚至是具有社会主义情怀的经济学家，一样可以受到政府和民众的尊重，这就是成熟的标志。并不有趣的是，在中国，左翼的、民粹的、具有社会主义情怀的学者，被各个方面压制甚至于压迫，民众在迷茫中迷信不切实际的梦境，这就是不成熟的表现。睿智的中国人，在面临大变局的前夜，应该沉静下来倾听自己的心灵。
路在心里，心正路正。
附文：
大卫·科茨：苏联解体原因是精英集团主张资本主义
1991年下半年，我访问过苏联，曾直接观察到苏联解体过程中的若干情况。近几年，我根据当时的见闻和大量的历史资料，对苏联解体这一本世纪中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了一次系统的分析。我写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一书概括了这个研究成果。这本书以翔实的资料说明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在试图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现在关于苏联解体的解释，西方有个主流观点，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计划经济是走不通的。早在80年代，苏联的计划经济就开始崩溃了，所以，苏联别无选择，只有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第二，这是苏联人民的选择。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给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会提出废除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
苏联是进行社会主义试验最长的国家，曾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用上述观点来说明解体的原因，在我看来，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这不符合历史。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于1928年，从1928年至1975年大约50年时间，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不管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还是西方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恐怕资本主义国家是做不到的。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40年前后，苏联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西方有个统计，30年代苏联工业机床进口量的比例曾达到85%-90%，二战开始后，全部由国内自己生产，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化和技术进步。从1950年到1975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4.8%，而美国同期的增长率为3.3%。西方的统计还表明，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大大快于西方国家。当然这不等于说，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问题。
从1975年到1989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这是相对于前几十年而言，并没有崩溃。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是1990年夏开始的，其原因并不是由苏联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引起的。1990年3月，叶利钦当选为当时苏联范围内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议员，同年6月，他通过一次惊人的选举，当选为俄罗斯的主要行政长官。这时，叶和他的助手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导致国家经济出现明显下降，约为2%左右。1991年，叶领导的俄罗斯又在更大范围内破坏中央计划，他把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下来而不上交中央财政。当年，苏联经济下降13%。可见，90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体制内部，而是人为破坏的结果。
对西方主流观点的第二方面我们怎么看?据我了解，1990年前后，为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包括美国民意测验机构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在苏联进行了多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左右，高达80%的人民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如1991年5月，美国一个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一次一千人规模的民意测验，其中一项内容是“你是否赞成在苏联实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赞成。这样看来，苏联公众的大多数并不想取消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
下面是我从历史事实出发得出的研究结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为数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企图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我把书名定为《自上而下的革命》。我并不认这个精英集团的每个人都赞成资本主义，比如雷日科夫就与大多数党的干部不同。我在1992年与他进行了一次交谈，发现他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为社会主义改革最终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感到无比的痛苦。但在苏联精英集团内部，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太少了。他们中的多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
