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中国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怀念自己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受到远离毛泽东时代的执政危机和风险挑战，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导。实践一再证明，当今中国许多令人失望忧愤的问题产生，不是因为不该搞改革开放，而是因为借改革开放之风，有些人忘记了毛泽东思想，有些事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丢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和灵魂。
原题：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而作
作者：昆仑岩 【红歌会网-昆仑岩专栏】
（昆仑岩简介：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解放军某部学者，一名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老军人、老理论工作者，抱着忧党忧国、对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拳拳之心，提出了“一个主题、十大问题”的思考。“一个主题”，是“从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推进改革和发展”;“十大问题”，列为指导思想根基、事业前进方向、所有制和国企改革、收入分配缩差、自主对外开放、发展方式转变、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对外交往斗争、反腐治吏整党等十个方面重大问题，分别阐述。成稿后共五万余字，以建议书呈交有关领导，并以“昆仑岩”笔名，在个人博客以及环球、天涯、新浪等网站相继发表，受到网友读者的广泛支持和好评。）
在这个举世关注的伟人纪念日就要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怀念自己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受到远离毛泽东时代的执政危机和风险挑战，党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导。
近些年来，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就是把毛泽东思想供在中共党章的佛祖牌位上，而排斥在当今中国改革发展现实工作的指导思想之外，用“新桃代旧符”的办法，让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悄然淡出。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向世界郑重宣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这是英明之策，纠偏之举，大得广大人民群众之心。
实践一再证明，当今中国许多令人失望忧愤的问题产生，不是因为不该搞改革开放，而是因为借改革开放之风，有些人忘记了毛泽东思想，有些事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丢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和灵魂。
指导中国改革发展，不能没有毛泽东思想。这是人民的祈盼，人民的呼唤！因为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是植根于中国土地，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证明是正确、管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以毛泽东思想为基本内核，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恢复其完整内涵；因为只有用以毛泽东思想为基本支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才能有效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确保中国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改革发展不可或缺的活的灵魂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革命和建设长期实践经验的最高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根本的基石和最具活力的内核。
以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建国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一系列伟大哲学著作为代表，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实践认识论、矛盾分析法和群众史观这三方面的创造性成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历史观实现了系统而深刻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哲学思想内容丰富、涵意深刻，又是极精到而通俗的，在中国乃至在世界都拥有极高的普及率，其大量的基本观点和论述早已脍炙人口，被人们熟晓和广为接受。毛泽东曾精辟指出：“哲学就是认识论”，而将哲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高度统一地融于实践认识论之中，这是前无古人的大智哲言。正是这样，涉猎广博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上升到认识规律的高度，其精髓就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的生动写照，是中国共产党人凝练长期斗争实践经验、必须永远坚持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哲学贡献“三位一体”的归结。实事求是，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认识事物，尊重实践，勇于实践，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修正和深化对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实事求是，就要善于调查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本身的客观运动及其联系，从对立统一和变化发展的规律来认识和把握矛盾，处理和解决矛盾；实事求是，就要把人民群众这个社会实践的主体真正置于历史主人的政治地位，强化人民主权，把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瑰宝，它用实事求是、矛盾分析和群众路线，武装和启迪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科学的态度、思维和智慧，不断应对时代挑战，解决新情况下的新问题。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哲学思想都是我们事业发展须臾不可离开的科学指南。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指导地位不可动摇，也不可取代。必须承认，即便是毛泽东的继承者们，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至多也只是坚持和运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迄今还没有任何人任何理论有资格对之称发展超越，更谈不上替代。
当代中国，党要带领人民承担起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使命任务，依然要靠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原则、方法，来认识和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可以说，三十多年前，如果没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没有对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客观分析，没有对人民群众意愿和首创精神的尊重支持，一句话，如果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开不了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迈不出新步。同样，历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社会矛盾凸显加剧、国家安全危机严重、共产党执政风险和考验空前严峻的今天，如果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指导，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内国际矛盾，把握规律、驾驭局势；就不可能坚定不移地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要求，而不是少数人的意愿和利益要求，将改革发展沿着正确航向深入推进，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新局面。
历史已反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坚持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地想问题、办事情，党就聪明，就能走正道，事业发展就顺利；相反，离弃毛泽东哲学思想指导，自以为聪明，其实很愚蠢，必然走错路，让事业发展遭受挫折。曾几何时，我们还庆幸过从某些所谓理论专家背离毛泽东哲学思想而制造的“两个凡是”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拾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辟了改革开放新时代；而如今，还是那些所谓理论专家，又歪曲利用邓小平有关“不争论”的观点，挥舞起新的“两个凡是”大棒，即凡是改革做的事情一概正确，凡是改革出的问题一律不许否定，以此禁锢人们的头脑和喉舌，压制社会正义呐喊和群众合理诉求。令人诧异的是，竟然连“用实践标准衡量改革”、“总结经验教训”这样常理性的话，如今也成为许多领导和官方舆论不敢碰的神经，只许说“允许改革犯错误”，不许说“改革有错误”，难道这就叫“实事求是”？老百姓看得很清楚：只有打着改革旗号谋私利、走邪路的人，才会不许别人质疑和纠正！不讲实事求是，改革前途何在?！其实，改革开放作为一种新的实践，不可能只有成绩，没有失误。掩饰问题，无助于解决问题，只能让问题变得更严重。从工作和政策指导角度讲，凡出了不该出的问题，究其根源，无不在于没有很好坚持实事求是、矛盾分析和群众路线，丢掉甚至背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改革允许犯错误，但绝不允许有意犯错误，更不能成为见错不认、知错不改、再犯更大错误的借口。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的灵魂，魂不附体，邪必侵身！
