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滑引发了恐慌，精英们又是开会，又是讲座，嘴上不明说，矛头却暗指反腐扫黄打黑。不出我所料，经济学家们一反常态，纷纷报警，说房地产崩溃在即，中国经济危矣。
中国土豪的渊薮——房地产商呢?有点轴的王健林傻乎乎地断喝：“谁信中国房地产崩盘谁的脑袋可能有问题，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智慧不够。”以王石为代表的一干人马却心照不宣、心知肚明，绝不“打横炮”、“帮倒忙”，纷纷跳将出来加入唱衰房地产的大合唱。这是不是有点奇怪：王婆卖瓜，不是自卖自夸，而是自我践踏。
其实，不是经济下滑引发了恐慌，而是反腐扫黄唱红打黑引发了恐慌。此话怎讲?容我慢慢道来。
中国房地产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而且问题很突出，泡沫很巨大，人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但是，自进入2000年以来，10多年了，经济学家和房地产老板一直都在力挺房价，一路高歌“我们的事业充满阳光”，何以这个时候却要自我否定呢?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官府投了几万亿银子给经济打鸡血，之后的中国经济坐标图有如过山车，一路北上之后开始掉头南下。不能自洽的是，不论是庙堂公文还是学术定义，这之前的说法是“转方式，调结构”的结果，是正常的减速。何以这个时候，他们却坐立不安了?
“中国模式”是中国成功人士的骄傲，即便铁的事实摆在眼前，精英们“打死也不承认”这模式有问题。其实，中国经济的运行模式，是一种非常畸形的模式。现在连农民工都知道，中国经济的基本逻辑主线是：依靠外需拉动。我要强调的是，除了外需拉动这条主线，中国经济的基本逻辑还有一条主线：依靠腐败拉动。腐败和外需对GDP的贡献到底是多少，如果做做实证分析，肯定会让大家嗔目结舌。
从经验上看，说腐败和外需的贡献占100%会有水分，说“相当重要”肯定不是虚言。所以，一旦腐败和外需这两条运行线路循环不畅，甚至断裂，中国经济必然趋向下滑。问题是，这样畸形的经济运行逻辑值得提升为“中国模式”吗?这样畸形的经济运行逻辑能够持续下去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外需拉动GDP的逻辑已经家喻户晓：中国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商品，廉价卖给老外消费，换回来的外币再以国债形式借给老外再消费，如此循环往复，似乎要“以至无穷”也。而中国的劳动者却只能拿着低廉的血汗工资，在生存线上艰难地挣扎。这种“运行逻辑”不仅不公平，而且已经不可持续。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外需的萎缩，外需拉动的逻辑正在走向断裂。
腐败拉动GDP的逻辑其实更加恶劣：少数权贵与资本联手垄断了社会资源，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路径(直接的如“三公消费”，间接的如权钱交易、设租寻租、工程发包，等等)，掠夺并占有了巨额的利益。然后，通过奢侈和腐朽的消费，拉动经济运行发展。这种“运行逻辑”貌似带来了繁荣，其实是以损害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根本利益为代价的，极大地强化了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如此恶劣的逻辑不仅极其反动，而且正在疯狂地侵蚀中国经济原本健康的肌体。
以上的运行逻辑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很显然，如果反腐扫黄打黑挤出了这种畸形的、腐败的消费脓水，那么中国社会的肌体必然瘦身缩水，中国经济必然趋于下滑。如果中国经济不下滑，那么，反腐扫黄打黑的效果就值得怀疑。
因此，暂且不论基于结构调整的减速，也暂且不论经济周期的宿命规律，我对中国经济下滑有两个基本判断：其一，反腐扫黄初见成效，经济下滑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其二，随着畸形消费的退出，必须有健康消费来填补消费的空缺。基于这两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的未来面临一个问题：怎样实现由畸形消费到健康消费的转变？“转方式，调结构”的要害究竟在什么地方？怎样才能实现“调结构，转方式”的战略目标？
谈到“转方式，调结构”，庙堂的公文和学术主流的共识从来就超越不了“绿色”、“低碳”和“创新”这类关键词。“绿色”、“低碳”和“创新”的境界当然很高，也是“必须的”。然而在今天中国的现实背景下，“转方式，调结构”不仅仅是技术创新搞低碳，不仅仅是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其关键所在，还是被余孽了的那位说的中肯：
——“对于转变发展方式，人们往往从技术层面找原因，把重点放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节能降耗等工作上，这些事当然也要做。但有两条更重要：一是缩差共富，二是扩大消费。”
按马克思的逻辑，调整分配结构就要触动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这不是要资本的老命么?这个问题很敏感，我暂不讨论。但是，你不敢触动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你至少可以而且必须触动财政关系——即使在资本统治的世界，触动财政关系也是“可以有滴”。
不论财政关系的结构如何调整，有一个基本原则必须遵守：既要“开源”，更要“节流”。如何开源?开源不能杀鸡取卵，不能竭泽而渔。比如，一说到民生问题，有顶层就拿“初级阶段要量力而行”说事，一门子心思在苍生草民干瘪的口袋里打歪主意。“初级阶段”不假，“量力而行”就太虚伪了!巨额的“三公消费”量力而行了吗?穷凶极恶的房价量力而行了吗?几千万职工下岗失业量力而行了吗?MBO瓜分国有资产量力而行了吗?土豪劣绅一夜暴富量力而行了吗?这些东东巧取豪夺从来就不量力而行，还好意思拿草民的生计量力而行，不觉得无耻吗?