下面，我提供一项来自美国的调查结果。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个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4-5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实现民主化;76.7%认为应实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在令人震惊。
让我简单地分析一下这种现象。从1975年到1985年，苏联经历了十年的平稳发展时期，此时苏共党内酝酿着一种力量，就是要求改革。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派的代表而当选为中央总书记。戈在改革初期试图通过改革克服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存在的若干问题，使苏联走上经济、政治民主化之路。具体地说，就是政治上实行分权，经济上引入市场机制，意识形态领域减少控制。这样做的结果导致苏共的权力削弱了，威信降低了，由此引发了党内三种力量间的斗争，一是要坚持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进行改革，二是要回到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三是有人公开主张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
叶利钦恰恰是第三种力量的代表，他当过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其言论和政治影响是巨大的。90年代初，叶当选为俄罗斯行政长官后，事实上形成了苏联境内两个政权并列的局面，一个是苏共控制的中央政权，另一个是叶掌握的俄罗斯政权。由于俄罗斯人口和领土面积的绝对优势，叶逐步占了上风。
根据苏联宪法，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军队，叶不是靠军队的支持，他的基础是苏共党内的那些主张搞资本主义的精英们。据我研究，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观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的，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继承权力和财富。我认为，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就是由于共产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精英们的支持，从而也才能促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
1991年夏天，我在莫斯科同一个叫尼库拉亚夫的苏共高级干部交谈，他在世界上的许多热点地区工作过，估计是个克格勃成员。我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时苏共还存在。他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听了感到不可理解。现在我清楚了，他的回答明确无误地揭示了苏联解体的思想基础问题。
这里顺便说一下，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想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也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个人的财产。
关于苏联解体事件，还有许多诱发因素。如1989年至1991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叶利钦和他的盟友们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斗争。再就是党和政府的媒体控制权落入了企图实行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手中，以及民族矛盾和围绕议会选举展开的各种斗争。但从根本上说，是精英集团自身的问题。
下面我想说明的是，为什么一个由党的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苏联人民的反对而推行资本主义道路呢?我认为，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他们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在叶利钦掌权初期，也还是顾忌到人民对制度的选择，他在各种公开讲话中尽量掩盖其真实观点，不暴露准备建立资本主义的企图，而是说要通过改革引入市场经济，逐步消灭政治精英的特权，这与一些公开讲要在苏联进行一场资本主义革命的人比，无疑是一种最廉价的欺骗。
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了，这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也不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相反，要把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社会，最优越的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这已为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所证实。人民选择社会主义，不仅在于更有利于社会发展，而且在于这个制度有利于实现最大范围和最高程度的社会公正。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一个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我相信，社会主义在经历了一个长过程的发展后，会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真正实现大多数工农群众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还有直接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样的社会主义肯定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必将作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制度而存在。
关于美国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有人认为由于里根时期大幅度增加军费而迫使苏联也搞军备竞赛，结果把自身的经济拖垮了。如果这是里根政府为了炫耀削弱共产主义的政绩，那就无可非议。如果是对历史负责，那么我就要告诉大家，据美国的资料显示，80年代苏联军费开支绝对数是增长较大，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例与50 年代是完全相同的。应该说，对苏联的解体，美国和西方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到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中。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研究了苏联经济学家的思想倾向，并将其与英国经济学家比较，发现他们更拥护市场化和私有化。其实，苏联经济学家接受的不过是最简单、最天真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观点。