今天，推进中国的改革发展，还要不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检验标准？习总书记年初在新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用“两个不容置疑”的重要论断作出了回答。他指出：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加之新中国成立以后打下的基础，这是它得以站得住、行得远的重要基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这一点不容置疑。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还面临很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和待解的难题，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处理都还处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之中，这一点也不容置疑。对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对社会主义这个我们只搞了几十年的东西，我们的认识和把握也还是非常有限的，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为此，要求全党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不断开拓前进。这一论断，真正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践认识论和辩证法精神，给那些企图终结认识、垄断话语的权威者们上了一课。
毛泽东哲学思想历来主张以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一切事物。在改革探索的实践进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正确，修正错误，不但不意味着否定改革，相反有利于改革健康发展，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必然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必然规律。
二、以走自己的路为特色的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改革发展走正路的行动指南
毛泽东不仅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不仅领导党和人民成功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而且领导党和人民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最早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提出要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为主要标志，表明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认识成果。从l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还系统研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很多改革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思想。虽然在探索实践中，出现过基于好的出发点，而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一些失误和挫折，但毛泽东领导全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正偏纠错，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壮大了国家发展的物质基础，创造了凝聚人民的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整套独创性理论成果。
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成，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石，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指导。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道路选择上，毛泽东提出了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一再强调，“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指导革命的成功经验，运用于建设与改革；同时，学习世界一切民族和国家“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根本道路和方向，确立了总的指导原则。
第二，在历史定位上，毛泽东作出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中国正在并长期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科学判断。他指出，中国不要过早地讲建成社会主义，“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强调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长期性和曲折性要有充分认识。这就客观指明了中国的最大国情，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了基本出发点。
第三，在根本任务上，毛泽东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学说，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性质，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主要矛盾已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强调，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技术落后的情况不改变，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放，因落后而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为此，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奋斗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毛泽东还依据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生产力标准的观点。这些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第四，在发展方针上，毛泽东创立了“两类矛盾”和“十大关系”的理论，深刻分析和把握人民内部矛盾特点规律，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提出了党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总目标、总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他把“统筹兼顾”作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基本方针，作为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各方面关系的根本方法，提出在农轻重产业结构调整上，在区域经济布局上，在资金投入上，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上，在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分配上，在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中国和外国等关系上，都要坚持统筹兼顾。他认为，全体人民利益是统筹兼顾方针的出发点，强调“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它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毛泽东实事求是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发展中矛盾关系的科学原则、方法和统筹兼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协调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战略指导。
