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习近平任组长。
而从改革内容上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规划了几乎所有的领域，不但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防等各大领域，而且具体到生育和养老政策、高考形式、院士退出制度及具体的财政税收方面的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政党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未来，很像是一份向全国人民发布的国情咨文。
这次三中全会还提出了党内的法规及按照这些法规治理党的问题，这也留下了两个需要重新整合的程序问题，一是执政党的法规与国家宪法之间的衔接，二是执政党通过政策的法规化对国家权力分工进行赋权的过程与“两会”程序(审议、赋权、监督、协商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背后是当前世界各国执政党面临的共同问题：第一，效率、产权明晰不可能解决政治合法性问题;第二，去政治化导致政党的传统合法性资源丧失效能;第三，新的诉求是民主性质的，即普通民众要求平等，重建社会和自主性的社会网络。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对中国来说，就是如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问题。
政党政治新趋势
执政党在国家结构中地位的变化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在西方，多党或两党民主的结构是稳定的，但功能已经有很大的问题，其核心问题是竞争性的政党都在国家化的过程中，原有的政治竞争已经让位于单纯的选举政治。这也表明传统的西方政党竞争政治形式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纵观世界各国，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密是在20世纪晚期到21世纪逐渐明确化的一个普遍趋势，也就是说，基本的政治构造正在发生变化。当然这是漫长的变化，政党在形式上不会完全改变，还是叫政党。但是需要在理论上阐释清楚这个问题，否则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不清晰的。例如，在设计政治制度的时候，仍然按照西方的传统政治理论，把党、国家等等区分得很清楚，并按照这个传统逻辑推进政治改革，恐怕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我们需要了解，政党为什么在当代条件下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预示着什么样的政治趋势，它产生的必然性及所面临的挑战、危险。
中国的政党体制与其他国家不同，执政党既是政党，又直接进入国家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但同时，由于执政党本身是一种独特的国家结构和机制，执政党必须依宪执政，如果不能以宪法的方式处理执政党和国家的关系，这个结构就会产生新的问题。
既然政党和国家的关系事实上已经发生变化，政党已经承担了相当部分国家的功能，那么，至少在履行这类权力和责任时，它基本服从于国家运行的逻辑，而不是一般的西方政党逻辑。
现在让省一级政协的主席退出党的常委会，我觉得有道理，因为政协是监督、协商机构，不能变成决策机构。但与此同时，应该完善政协的咨询、协商和监督功能，全国人大的审议、决定和监督功能，也需要考虑政党与国家间关系的变化。这在将来一定程度还会涉及党章与宪法之间衔接关系的问题，即如何才能使执政党在宪法的框架下行使职权。
因此需要对当前的现实政治体制、政治趋势进行理论研究，在这个脉络下重新思考什么是政治改革。比如分权制衡，就不是西方的政党间制衡，当然，在今天的条件下我们也不能说不能有分权制衡，关键的问题是什么结构下的分权制衡;再比如，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述并推进其实践?要谈群众路线，就需要讨论“群众”的自主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讨论政治改革，首先需要的可能是“底层设计”。
市场与集权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强调“顶层设计”的集权相互配合，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两个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其实恰恰是市场的作用和后果要求集权，市场体制对于集权的需求比以往更高。从现实的角度看，没有综合治理是不可能的，集权有其合理性。
我很久之前曾借助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变》和布罗代尔的经济史研究，反复论述过为什么“市场是计划的，计划是自发的”这个命题，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国家集权的介入，市场体制不可能形成;反过来，市场的运行、不确定性和风险都要求更强有力的国家计划，换句话说，计划是被市场“倒逼”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的“集权”实际上是市场体制的内在要素，就像当代媒体是这个体制的要素一样。
因而我们也需要从这个角度出发讨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为解决行政过度干预、市场准入的困难及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这些是真实的、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三中全会决定详细说明在若干领域政府职能和相关政策的基本原因。
但是，让市场实际上也就是以产权明晰为中心的资本市场来主导市场经济制度，来创造新型国家，这个提法若不加以限定，很有可能造成误解并引致严重后果。
先举几个例子来说这个问题。第一个例子是农村土地问题。陈锡文说，至少在土地规划和使用的环节上，市场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土地制度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这也意味着社会和政治也应该是决定性的要素。
