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正式发表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439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香港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建言献策。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倾听各方面意见，力争国家民族利益最大化，力争平稳健康地增长。
如何在危机中深化改革
卢麒元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即，各方面都在阐释自己的看法，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其中，反思改革的思路和深化改革的思路，形成了近乎对立的两种不同声音。笔者注意到，左右都认为危机迫近了，左右的炮火都指向了“利益集团”。但是，左右对问题的定义和分析截然不同;所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大相径庭。概而言之，左边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的丧失，要重新建立双重主权;右边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高度集权，要加大全面放权的力度，要继续私有化、市场化、地方化、社会化。两种思路，可能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如何定调子，已经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了。
笔者对此问题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不过，笔者认为，十八届叁中全会应该从问题入手，先解决迫在眉睫的危机问题。一边解决危机，一边总结经验教训。等到危机化解之后，再从容阐释改革的方向性问题。
一、扛住危机，稳定经济，渐进改革，确保发展。
如果，有人走错了路，失足跌落峡谷，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是救人。至于，此人是否应该走这条路，或者今后应该走那条路，先救了人再说。如果，我们承认危机迫在眉睫，就应该将处理危机提上主要议事日程。改革的事情，不争于一时，也不能急于一时。
由于，我国政府、机构、个人的债务存量都在迅速攀升，我国国民经济经济已经进入负积累(透支)过程，资金整体的流动效率越来越差，资金链条随时都有可能断裂，我国已经处于金融危机之中了。请注意，我国的地方债问题、影子银行问题、房地产按揭问题是叁位一体的，这些问题统统绑死在房价之上了，几乎成为死结了。国务院始终无意打开死结，人民银行不停地灌水维持现状(中国版的量化宽鬆)，“四万亿”的3.0版本还是出臺了。同时，美国肇始于2008年的结构性经济调整接近完成，美国可能在近期结束量化宽鬆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美元可能歷史性地扭转贬值趋势。人民币匯率可能出现逆转，进入歷史性的贬值过程，人民币利率也可能会大幅度攀升。国人必须高度警觉，如此大规模地投放货币，还要面对如此高昂的实质利率，可见资本正在大规模沉淀并失去效率。毋庸讳言，我国已经处于金融危机之中了。十八大之后，内外矛盾的交织，让我国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如何解决复杂的矛盾?如何释放巨大的压力?笔者认为，此刻，第一位的，是扛住危机，是稳定经济;第二位的，才是深化改革，才是确保发展。
笔者认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在于解决国务院长期形成的，对保增长、调结构与充分就业叁者关係的错误解读。确保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必要的，经济增长急剧失速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保增长不等于增加货币投放，更不等于保房地产价格上涨，这是非常荒谬的政策逻辑。调整经济结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经济结构继续扭曲下去金融危机必然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了。但是，调结构不等于放弃保增长，是要用新的增长替代旧的增长。保障充分就业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大规模失业必然导致社会动盪。但是，保就业应该依赖调结构，而绝对不是保增长，更不是保房地产。事实上，矛盾的焦点全部指向房地产，不将生产资本从房地产逼出，资本大规模沉淀就不可避免，我国工业化进程将会提前终止，调结构也就变成了一句空话，最终既不能保增长也无法保就业。当然，这涉及到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必然触动敏感的政治神经，其难度是可想而知。可是，危机不等人，危机已经十分迫近了。我们必须首先应对危机，在危机中完善治理逻辑，在危机中深化改革。
为了有效应对危机，建议採取如下策略：
第一、确保就业。
笔者建议，财政部出资二万亿，建立中国碳排放基金，用五到十年时间按欧盟标準重整我国林业结构。一则加速改善我国生态环境，重整祖国的大好河山;二则建立我国碳排放权战略储备，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物质基础。最主要的是，此一计画可以大规模消化低端劳动力就业，可以有效消解可能骤然出现的失业潮。
