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用数据给中美关系定位》，文章介绍了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与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进行的一项课题《中美安全关注联合调查》，本课题旨在通过民意调查的方式，了解“对方眼睛中的我”，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民意基础。课题组共同设计问卷，然后委托中美两国专业民调机构——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和美国的皮尤公司分别在各自所在国进行民意调查，调查历时一年多，将受访对象按照统计学的范畴分为大众和精英两大部分，精英部分又由政界、商界、军界、学界和媒体五大群体组成，采取面谈、电话采访、问卷调查等方式采集汇总了大量数据，最后再由课题组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得出了一些较客观，并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结论。从中可以看出，中美双方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矛盾，也存在着一些可以合作的空间。这是中美智库第一次联合调查，肯定存在着一些不足乃至缺陷，更何况，仅一次有限的调查未必能够反映民意全貌，只能长期跟踪调查，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才更有意义。因此，也希望能得到诸位网友们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使此项调查更臻完善，更具价值。需要指出的是，民意走向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本课题启动于去年日本制造钓鱼岛危机之前，若现在调查，中美日和一些相关方都会有一些新的变量，影响调查的结果。本课题只是提供一些阶段性的、较为稳定因素的调查结果，明年我们还要就一些常态化和突发性的事件进行跟踪调查。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联合报告》详情可链接“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网页。
罗援：让数据给中美关系定位
2013年12月19日13:37|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与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完成了《中美安全关注联合调查报告》，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参照系。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对方眼睛中的我”。
明显多数的美国公众和精英人士认为，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会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只有少数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在其外交政策方面也会这样做。中国公众和精英对此事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反;绝大多数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会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而美国则不会这样做。
中美两国精英和公众都对对方国家表现出了较低水平的信任度——低于中美两国受访者对大多数其他国家的信任度。尽管普遍缺乏互信，但两国多数公众仍然认为中美关系“良好”。
有明显多数中国公众认为美国人的特点是(按百分比降序排列)：富于侵略性、竞争意识强、有暴力倾向、傲慢自大、贪婪，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自私;相比之下，虽然有51%的中国公众认为中国人自私，但只有少数人认为中国人富于侵略性、有暴力倾向、易怒、贪婪。
只有少数美国公众认为中国人的特点是(按百分比降序排列)：富于侵略性、贪婪、傲慢自大、自私、粗鲁或有暴力倾向;相比之下，多数美国公众认为美国人具有全部上述负面特征，只有一个例外——“仅有”44%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人有暴力倾向。
多数中国公众认为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富于创造性和现代意识。
调查报告形成了五点结论：
一是中美战略互信度较低，导致双边关系缺乏稳定性(绝大多数中国公众和精英人士都认定美国是对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其所占比例为公众63%到商界精英81%不等。中方学者是个例外，他们中有55%的人认为国际金融动荡才是主要威胁，认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是主要威胁的人仅有46%。美方公众和精英人士普遍认为，与国际金融动荡、伊朗核计划、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朝鲜核计划等威胁相比，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对美国福祉构成威胁的严重性远远不如其他几项，只与全球气候问题在一个档次上);
二是尽管缺乏互信，但中美两国精英和民众普遍视对方国家为竞争者，只有小部分受调者视对方为敌人(美国公众有15%视中国为敌人，中国公众则只有12%视美国为敌人);
三是多数美国精英认为美国维持主导性单极地位会使世界更加稳定;而中国精英认为两国权力均衡更有利于稳定;
四是中美精英均视加强双边关系为首要任务，重视促进经济合作(美国公众更关注中国的经济实力而不是军事实力，二者所占比例相差很大(59%对28%)。相反，中国公众更关注的是美国的军事实力(34%)而非美国的经济实力(20%));
五是中国受访者，特别是政府官员，认为美国对台军售是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主因之一;美国精英，特别是退役军官和商界精英，则对所谓的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和知识产权问题特别担忧。
调查报告对中美决策者提出了六大建议：
第一，重视合作甚于竞争。以两国民意的支持为基础，加强双边关系;维持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以加强合作基础，为应对双边关系中潜在的危机奠定稳固的互信基础。
第二，正确看待极端观点。多数受访者对对方国家既不持强硬态度，也不持敌对态度。政策不应因多见诸于媒体的少数极端观点而偏离轨道。
第三，建立互信。加强官方与非官方交流，参与有关战略与利益的更有意义的对话，恪守双方承诺，均有利于增进互信;双方还有必要说明各自政策意图，如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和中国的军力发展。
第四，调和关于世界秩序的观点分歧。中美精英对待世界权利分配的不同观点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为此，双方应开诚布公地探讨如何和平共处，照顾彼此利益。
第五，台湾问题不应成为双方开展广泛合作的阻碍。美国应充分认识中国对于美国对台军售一事的重视程度，中国应了解美国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态度。双方应重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不应在台湾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而影响中美关系大局。
第六，共同制定网络安全规则。互相理解有助于消除双方疑虑，特别是对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稳定力量的商界精英而言。
(作者为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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