第五，在经济改革上，毛泽东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为我国的经济基础”，在此前提下，明确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的问题”，总结我国经济运行的经验和问题，提出了调整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新观点、新政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做出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创新。其一，他在社会主义经济史上，第一次提出扩大地方自主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地方和企业搞些“独立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利益，不能只顾哪一头。其二，他正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单一的公有制结构不能满足社会丰富多样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现状，第一次冲破纯而又纯的所有制结构模式，发表了“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的重要谈话，设想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存在，互相弥补、促进和竞争，以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繁荣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三，他从现实社会生产力水平出发，否定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经济模式的主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有计划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新论断，认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指出，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充分利用商品经济这个工具，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其四，他坚持从经济建设实际出发，研究和运用经济规律，高度重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第一次提出“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强调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干部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在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多次批示和谈话，严厉批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要求领导干部和新闻媒体要说实话，敢于抵制“五风”，不要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要否定商品经济、搞平均主义。这些重要思想和论断，虽然当时未能很好付诸实践，但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了先河，为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正确处理“公与非公”、“计划与市场”等关系，调整所有制结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做了基础性的重要理论准备。
第六，在对外开放上，毛泽东胸怀广阔，放眼世界，反对闭关自守，固步自封，鲜明地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一万年都要学习”，主张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全部开放，全部交流”，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对外开放方针原则。一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实行对外开放，接受外国援助时，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原则，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决不听从别国的摆布，决不允许别国干预我们的内部事务，决不让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命脉受制于人。二是坚持“内外交流”、打破封锁。在两大阵营对抗中，政治上不得不“一边倒”，但在经济方面不搞“一边倒”，“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想方设法冲破封锁，和西方国家恢复、发展贸易，争取他们来华投资。中央发出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的指示，指出：“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三是坚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学习外国要“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学那些和我们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反对生吞活剥、盲目照搬。四是坚持学中有创、着眼赶超。“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可能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对外国先进的东西不能简单地模仿，更不能让人家的东西框住自己的头脑，而要坚持“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方针，在实践中消化、吸收、改造、提高，“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五是坚持一分为二，有取有弃。他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要既反对盲目排外，又反对盲目崇外，坚持“批判地继承”的方针，“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用，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毛泽东这一整套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原则，在实践中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于今天我们在对外开放中保持清醒头脑，避免“左”或右的错误，具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第七，在政治建设上，毛泽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奠基人，系统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思想，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宗旨、制度、原则和方针。一是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出发点和民主政权建设理论基石。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立场上，一再强调：“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还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点，写入国家根本大法。二是一切为了人民。毛泽东指出：“人民给我们的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党和政府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三是人民当家作主。在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上，建立和坚持“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借鉴和超越代议制民主，创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政权组织形式；在民主协商参政上，建立和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政权组织形式上，建立和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国家集中统一与民族平等基础上的自治结合起来，促进民族团结共同发展。四是民主集中制。这是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组织原则。“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五是实行民主监督。毛泽东认为，民主是共产党走出国家政权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权力属于人民，所以人民有权监督；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才能实现监督；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监督才能取得实效。要特别重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并教育党员”。六是民主解决矛盾。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用民主的方法就是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是用强制的压服的和专政的方法去解决；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达到新的团结愿望。七是加强民主法制。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法律的人民性，“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他指出，用强制性的手段维护社会秩序，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他亲自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针对资产阶级国家总统可解散国会而指出，“我们的主席，总理，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并将人大可罢免国家主席、副主席写入宪法。他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破坏革命的法制”；立法和执法过程都要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发动群众参与和监督，才能得人心，才能实行有效的专政和改造；坚持“改造第一、给予出路”的政策，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落实"有错必纠"的方针，无论公检法"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这些都体现了人民法制为人民，依靠群众、尊重事实、保护民主的原则立场。毛泽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思想，从根本上系统解决了人民主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体现和实现问题，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永远不可偏离的正确指针。
