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万民追星的社会是颓废的社会。
一个万民搞笑的社会是被奴化了的社会。
一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拼当官的社会是腐败的社会。
一个官绅土豪流光溢彩的社会是动乱的社会。
一个崇尚教育家、科学家和实业家的社会才是向上的社会！
什么才是教育家？
当然不是厅部级的教育官僚。而是能为人师表，深懂教育和教学规律的专门家。
中国历史上和现代都不乏教育家。在古代有孔子等教育家，他们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在现代，譬如厦门大学原校长王亚南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他在大学执教三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办学经验，对教育有深刻的理解。尤其对现代教育的本质和功能，对如何办好综合性大学、如何培养和使用人才以及如何治学，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认为教育是与社会密切联系的，因而要从教育与社会诸要素的相匀关系中认识和把握教育的本质。王亚南还大力倡导学术研究自由。他还认为成功的学习、教学的侧重点应在于让学生掌握知识还是让学生自己组织知识，如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的问题上。他主张大学应当以教学为主，兼顾科研。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统一，通过高水平的科学研究来提升高质量的本科教学，将科研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从而形成人才培养优势，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办学理念。还有著名教育家吴玉章。他历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华北大学校长等职。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他一生对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但是，早在2009年10月24日就有署名“知庸”的文章《还原大学校长的真实身份》评论说：“所谓教育家，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杰出人士，其文化价值是开启人类心智，提升时代的思想境界。中国古代孔子、墨子、荀子、王阳明；近代中国则有陶行知、蔡元培、梁漱溟、徐特立等人；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有昆体良。如今这些大家很难产生了，当不了‘大家’，大学校长当一个职业教育家，还是有条件的吧，如今却难，动力源于自身，关键还在于校长们想不想当一个职业教育家，如果想也努力了，中国教育就有指望了。大学校长应当是一个好的职业教育家，这是我的一点微弱呼唤。”
“近日，武汉大学爆出地震式新闻，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先后因涉贿被捕。其实高官被捕原不算什么新闻，隔三岔五都会有所报道。此次不同的是，丑闻出自高校，原本相对圣洁的象牙塔，更因为它出自母校，有种蒙羞的感觉。……因为不熟，专门找资料看了一下二人的简历，能混到今日，都不简单，出身都极为贫寒，靠勤奋取得了成功。对他们成功的经历，我其实是佩服的，能从农民干到‘教育家’的确不容易，又在官僚化的校园里当上了‘官’，更不容易。”
“大学校长倒台，没有因为学术不专或业绩不佳倒下，却因为涉及权力腐败倒下，的确不正常。但再一想，在如今‘校园官僚化’的大背景下，也不足为奇。此前，有媒体报道，教育部评出的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可是这些个带职务的人有几个是安心教书的，我读大学的时候都已经很少遇到带职务的人给我上课了，而上课很受欢迎的老师往往都是仕途上不受重用的。”
“想起武大原校长刘道玉老先生。对他，我是陌生而又崇拜的。我入学时，他已经倒台了，但武大学子对他的尊敬之情始终如一。严格的说他是一位正风华正茂时倒台的大学校长，只想干好教育事业的他倒台于政治斗争，他是一个好的教育家，但不是个好的政客。至今，武大校谱里，历任校长图片中，他的图像仍为空白（这一点瞧不起母校，毕竟人家曾任校长，历史不容抹杀）。但他引领的时代让武大的自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金制、学术假制度等，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武大再次跑在前列，让‘北有北大，南有武大’的口号名至实归，如今的武大一直在走下坡路，武大人的自豪感低至冰点。从这个角度说，刘先生的倒台是教育界的重大损失。”(来源：信力建博格 )