1985年，迫于苏联社会十年来日渐增长的社会经济危机，苏联领导人着手开始改革。六年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土崩瓦解，在此废墟上分解成俄罗斯和其它国家，并加紧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从危机到改革，从改革到崩溃，一步紧似一步。这是一个还相当年轻的社会制度，直到不久前看起来还很稳定，现在竟已面目全非。这在历史上是非同寻常的。在正常情况下，一种社会制度只要在若干大国站稳了脚跟，除非暴力摧毁或者战败，从来没有突然垮台的先例。美国在三十年代所经历的大萧条显然比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苏联危机要严重得多，但是并没有导致政治经济崩溃。世界资本主义虽然在大萧条中受了沉重打击，但是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设法生存了下来，接受了改革，但并不触动基本制度。
为什么1975-1985年的苏联危机以及随后的改革尝试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于全世界的左派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你是否承认前苏联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很多左派都承认，其中有社会主义的基本成分：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领域的计划调节，保证充分就业，以及向工人提供一定范围的社会经济权利的福利。但是，高度集权的国家和经济制度使社会畸形发展，没有真正的公民自由，也不存在民主程序。这些畸形发展可以看作是非社会主义关系的存在引起的，有些来自资本主义，有些则是封建主义。
要解释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的解体，就要分析1985年以后在苏联及其最大的继承国俄罗斯改革的演变过程。改革所释放的力量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企图通过目前的“休克疗法”一举建成资本主义。
改革是怎样开始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消极因素，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形成以后至七十年代中期，仍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它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形成了一代高度教育程度的人口，工人享受高度的社会保障。有必要指出，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制度仍然能够进一步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差距，苏联及其盟国已无可争辩地成为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势均力敌的对手，在包括科学技术和体育在内的许多领域显示了巨大的成就。在1975年谁要是说未来属于社会主义，那是颇为言之有据的。
但是，七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发生了转折。从此以后，社会陷入了危机，经济增长率下降，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东西方之间的生活水平还有很大差距，社会崩溃的迹象与日俱增(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犯罪，酗酒，腐败)，国内的政治抗议活动在增长。在随后的十年中，所有这些危机的征兆都更加严重了。因此，正是迫于日益深化的危机，戈尔巴乔夫才在1985年勉强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他并不隐瞒自己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他能够战胜比较保守的竞争对手，这表明最高领导层意识到只有尝试某种新的出路才可能摆脱正在加深的危机。
1987年，戈尔巴乔夫写了《改革与新思维》，阐述了他对危机的分析及其解决方案。在这本书中，他罗列了苏联经济的各种弊病，诸如原材料浪费，效率低下，技术陈旧和集权管理和僵化。戈尔巴乔夫指出，危机不仅资本主义有，“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保证……不发生重大社会政治危机”。他指出，苏联危机的根源在于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所包含的缺陷，特别是“管理方面的过度集中，忽视人的利益的丰富的多样性，低估人民在公共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戈尔巴乔夫认为，这种制度的根本缺陷是缺乏民主;出路就在于“社会一切领域的广泛的民主化”。他强调，改革的结果是“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用另一种制度来代替它”。
如果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的主张的具体的经济改革措施，就会发现他并没有一套前后一贯的方案，而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之间犹豫不决。一个方向，是实行经济制度民主化。包括企业的民主化和计划制度的民主化。另一个方向是在经济中引进更多的市场因素。
所有现实世界中的现代经济都是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没有哪个制度只有市场或者只有计划。至少在表面上，最初的改革计划意在建设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计划和民主的企业居于主导地位，市场只起次要作用。在这个最初的计划中当然不会有鼓励私有化的内容。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写道：“社会主义及其公有制基础，为经济进步提供了本质上无限的可能性。”但是，让社会主义与市场相调和是不那么容易的，随着改革的发展，改革计划中的市场化因素日渐膨胀，越来越有影响，直至主宰了改革本身，于是，坚持公有制的初衷被放弃了，代之以推行“私有化”。不是改革社会主义和使之民主化，改革变成了以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过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改革变质的阶级原因