第八，在文化发展上，毛泽东提出了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后，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先进的社会主义新国家的战略任务，相应制定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方针政策和途径措施。毛泽东认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新中国成立后，“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就必须进行思想文化的斗争，用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他亲自主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进宪法，使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统领和根本原则。他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文学艺术乃至全部文化工作中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政治方向，号召“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他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判别大是大非的根本标准，即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并特别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源头。毛泽东高度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和关键作用，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和“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他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文化，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他还创造性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基本方针，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毛泽东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原则，是中华文明昌盛、精神立于不败的根本保证，任何时候也不能偏离，偏离了就要出大问题。
第九，在祖国统一上，毛泽东从中华民族的长远根本利益出发，始终把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作为神圣历史使命，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港澳台问题的战略构想。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通盘考虑打破西方对我孤立封锁的战略需要和解决台湾问题与港澳问题的关联性，指出：“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于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建国后对香港采取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保留其成为对外联通的桥梁和窗口。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明确“香港在1997年应有一个平稳的交接”，为和平解决港澳回归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在国际斗争舞台上，是将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伟大战略杰作。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从50年代中期始，毛泽东就以非凡胸怀和气魄，多次提出愿意同台湾当局谈判，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表示如果台湾和平统一，“一切可以照旧”，台湾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可以实行高度自治，共产党不派人干预等。1963年初，周恩来把毛泽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从缓，待时机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毛泽东曾说，只要台湾当局能守住台湾，不使之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改变对台政策和对台关系。“一纲四目”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设想，传到台湾后产生了重要影响，虽因国内外形势变化，当时还不能付诸实现，但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一国两制”构想，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提供了高远精深的思想指导和战略筹策。
第十，在外交关系上，毛泽东胸怀世界，着眼大局，确定了中国外交工作总的方针政策，并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对策，开创和发展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新局面。毛泽东深刻把握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作为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为当代中国外交确定了正确的方向。他认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提出“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他客观研判战争与和平两种力量消长，提出了世界战争特别是原子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被制止，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观点，为中国政府坚持实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他认为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为争取和维护和平，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干涉。无论面对美帝还是苏修的侵略霸权行径，都毫不畏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为我国建设发展赢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也为世界人民赢得了和平和进步。为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和自由，毛泽东提出“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并将坚持独立自主的经验运用于国家对外关系，提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为推动世界格局变化，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宣布中国永远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控制，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决不做超级大国，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改善我国安全环境，提高国际威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引,使我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风云变化中站稳脚跟，顶住压力，战胜了种种惊涛骇浪，开创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大好局面，从而为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扩大开放、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前提和基础，也是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争取有利外部环境的根本保证。
第十一，在国防建设上，毛泽东根据国家安全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体需要，将党的军事工作中心任务转到巩固国防、建设现代化国防上来，提出了“建立强大的国防”的总目标及一系列指导思想和原则。主要有：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外永远不称霸，决不侵犯别人，也决不允许别人侵犯中国；建立强大的国防，以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和平，为国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安全保障；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重视加强国防建设，在不断增加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国防现代化；中国国防现代化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和依靠广大军民共建国防；国防斗争要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种方式，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军队要抓好政治工作生命线，永远听党指挥，服务人民，时刻准备打仗，保持适当规模，注重提高质量，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建设诸军种、兵种合成的国防军；建立完整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体系，实行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根据本国本军的特点发展武器装备，尤其要重视发展当代尖端武器和技术装备；普遍实行民兵制度，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加强战略后方建设，为未来反侵略战争提供巩固的战略依托；对付外敌入侵，仍要坚持人民战争的路线，坚持立足现有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优良传统。这些光辉思想，为新中国国防发展壮大带来了举世震惊的历史成就和战略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了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针。
