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按：此文提出的问题非常前卫且极有价值。说此文前卫，是因为此文涉及了市场有效性问题。今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Fama(法马)是“有效市场”理论的发明者，是我国唯市场论的理论源泉。Shiller(席勒)则是否定有效市场的，他以严谨的科学论证，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说此文极有价值，是因为此文抓住了经济政策的纲。产业政策的根本在于升级，这应是在各个产业的纵向深入，而不是简单的水平扩张。试问，今天的纺织业高端在哪里?依然是英国等西方传统工业强国!他们会搞“腾龙换鸟”吗?他们只会让出产业的低端，而绝不是整个产业!事实上，后现代化国家，如果不搞计划，没有产业政策，唯市场马首是瞻，只能丧失主体性，无法形成产业的高端优势，永远在各个产业的低端打工，成为西方的附庸经济体。江涌先生非常含蓄，他没有点破我国玩“产业政策”的人和机构在折腾什么，以及形成所谓“产业政策调整”的背后的强大力量。我国的“产业升级”，在一群愚蠢的政客主导下，演变成放弃产业发展的悲惨故事。是的，近十年我国“产业政策调整”的伟大的贡献就是房地产业的超级繁荣，并且终于做到了一业兴旺百业萧条。三中全会在即，过去十年的错误必须纠正，否则我们将会失去历史机遇期。
江涌：产业政策是异端邪说还是有效扳手
经济增长是西方经济学所追寻的一个重要目标，西方经济发展史揭示，只要能实现经济增长，哪怕是当海盗、贩鸦片、行欺诈、穷兵黩武等等也在所不惜。英美等西方国家历史上都根据本国国情，不拘一格促进产业发展，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然而，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东亚当然包括中国，以产业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非议与指责越来越多，视“产业政策”为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异端邪说。作为美国霸权工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把拉美和亚洲出现的金融危机归结为糟糕的产业政策。中国的一些经济学者也鹦鹉学舌，不断鼓噪中国产业政策的不合理性，要求政府放手让市场自行调节，并消除市场调节的障碍——国有企业。
西方严重而持久的债务危机，使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捉襟见肘;不时爆发的货币危机，令新自由义的货币政策没了脾气，现如今只能使用非常规货币手段——量化宽松(实质就是滥发货币)——来解决燃眉之急。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大危机后，有漫画嘲讽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围绕“美国经济机器”不停地转圈，束手无策。相反，国际社会有报道与评论，对中国等亚洲国家利用产业政策迅速走出危机阴影做出了肯定。实践再次证明，产业政策作为宏观调控工具的作用愈发突出，一切别有用心的诋毁终将都是徒劳的。
产业政策：经济政策三角形的第三条边
产业政策是一国政府为适应本国经济发展抑或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而对特定的行业制定的方向性政策，“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补充，是经济政策三角形的第三条边”。
古代王朝与现时政府——出于增进税收或有效治理——就有某种产业政策或产业发展倾向。历史上，中国长期“重本抑末”，以及欧洲普遍严禁高利贷，就是典型的产业政策。资本主义出现后，逐渐把“经济人的理性”扩张到极致，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逐渐走向学术化、理论化、政策化、系统化，因此产业政策被持续而广泛运用。如：荷兰大力鼓励航海与捕鱼业的发展，英国不惜一切扶植纺织业(先毛纺后棉纺)的发展，美国在第二次美英战争(1812-1814年)后支持本国制造业的发展等等，无一不是在实施各自的产业政策。今天，经济学界把“产业政策因战后日本大力推广与成功而著名”的说法应有偏颇。其实，日本只是更新了一些产业政策手段，大处着眼——经济振兴，小处着手——扶植企业，比历史上的欧美，至多只是多迈出小半步而已。
世界各国国情千差万别，产业政策多种多样，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制定的产业政策有所不同甚至完全不同。在后进的、赶超型工业化国家，因为市场发育远末成熟，经济结构的调整不能完全或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因此更加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运用积极的产业政策，制定发展计划，然后通过行政、市场两种手段来配合实施。