笔者建议，财政部出资叁万亿，建立中国水迴圈基金，用五到十年时间建立全国性的水循环系统，将污水处理比例提升到90%的水準，极大地改善我国水系污染问题。一则可以改善我国恶劣的生态环境，提高全国人民的健康水準，二则水循环系统将来可以适度收费，建立良性迴圈的经济运行系统。预计，此一计画，也可以大规模消化低端劳动力就业，也可以消解可能骤然出现的失业潮。
笔者认为，此五万亿计画不同于2008年的四万亿计画，这是严格的、逐次的、定向的财政投放，不会流入不动产领域，不会导致市场流动性失控。不仅如此，此举有效促进充分就业，可以对冲经济下滑的心理压力，还可以成为有效调节社会总需求的技术手段。国家应该早做準备，做到随时启动备用。至于资金来源，可以考虑由中央财政发行国债的模式。
第二、清理地方债。
笔者建议，财政部出资五万亿，成立匯财公司(採用匯金模式)，开始进行地方债的清理工作。笔者认为，对于地方债要进行客观分析，既要看到地方债的积极意义，也要充分认识地方债的问题。重点在于解决，资产和负债的时间匹配问题，单一资产的整体配套问题(系统效能)，资产的正常流转问题(市场化操作)。在适当的时机，用适量的资金，是可以有效盘活地方债的，是可以变坏事为好事的，是可以化解金融危机的，是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解决地方债问题，有一个时机选择问题，一定要坚决果断。
笔者认为，绝对不能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这不是简单的财政金融问题，而是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我们绝对不能允许地方政府公司化，这终将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独立，这意味着更加高度的地方自治。在中国处于转型阶段的特殊歷史时期，地方高度自治是极为不明智的发展方向。
第叁、控制通货膨胀。
控制通货膨胀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必须死守的铁则。也就是说，控制实质通货膨胀不超过5%是一切经济政策的底线，是高压线，不容讨论。为什么?我国已经开始进入全民社保了，社保基金无论如何无法获的超过5%的收益，一旦通货膨胀超过承受极限，社保基金将会被打爆，各级财政面临崩盘的风险。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死守通胀底线，主要也是基于对社保问题的深刻认识。社保问题，意味着政治安定，不容进行任何讨论。无论是谁，若以通胀为代价，搞任何形式的改革，都必须坚决予以阻止。
笔者认为，控制通胀要两手抓。一手，在于严格管理实体经济中的货币流量(必须节制货币发行);另一手，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要增加非纸质的资产和商品供给)。笔者的一位元仁兄对此认识颇为深刻，他说治理通胀如同煮粥，首先要搞清楚水和米的比例，其次要知道水在哪里和米在哪里。伯南克先生之所以从容不迫，是因为他即能控制水也能掌握米。当然，对伯南克而言，水在美联储，米主要在中国。
笔者认为，中国控制实体经济的货币流量并不困难，庞大的不动产已经形成良好的蓄水池，以税政做阀门就可以调节不动产与实体经济间的流动性。事实上，我国弃用财政调节功能久矣，其坏处是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其好处是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迴旋余地。好坏全在于一念之间，端看操作者的立场、高度和水準。
笔者认为，应对我国的经济危机无非是要做好上述叁件事：就业、地方债、通货膨胀。处理好这叁件事，危机就基本化解了。笔者提醒管理层，千万不要将眼睛盯在流动性上，要学会承受流动性巨变带来的衝击，一定要守住货币发行的底线。笔者认为，如果中央能够启用上述策略，我国未来的经济危机将可以化解于无形。
二、双导向的改革思路。
社会对改革的看法已经出现分歧，已经导致了对改革方向的歧议。深化改革论者认为，改革的成果巨大，问题在于改革不够深入，改革本身就可以解决问题;反思改革论者认为，改革本身的问题巨大，问题就出在改革者的身上，必须全面反思改革才能解决问题。
笔者认为，两种看法都对，且不衝突。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改革的问题也是巨大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既不能依靠“深化改革”，一条道走到黑;也不能“走回头路”，重新搞一大二公。笔者对“深化改革”的思路深感忧虑，向市场放权、向社会放权、向地方放权，将瓦解中央集权的制度性优势，其要害在于未完成法制化而导入无政府状态，这是跳崖以求成佛的二百五模式。同时，笔者对“走回头路”的想法也感到恐惧，非市场化形成的一大二公模式，是非常时期的非常规手段，已经被证明了存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严重缺陷，“克己復礼”的愿望严重脱离歷史现实，几乎不存在现实操作的可能性，并且会导致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于经济发展有百害而无一益。
笔者认为，改革必须辩证，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反思改革，才能深化改革;必须继续改革，才能完善改革。要实现成绩导向和问题导向并行不悖，在双导向之中实现最大共识，并找出最合理的发展道路。我国现在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改革议题和改革权力的高度垄断。有关部门，如发改委，颇有“奉旨”改革的味道，从不与人民群众沟通，极少履行立法程式，畸形的经济政策不断出臺，各个产业的垄断愈益严重，导致了要素价格和经济结构极度扭曲。改革正在被改革者带入歧途。一方面，右派没有完全说错，改革者(其实并非政府)的权力太大了，必须放权;另一方面，左派也没有说错，改革者将权力让渡给了国内外利益集团，必须收回“双重主权”。并不有趣的是，仍然有人认为改革者的权力不够，要成立“改革委”，要搞“顶层设计”，颇有另立国务院的意思。近二十年来，由“不争论”，发展到不许过问、不许反思、不许参与的极端状态，这是极端不正常的。