第十二，在领导力量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奠立了决定性的组织保证。他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毛泽东高度重视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一再强调：党的领导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党的领导，要靠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领导，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必须始终注意防止“左”的或右的倾向性错误；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保证党的领导正确，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根本方法是群众路线，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些思想，都为在改革发展新形势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能力，指明了根本方向和途径。
由上可见，以走自己的路为特色的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无论是从历史脉延，还是从理论逻辑上看，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之基、要义之精和发展之本。没有毛泽东这一光辉思想，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就根本谈不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抽掉了毛泽东这一光辉思想的科学内核，就决然不是搞社会主义，也根本谈不上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需要说明，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总结和吸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结晶，它和这个时期毛泽东领导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过程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应当区分开来。就像今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让人民群众很不满意的严重问题，不能否认其中有领导工作失误之因，连邓小平都承认过“教育是最大的失误”，指出有“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是因为“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并断言“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但即便如此，我们党也没有因而否定改革开放，否定邓小平理论乃至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难道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过失误，那就不可宽容，就要因此而否定这种探索的积极意义，甚至否定毛泽东以“走自己的路”为特色的一系列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吗？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何理之有！这也是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而必须贯通一体的重要原因。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探索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当年毛泽东就说过：“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这两种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走正路提供了重要启示。邓小平说过：“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换言之，就是要做把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贯彻落实好的事情，而不是另起炉灶，另搞一套，另走它路。
中国改革发展，如果不要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指导，其结果只能是不要人民主权和人民意志，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不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不要党和人民长期以来走自己的民族振兴、民富国强之路的宝贵经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涵，从而达成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妄图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取而代之的阴险目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今天，中国改革发展要不要毛泽东思想指导，实质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问题，是要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还是要改变社会主义性质，搞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这个根本方向问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人们，毛泽东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既不是封闭僵化走老路，也不是全盘西化走邪路，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保证中国改革发展走正路的根本指南。
三、以保持革命性质为根本的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是党在改革发展新环境下反腐防变的法宝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他珍爱这个党，深知这个党对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的党建理论博大精深，解决了在中国这块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而又长期受三座大山压迫摧残的土地上，如何建设一个真正为人民解放而奋斗的革命党，如何将这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份为主的党改造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又善于结合中国实际引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前进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问题。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是其党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毛泽东基于革命战争年代总结形成的一系列党建基本理论和重要指导原则，为适应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的新情况新任务，解决党自身建设面临的新危险新问题，认真进行新的党建实践探索和总结，并借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的认识成果。这一成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执政不丢革命本色，以保持党的革命性质为根本要求，建设一个经得起各种挑战和考验、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如今看来，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不能被否定，也没有过时，而是毛泽东党建理论中最具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的瑰宝。