日本：由弱到强。19世纪70年代日本发动明治维新，由此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成功跃升为世界工业强国。然而，二战炮火令日本诸多工业基地成为一片废墟，诸多制造业受到严重削弱。在此情形下，日本主动提出并积极实施“产业政策”。日本的产业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时代性与本国特性。日本政府选择主导产业，采用“倾斜生产方式”，通过直接干预、间接诱导和法律规制等手段，对政府确定的主导产业进行扶持，并通过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抓住朝鲜半岛战争的机遇，开始倾斜重化学工业，即优先发展电力、钢铁、煤炭、化肥等基础产业，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奠定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坚实基础。70年代初，重化学工业引发的产业公害和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政府利用国际石油危机的契机，制定新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即由重化学工业转向知识密集与高附加值工业，最终由“世界制造大国”跃升为“世界制造强国”。90年代初，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政府提出“创造性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政策，努力由“日本制造”向“日本创造”转变。政府的产业政策通常借助大商社或行业协会实施，政府与企业配合默契，形成了“护送船队式”的关系。
以造船业为例，战后军舰需求骤减和民间需求严重不足，成为造船业发展的最大难题。为创造船舶需求，日本政府提出“造船计划”，即由政府出资建立船舶公团来订购船舶，公团将船出租给海运公司，公司支付租金，公团再用收来的租金订购船只。如此，日本造船业迅速成长，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大造船国。
韩国：从小到大。谁能否认这样的经济奇迹：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人均收入不及加纳一半的贫穷国家，现在的人均收入却与葡萄牙相当。短短30多年时间，韩国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成功地实现了“压缩式”发展。1996年，韩国加入OECD，成为富人俱乐部的一员。韩国的经济奇迹，再次显示出产业政策的强大功效。
大飞机与小汽车，是集现代工业之大成，是衡量一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制造业实力的重要标志。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一片榔头敲打声”中，韩国开始了自己的汽车工业。1962年汽车产量还不到2000辆。70年代，政府提出“汽车国产化”政策。1985年现代汽车宣称已经具备独立研发与制造汽车的能力，但是韩国汽车依旧是低质低价汽车的代名词。美国NBC有一档脱口秀，主持人雷诺在1990年某期节目中讲到韩国汽车时说：“我经过两年的研究，终于懂得了韩国人造的现代汽车跟美国有什么不一样，美国人造的汽车要开才会动，韩国人造的汽车要推才会动，而且还是下坡的时候。”
讥笑没有使韩国人沮丧，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政府颁布多布法律，推行一系列政策，促进本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相关政策主要有：明确提出把汽车产业建成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发展具有韩国特色的轿车;规定汽车厂和零部件厂的生产规模和发展方向;促进韩国汽车产业集团化发展，通过关停并转，实现汽车产业大联合，最终形成现代、大宇、起亚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汽车公司。
为扶持本国汽车工业，韩国政府不顾外国的强大压力，在对进口汽车实行高关税的同时，更采取多种非关税措施，对进入汽车行业的外资予以限制;限制建立进口汽车销售网络，禁止在电视和报刊上做广告;对购买的每辆进口汽车进行单项技术验收;对购买外国高级汽车除了课征高达300%的消费税，还要出具收入证明和多年的纳税证明;等等。与此同时，大力宣传国货最好，鼓励使用国产车;政府官员在公务车及自身座驾方面，必须要选择国产车;对于购买国产车的消费者给予一定优惠。由于政府的政策和宣传，购买国产车已经成为韩国国民一种自发行为。
在政府的汽车产业政策的直接支持下，韩国汽车产业迅速成长。1994年韩国生产汽车231.2万辆，位居世界第六。2010年，韩国汽车产量达到427万辆，位居世界第五。2011年，现代-起亚(1999年在政府的指导下现代并购了起亚)完成了近660万辆的销量，位居世界第四。
澳大利亚：从无到有。澳大利亚是一个道地的白人主体、西方文化主导的发达国家，在1900年以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澳大利亚一直奉行不断增强的干涉主义和内向型发展战略。这种发展战略就是通过有针对性的保护政策，如关税或配额，促进相关制造业发展。
澳大利亚长期为英国的殖民地，依照宗主国的设计，澳大利亚应当一直立足比较优势，发展畜牧、资源型产业——羊毛、矿石的生产。然而，在经历1890年的经济衰退之后，殖民地内部越来越多的精英分子开始意识到，严重依赖大宗商品生产和出口的经济，具有难以克服的不稳定性与不可持续性，因此必须转变增长方式，促进当地制造业的发展。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确立了“澳洲聚落”(AustralianSettlement)模式，而这一模式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保护性产业政策——持续了70年。