如此，改革如何辩证?如何实事求是?如何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不是有神论，没有人可以预知改革的“科学”路径，根本不存在所谓“顶层设计”的逻辑基础。改革本身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不二过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如果，认为有几个大人物，一早就知道改革路径，做好了一个系统的总体规划，可以直接到达真理的彼岸;那么，这几个大人物，不是传说中的佛祖，就一定是现实中的骗子。无论是佛祖还是骗子，非宗教既迷信，反正不是科学。从过往的经验来看，之所以拒绝群众参与，之所以拒绝立法参与，是因为改革猫腻太多了(利益过于复杂)，改革者集团(利益集团)利益太大了，必须通过神化而秘密化。事实上，我国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过度保护，本质是利益集团绑架政府和经济政策的结果，通过房地产价格垄断让私人向国民徵收价内税，政府人为地制了特权人士的迅速暴富，通过增加私人债务变相增加普通国民税负，这种逆向分配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不能否认，正是这种逆向分配，导致了消费增长乏力，导致了经济结构的极度扭曲。改革的方向可以继续争论，但改革的方法必须改变了。笔者认为，改革要实现两个参与：必须让人民群众参与;必须让立法机构参与。改革不是利益集团的私属领地，改革垄断应该立即被改革。
笔者认为，唯物主义者是现实的，必须承认成绩的现实性，也要看到问题的现实性，总结成功的经验，立足于解决问题，这就是出路。至于问题在哪里?就经济而言，问题在于社会分配权力的高度垄断;就政治而言，问题在于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包括话语权)。说到改革的方向，这就是改革的方向。概而言之，要解决两个分配问题：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深入讨论下去，就是要纠正执政的立场问题。多说一句，换了执政者，未必可以解决立场问题，甚至极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立场问题，北非和中东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了。笔者从不认为，私有化和市场化可以解决立场问题。同时，笔者也绝不认为，一大二公就可以解决立场问题。唯一的出路，在于增加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和立法机构的参与度，必需要多一些底层人参与制度和政策设计，必需要将一切改革纳入到正规立法程式当中来。重复一遍，是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是扩大立法机构的参与度，而不是更换新的管理层。“两个参与”不解决，换谁来做都一样。
三、改革的终极目标。
小康，仅仅是改革的阶段性经济指标。不要用经济指标代替政治理想，更不要用经济指标描述执政合法性，这是非常庸俗、短视、愚蠢的政治解说，会令执政党陷入自己挖出来的逻辑陷阱。我们一定要明确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人民幸福!人民如何才能幸福?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笔者将之概括为“叁权”平衡统一：既国家主权、人民主权、个人主权的平衡统一。丧失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的个人权力是难于持久的，丧失个人权力的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是不可持续的。执政党要高度警觉，执政基础是精神性的东西，决不能搞什么物质性的指标，不要被利益集团的物质指标所绑架。发展速度快，人民就一定幸福吗?发展速度慢，人民就一定不幸福吗?延伸一步说，滥发货币人民就一定会幸福吗?节制货币发行人民就一定不幸福吗?笔者以为，在国家税务局之外，通过金融特权垄断和房地产价格垄断，建立起来了两个隐形的私人税务局，以极其沉重的隐形税赋搜刮民脂民膏，让老百姓陷入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中，这对人民而言是不幸福的。当然，当大多数人无法分享改革成果，这对国家而言也是十分危险的。改革的目标必须回到精神层面，党的会议要回到形而上的追问，党必须永远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不要去讨论速度和红利之类的具体问题(太过庸俗化了)。
笔者认为，对中国前后叁十年的评价并无绝对是非，六十年是一个不断打破均衡和再建均衡的歷史过程。我国深受儒家中庸之道的影响，同时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薰陶，我国人民是成熟的、稳健的、深刻的，他们是能够接受无常和有漏的，他们是可以承担歷史进程中的苦难的。我国人民是能够客观评价不同歷史阶段的存在意义的。由此，中国人是有机会建立歷史性的大均衡和大和谐的。一句话，不要执着于形式上的左右。笔者推崇王阳明先生的主张：正心以中，修身以和。正心以中，就是端正思想以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修身以和，就是改善作风以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笔者的这些想法，或许无法成为政策建言。不要紧的，终归是有人这样想了，留做民间的记录也是好的。对错一瞬间，中和方千年。我们总是要面对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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