苏联解体及其转变为资本主义乍看起来可以归因于外部压力，在社会主义者看来尤其如此。来自世界资本主义的压力在整个苏联社会的历史上都存在。但是，恰恰是在苏联及其盟国最终实现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军事均势、彻底打破了西方以武力征服灭亡社会主义的迷梦以后，这些国家走向了崩溃。无法想象，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
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本文的基本论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尝试导致了一个倾向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集团和阶级联盟的形成。正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民主性质，这个亲资本主义联盟才得以羽翼丰满，利用改革引起的愈益混乱的政治经济形势，亲资本主义联盟夺取了政权，现在正企图贯彻自己的意志。
改革一开始，最高领导层就面临一个问题，怎样使一个从未按民主方式运行过的制度民主化，又怎样自上而下地实现民主化。第一步是实行公开性，也就是舆论自由，包括官方传播媒介在内。公开性的目的是为预期的经济改革创造条件。要发挥人民的主动性，要实现经济制度民主化，要使人民投身于经济改革之中，就有必要公开讨论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公开性造成了大鸣大放的局面。
公开性的发动者始料未及的是，公开性导致“市民社会”在苏联开始形成，五花八门的政治观点纷纷在传播媒介上亮相，政见各异的松散组织初步形成。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亲资本主义的观点，与其他观点一样，公开亮相。谁能用最刻薄的方式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谁就能博得许多人的同情。
1989年，当局着手进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在全国以半自由的方式选举了新的人民代表大会、一部分市政府和州政府，反对派在选举中的胜利让共产党丢了脸，反对派公开批评共产党，其中一些人公开批评社会主义，对于好几代人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统治下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反社会主义观点风靡一时，尽管绝大多数群众所坚持的仍旧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苏联社会中的三个主要的社会集团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一个，也是最弱小的一个，是新兴企业家阶级，经济改革的起步给小型私人企业，主要是商业、服务业和农业企业，带来了机遇。在苏联社会中原已存在着一个非法和半合法的商人阶级，其中一些人非常富有。这个阶级现在日渐壮大，并且有了一个比较合法的地位。他们开始组织起来，在公共事务方面积极争取自身权益，他们的自身利益要求扩大私人企业的活动范围并增加其行动自由。然而，直到当时他们还仍然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利益集团。
第二个积极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集团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相当软弱，它的绝大多数对当局俯首贴耳，只有极少数人站在反对派立场上，公开性和民主化才使知识分子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集团。记者和电视评论员突然有了报道他们想报道的内容的广泛自由。作家、艺术家、演员和学者在新的条件下有机会向公众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但极富煽动力，在公开选举中很多知识分子竞选成功。
令人惊奇的是，有这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真诚地信仰资本主义。其中很多人，迷信那种理想的、充满了十九世纪色彩的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那是一个经济自由和一切人机会均等的社会，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可能比在纽约和波士顿有更多的支持者。这部分地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与旧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很多知识分子走向了另一极端。如果官方传播媒介过去没有完全讲真话，真话也许就是他们过去所听到的反面。
但是，在这背后还有着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由于对外开放，知识分子们发现，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他们的同行在差不多所有的方面都享受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西方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比较而言更有特权，这种看法一般来讲是正确的，尽管经常有所夸张。莫斯科的知识分子经常向西方同行抱怨自己的物质生活只比蓝领工人好一点或差不多或一样，以此作为社会不公正的证据。
但是，如果只有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拥护资本主义，他们永远也夺取不了政权。第三个主要的拥护资本主义的社会集团，是一部分、很可能是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特权阶层，主要的中央政治经济管理部委中的领导集团的绝大部分都倾向于资本主义，这或许让人惊讶。但正是这个集团才使亲资本主义联盟有了如此强有力的社会政治实力。
除了圣彼得堡市长安托莱·索布恰克以外，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拥护者过去都是前政治经济特权集团中的高级官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他是俄罗斯议会民主俄罗斯阵线党团的领袖，这个阵线是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议会中的主要支柱，阿法纳西耶夫从前是高级党校校长，还是《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共产党人》是苏共理论刊物。叶利钦同样出身特权阶层，还有他最亲密的顾问、著名的“自由市场”派的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K·波波夫，也来自前特权阶层。