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就是通过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对国内制造业提供保护。1907年，澳大利亚颁布了第一个保护主义的关税法案。1921年的“格林关税”(theGreenTariff)将一般关税水平提高了14-26%。同年，澳大利亚关税委员会成立，成为早期产业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机构，“任何一个拥有技术优势的行业都可以得到关税委员会为其量身定做的保护”。澳大利亚制造业平均名义关税水平从1907年到1940年提高了156%。二战后，澳大利亚开始通过进口商品许可证制度对进口商品进行直接的数量控制。20世纪60年代初，在大部分进口商品许可证被取消之后，关税再度成为保护国内制造业最主要的工具。在关税保护下，澳大利亚制造业迅速发展，按当年价格计算，1891年制造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为16.6%。1962-1963年制造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达到25.5%。由此奠定了澳大利亚牢固作为发达国家的产业基础。
每个国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在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的产业。当今世界的强大国家，不仅保护本国的产业，强化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相方设法遏制他国能与本国产业相竞争的产业的发展。后进国家——尤其是赶超型工业化国家——通过明确而系统的产业政策，扶植本国弱势行业，培育有竞争力的国际企业，如此对打破发达国家的国际垄断，强化国际竞争，增加国际供给，提高国际社会福利，具有深远而积极的意义。但是，产业政策的科学制定与有效运用，依赖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得力的官僚体制以及相关政治精英的管理能力，与此同时，还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以及适宜的国际经济环境或地缘政治环境。失去这些条件，产业政策非但难以奏效，而且只会更加扭曲市场，最终适得其反。
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大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巨大、影响广泛而深远，相关各国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取得了不同的实际效果。实践表明，那些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外能够积极有效实施产业政策的国家(如中国等新兴市场)，取得的成效最为显著，率先脱离危机，或将危机的影响减小到最低。例如，巴西利用政府扶植的开发银行把信贷迅速地引向某些部门，作为初步刺激计划一部分;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反应更为及时、有效。相反，美国等对产业政策抱残守缺的国家，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双低效、失效的情势下，坐困愁城;而一些发达的欧洲小国唯有坐以待毙，或等待外部援救。如此，政府鲜明而不同的应对，正在提升一种理念，即发展中国家称职的技术官僚能够高效率地处理国家在生产部门的参与，借以在更深层次上弥补市场失灵。
美国的产业政策不是没有而是非同一般
历史上，美国用严厉的保护主义，包括各种产业政策，来扶植本国工业的发展，历时长达一百多年。
独立之初，美国工业生产十分弱小。依照英国规定，北美殖民地“连一颗马蹄钉都不能生产”。当时，美国一些精英很清楚，国家的强大必须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如此强烈要求联邦政府提高关税以“保护新生工业”。联邦政府排除了南方奴隶主(自由经济的极力主张者)强大干扰，1789年通过第一个关税法案，此后陆续出台多个税则，其中1828年的关税法案，将关税税率提高到61%，以此来限制英国等国外质优价廉的工业品输入。在国内利益集团博弈以及国际压力下，尽管美国的关税起起伏伏，但是在南北战争之后，除了1873年和1874年之外，美国的关税税率从来没有低过40%，直到1913年通过《安德伍德税则》，平均进口税率降低到26.67%，以从价而不是从量征收。正是在长期高关税的保护下，美国不仅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且厚植了新工业革命的土壤，掀起并引领世界完成第二次产业革命，由此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强大工业国家。成功的工业革命“带来的财富潮水浮起了港湾中所有的船”，美国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提升关税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有专项的，亦即有着鲜明的产业政策特色。例如，1867年通过《羊毛与毛料税则》，提高羊毛原料与毛纺织品的进口税率，直接促进了美国纺织业的发展。《羊毛与毛料税则》一直执行到1883年方才修改，调低了某些工业品进口税率，但是对国内已能生产但尚未形成强大竞争力的诸如钢铁、棉毛纺织品等重要进口物品的税率反而有所提高。