第二个例子是民族区域和宗教问题。过去这些年，一些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呈上升趋势，仅仅认为这些冲突是旧制度造成的，认为可以通过单纯的市场配置资源来解决问题，恐怕只会造成新的危机。现在需要的是花大力气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包括民族经济，使他们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保持生活方式的一定连续性、经济形态的某种自主性，进而缓解民族平等和文化多样性等领域的状况。我们不要忘记，中国的少数民族虽然占人口的极少数，但民族区域占据中国国土的64%，这些区域涉及的人口和经济规模都很庞大。
除此之外，还有国有企业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保障问题，教育、医疗等领域的问题。一方面讲产权的明晰化，一方面讲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来到底对产权怎么界定呢?至于教育和医疗等领域，更是很难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来描述其机制。
资本主义的新问题
如果市场的决定作用是指该市场决定的由市场决定、该国家或社会决定的由社会决定，那么，这个命题的意义就不像表面看来那么大。对市场的调节是持续的，对国家机制和社会关系的改革也是持续的，改革不可能设定以市场自我运转为中心的目的论。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在金融资本主义深化的条件下，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今天的资本主义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它的中枢是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金融资本主义的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和投机性，甚至索罗斯那样深知其风险的大玩家都认为需要警觉，并投以批判的目光。
据标准普尔测算，我国经济今后5年若保持7%~8%的增长率，债务融资需求将达到18万亿美元，全社会平均资产负债率将达80%以上。这个风险是一目了然的，如果不做出周密的筹划，形成复杂的治理体系，我们能够推给市场自身去“决定”吗?
资本渗透到所有领域里面，经常起决定性作用;资本形成垄断，进而反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常态之一。我们在当代世界的各种决定和决策中，听到的多半是资本和市场的需求，而很少听到普通人的声音。因此，除了要强调对市场的监管之外，我们还要强调市场必须镶嵌在其他社会关系网络内部。政治的问题、社会的问题不能被替换为市场的问题。
在发展的目标上，如果说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都是以效率和增长为中心的，就会陷入卡尔·波兰尼讲的双重逻辑。
波兰尼认为，福利制度是市场经济的衍生物，市场经济走到一个阶段造成大规模的福利破产，导致社会动荡，所以要求国家对于福利进行补偿;但是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下，这样的福利补偿制度，注定会造成新的危机。把福利制度建设看成是“倒逼”的结果，实际上仍然服从着经济的逻辑。
幸运的是，三中全会强调了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我希望这次能够投入更大的力量来加以实现，而不像先前那样在资本的“倒逼”之下走过场—生态的保护、环境的改善、相对平等的分配，都不可能只是市场经济的副产品。改革是亿万人民的事业，不能化约为市场“倒逼”的被动产物。
政治的问题仍然是核心的问题
当代的基本经济制度包含着市场的无政府性和集权相互矛盾和配合的双重过程。如果总是一味的要求市场扩张，这样的市场扩张的结果在政治上也只能是集权。事实上，我们在欧洲的危机中可以观察到：能够有效使用这种集权就变成最好的模式了，大部分情况是危机与国家能力的丧失直接相关。希腊危机、葡萄牙危机，与国家濒临破产、丧失管制能力是一体两面。
相反，如果为更加集权而欢欣鼓舞，以为这是摆脱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而看不到集权背后的动力正是市场扩张的话，对于当代世界的认知会出现误判。如果公共讨论和政策审议都集中于市场扩张这个问题，围绕它做技术性讨论，真正的政治性讨论将变得很难。在西方，这是民主危机的症候;在我们这里，这是政治改革的前提。
在这个条件下，政治的问题仍然是核心的问题。其中的关键是，普通劳动者、普通的公民通过什么渠道可以参与政治，普通人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在政治决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形成过程当中到底怎么能够得到保障呢?群众路线是一个宝贵的传统，但弄不清当代的政治和经济状态，就很可能只是一句空话。
我们需要根据今天两个最基本的现实，一是以金融资本、资本市场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二是与国家化相配合的经济政治形态，考虑政治改革的问题。在这个条件下，运用中国既有的政治资源包括制度资源，对执政权力结构形成约束、监督、质询，扩大普通人民的参与权，应该成为政治改革最基本的方向。
事实上，冷战时代的那种政治形式的差异―如一党与多党等―的重要性已经大幅度下降，现在的真正问题是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的脱节，我称之为代表性断裂，即政治体制，无论以什么名义，都缺乏清晰的代表性。
如何通过制度性的改革，促进并保障普通的公民和劳动者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参与政治进程，不但捍卫自己的权利，而且也形成公共生活，是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果只是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纲领和凯恩斯主义的福利纲领加以拼凑，不可能提供应对当代挑战的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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