1991年7月至8月间，在一次去莫斯科的旅途上，我得到了一份关于在勃列日涅夫的孙女的别墅举行的周末宴会的第一手报道。这份报道说明了苏联共产党的主要头目的家庭是如何蜕变的，这集中表现在那次宴会上。根据这份报道，所有参加宴会的人过去都是旧制度下的高级官员，现在都是企业家。过去苏共的首席理论家苏斯洛夫的孙子，现在是一个银行家，他所在的银行正从国有制转变为合资股份制;勃列日涅夫的孙女成了一个女企业家;有趣的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的儿子也出席了宴会，他也当上了企业家;其他出席者都来自合资企业或者贸易公司。他们的豪华拉达小汽车已经换成了梅塞德斯-奔驰，他们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现在比过去辛苦一些。
为什么有这么多旧特权集团的成员倒向了资本主义呢?很多研究者发现，在最近的几十年，特权集团的绝大部分早已不再相信他们统治的制度是什么工人国家，他们看破红尘，一味追求权力和特权，在他们升官发财以后，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所享受的这点物质特权，要是与资本主义西方社会的统治者比起来，就太可怜了。西方传播媒介详细报道了已经公开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元首昂纳克的度假别墅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苏联集团中最富的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拥有的度假别墅，也比不上一个小有发迹的美国牙医所拥有的同类别墅。
特权集团的很多成员显然已经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一旦这个社会面临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他们便倒向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使他们不仅能管理生产资料，而且能拥有生产资料，并且可以公开积聚巨额个人财富。除了大大提高他们绝对的和相对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外，他们还可以把自己的地位直接传给后代，不必像在旧制度中那样还要靠个人关系网。
不仅旧特权集团的个人成员，甚至旧制度的一些组织机构，也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心向往之。1991年，《读者文摘》打算在莫斯科发行俄文版。他们没有选择前持不同政见者或者新资本家做业务伙伴，而是选中了进步出版社、国际书店和第一模范印刷厂(当时是共产党的一个机构)。所有这些伙伴都是当局的支持者。在《读者文摘》俄文版的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美国无家可归者的十个神话”的文章，企图抹杀无家可归者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
以上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当资本主义面临大萧条的危机时，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家倾注全力拯救这个制度，因为另一种制度与他们不共戴天，社会主义意味着他们永不再能作威作福。像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一个统治集团，它统治着社会并在其中占有特权地位。但是，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统治集团不拥有生产资料。而且，根据官方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在管理经济和政府时要无私地服务于劳动人民的利益。由于这个制度是不民主的和集权主义的，工人在名义上是社会的主人，实际上根本不能像法律所规定的那样作为统治阶级发挥作用。俄国革命的领袖们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工人国家;在他们离开人世以后，意识形态和传统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时间以后仍然保留了很多社会主义特征。
但是，这个统治集团并不想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棵树上吊死，更不用说什么传统。社会的彻底民主化很可能把统治集团的绝大多数从他们的高位上赶下来，还会减少领导岗位所拥有的特权，工人阶级必定能从社会主义民主化中得益。但是工人阶级不掌握支配事态发展的权力。工人阶级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在统治集团的不同派别中选择其一，叶利钦一伙凭着反对旧制度和许诺支持社会民主化，一度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夺取了政权。但是，在叶利钦当选总统以后，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正是旧特权集团中那些把资本主义看作自己最好出路的人的领袖。
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和主要人物的个性都在事态发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中根本的结构性因素是，社会主义没有能形成一个与之利害共存的统治阶级，这样的统治阶级应能保卫自己所统治的社会。一旦社会陷入略微严重一些的社会经济危机，统治集团的绝大部分马上抛弃旧制度，倒向资本主义。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这就说明为什么这样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稳定的和比较成功的社会经济制度竟然如此迅速和如此平缓地垮台了。
经济问题、外部压力和民意
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集团联盟直到1991年仍没有取得统治地位。1990年3月的选举使亲资本主义分子掌握了各共和国的立法机关，当上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市长。这一年7月，叶利钦退出了共产党，抗议经济改革踟躇不前。经济改革的主调还是社会主义改革，但是正在改革方向。1991年，经济“市场化”和企业“私有化”突然成了主要口号。
在俄罗斯，“私有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意义模糊的口号。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私有化显然意味着把国有企业变为股份制或个人所有的私人企业，较好的译法是“非国有化”，因为“私有化”这个词在俄罗斯不过是意味着使企业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但是并没有决定新的所制形式是怎样的。很多人支持私有化是希望国有企业转变为雇员所有、雇员管理的企业。俄罗斯的大部分左派支持这条道路，其中一些人认为这最终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蓝图。雇员所有制的拥护者实力强大，导致俄罗斯议会在1991年夏季通过私有化法令时加进了鼓励雇员所有制的条款。但是，叶利钦集团反对这种私有化，而渴望按照通常的资本主义的意义实现工业私有化。