交通运输对于土地广袤的美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其中铁路的角色无可替代。1830年，自巴尔的摩至俄亥俄铁路开通后，美国铁路建设之快使所有其它行业都望尘莫及，而铁路发展影响之大近乎决定着19世纪美国的经济周期。1830年，美国铁路只有23英里;到1860年铁路总里程达3万英里，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总和;到铁路发展顶峰的1929年，美国铁路里程达到43万英里，可绕地球17圈。美国铁路的高速发展与美国政府的介入密切相关，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截止1860年，美国铁路投资合计超过10亿美元，其中政府投资在各类铁路建设项目中占有的比例，从北方到南方有10%到50%不等。为鼓励铁路建设，美国国会把铁路建设沿线的土地赠予铁路开发公司，其中赠予四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土地就有1亿英亩，占美国公用地的10%。此外，在特殊情况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等出现，联邦政府甚至接管铁路。
直到一战后主要是二战后，美国积累起资本主义世界各国难以望其项背的实力，如此才告别“开裆裤”，袖藏起百余年的保护主义政策、产业政策，拿出了盎格鲁—撒克逊的衣钵，把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更换为市场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和资本流动自由，尤其是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经济自由主义成为底色，而且往往是单一色。
现如今，美国依然以“美国方式”——不同于一般的、领先者的方式——来实施相关产业政策。
在工业领先、经济强大之后，美国逐步淡化了原先的产业政策，但是从来没有完全退出产业政策，而是在不同的产业中实施不同的产业政策，即涉及传统的与新兴的、实体的与虚拟的、文化的与制造的、基础的与非基础的产业，所实施的政策会有所不同。
农业始终如一得到美国产业政策的严格呵护。美国可耕地广袤而肥沃，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即便如此，美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干预力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耗费资金之多，由此导致的影响之深远——是世界所有其他国家望尘莫及、无法比拟的。
在美国建国伊始，托马斯·杰斐逊等革命先贤设想把美国建设为一个富裕的农业国家，从那个时候起，美国就有了不同于欧洲的农业发展政策，对农业生产者采取各种形式的政策支持(如无偿赠地)。南北战争后，为鼓励南方各农业州的发展，联邦政府不仅用各种优惠的经济政策，而且动用各种宣传工具、政治机器，引导鼓励北方年轻人到南方创业，由此涌现大批的“掮包客”。在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后，美国更有经济实力去补贴农业。今天美国农业所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实质是长期奉行特殊农业政策而培育出来的。
多年来，美国一直保持着世界最庞大的农业公务员队伍，鼎盛时期从联邦到地方有数十万之多，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执行政府的补贴政策。美国农场主收入的1/3甚或更多来自政府补贴，1996-2000年五年间，联邦政府的农业补贴现金就高达616亿美元。在美国3亿多国民中仅有200万农民，其中棉花种植者仅2.5万人。根据美国农业部提供的棉花生产成本与收益统计，2000/01、2001/02年度美国每公斤棉花平均生产成本(折合人民币)分别为16.57元和15.19元，而产值(主产品和副产品合计)分别为12.01元和7.77元，纯收益分别为-4.56元和-7.42元。如果没有政府补贴，依照市场调节，美国棉农肯定处于亏损状态，棉花种植无以为继。但是，美国棉农实际上是世界最富裕的农民一族，主要收入就是来自政府的补贴。得到政府巨额补贴的棉花，除了很有限的国内消费外，多半进入国际市场，而世界大多数产棉国无力向棉农支付巨额补贴资金，无法与补贴后的美国棉花进行竞争，由此导致贝宁等非洲国家棉农大批破产。
美国的信息产业在国际遥遥领先，近乎没有任何实质的竞争对手，因此维护国内市场的适度竞争对美国的信息产业发展总体有利。1998年5月，美国司法部和20个州向最高法院递交诉状，控告微软公司利用其“视窗”操作系统的垄断，强迫消费者使用微软的其他产品——最重要的是Internet浏览器。1999年，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定微软不正当竞争、维护垄断的罪名成立。面临被分拆危险的微软随后提出上诉。2001年原告与被告达成庭外和谐，微软做出重大让步和相关赔偿，换取公司的完整保留。微软案的处理结果显示出美国政府对信息产业的产业政策——维护竞争，鼓励创新。