而中国社会前些时间吹捧的一些所谓教育家，则不过是照搬美国杜威的教育思想，鼓吹“民主教育”，呼唤教育为新生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砖家。杜威反复申论，生长和生活无止境、无终极，因而也没有最后的目的。生长和生活永远前进，在其扩充、提高、更新、重组的过程中，儿童和青少年便逐步成长而终于成为社会的合格成员。这就是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当年的教育家评论说，实际上，在杜威的心目中，教育是有目的的。祁尔德说那就是“民主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的思想方法”。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所论证的就是教育应朝着民主社会的要求，引导儿童生活生长和经验改造，从而使新生一代符合和满足民主社会的希望。他还引用美国19世纪公立学校运动领袖霍拉斯·曼的话说：“教育是社会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可见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乃是对封建官僚教育目的的否定，而代之于培养资产阶级民主法治社会的合格公民的目的，并非根本放弃教育目的。也就是教育的目的从培养封建官僚的顺民转变为培养资本的顺民而已，教育依旧是政治统治的工具。
2003年07月08日人民网发布《学者新论：论民主教育》的论文就说是：“民主教育首要表现在教育方式方法的民主，也就是教师要对学生讲民主，对真理的认识不能硬灌输，千万不要让学生养成一种习惯，即认为教科书、老师的话都是对的，不可违抗的，跟教科书、老师的话不一致的就是谬误。如果学生有这样的习惯，说明我们的教育和教师是不民主的；班级管理要民主，要学会让学生自治，教给他们选举班长、组长的方法。”赤裸裸地要求中国教育紧跟美国教育，成为培养美式民主社会公民的政治工具。这种教育界的买办一时间成了所谓教育家的新特色。这种特色赤裸裸地维护官僚资本的利益。根本背离马克思的人本思想，背离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理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显然，对于人民大众来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人格成长，以及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才是教育的关键词。而不是所谓的“教育民主”。“民主”是政治概念，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政治统治形式，它不适合用来作为学术和教育的主导思想。学术不能“民主”，科学更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如果硬要，那么就没有“地球围着太阳转”的科学理论，而永远只有多数认同的“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教义。教育也不能扯谈民主，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如果硬要，那么就没有创建进化论的达尔文和量子理论的普朗克等科学家，而永远只有坚信“上帝创造人类”的传教士和固守经典物理学的学者。在中国，如果坚持“学术民主”，实实在在的科学家袁隆平等就很难回到中国科学院，多数表决迟早还会把他们排挤出中国“科学家”队伍的。如果坚持“教育民主”，中国的下一代迟早会习惯于“自行车、电动汽车污染比汽车更严重”，“贪污腐败是小事”和“劳动不创造财富”的“科学理论”，会习惯于少数精英代表人民大众的官僚社会。这就是图谋在中国推行“教育民主”、“学术民主”的真正目的。
现实是中国本来就不乏好的教育家。只是在教育官僚化的大背景下，真正的教育家大多只能“不称职”而倒台，代之以不懂教育教学规律的官僚混混当领导，把大学搞成大厦，甚至搞成搞笑、媚俗、巴结、混世的大观园。这实在是民族的不幸。不还原校长的教育家身份，中华民族的振兴就难上加难。
什么才是科学家？
当然不是官家指认的砖家。而是一心奉献科技，深入研究自然或社会，有所发现与创造的专门家。
在现代，诸如钱三强，从新中国建立起，便全身心地投入了原子能事业的开创。1960年，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
又如，李四光，从1920年起，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60年代以后，李四光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为祖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再如，袁隆平长期从事杂交水稻育种理论研究和制种技术实践。1964年首先提出培育“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法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设想并进行科学实验。1970年，突破了“三系”配套的关键。1972年育成中国第一个大面积应用的水稻雄性不育系“二九南一号A”和相应的保持系“二九南一号B”，次年育成了第一个大面积推广的强优组合“南优二号”，并研究出整套制种技术。1986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分为“三系法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到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利用”的战略设想。被同行们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然而，中国丑闻不断的砖家竟然占据了中国科研的半壁江山，学术腐败毁坏了大量的科技发展机会和财力物力，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严重妨碍了中国高科技推动经济发展的实力。
