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反腐变成缩减公务员的待遇只是“跑题”的表现之一，更严重的“跑题”，是把继续强化已经严重扭曲的分配机制等同于深化改革。既得利益集团有充分的动力把改革的矛头引向其他方向，过去把这种现象叫做“转移斗争方向”，我们需要对这种倾向保持警惕。
马年春晚上有一首歌叫做《我的要求不算高》，具体地描绘了老百姓的中国梦。歌词的第一部分是这样的：“80平方米的小窝，还有一个温柔的老婆，孩子能顺利上大学，毕业就有好工作。每天上下班很畅通，没有早晚交通高峰，天天去户外做运动，看蔚蓝的天空。我能挣钱，还有时间，去巴黎纽约阿尔卑斯山，我逛商场，我滑雪山，这样的日子好悠闲。”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样的理想是对照着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构建出来的。这么说还不够确切，因为欧美中产阶级也只有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的时代才能过这样的日子。这首歌如今拿到西方去唱，也美好得不真实。经济疲软首先影响的是就业，“毕业就有好工作”如今是世界性的难题，失业的人就更不要说了，生计都没了，还敢想海外度假么?金融危机还吞噬了很多人的养老金，歌曲后边唱的“养老生病不差钱”也落空了。
那么，这个被说成是“掂起脚尖就能够到”的生活在中国有多少人可以过得上呢?看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中位数为24200元，56389元以上的就划入高收入组了。统计局解释说，人均可支配收入代表家庭中就业者和未就业者的综合平均收入水平，以三口之家为例，按照高收入组标准计算，全家可支配收入约17万元;高收入组约有1.5亿人。
一个三口之家年纯收入17万元算不算高，既要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也要看生活在什么地方。如果是在欠发达地区的小城镇，生活无疑很不错了，可是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很难达到这个水平;凭常识即可知，这1.5亿人主要分散在东部地区的一二线城市。这样的收入在发达城市能支持什么样的生活水平，还取决于是否在房价暴涨之前解决了住房问题，如果是在房价大涨之后背了房贷，或者还没有买房，生活并不轻松。
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中低收入人群滑向相对贫困(实际通胀率应高于收入增长率)，另一方面，少数巨富者越来越有钱。这种分配格局是妨碍老百姓实现美好生活梦想的根本原因。
有很多人将原因归咎为贪腐，甚至把怒火撒向官员(公务员)群体。但这个理解方式存在误区，欧美的贪腐程度较轻微，为什么危机只是伤害了99%的人，1%的富人却变得更加富有了呢?要看到，分配不公是个世界性的现象，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性的阶级结构重构和固化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以诚实劳动为收入来源的大多数人难以过上体面生活，只有少数人构成的、依靠国家保护的特权发财的食利阶层才能够穷奢极欲。尤为重要的是，这个过程绝大部分是以“合法”的方式进行的。
在中国，贪腐的因素更重，但决不应忘记，“非法”的贪腐不是问题的全部，病根在于多年积累形成的扭曲的分配机制，以及由此产生的食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才是深化改革的真正标靶。
由于既得利益跟贪腐问题纠缠在一起，就更得对二者严加区分，分头解决，不能以一点替代全面。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力度加大，官场风气好转，但执行中已经出现了“跑题”的倾向。中央要求的是禁止铺张浪费，遏制和打击腐败，在一些地方却逐渐转化为缩减公务员福利，这种风气也蔓延到各种国有单位。
过去一些年，公务员职业变得很吃香，但这并不是因为“白色收入”高，而是因为有可能搞腐败拿“灰色收入”。上海公务员收入领先全国，人年均工资也不过10万元左右，按上海的消费水平并不算高;全国公务员的平均年工资不足5万元，连统计局意义上的“高收入”还达不到呢。彻底斩断“灰色收入”完全正确，但把降低公务员的合理收入当改革不仅是另一种形式主义，而且也会成为逼迫公务员变相寻求“灰色收入”的直接推动力。
把反腐变成缩减公务员的待遇只是“跑题”的表现之一，更严重的“跑题”，是把继续强化已经严重扭曲的分配机制等同于深化改革。这样的“跑题”更危险。既得利益集团有充分的动力把改革的矛头引向其他方向，以便自我保全。过去把这种现象叫做“转移斗争方向”，新一点的说法是“扭曲改革”，我们需要对这种倾向保持警惕。
要实现歌里畅想的“社会相对很公平，不管是明星还是工农兵”的中国梦，必须要改变机制，消除食利阶层，让劳动人民依靠诚实劳动即可过上好日子才行。反腐败改作风只是保障这个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目标本身。
习近平总书记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十八大以来的转变作风、实践群众路线、“老虎”和“苍蝇”一起打等动作，都是锻造自身让党和政府硬起来的举措。“打铁”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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