波音和麦道两大公司近乎垄断了美国国内大型民用客机市场，但是在国际上遭遇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强有力竞争，而且俄罗斯、日本、中国与巴西等国在大飞机制造上也在不断努力奋起直追，对美国大飞机制造的国际地位构成现实与潜在挑战。1996年波音公司提出收购麦道公司，如果合并成功，波音将毫无疑问地独占美国大型民用客机市场，与美国《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相抵触。但是，美国政府最终同意了波音以133亿美元兼并麦道。波音对麦道的并购不是惟一的，诸如1997年世界电信公司对微波通讯公司的兼并(交易额达370美元)，1998年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交易额达760亿美元)等，这些巨型兼并案显示出美国政府的相关产业政策——支持国内垄断，鼓励国际竞争。
因此，准确地说，美国绝对不是没有产业政策，而是采取不同于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霸主，诸多行业雄踞世界产业链的高端甚至是最高端，在那些长期雄踞高端的产业，美国实施的是“淡妆”的产业政策，而在那些没有明显优势的产业领域，美国便采取“浓抹”的产业政策。美国真正的产业政策核心在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政策最便利化、霸权最富有成效化，是谓“淡妆浓抹总相宜”。
美国在产业政策上采用强权逻辑，究其缘由，有国家利益至上，有盎格鲁人固有的傲慢，有意识形态的偏执。
对产业政策的否定，可以说是坚持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必然。新自由主义是华尔街实施资本扩张的工具，也是华盛顿实施政治强权的工具，是美国的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设想，倘若各国都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产业政策，都培育、成长起能与跨国垄断抗衡的民族资本，或掌握了能有效应对跨国垄断资本扩张的手段，那么跨国资本如何在全球获取超额利润，美国如何在世界推行新殖民主义。
但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及其相关政策，是双刃剑，即在损害他国利益的同时，很可能也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因为垄断资本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始终有摆脱国家掌控与游离民族吸引的倾向，如此令美国产业空心化，失业增加，税收缩减，竞争力削弱。为尽可能减少对自己的伤害，美国在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势必要表现出双重标准和两面性：对本国，自由主义有利时，就实行自由主义;保护主义有利时，就实行保护主义。对别国，一律要求它们实行新自由主义模式。对美国而言，理论归理论，政策归政策;宣传归宣传，实践归实践;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由此显示，美国的经济与对外政策近百年来依然不改实用主义的核心价值。尽管经济自由主义成为美国社会的底色，但是丝毫不影响美国在产业政策采用实用主义做法。著名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有句名言“箭的移动，完全取决于射手”。很显然，美国多年来一直就是一个优秀的射手。
美国质疑、否定其他国家的产业政策——认定为“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异端邪说”，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不同于美国的产业政策，不是不同于美国过去的产业政策，而是有别于美国现在的产业政策。很显然，美国使用的逻辑既不是辩证逻辑，也不是形式逻辑，而是纯粹的强权逻辑。美国在产业政策上采用强权逻辑，有美国国家利益至上，也有盎格鲁人固有的傲慢，更有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偏执。
长期的冷战使美国患上了思想斗争的强迫症。正是因为意识形态挂帅，美国把很多中性或褒义词汇(如“产业政策”、“社会主义”等)，都贴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使之符号化、脸谱化、甚或妖魔化，使其附着邪恶的成分。“在美国，自称社会主义者是非常危险的。不仅在就职方面会受到歧视，即使找到了工作，如果表示自己其实是个社会主义者，也会立刻被裁员。”次贷危机发生后，布什政府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思想指导下，通过国有化等举措，对“两房”、AIG等大型金融机构实施救助。如此，遭到保守主义的持续批评，指责用社会主义对付危机。2009年奧巴马入主白宫后，实施新医疗保险制度，支援通用等汽车厂商，如此“巴马总统是社会主义者”的指责一直不绝于耳。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甚至在2010年出版的著作收罗一些证据证明“奥巴马政府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美国在内政上如此，对外关系上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意识形态旗帜高高飘扬。
意识形态的异端邪说恰是中国宏观调控的有效扳手