譬如中国有砖家论证说，电动车污染比汽车大，自行车污染比汽车大。于是汽车堵满北京等大城市。电动车、自行车被严格限制，本来可以领先发展电动汽车的天赐良机被耽搁了。结果呢？北京等大片地区被超量汽车和房地工程及其所带动的超量炼钢等的排放所污染，因而充满毒雾霾！毒雾霾还吓走了一批国际专家。砖家的误国误民可见一斑。
早就有广东二师院教师许锡良的博文《中国的“专家”是怎样变成“砖家”的》指出：“专家是怎样变成砖家的呢？在座的级别最高的专家是建筑设计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专家，也是某重量级别建设院的总工程师，够级别，也够水平。但是专家同学说，那是没有用的。他的专业知识很难真正发挥作用。政府经常请他开专家论证会，但是，他总是借机会不去。因为，很简单，去了就得按照政府的要求说违心话，但是说违心话，良心又过不去。不说违心话，自己的饭碗不保。”“因此中国的‘专家’早就变成了‘砖家’。那些出面为政府的政策论证的专家的话，是一句也信不得的。他们不是暗中得了一点好处，就是昧着良心瞎说，讨好政府以换取一点好处。……被政府御用的所谓专家，他们的话都是鬼话，专家在电视上替政府说话与私下里与同学亲戚说话那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即使要找专家咨询，最好不要看喉舌上的专家话语，而是要看他们私下的话语。中国的专家也并不一定都没有水平，而是他们的专业知识得不到尊重，只允许你忽悠，而不允许你说真话，因此专家常常还不如一个不识字的农家管用。”如此机制不变，中国的专家日衰，砖家日盛，国家民族都被误了！
另外，科技经费被白白浪费，真正的科学家常常得不到经费的支持。
财识网《“科研经费腐败”是如何炼成的？》的报道指出：权力主导的科研经费分配必然腐败。和中国整个国家的财政支出存在的通病一样，教育与科研经费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分配和使用不透明、无监督。和政府部门一样，高校与科研机构也存在预算最大化的倾向，都要千方百计争取更多的经费和投入。这种对投入和经费的争夺如果在公开透明的机制下运作，倒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如何能够争取到经费，存在很多无法为外人道的潜规则。像转移支付资金的争取存在“跑部钱进”一样，高校与科研机构要争取经费也往往要打通经费主管机关和官员的关节，需要种种独门秘诀，各单位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人情关系、暗中公关、利益输送、寻租交易，争取经费的手段五花八门。而这一切运作都是暗箱操作，局外人莫知其详。这种经费分配本身就是腐败的温床，在经费进入高校与科研单位之前，就已经大量跑冒滴漏。而到经费在高校或科研机构立项分配的时候，同样弊端重重。目前，无论大学还是科研机构，都是权力主导的衙门化机构，存在权力通吃、权力独大的现象。项目和课题的审批和确立并不体现学术研究的需要和逻辑，而是体现权力的逻辑和权力的意志。课题项目经费的分配由权力决定，为权力服务，随权力流动。在权力逻辑之下，权力越大，理所当然地学术水平也就越高，科研能力也越强，研究课题被立项，被资助的可能性越大，得到的课题经费就越多。在这种扭曲的分配机制面前，科研机构行政权力的拥有者霸占大量课题与经费，却无力完成，只有通过“贪、吞、套、骗、假”，挥霍浪费，甚至纳入私囊；而真正有科研能力的无权者却得不到课题也得不到经费。宝贵的教育经费和科研经费，就这样被白白地糟蹋浪费了。
长此以往，真正的科学家将被窒息，而砖家家族将日益兴旺。科技兴国也就难以指望，中国不得已只好长久为别人打工，接受人家的盘剥。
什么才是实业家？
当然不是那些国企官僚或官商勾结的奸商。而是诚心奉献社会，深懂市场和管理规律的实干家。
以李XX为例，1950年，他在香港成立长江塑胶厂参与当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塑胶花贩卖，李XX感慨良多，充满激情：“当年的长江塑胶厂只是生产一些普通塑胶玩具和家庭用品，经由出口洋行运销欧美。在最初10年间，每星期要工作7天，每天至少工作16小时，晚上还要自修，加上工厂人手不够，自己要身兼买货、接单等工作，经常睡眠不足，早上必须以两个闹钟起床，可说是每天最难过的时刻。”至1958年营业额达到1000万港币，塑胶花拿下了他的第一桶金，成为了“塑胶花大王”。他开始时能够勤勤恳恳办实业，造福社会也获得了第一桶金，堪称实业家。1958年转型投资地产，成为地产五虎将之一。后来李XX把中国大陆的投资项目组成长江基建。和大陆的房地产大亨一道，赚足了房奴的血汗钱。它不但赐予了港人一辈子为李XX打工，住筒子间，买高价商品的荣耀，还帮大陆房奴苦苦挣扎，已经道义全失。李XX也就成了不再有道德品格的吸血土豪，难再称为受人尊敬的、利国利民的实业家了。