共产党是最彻底的革命政党，不断革命直至全人类解放是它的神圣历史使命，革命性是它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是党的先进性、群众性的必然体现。毛泽东习惯于称共产党为“革命党”，他一再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来说,就需要有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掌政权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政党固有的革命性质，丢掉在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纯洁的革命本色、坚强的革命精神和优良的革命作风。1957年3月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就针对某些人革命意志衰退、过于计较个人利益得失的问题讲道：“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可见，在毛泽东那里，“执政党”与“革命党”在角色定位上并不互相矛盾和排斥，而是并存融合于一体。更不用说，在执政坐天下、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环境条件下，时刻面对着党可能变质、政权可能变色的现实危险和挑战，始终保持党的革命性质不变，理应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和根本目标。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很长一个时期，在“告别革命”的思潮影响下，思想舆论界追风似地，一讲“执政党”意识，就批判毛泽东的“革命党”思维，好像不取消党的“革命性”，那就是极左，就搞不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会“文革”复辟。其实，这完全是形而上学，不懂历史辩证法。众所周知，当今人民军队建设的总目标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难道军队还是“革命军队”，党就不是“革命政党”了？逻辑都讲不通！执政的共产党建设目标，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具有领导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能力和反对敌对势力颠覆侵略能力的革命政党。革命党和执政党绝不是对立或替代关系，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长河来看，共产党在一国或多国执政，领导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不过是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这个具体的历史阶段，虽然国内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并没有最后完成，且建设任务也始终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际较量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而必然是一个充满着矛盾斗争，甚至伴随着曲折反复的长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能否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地保持自己的革命性质，保持革命年代的政治本色，这是攸关党的生命，攸关人民政权命运、攸关社会主义前途的重大根本性问题。一个自弃革命性质的无产阶级政党，犹如自解革命武装的人民军队，无异于自寻绝路。
只有具有革命性质的执政党，才能以自觉革命的精神不断改造和完善自我，经受住执政地位下的任务挑战、权力诱惑、思想侵蚀、利益陷阱等各种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跳出兴浡亡忽的“周期率”而立于不败。这正是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的精髓所在，从而为党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反腐防变提供了不可丢失的利器和法宝。
法宝之一：牢记“两个务必”，树立“继续革命”思想，防止“和平演变”。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迎接挑战，拒腐防变，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担当起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在进城“赶考”前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告戒全党：要防止因为胜利，党内产生骄傲、以功臣自居、不求进步、贪图享乐等四种情绪，要警惕和抵制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防止一些共产党人在糖弹面前打败仗。特别强调，“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他要求全党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及时向全党敲响了警钟。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进北平，临行前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途中，他又提到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说：“这仅仅是读了个开头，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实际上，毛泽东是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不要在歌舞升平中自我解除武装，必须树立继续革命思想，永葆革命意志，防止党和政权改变颜色的重大战略任务。建国后的历史很快证明毛泽东的担心不是多余，他一再愤鸣：“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50年代中叶后，毛泽东担心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权变质的警言一步步在苏东得到验证，他根据长期观察，及时提出要高度重视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图谋，防止亡党亡国的悲剧。苏共二十大后，他敏锐判断赫鲁晓夫丢掉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在1959年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结果五年后赫鲁晓夫被赶下台，三十年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事实充分证明，毛泽东的历史洞察力和判断力惊人准确，他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方针极富远见。尽管这一方针的实施，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为此而发动的“文革”带来了沉重教训，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对于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在晚年念念不忘：“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习近平强调要防止重蹈苏共亡党亡国的覆辙，落到偌大一个党“作鸟兽散”，“竟无一人是男儿”的境地，这些都说明在改革发展环境下，执政党自身的蜕化变质是最大危险，必须谨记毛泽东的教诲，时刻抓紧思想武装这根弦。
法宝之二：以革命精神加强学习，提高党领导国家建设能力。为了尽快适应执政后党的中心任务变化，担负起领导经济建设、巩固政权、建设一个强大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使命，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要振奋精神，下苦功学习”的号召。他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他坚信：“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泽东的学习思想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在学习对象上，他主张党员干部要向内行学习，“拜他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要向群众学习，“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因为“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知识来源于群众”。干部深入基层，向群众学习，不仅能增长才干、提高本领、做好工作，也有助于克服做官当老爷的不良习气。要向实践学习，因为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他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向自己所犯的错误学习，找到原因和教训，避免再犯类似错误。毛泽东非常赞同列宁关于一个郑重的党应当如何对待自己所犯错误的观点，认为“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他总结“大跃进”中的失误教训并带头承担责任，告戒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向外国学习，为我所用。无论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什么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其长处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在学习内容上，毛泽东主张要围绕党的新任务来学习，系统地丰富知识的和提高能力。他说：“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这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还要重视学习研究中外历史文化，学习党的历史和传统。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则强调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反对照抄照搬。“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毛泽东还将革命战争时期首创的“整风”学习形式，运用于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学习建设，以集中解决突出问题。今天，在国家改革发展深化，各种社会矛盾积重凸显的情况下，党内如何统一政治共识，如何认识存在问题，如何增强执政本领，如何重塑作风形象，很重要的一条，还是要靠毛泽东的办法，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通过革命性的学习来解决。