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顽固坚持冷战思维，抱残守缺“瓦森纳尔协定”，严格管制高新技术及其设备对中国出口。对中国资本、中资企业进入美国能源资源、设备制造、金融服务等相关行业，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动辄以“国家安全”名义进行审查而加以拒绝，而所谓“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危害”完全可以自由裁量。次贷危机爆发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使出浑身解数，依然久病不愈。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国民经济很快走出了险境。政府调控能力与政策水准高下，一目了然，这很显然触动了美国敏感的神经。有鉴于此，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产业政策的指责日渐频繁。
2010年5月7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载约翰·庞弗雷特的报道《美国高管表示，中国的产业政策比人民币问题更令人担忧》指出：在华美国商会组成的美国高管代表团正设法向美国国会传达讯息：华盛顿应关注中国在如何拼凑产业政策这一更为棘手的问题，从长期看，与汇率失衡问题相比，该国的产业政策会给美国造成更大损失。文章罗列的中国产业政策包括：中国企图利用各种规定阻止西方企业向中国政府机构销售产品，在电信等领域制定新标准以阻止本国企业购买西方国家产品，以及执行新规定以迫使西方企业为换取中国市场份额而放弃保密技术。
美国指责中国产业政策的关键指向无疑是国有企业。2011年10月26日，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撰写了一个内部报告《中国国有企业及国家资本主义分析》，详细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的构成、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及相关政策。2012年2月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美国将打击目标对准中国企业》的文章称，美国贸易官员们对美中商业冲突的核心环节——受到大量保护和补贴的中国国有企业，发起了协同攻击，因为这些企业不仅在中国，也在全球竞争中正对美国公司造成沉重打击。2012年2月15日，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了“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听证会”。听证会上，美国的经济学家、法学家、行业代表和政府官员就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问题做了证词。听证会清楚地表明了美国政府将就中国国有企业采取行动的意图。很显然，对待中国的产业政策以及产业政策的集中体现者——国有企业，美国似乎不再容忍，不只是停留在言辞上，而是要付诸实际行动。
美国诋毁、否定中国的产业政策一言既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与哈美主义者立马积极跟进。里应外合为中国经济制定“纠偏方案”，方案集中体现在：对国民经济实行私有化和非调控化，使市场作用最大化，国家职能最小化;国家完全取消贸易与市场壁垒，经济乃至社会全面向跨国资本开放，实行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然而，纵观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俄罗斯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则是停滞的十年，再十年，如今似乎又十年。被联合国认定的49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亦称“第四世界”)，也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在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误导下，中国执迷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而严重忽视产业政策，这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多大成效的重要原因。
那么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否是一种异端邪说?其效果到底如何?鉴于文章篇幅，这里仅作约略考察。
新中国建立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泽东在1958年《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示》)，由此在短短20多年，中国就建立起独立与完整的工业体系，从卫星导弹、飞机大炮到针头线脑、穿衣戴帽，中国自主制造近乎无所不能。由此显示出“强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尤其是产业政策具有强大的功效。