而人家马云，不但创新了网购新商业模式，压低物价，造福社会，有德有行，堪称令人尊敬的实业家。最近，据媒体报道称，据多家第三方机构预测，“双11”当天国内十大主流电商的销售额有望突破800亿元。谈及“双11”，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说，他并不关心数字，而是希望借助市场的力量将房价打压下去。在他看来，目前的商业地产价格奇高，希望通过网购的发展，削弱传统商业的力量。“当大家都选择网上购物时，传统商圈的销售量就会减少，进而商业地产房价就会降低。”马云坚信，网购的力量可以把房价、物价打压下来，更希望“双11”能够促进企业的成功转型。有评论称，这是中国最大虚拟商业地产商对中国最大实体地产商赤裸裸的叫板！敢于为百姓而叫板嗜血的中国房地产大亨，压低房价造福百姓本身就是无量功德。
还有，柳传志，他抓住了中国市场发展初期高速发展，外国品牌立足未稳的机遇，成就了联想今日中国计算机行业老大的地位，为民族作出了贡献，堪称受人尊敬的实业家。陈春先在科学研究方面有着辉煌的业绩，他领导的工作小组，成功地研制了托卡马六号受控热核反应装置，填补了我国一项科研空白。作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陈春先的内心总是深怀忧国忧民情结。三次美国之旅的见闻，让他为那里的“硅谷”现象深深触动，这也引导着他打造中国“硅谷”的设想和决心。1983年领导成立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由此衍生出了闻名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被誉为“中关村第一人”。在随后的岁月里，中关村进入了爆炸性高速发展阶段。如此为民族作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堪称受人尊敬的实业家。还有，任正非选择了一条技术自立、发展民族通讯设备高新技术的实业之路造福社会，这些都是受人尊敬的实业家。
更有吴仁宝和华西人，他们极尽所能为社会服务，老老实实利用规律发展集体经济，为整个社会提供最好的生态农业和工业产品的服务，华西集团的兴旺发达和农业集体经济道路在整个中国的高度声誉，造福了社会，也造福了华西人自己。吴仁宝是农业方面受人尊敬的实业家。
而那些诸如以珠海市国资委副主任、党委委员的高官身份入侵国企，一顿饭吃了3万多元、喝了12瓶洋酒的无德无行的周某人则只能是人间渣滓。又如，一些官商两栖的红顶商人更是害民的人渣。在8月26、27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及其上市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接连四名高管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后，人们一直在等待更爆炸性的消息。9月1日，周日，上午11时，新华网发布消息称，从中央纪委获悉，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蒋洁敏3月18日出任现职前，正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称中石油集团）总经理兼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石油）董事长。另一位接近高层的信源透露，审计调查有逐步扩大之势，四名涉案高管所涉及的问题指向，可能是利用职务之便受贿、贱卖国有资产等，“这四个人可能既有交集，又各有各自的问题”。（中华论坛《蒋洁敏落马涉及传闻中敏感事件》）对此，人民网强国社区网友“全民所有”评论说：“中国石油有几十万下岗买断的职工，大庆油田在2000年就有近20万职工下岗买断！而在岗的干部富得流油，在岗工人也喝着油汤！”
京华时报《中石化原董事长被判死缓 为国企腐败第一案》披露：“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陈同海做出一审判决，认定陈同海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同海是职业经理吗？显然不是。他是典型的高官入侵国企的范例。陈同海1992年任浙江省宁波市市长。1994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2003年4月当选为中国石化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然后腐败毁灭。他利用国企总经理和董事长的职便，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然而，一个陈董倒下了，一批新贪官又站起来，中石化“天价酒”等事件方兴未艾，腐败没完没了。
总之，中国社会如诺不扬善惩恶，举国沉湎于追星、搞笑而不崇尚教育家、科学家和实业家，不鄙视那些混混学官、无耻砖家和嗜血奸商，不敢伸张正义，就不能有民族兴旺起来的良好气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人对此不能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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