法宝之三：坚决查处腐败分子，依靠群众整顿党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党和国家机关中部分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频频出现，河北省揭发出的刘青山、张子善二人在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行署专员期间贪污的严重犯罪事实。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在给中央报告中疾呼：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很多干部。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毛泽东忧愤交加，用“贪污浪费的狂澜”形容此现象。在审改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时，他特地加写了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随着“三反”深入，发现党内贪污分子大多与不法资本家有关，中央又作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的指示》。“三反”、“五反”斗争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0月结束，全国县以上机关查出贪污1000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杀了包括刘青山、张子善等42人；逮捕法办的党员干部中，省级干部25人，地级干部576人，县级干部3428人，有效地遏制了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问题上，有同志为他们求情，毛泽东义正词严：“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百个，2千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为了全党从思想上进一步铲除腐败根源，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翌年要在全党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他强调，如果脱离群众，党内可以产生“新的贵族阶层”，“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手里头，如果我们不搞好，不是像今天好多同志所讲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会被革掉。”中央明确要求，这次整顿党风“首先从检查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开始”，“组织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成效）”。整风中，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畅所欲言，对党、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大量批评意见和建议。绝大多数的党政领导干部对这些批评意见甚至态度、言词有些过激的批评予以认真接受，并虚心改正。尽管整风后期，由于社会上少数右派借机向党进攻，妄图取消共产党领导，迫使党进行反右回击，期间出现了反右扩大化问题，但有人据此认为1957年党的整风一开始就是搞阴谋，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毛泽东当时就明确肯定这些来自党外的批评，“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在广大群众帮助和监督下的这种整风，给全党注入了政治清醒剂，敲响了思想警钟，对于防止党脱离群众、防止腐化变质，起到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作用。人们没想到，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毛泽东担心的状况又重演了。邓小平1982年就说过，“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面对难以抑制的党政干部严重腐败问题，人们更加怀念毛泽东当年那种有力有效的反腐防变举措，这也正是今天习总书记用此真经，一面狠抓反腐打“虎”除“蝇”，一面开展群众路线学习实践活动，敞开大门整顿党风，深得人民欢迎拥护的原因所在。
法宝之四：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和我党的历史经验，认为要保证党和政权不变质，不仅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还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组织制度建设。1962年初，他在扩大的中央会议上重点论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毛泽东严厉批评违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干部，“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毛泽东科学阐述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指出：“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他强调，“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针对党委领导中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说了算。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的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毛泽东强调第一领导个人的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毛泽东还强调，必须加强党的团结，严守党的纪律，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实践证明，真正按毛泽东的要求，把民主集中制落到实处，才能有效防止党改变性质，脱离群众，成为官僚主义和既得利益者的个人工具，才能有效避免党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也较易及时纠正，才能有效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坚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法宝之五：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引鉴苏共领导集团背离马列主义造成严重危害的深刻教训，提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号召全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战略意义上，他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在培养标准上，他强调要“德才兼备”，“又红又专”，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又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提出了干部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的“四化”要求。特别重要的是，他汲取苏共教训，确立了接班人的五项政治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第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第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但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第四，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养成善于听取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第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不能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还针对我们党内问题，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三要三不要”的政治要求，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培养途径上，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在选拔政策上，他强调：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要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要搞五湖四海，不能搞小圈子；要走群众路线，干部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要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干部，不仅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继续前进。毛泽东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伟大战略思想，贯穿于党的干部工作路线、方针、政策之中，对于保证党的性质不变、事业永续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在今天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国内外各种政治思潮、价值理念和利益诱惑包围冲击的环境下，各级党政领导接班人的培养、选拔和使用，更加成为党及其事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吏治腐败是最大腐败，用人不当是最大失误，离开毛泽东培养革命接班人战略思想的指导，党的性质保不住，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也没有前途。
法宝之六：狠抓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在毛泽东看来，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真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分水岭。“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党员干部如果私字当头，从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到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搞腐败，再到政治上蜕化变质搞修正主义，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曾经用“懒、馋、占、贪、变”五个字，形象地揭示一个干部发生蜕变的规律。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为此，他在“文革”中提出“要斗私批修”的口号，进行党在思想领域的自我革命。按毛泽东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他指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要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他向全党推崇学习鲁迅“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进行主观世界的深刻改造，真正树立辩证唯物论世界观；学习张思德、白求恩和雷锋等榜样，“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强调，共产党人“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的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毛泽东从世界观的高度，把共产党人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态度，思想纯洁性与政治坚定性的要求，都统一到立党为公的基点上，靠自觉地进行触及灵魂的思想斗争，坚定正确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信念，打牢反修防变的思想根基。不可否认，这是党在执政条件下狠抓思想教育、加强党性建设的有效经验。