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中国在产业发展能力方面没有质的差异，只是量的不同，即一些制造的效率、质量、花色不如西方。方向决定成败，细节影响好坏。中国产业发展的方向没有大问题，主要问题出在细节上。今天，我们若正视过去的问题与成绩，经验与教训，如果当初能把“市场”等同“计划”都只是一类经济工具，让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一定位置，让经济成分多元化，中国的发展差不多会“止于至善”。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如雨后春笋，如芝麻开花，而且在跨国资本于中国肆意攻城略地的情势下，3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总体依旧能够保持“主权在我”的态势，究其缘由，昔日奠定的雄厚工业基础，强大的产业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产业政策，不仅为本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样也为全世界、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例如杂交水稻与粮食生产。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产业发展受自由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一些人士以己之短比人之长，以自己30年的成效与他人300的积累进行比较，认定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全盘不行”。由此，依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比较优势，实质是新殖民主义理论基础——来制导中国的产业发展方向，革新中国的产业发展格局。依照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实施了“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产业发展政策，“见效快”的劳动密集的贴牌加工制造业普遍受到青睐，而“成效慢”的技术密集的自主制造业被逐一搁置甚或抛弃。放弃制造自己的大飞机(运十)，购买波音与空客：大力发展自行车、摩托车制造，而引进小汽车制造;……正因如此，独立与完整的工业体系遭受严重冲击，近乎支离破碎。
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生产汽车1379.1万辆，但是汽车产业集中度不高，是年销售量最高的上海大众也仅为72.8万辆，与国际汽车巨头(在600万辆以上)相比存在极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核心与关键技术却始终掌握在外资汽车企业手中。外资汽车企业以3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外国品牌)占据80%以上的市场。汽车制造涉及百万部件，可以很好地折射一国制造的综合实力，反映一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中国在国内市场需求最为旺盛时期，未能独立自主发展、强大自己的汽车工业，汽车制造一如大飞机制造，势必成为“中国制造”永久的痛。
很显然，在诸如汽车、飞机、机床等综合高端制造上，中国以所谓“市场换技术”策略，近乎全面而彻底失败——中国的庞大市场丢了，被外资企业占据了，但是没有换来先进技术。其实，被一些自由主义人士反复鼓吹的“市场换技术”策略(一度被渲染为战略)十分幼稚，因为跨国公司都是依照“技术生命周期”在世界进行贸易投资、实施国际分工，先进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跨国公司的看家本领，是其安身立命、核心竞争力所在，怎么可以授之于人?更为可笑与荒唐的是，中国在“市场换技术”策略失败后，竟然玩起了自欺欺人的鸵鸟把戏，高调宣称“在华注册的外资企业都是中国企业，他们的技术创新就是中国的技术创新”。依照这个逻辑，“来咱家串门的美女，都可以宣称是自己的媳妇”;“当初日本关东军进入东北，完全不可以称之为侵略军，中国的义勇军、抗联完全是不必要的甚或是非法的”。自由主义的思维与逻辑已经荒唐得一沓糊涂。
当然，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全面而彻底的失败，并不意味中国改革开放的失败。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并非完全在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指导下进行的，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并非在任何时点都能贯彻到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地方。中国改革由农村向城市推进，开放由沿海向内地推进，改革开放由易到难、由增量到存量推进，决定了自由主义的理论与政策的消极影响不是全面铺开，外资的垄断不是霎时到位，保护主义、国家主义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客观上在不同时点、不同部门、不同地方而不同程度地存在并起着积极作用，如此中国的经济方有今日之竞争力、生命力，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才有今日之壮大与发展，一些私人企业(如三一、华为等)才会脱颖而出，叱咤世界风云，这些中资企业的竞争力、活力绝对不输于同业任何一个跨国垄断巨头。这正是美国以“异端邪说”之污名除之而后快的重要原因。
本文被节选发表在《国有资产管理》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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