经济形势对于从社会主义改革到照搬资本主义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必须注意到目前在苏联各继承国的经济绝境仅仅是不久以前才开始的，当时社会主义的关键制度已经解体。在改革的头五年，苏联的经济还在增长，尽管是缓慢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1985年是0.9%，1986年是4.1%，1987年是1.3%，1988年是2.1%，1989年是1.5%，只是在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才出现负增长，是-3.7%，1991年，据估计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3.0%。
1990年经济初步萎缩，很可能是在改革方向上越来越僵持不下的结果。1990年2月，苏共中央决议放弃宪法保障的党对权力的垄断。同年7月，以叶高尔·利加乔夫为首的老近卫军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决裂，同月叶利钦退出共产党。尽管政治形势日益动荡，1990年苏联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农业收成，但是由于囤积大增，一些食品出现短缺。
1991年亲资本主义联盟有了足够的力量，迫使中央控制生产和分配的旧制度瓦解，经济开始崩溃。 1991年7月1日，取消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物资部，国家订货和经济计划制度宣告终结。但是，他们还没有力量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于是，旧的经济联系被破坏，新的经济联系尚未到位，在生产和分配系统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混乱，中央计划不再协调经济，但是市场力量尚未发育成熟。
经济走向崩溃，加上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各共和国离心离德，联盟解体的阴影笼罩着苏联。1991年夏天充满了危机的气氛。8月政变就是这种种气氛的产物。政变失败使叶利钦一伙在苏联摇摇欲坠之际夺取了统治权，先是清洗了共产党，然后排挤了戈尔巴乔夫。一旦大权在握，叶利钦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施展他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纲领了。(1991年秋天联盟的最后瓦解很大程度上是由叶利钦的权力欲决定的，各共和国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各共和国很想留在联盟以内，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说服了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签定一项新的联盟条约。但是，在政变失败以后，叶利钦在俄罗斯掌权，然而在俄罗斯以外他并不具备替代戈尔巴乔夫在联盟内地位的支持基础。因此，叶利钦宣布联盟不复存在，为了肯定这一点，他匆忙与另外两个斯拉夫共和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组织了“独联体”，联盟最后寿终正寝。)
从社会主义改革转变为向资本主义过渡主要是内因起作用，但是外部压力也在火上浇油，这种外部压力来自西方各大国政府和他们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有他们周围的经济顾问，如综合顾问杰弗里·萨赫斯。这些外部势力要求苏联及其继承国迅速取消计划制度、公有制、社会福利、生活必需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补贴和就业保障。他们要求立刻放开价格、国有企业迅速私有化、取消政府信贷和给企业的补贴、大大减少政府的社会开支、自由贸易、外国资本自由进入和可兑换卢布，叶利钦和他的经济灵魂、第一副总理盖达尔全部接受了上述方案。
支持这些建议的是如下许诺，如果接受了这些建议，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援助：债务重新安排或者豁免，低成本信货，直接给予硬通货和商品，以及西方和私人投资。在前苏联的经济形势逐步恶化以后，巨额外援的诱惑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在围绕经济改革的方向展开的国内政治斗争中，如果某一方能切实保证一旦走上了它所主张的道路就可以得到几十亿美元的外部财政支持，这肯定使它在政治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相反另一种计划，如果要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社会主义，就把西方援助拦在大门外了。
有人可能认为，从社会主义改革转变为向资本主义过渡不仅是自由选举政府的结果，人民欢迎资本主义，新当选的领导人体现了人民的愿望。但是，这种解释与有关人民对经济的看法的证据相矛盾。1991年5月，一家美国民意测验机构在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几个国家中做了广泛的民意调查。俄罗斯人在回答他们希望什么样的社会时，在回答者当中，12%选择“一个沿着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的社会主义社会”，42%选择“一种更民主的社会主义”。所以，54%的大多数选择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另外27%选择“一种改良资本主义，例如瑞典”，只有19%选择“一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例如美国或者德国”。但是，亲资本主义的领导集团显然正走向最后一个方向，仅仅得到少数俄罗斯人的支持。
这次调查还发现，俄罗斯人民强烈支持政府所有制。在回答哪一类活动由国家经营，或者由私人公司经营，或者两者并存时，绝大多数赞成银行(52%)，重工业(79%)和广播电视(79%)完全由国家经营。大多数赞成消费品制造业或者完全由国家经营(25%)或者将国家和私人经营结合起来(53%)，唯一大多数人赞成完全由私人经营的经济活动是农业(75%)，甚至饮食业也只有42%的人赞成完全由私人经营。
显然，走向资本主义并不是人民愿望的反映，倒不如说是不顾人民的反对。一名俄罗斯议员，原来是叶利钦的支持者，在1991年11月告诉笔者，大约70%的议员都反对叶利钦政权的经济计划。这位议员说，议会以多数票通过叶利钦的计划，是违背议员们的本意的，是叶利钦威迫的结果，他仗着俄罗斯民选总统的地位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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