所以，最近热炒的那个“活到老，干到老”的问题，其实本来并不是一个问题，却生生地被做成了一个问题。站在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思考，与其延迟兑现退休金，不如开征遗产税和物业税。开征遗产税和物业税，才是真正的“开源”。这里面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也很清楚，关键是立场所在，屁股坐在哪里。其中的道理，我就不多说了。
至于“节流”，我想多说几句，在当下中国，节流的空间和潜力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而最有效的节流就是反腐败。反腐就是“节流”。
“节流”的目的不是要压制正常消费，而是要压制腐败消费。进一步说，“节流”不仅仅是要抑制腐败消费，更要把少数人的腐败消费，转换成多数人的健康消费。什么是健康消费?全体人民的基本消费、必要消费就是健康消费，多数人都能共享的正常消费就是健康消费。总之，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消费，就是健康消费；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消费——比如少数人的腐败消费和奢侈消费，就是畸形消费。
关于“腐败消费”转变为“健康消费”这个命题，我在去年6月曾写文章做过一些分析(见《高档垮了，你着什么急?》)。为了说明其中的道理，我举最近几个身边的实例：
一是五粮液降价，原来1200元一瓶，现在600元一瓶。若再往下降，酒厂的银子会不会增加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喝五粮液的队伍肯定会越来越壮大。
二是成都“狮子楼”高档酒楼最近改名降价，说是要走群众路线，最便宜的菜仅2元一份，结果营业额暴增，从一天两三桌猛增为一天300桌。
三是我有个朋友春节去西昌度假回来，带回一大堆枇杷。他告诉我，反腐后没有公款敢来抢购了，于是这枇杷去年30多元一斤，今年10元一斤，想不降价都不行啊。
类似的例子很多，不举了。至于年底公帑吃喝、突击花钱被反腐打压遏制，由此节约出来的巨额财富能为人民办多少事情?我算过一笔账，单是一个小小的处级单位“节流”下来的银子，就令人叹为观止。这说明，经济暂时下滑不仅不是反腐的负面代价，反而是反腐能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最好证明。
从理论上讲，反腐败并不必然带来经济下滑，但在当下中国畸形的消费和经济模式下，经济下滑恰恰是反腐取得成效的重要标志。何况“鸡的屁”只是账面上的财富，它与真实的财富并不是等价关系。退一万步说，即使反腐败对经济真有什么“负面”影响，那也只是短期的影响，而对经济的积极影响却指定是长期的。最后我补充两点：
其一，之所以说“经济下滑是反腐初见成效的证明”，乃是因为，反腐若要取得更大的成效，还必须在挤出腐败畸形的消费之后，真正实现有利于民生的“转方式，调结构”。调整结构的着眼点并不仅仅在于生产结构，而是在于分配结构。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不多讲。我曾经对一个朋友说：若真的担心消费疲弱经济不振，那么反腐后国库的银子大大增加，为什么就不能拿节流下来的银子给普通民众涨工资、发红包、补社保呢?
其二，经济下滑固然是反腐取得初步成效的标志。但话说回来，不论打死了几只老虎，拍死了多少苍蝇，若反腐不敢得罪资本，若反腐败只是定点清除、定向选择，若反腐败节流出来的巨额财富不能惠及黎民百姓，那么，反腐的初步成效就会消耗殆尽，最终恐怕沦为笑柄。但愿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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