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个凳子看戏吧
——中国有未来吗（之四）
赵 磊
眼下，资本主义“起高楼，宴宾客”，真个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摩肩接踵，人欢马叫。“特别是”以来，中国终于挤进了高楼，成了宾客中的一员，或分得一杯羹，或咂到一口鲜。是不是还办了会员卡（当然是普通会员卡），也未可知。
也别说，前三十年正邪势不两立，土豪劣绅全趴在阴沟里不敢见光；后三十年普世价值大爱无疆，岳飞和秦桧掉换了位置——瞧见没，秦桧正在那儿高声宣读岳飞的三大罪状呢。
如今这世道，只要够得着一根骨头，别说磕头下跪装孙子，就是出卖自己的亲爹亲娘、妻儿老小，都有人要抢着干呐。“和平发展”机会难得，要不怎么说是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呢？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灯红酒绿的资本主义大厦正在摇摇晃晃。可怜的是，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的红男绿女正醉得人仰马翻不省人事，又有几人能听见“楼塌了”的报警声？
资本主义大厦坍塌后，人类还得在这颗星球上延续下去，是不是？拯救世界的出路迟早会指向马克思的逻辑：（1）计划经济——只有地球村层面的计划经济，才能从根儿上制止生态环境的崩溃；（2）公有制——只有全球视域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为人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公有制加计划经济，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历史发展若不经过“物极”，是不可能“必反”的。市场经济若不充分发展，资本主义若不一条道走到“楼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不会被这个世界接受的。
经济学有个词汇：“路径依赖”。这一年多来，在亲眼目睹了惊世骇俗的“天下奇葩”朵朵盛开之后，我终于明白，资本主义路径是多么依赖黑白颠倒，而黑白颠倒是多么依赖资本主义路径。正是这种“路径依赖”，人类在万劫不复的道路上撒开脚丫子迅跑。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学界的精英信心满满地向全世界宣告：“革命死了！”为此，曾经的革命愤青——李泽厚老先生很是激动了好一阵子（他与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一时间风靡海内外）。时隔20多年，中国政界的精英杀气腾腾地向全世界保证：“改良死了！”为此，改革党和法律党奔走相告，载歌载舞；中国富豪榜的先进工作者——王石先生更是激动不已，绘声绘色地向《第一财经》真情倾诉，自己当初是怎么被重庆改良模式吓“出了一身冷汗”滴。
我就纳闷了，难道精英们就不知道：改良死了，革命还会远吗？君不见三国割据、群雄并起前夕的东汉末年，又不见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晚清么？
——公元184年，数十万黄巾军发出雷鸣般的怒吼：“苍天已死！”从此结束了中国自秦汉以来的一统天下，拉开了之后数百年军阀混战的序幕。
——公元1889年9月，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押赴北京菜市口开刀问斩，从此宣告了改良主义的失败，辛亥革命即将登台。
记得1970年代头一次观看法国电影《佐罗》的时候，当听见阿拉贡的总督——维尔塔上校恶狠狠地高呼：“佐罗死了！强盗死了！”我心中万分悲愤。后来知道，这色厉内荏的呼声意味着上校大人命悬一线，危在旦夕，已经笑不到最后了。想到此，我写下了这段话：“改良已死，革命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敲完这些字码，我释然了。
然而，回想当代岳飞仰天长啸的那一刻，我仍抑制不住万分悲愤：难道以敝国之大，就容不下一点点为社稷黎民长治久安计的小小改良？难道中国的未来总是要在甲子的轮回中，才能展开自己的命运？难道天下大吉只有靠革命来召唤，抑或大凶之后才有大吉？！
别着急，搬个凳子看戏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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