法宝之七：从严治官，建立干部直接联系群众，接受民主监督的机制。毛泽东经常思考反对官僚主义、警惕产生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的问题，他认为让党员干部经常保持与群众的直接联系，接受群众的教育和监督，是反修防修、拒腐防变的根本措施，为此作了很多有益探索。一是提倡坚持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制度。他指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他反对干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主张各级干部要下基层，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这样才能改造好世界观，才能牢记权力是人民给的，自觉为人民用好权。二是实行群众参加民主管理的制度。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管理问题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突出出来了，核心问题是防止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为此，他提出：“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从而比较明确地形成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后来成为“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1961年中央制定的《工业六十条》正式肯定了这个制度，并把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作为实行这种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两参一改三结合”体现了工人是社会主义企业主人这一根本性质，是我国对工业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和科学管理的一条极具特色的重要经验，其中包含赋予工人监督干部的职能，形成预防官僚主义的机制，通过“三结合”集智互补，实现了企业领域的群众路线，极大地促进技术革新和管理革命，在世界发达国家都引起了普遍关注和高度认可。三是探索党政权力机构改革。为了防止党政干部由人民公仆变成欺压人民的老爷，毛泽东一再告诫“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同时要求各级权力机构，扩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和监督国家事务的民主权利，并且直接在基层一线的干部群众中选拔优秀分子，按老中青结合的比例充实配备到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集体，给各级决策层增添来自人民的新鲜血液。为了防止这些新干部担任高层领导后脱离群众，毛泽东还专门制定了“三三制”工作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并采取了领导职务变动不和工资待遇挂钩的制度，无论当上多大的官，依然保持原来的劳动报酬性质、水平和渠道，以至出现了仍在农村拿工分、仍在工厂拿工人工资的国务院副总理这样举世称奇的新鲜事物。这样的新型权力机构，虽然还只是多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不成熟的历史尝试，但其重要意义在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探索了一种领导结构上的权力约束和待遇上的权利分离相契合的机制创新，既堵了权力失控之洞，又断了升官发财之念，促使包括中央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权力使用上为老百姓着想，在利益享用上与老百姓融为一体，彻底消除脱离群众、官民对立的制度基础。四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毛泽东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主张通过宪法赋予人民大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罢工”等自由权利，同时支持各民主党派和各种合法的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发展，在整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对党和政府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尽管由于吸取“文革”教训，一些所谓“大民主”的形式后来被限制，但实际上，如今互联网上的民主空气及其形成的社会舆论压力，早已大大超过以往的一切“民主墙”。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政治胆略和魄力体现了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他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代表了党的生命希望。共产党不能怕民主，民主是共产党起家的本钱，也是执政的依靠。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把各级官员的权力置于阳光下运行，随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才能保证官不变坏，党不走邪道。
当然，我们回顾、总结和肯定毛泽东以保持革命性质为根本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同回顾、总结和肯定毛泽东以实事求是为精髓的伟大哲学思想、以走自己的路为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一样，并不意味着否认毛泽东领导党在理论和实践探索过程中发生的失误，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办法反修防修，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作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问题，造成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被严重混淆，加上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的助长，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导致了“十年内乱”的沉痛悲剧。“但邓小平说的对：“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仅就这一点，也是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战略家，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政治远见，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央《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倒，继续指引我们应对世界风云变化，接受改革开放考验，党和国家难免会遭遇更加惨重的挫折和灾难。
毛泽东思想，作为植根于中国大地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作为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正确的科学理论，作为其在继承、运用和发展着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核，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更加证明其跨越时代的真理性、不可摧撼的根基性和蓬勃不息的生命力，是解决当今中国一切重大问题须臾不可离开的科学思想武器。过去我们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还将长期在黑暗中摸索；今天，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实践教育，中国人民仍然要说，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如果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会变味，改革发展就不可能坚持正确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难以为继，只能重新回到长夜难明的黑暗之中。
毋庸置辩，毛泽东思想不是静止僵化的教条，不是万古不变、包治百病的神药，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许多新问题，都需要毛泽东思想结合实际与时俱进的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如果在改革发展指导思想上舍本就末，丢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宗，那就必然走向歧途。
人民呼唤“真神归位”，人民欢迎“真神归位”，毛泽东思想是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
(2013年12月完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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